略论汉代礼仪用玉的继承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礼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代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为主体的中国古典玉器，在东汉末年基本上结束了，此后的中国玉器逐渐进入以装饰用玉和观赏用玉为主体的新的发展时期。探讨汉代礼仪用玉的渊源及其演变过程，对了解中国古典玉器将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本文所论的礼仪用玉，包括古代贵族阶层祭祀、朝聘以及其他各种礼仪活动所用的“礼玉”（或称“祭玉”）、“瑞玉”及仪仗用玉等。
一
随着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生，至迟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出现了礼仪用玉。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反映等级制度的玉礼器在当时的玉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周礼》记载，先秦的礼仪用玉主要有“六瑞”和“六器”。所谓“六瑞”是：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王、公、侯、伯分别执不同纹饰、不同尺寸的玉圭，子、男分别执不同纹饰的玉璧。所谓“六器”是：璧、琮、圭、璋、琥、璜。“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注：《周礼·春官·大宗伯》，《十三经注疏》本。）。但从大量的考古资料考察，《周礼》所载的“六瑞”、“六器”及其社会功能，有的符合历史事实，有的则是儒家学派理想化、系统化、等级化的结果，未必都可信（注：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判断，在东周时期，玉璧、玉圭、玉璋是主要的玉礼器，玉琮的数量很少，而且形制多不规整，已不属主要礼玉。玉璜和玉琥主要用作佩饰，但在某些礼仪场合也有使用玉璜作为祭玉的。此外，玉环、玉瑗、玉玦、玉龙等，有时也作为事神的礼玉。至于玉戈、玉钺、玉戚、玉斧、玉矛等，都不是实用的武器，而是作为显示贵族威严的仪仗用器，也应属于礼仪用玉。
春秋后期晋国的盟誓遗址出土大量的玉石盟书以及用于祭祀的玉器。盟书多数为圭形，少数作璋形。用于祭祀的玉器有圭、璋、璧、环、瑗、玦、璜、珑、戈等（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这些玉器是举行盟誓仪式时祭祀神衹或祖先的祭品，属于事神的祭玉。
春秋时期重大的祭祀活动都用玉器。陕西凤翔秦国雍城遗址内曾出土玉璧、玉琮、玉璜、玉觿、玉玦和石圭等与祭祀有关的玉器（注：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赵丛苍《记凤翔出土的春秋秦国玉器》， 《文物》1986年第9期。） 。战国时期诸侯贵族祭墓也有埋玉的习俗。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王族墓地发现两个瘗埋祭玉的小坑。坑中出土玉册、玉圭、玉璜、玉环、玉龙形佩等；还有大量的石圭，应是玉圭的代用品（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69～83页， 科学出版社1956年。） 。这两个埋玉坑的坑底铺涂朱的绢帛，玉册、玉圭、玉璜、玉环等放置有序，显然是祭祀后埋藏下来的遗物。
秦代的礼仪用玉基本上承袭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礼玉的器类。陕西西安北郊联志村发现的秦代窖藏，出土玉圭、玉璋、玉璧、玉璜、玉
以及玉人、玉虎等（注：该窖藏的部分玉器发表在《中国玉器全集》 4，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其中圭、璋、璧、觿都未刻纹饰；三件玉璜除一件雕饰兽首外，其余两件也是素面的。玉人为扁平片状，仅琢出头部和长条形身躯，用阴线刻出眉、眼、鼻、口等以及象征的腰带，并有男女之分，男玉人有发髻和胡须。玉虎也呈片状，以阴线勾勒头部及四肢，是否为“六器”之一的“琥”，值得研究。从所出玉器的种类、制作工艺的简朴以及多数玉器未刻纹饰等情况考虑，这个窖藏可能与祭祀有关。
