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武玲[1]2000年在《略论陕西学生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学生运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全国一样，这个时期陕西青年学生运动在陕西革命史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陕西人民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 这个在陕西革命史上做出巨大贡献和起过重大作用的青年学生运动，史学界对它的研究，尤其是系统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与此有关的研究大都是从陕西地方党史、地方革命史、共青团史、青年运动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因此，就陕西学生运动史进行初步系统研究，对弥补史学界对此研究的缺憾，引导和教育当今的青年学生，继承和发扬陕西学生运动的爱国传统和革命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的学生运动作了初步系统研究。其中第二、三部分是重点和核心。 第一部分概述了陕西学生运动的发展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学生运动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高潮阶段：一是从1919年5月至1924年6月，响应五四运动，传播马列主义；二是从1924年6月至1931年9月，创建陕西党、团组织，积极投身大革命洪流；三是从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奋起图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四是从1945年8月至1947年11月，开展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五是从1947年11月至1949年12月，为迎接陕西全境解放而斗争。通过历数不同阶段陕西全省各地的学生运动，从总体上说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的学生运动，是与这一时期陕西人民革命斗争的总进程相协调、相配合的。 第二部分，全面分析了陕西学生运动在陕西人民革命斗争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装斗争是革命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斗争形式的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纵观整个陕西人民革命史，青年学生运动是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陕西人民革命斗争中，始终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反映了学生要求，维护了学生利益；锻炼了广大学生，为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同时也为党中央指导国统区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三部分，从理论上总结了陕西学生运动的基本经验。其基本经验：一是党的领导是学生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二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爱国青年学生成为马列主义者的必由之路；三是同整个人民运动相结合，是学生运动的根本方向；四是不断建立和完善学生组织，特别是建立学生核心组织，是学生运动巩固、持久发展的重要保障；五是讲究斗争策略，不断提高斗争艺术，是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些经验是成千上万的学生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始终坚持严肃认真的态度，贯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忠于史实，精心分析，高度概括。使文章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新意： 一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学生运动的光辉业绩。既反映了陕西地区的学生运动，又反映了旅外陕籍学生的斗争；既反映了陕西国统区的学生运动，又反映了陕甘宁根据地、解放区的学生运动；既反映了中心城市的学生运动，又反映了其它地区的学生斗争。文章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学生运动的全貌，作了概括的描绘和客观的反映。 二是通过对大量的史料的收集、整理、筛选、分析，挖掘出一些新史实，第一次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学生运动历史作用及基本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同时，吸收了相关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使文章大体上反映了这一领域近年来研究的深度。
何金凤[2]2018年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国统区的乡村动员研究》文中提出广泛而深入的民众动员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陕甘宁边区等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乡村动员,形成了对全面抗战的有力支撑。而由于国统区政治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使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动员呈现出与根据地不同的模式与特征。陕西国统区既地处抗战大后方又临近前线战区,同时还是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外围地区,民众动员工作更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状况,因而对中共在陕西国统区乡村动员工作的研究也就更具典型价值和意义。本文即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国统区的乡村动员加以考察,以宏观视野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将乡村动员的研究对象从广大农民阶层扩展到包括国民党基层组织、国民党基层政府与基层军事力量,小知识分子、名流士绅、在乡军人、旧式组织与妇女上层等在内的各阶层及群体,以展现抗战时期中共在陕西国统区乡村的存在状态与动员全貌,进而探讨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国统区特殊政治环境中的组织发展与动员规律。按照乡村动员对象及其资源占有状况的不同,本文将中共在陕西国统区的乡村动员划分为“围绕乡村政治权力的动员”、“围绕乡村社会权力的动员”、“围绕农民群众的动员”三个方面,以分别考察中共在陕西国统区乡村对基层政权以及除政权外的乡村社会上层与普通农民群众的动员。本文研究共包括八章内容,分为绪论、正文和结束语三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说明该文研究缘起、研究价值与研究方法,梳理本研究所涉及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分析研究趋势与不足,并界定“动员”、“国统区”、“陕西国统区”等核心概念。