山东烟台芝罘岛阳主庙遗址曾出土两组玉器。每组玉器的种类和数量完全相同，都是玉圭、玉璧各一件，还有两件玉觿。其中玉圭和玉觿都是素面的，玉璧的纹饰为谷纹上加刻涡纹，并有涂朱砂的痕迹，显然都是用于祭祀的礼玉（注：烟台博物馆《烟台市芝罘岛发现一批文物》， 《文物》1976年第8期。） 。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 秦始皇曾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中第五神为“阳主”，祠芝罘。“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圭币杂异焉。”《汉书·地理志（上）》记载，东莱郡的腄县“有之罘山祠”。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登之罘”（注：《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武帝纪》。） 。汉宣帝曾祠“之罘山于腄”（注：《汉书·郊祀志 （下）》。）。“之罘”即“芝罘”。所以芝罘岛出土的这两组玉器，可能是秦始皇登芝罘山祠祀“阳主”神时埋藏下来的，但也可能是汉代皇帝祭“之罘山祠”埋下的祭玉。
二
汉代在礼仪用玉方面部分继承秦代及先秦时期的用玉制度，而在器类上趋于简化。汉代用于礼仪的玉器主要是玉璧和玉圭。玉琮和玉璋已不再制作。偶然出土的玉琮，也是前代遗留下来的旧玉。玉璜除少数可能与丧葬仪式有关外，绝大多数都是成组玉佩的组成部分，属于装饰用玉。至于其他东周及秦代曾作为礼仪用玉的玉环、玉瑗、玉玦、玉觿、玉龙、玉虎等，到了汉代有的已很少发现，有的虽然常有出土，但已不是礼仪用玉，而是作为装饰用的佩玉。作为仪仗用的玉兵器，汉墓中出土不多，只在少数西汉诸侯王墓中有玉戈、玉钺出土。
玉璧和玉圭在汉代皇室贵族的礼仪活动中应用相当广泛。根据汉代文献记载，西汉时期天子祭祀“上帝宗庙”用玉圭（注：《史记·孝文本纪》：“春，上曰：‘朕获执牺牲圭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绵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
场圭币。……’”。《汉书·文帝纪》所载基本相同。）。汉代继承先秦“以苍璧礼天”的习俗，皇帝祭天神太（泰）一用玉璧（注：《史记·孝武本纪》：“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性荐飨。”《正义》引《括地志》云：“汉云阳宫在雍州云阳县北八十一里。有通天台，即黄帝以来祭天圜丘之处。武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还也。《集解》引孟康曰：“璧大六寸谓之瑄。”）。祭黄河、汉水等大川及诸祠用玉璧、玉圭（注：《史记·封禅书》：“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圭币俎豆以差加之。”《正义》云：“言二水祭时各加玉璧二枚。”）。汉武帝时黄河决口，则投入玉璧等以祭水神（注：《史记·河渠书》：“（汉武帝）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填决河。”《汉书·沟洫志》作“湛白马玉璧”。师古曰：“湛读曰沉。沉马及璧以礼水神也。”）。汉宣帝时还为隋侯珠、宝剑、玉宝璧、周康宝鼎四件宝物立四祠于未央宫中，将玉璧也作为神明奉祀（注：《汉书·郊祀志（下）》，《补注》引刘敞曰：“四祠：随侯珠，一也；宝剑，即斩蛇剑，二也；玉宝璧，即受命宝和氏璧，三也。三物皆汉天子世传者。”《汉书补注》本。）。此外，西汉时期以玉璧作为主要的瑞玉。皇帝招聘特殊人才用玉璧，例如汉武帝曾以“束帛加璧”迎申公（注：《汉书·儒林传》：“武帝初即位，……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同书《武帝纪》所载基本相同。）。同时玉璧又可作为馈赠、贡献的礼品。刘邦建立汉王朝之前，曾与项羽宴于鸿门，事后托张良赠“白璧一双”给项羽（注：《史记·项羽本纪》。）。汉文帝时陆贾使南越，南越王赵佗托使者进献许多物品，其中第一项就是“白璧一双”（注：《汉书·南粤王传》：“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可见玉璧在当时属于珍贵礼品，而且往往是成双赠送或进献。
东汉承袭西汉的用玉制度，圭和璧仍然是主要的礼仪用玉。皇帝祭祀天地时执玉圭、玉璧（注：《后汉书·明帝纪》：“朕以暗陋，奉承大业，亲执圭、璧，恭祀天地。”）。皇帝纳聘皇后用玉璧。《后汉书·皇后纪（下）》记载，汉桓帝纳梁皇后，“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纳采雁璧乘马束帛如旧典”。《集解》引惠栋曰《汉杂事》云：“以黄金二万斤、马十二匹、元（玄）纁谷璧，以章典礼。”《周礼·冬官考工记·玉人》载：“谷圭七寸，天子以聘女”。汉代皇帝纳聘皇后，不用谷圭，改用谷璧。先秦时期朝会，执玉圭或玉璧，汉代每年正月朔旦朝贺，诸侯王、列侯都执玉璧（注：《续汉书·礼仪志（中）》：“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其仪：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及贽，公、侯璧。”注引《决疑要注》曰：“古者朝会皆执贽，侯、伯执圭，子、男执璧，……汉魏粗依其制，正旦大会，诸侯执玉璧，荐以鹿皮。”同书《百官志（五）》载：“（大夫）掌奉王使至京师，奉璧贺正月，……列土、特进、朝侯贺正月执璧云。”中华书局标点本。）。按当时规定，诸侯王所执的玉璧是由少府发给的。汉章帝建初七年，东平王刘苍正月朔旦入贺，当时的少府卿阴就贵骄，少府主簿竟不按规定发给刘苍玉璧，因而刘苍的部属朱晖只好从主簿手中骗取玉璧给刘苍（注：《后汉书·朱晖传》：“正月朔旦，（刘）苍当入贺。故事，少府给璧。是时阴就为府卿，贵骄，吏傲不奉法。苍坐朝堂，漏且尽，而求璧不可得，顾谓掾属曰：‘若之何？’晖望见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给之曰：‘我数闻璧而未尝见，试请观之。’主簿以授晖。晖顾召令史奉之。主簿大惊，遽以白就。就曰：‘朱掾义士，勿复求。’更以它璧朝。”） 。