第二章:抗战时期中共在陕西国统区乡村动员的环境条件。主要考察陕西国统区复杂的政治生态,包括“变动的政治环境”、“多元的政治主体”、“复杂的政治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中共陕西组织的特殊处境即“全国性局部执政”与“区域性非执政”条件下的组织存在、“合法”与“不合法”并存的组织活动、“非竞争性”与“竞争性”的国共关系加以探讨,并由此分析中共在陕西国统区开展乡村动员的具体条件。第三章:抗战时期中共在陕西国统区乡村动员的发展历程与阶段特征。主要考察抗战时期中共在陕西国统区乡村动员的三个阶段,即全面展开阶段、政策调整阶段、潜伏隐蔽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历史背景、中央政策、组织发展和动员特征加以分析。第四章:抗战时期中共围绕陕西国统区乡村政治权力的动员。主要考察中共对陕西国统区乡村的国民党基层政府、国民党基层组织、保甲机构及其人员所开展的动员。中共通过对陕西国统区乡村政治权力主体的认识与分析,确定并采取了“外部争取”、“内部渗透”、“合法斗争”三种动员方式,在动员过程中有效应对了国民党的“反动员”和“反渗透”,积累了注重隐蔽和“国民党化”、动员策略的差别化、灵活运用旧式关系等国统区乡村政治权力动员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抗战时期中共围绕陕西国统区乡村社会权力的动员。主要考察中共对陕西国统区乡村政权以外具有权威、声望和影响力的小知识分子、名流士绅、在乡军人、旧式组织及妇女上层等开展的动员。中共通过对陕西国统区乡村社会权力主体的认识与分析,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有区别地确定并采取了对各群体的动员策略,并对双方关系进行扩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慎重选择动员人员、重视党员面目的“灰色”、注重上下层结合与阶级间合作、注重“地位”的突出作用等国统区乡村社会权力动员的基本经验。第六章:抗战时期中共围绕陕西国统区农民群众的动员。主要考察中共对陕西国统区乡村最广大农民群众所开展的动员。中共在对陕西国统区农民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并采取了农民动员的特殊形式与策略,即“掀起运动”、“宣传教育”、“组织起来”、“借鸡生蛋”与“埋头苦干”等,有效应对了国民党对农民动员领导权的争夺,确立了中共的政治优势地位。由此,形成了组织起来突破集体行动障碍、关注农民切身利益、重视上层工作对农民动员的作用,注意农民保守观念和生活禁忌、采取“迂回”动员方式等国统区农民动员的基本经验。第七章:抗战时期中共在陕西国统区乡村动员的一般规律。主要从抗战形势决定乡村动员的程度与成效、国共关系规制动员的“合法空间”、中共组织力量与动员成效呈正相关关系、秘密工作是动员成功的必要条件等四个方面对中共在陕西国统区乡村动员的规律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第八章:抗战时期中共在陕西国统区乡村动员的历史影响与现实启示。主要探讨中共在陕西国统区的乡村动员对于争取抗战胜利、对于中共在陕西国统区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影响、对于陕西国统区乡村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对于陕甘宁边区外部环境以及中共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以至对当前的现实启示。
黄飞[3]2014年在《1919-1949：中国共产党与湖北青年运动研究》文中提出湖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青年运动,作为中国青年运动和湖北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湖北全境解放,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三十年来,湖北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本文将湖北青年运动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全景式地再现了广大湖北青年在各个历史时期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足迹。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回顾湖北青年运动的发展过程,深入总结其特点、作用和历史经验,对做好新形势下党的青年群众工作,为湖北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青春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由三大部分组成：绪论、正文五章和结束语。绪论：主要对选题做详细说明,分析本文选题的目的意义,综述国内外研究的现状,界定相关概念,提出本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基本框架及创新之处。第一章：五四运动与湖北青年团的建立。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再加上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等一批进步青年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了湖北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使湖北青年运动从此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革命阶段。第二章：大革命洪流中的湖北青年运动。为积极贯彻党的“三大”精神,广大湖北青年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迅速投入到帮助国民党改组工作之中,并与各种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仅全面推动革命统一战线在湖北的建立,更提高了青年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湖北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区域,青年运动随之全面高涨,形成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湖北青年运动陷入低潮。第三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艰难行进。八七会议后,湖北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坚定跟党走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积极参加党领导的秋收暴动,与人民群众一道创建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政权等建设,不断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与封锁,为党积累了治国安民的宝贵经验。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广大青年英勇地走在时代前列,将湖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第四章：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青年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建立最广泛的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湖北共青团被改造成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参加了波澜壮阔的武汉保卫战。