在考古发掘工作中，也曾发现用于祭祀的汉代玉璧和玉圭。位于陕西华阴的华山，曾出土九件西汉时期的玉璧。《汉书·地理志》记载，华阴有集灵宫，汉武帝所建。这些玉璧可能是集灵宫奠基时埋藏在地下的祭玉（注：《人民日报》1994年3月28日，第4版。）。陕西咸阳北原汉昭帝平陵与上官皇后陵之间有一条连接二陵的东西路，在路的两侧分别发现东西向排列的成组玉器，组与组之间的距离约为 2米。每组玉器均由玉璧和玉圭组成，中间为一枚玉璧，璧的周围均匀地环绕着七八个玉圭，圭首均朝向玉璧。这些成组埋藏、排列有序的璧和圭，显然与汉代帝陵的祭祀仪式有关系（注：a .咸阳市博物馆《汉平陵调查简报》， 《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b.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第7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这些玉璧和玉圭的形体都很小，应是专为祭祀活动而制作的祭玉。此外，在平陵之东的汉成帝延陵陵园南门附近也曾出土排列整齐的玉圭（注：a.咸阳市博物馆《汉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b.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第7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b.第115页。） 。这些玉圭已在咸阳市博物馆展出，共8件， 也是属于祭祀用的小型玉圭（注：邓淑苹《故宫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之三——工具、武器及相关的礼器》注 101，《故宫学术季刊》第八卷第一期， 台北。） 。
三
玉璧在汉代是最主要的礼仪用玉，其社会功能比周秦时期有较大的发展，已如上述。汉代的玉璧主要出在诸侯王及其亲属的墓中，数量较多。例如：河南永城僖山梁王墓出土70多件（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1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广州西汉南越王赵眜墓出土71件（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和王后窦绾墓共出69件（包括镶嵌在窦绾漆棺外壁的26件）（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巨野昌邑王刘髆墓出土28件（注：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长沙咸家湖曹
（长沙王亲属）墓出土12件（注：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墓》，《文物》1979年第3期。） 。
西汉的玉璧是从战国玉璧发展来的。战国时期各种纹饰的玉璧，汉代基本上都承袭下来，因而西汉早期的玉璧与战国玉璧往往不容易区别。西汉中期以后，玉璧在造型风格上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雕琢的工艺水平也明显超过战国时期，进入了中国玉璧发展史上的鼎盛时代。
汉代玉璧的纹饰，除了传统的蒲纹、谷纹或涡纹外，流行着分为内、外两区的纹饰，一般内区为蒲纹或涡纹，外区为龙纹或凤鸟纹。还有少数大型的玉璧，璧面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区。南越王墓出土5 件具有三区纹饰的玉璧，外区为合首双身的龙纹，中区为蒲格涡纹，内区为合首双身龙纹或凤鸟纹（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上册第179～182页，图一一四——一一七；下册第图版一○八～一○九，1。） 。这种有三区纹饰的玉璧，在战国墓中已有发现。山东曲阜鲁城战国墓中所出的这种玉璧，其纹饰风格与南越王墓所出玉璧基本相同，所不同者是鲁城战国玉璧的内、外两区都是合首双身的龙纹图案，而不见凤鸟纹（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第161页， 图一○九～一一二，图版玖伍、玖陆，齐鲁书社，1982年。）。具有三区纹饰的玉璧未见于西汉中期以后的墓中，可能只流行于战国至西汉前期。
汉代玉璧的造型，也是在战国玉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圆形的传统玉璧外，汉代还流行外缘有透雕附饰的玉璧。这种玉璧造型优美，透雕的纹饰流畅生动，雕琢的工艺水平也较高，是汉代玉璧中的佼佼者。
外缘有透雕附饰的玉璧，渊源于战国时期。西汉前期的这类玉璧，仍然保留战国的风格，外缘的透雕附饰作单个的动物形，数目为两个或更多，多数作对称形式。从西汉中期开始，这类玉璧在造型和纹饰方面形成了汉代新的艺术风格，透雕附饰一般只有一组，位于璧的上方，附饰多数由成对的动物纹组成，并以卷云纹点缀其间。东汉时期的这类玉璧，其透雕附饰与西汉时期相比，造型趋于宽广而低平，纹饰也较为繁密细致，同时还出现了带“长乐”、“益寿”、“延年”、“宜子孙”等吉祥语铭文的玉璧。
汉代外缘有透雕附饰的玉璧，其社会功能与作为礼仪用玉的传统玉璧也不相同，应是用于装饰或佩带。满城中山王刘胜墓所出的双龙谷纹璧，器形较大，雕琢精美，上端有一小孔，应属悬挂用的装饰性玉璧（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上册第 133页，图九三；下册，彩版一五，图版九五。）。其他大型的这类玉璧，包括部分带吉祥语铭文的大型玉璧，也应属于悬挂或陈设用的装饰品或艺术品。汉代豪华的宫殿和帷帐，往往以玉璧作为装饰品。例如：建章宫前殿之南有玉堂、璧门（注：《史记·封禅书》：“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正义》引《汉武故事》云：“玉璧内殿十二门，……椽首欂以璧为之，因名璧门。”《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本。）；汉武帝兴造华丽的“甲乙之帐”，饰以玉璧（注：《汉书·西域传赞》：“（汉武帝）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荀悦：《前汉纪·孝武皇帝纪》：“造甲乙之帐，络以隋珠荆璧。”四部丛刊初编缩本。）；汉成帝时赵皇后之妹赵昭仪居住的昭阳殿，也以“蓝田璧”作为装饰（注：《汉书·外戚传（下）》：“（赵昭仪）居昭阳舍，……壁带往往为黄金，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师古曰：“壁带，壁之横木露出如带者也。于壁带之中，往往以金为，若车之形也。其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直至十六国时期，还有以玉璧作为殿堂装饰品的实例，如后赵的皇帝石虎，在邺城太武殿悬大绶于梁柱，绶上缀有玉璧（注：〔晋〕陆翙《邺中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至于小型的这类玉璧，有的是成组玉佩的构成部分，属于装饰用的佩玉；有的可能是系于带间的所谓“系璧”（注：《说文解字·玉部》：“玤，石之次玉者，以为系璧。”段注：“系璧，盖为小璧系带间，县左右佩物也。”）。具有吉祥语铭文的这类玉璧中，有的器形很小，玲珑精致，也应属佩带用玉，既可作为装饰品，又可能具有厌胜辟邪的意义。
此外，汉代以玉衣作为殓服的高级贵族，其胸背往往铺垫许多玉璧，这些玉璧应属丧葬用玉。
由上可见，汉代玉璧的社会功能比以前多样化了，除了作为礼仪用玉外，还用作葬玉以及装饰、佩带用玉等。
汉代的玉圭主要用于祭祀等礼仪活动，而作为瑞玉的一些功能已被玉璧所替代，因而用途不如玉璧宽广，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圭，其数量也比玉璧少得多。《续汉书·礼仪志（下）》记载，皇帝死后梓宫中安放“圭璋诸物”。汉代皇帝的棺椁中是否有玉圭、玉璋随葬，尚未得到考古工作的证实。目前出土的汉代玉圭，除见于上述与祭祀有关的玉器窖藏外，只在少数诸侯王墓中发现过。中山王刘胜墓出土三件玉圭，其中两件为大型玉圭，一件为小型玉圭，三件玉圭都出在棺椁之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上册第134～138页，图九五，6～8；下册，图版一○○，1～3。）。昌邑王刘髆墓出土一件小型玉圭，位于死者头部（注：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 4期。）。这两座墓的玉圭都出在棺椁中，应与诸侯王丧葬礼仪有关。此外，永城梁王墓也出土青玉圭，但具体资料尚未发表（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1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玉圭，都是具有圭角的尖首圭。《说文解字》云“剡上为圭”。《周礼·春官·大宗伯》郑玄注：“圭锐象春物初生。”汉人所说的圭应是尖首圭，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符。早在殷墟西区殷代小墓中就曾出土这种尖首圭（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虚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但这些圭为石质，形制不甚规整，又多出在平民墓中，说明当时这种圭还不是奴隶主贵族专用的礼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尖首玉圭已成为玉礼器之一，在盟誓、祭祀遗址中时有出土。汉代继承先秦的传统，玉圭主要用于祭祀，而诸侯王等高级贵族可能有随葬玉圭的礼俗。
玉琮在汉代可能已不再制作，汉墓中偶然发现的玉琮也是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旧玉，不是当时的礼仪用玉。中山王刘胜的玉衣上发现一件被改造了的小玉琮。该玉琮的四个方角已被磨圆，并加上一个用玉片做成的盖，作为男性生殖器的罩盒，成为葬玉“九窍塞”之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上册第140页；下册，图版一○五，1。）。江苏涟水西汉墓所出的一件玉琮，琮的上面被加上一个鎏金的银盖，琮的下面加了一个鎏金的银底座，银座下的四足做成展翅雄鹰的形象（注：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考古》1973年第2期。 ）。这件玉琮显然已成为一件精美华丽的工艺品了。由此可见，玉琮在汉代已不是神圣的礼仪用玉，而是可以任意将它改制成为具有其他性质和用途的一般玉器了。上述这两件被改造了的玉琮，应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古玉。
秦代以前有时也用作礼玉的玉璜、玉龙、玉环、玉觿等，在汉墓中也出土不少，但已不是礼仪用玉，而是作为装饰用的佩玉。
玉璜主要出在西汉前期的诸侯王墓中。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虽经盗掘仍然出土玉璜60多件，其中有的有精美的透雕附饰或细腻的浅浮雕纹饰，显然属于装饰用玉（注：《中华文化画报》1996年第3、4期。）。广州南越王墓也出土玉璜30余件，其中除出于棺内左侧的三件谷纹璜可能与丧葬礼仪有关外，绝大多数也是用于装饰的佩玉（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以玉龙作为佩饰的习俗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汉代的诸侯王贵族墓中偶然也有玉龙出土，当亦作为佩饰用。玉环是汉代常见的佩玉，有些玉环的雕琢工艺十分精湛。南越王墓所出的透雕玉环中，有一件龙凤纹重环佩。该佩由内、外两环组成，透雕龙、凤纹，龙居内环中，内、外环之间有一长尾凤鸟，龙凤隔环相对，整个画面布局匀称，是一件工艺水平很高的佩玉（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上册第190页，图一二四；下册彩版六，1。）。长沙咸家湖曹墓所出的一件玉环，也透雕龙、凤纹，刻工精致，也是难得的艺术品（注：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墓》，《文物》 1979年第3期。）。玉觿是汉代贵族墓葬中常见的佩玉。西汉中期以前的玉觿多雕琢成龙形。南越王墓出土 4件玉觿，皆雕作龙形，其中两件器形相同，是成组玉佩的构成部分；另两件出在南越王玉衣的右手中，成为葬玉中的“玉握”，但从其器形看，原来也应是佩玉（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上册第 204页，图一三四，2、3；下册， 图版一一六， 3、4。）。属于西汉中期的江苏铜山小龟山汉墓所出的玉觿中，有一件也雕作龙形，龙身饰勾连云纹，背脊上有透雕的螭虎、凤鸟装饰，雕镂精细，是汉代玉觿中罕见的珍品（注：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 4期。）。西汉后期的玉觿，有雕作龙形的，也有雕作凤鸟形的，造型更加优美。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玉觿出土不多，雕琢的工艺水平也较差。看来以玉觿作为佩玉的习俗，盛行于西汉，东汉时期已逐渐衰落。
此外，汉代用玉雕琢而成的兵器只发现于少数西汉的诸侯王墓中。河南永城梁王墓出土玉戈、玉钺各一件，玉戈饰勾连云纹，玉钺的銎部饰卷云纹（注：《中国玉器全集》4，图版一九○、一九一， 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曲阜九龙山鲁王墓出土一件玉戈，一面刻有纹饰，戈援前部浮雕龙纹，中部雕琢突起的涡纹，后部饰阴线花纹及浮雕夔龙纹（注：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 5期。）。徐州狮子山楚王墓所出的一件玉戈，形制与梁王墓玉戈基本相同，但戈的援、胡之间有透雕的附饰，造型更为优美（注：《中华文化画报》1996年第3、4期。）。这些雕琢纹饰的玉兵器，显然不是实用的武器，而是作为仪仗用的，也应属礼仪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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