武汉沦陷后,广大湖北青年按照党的工作方针的指引,在坚持鄂西后方国统区合法斗争的同时,积极创建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全面走上抗日战场,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卖国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促进了敌后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湖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第五章：湖北青年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民党统治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后,武汉作为华中重镇,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战略要地。广大湖北青年组成湖北的“第二条战线”,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搬迁、反破坏”等一系列爱国运动,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斗争,为解放大武汉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湖北开始试建共青团组织,经过试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湖北青年运动由此在党、团组织领导下,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征程。结束语：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光辉历史,从理论上深刻阐明湖北青年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认真总结这一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基本经验,努力为党做好新时期的湖北青年群众工作提供有益借鉴,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使广大青年按照党所指引的正确方向,在奋力实现中国梦的时代征程中,努力续写当代湖北青年运动新篇章。
佚名[4]1988年在《1987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书目索引(中文部分)》文中认为论文一、总论中国人寻求马列主义的历史道路陈费 才广西社会科学2期近代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练先永福建 论坛4期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总结 马洪林谈光明上海师大学报1期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胡绳 人民日报3月5日资本主义道路与近代中国—近代各阶
胡槿, 周新民[5]1996年在《1995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著作索引》文中研究表明１９９５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著作索引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论文一、总论近代中国的历史道路沙健孙高校理论战线８期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危兆盖光明日报２月２０日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忧思录苏全有中州学刊５期中国近代史几个问题评价的再评价李锦全哲学研究１０期近年来中国近代...
刘丽, 周新民, 胡槿, 杜华[6]2000年在《1999年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文中认为一、总 论近代史研究五十年 .李侃 .文史知识 ,10中国近代史研究 5 0年 .虞和平 .文史哲 ,65 0年来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评介 .雷颐 .近代史研究 ,51998年中国现代史研究部分观点述要 .姚玉萍 .武汉大学学报 ,6中国近代史研究热
郭震旦[7]2010年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李振宏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著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张珂[8]2016年在《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说明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与政府关系(以下简称:府学关系)就一直是社会各界竞相追逐的热门话题。之所以热门,是因为府学关系不仅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影响人才培养、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关键因素之一。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国可谓“外则强邻四逼,已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内则政治紊乱,民穷财匾。”这段“内忧外患、命运多舛”的时期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在这段灰色、甚至黑色的记忆中,一批由政府兴办的公立大学(以下文章中如未特殊说明的“大学”,均指公立大学)却成为不可多得的靓丽风景线,至今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在这期间,大学不仅诞生了诸如蔡元培、梅贻琦、任鸿隽等我国教育史上流传千古的人物,也出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一批与国外主流大学只有量差没有质差的好大学”。作为早已变成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能出现如此景象,除大学自身的努力外,不可否认政府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如此困境的外部环境下,公立大学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实现“逆生长”,政府作用不可小觑。因此,探究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颇具现实意义。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民国大学的研究已日渐深入与具体,但由于资料匮乏,研究跨度较大,关系较难研判等原因,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研究却鲜有涉及。以怎样的视角来剖析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这是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众所周知,针对府学关系的研究多种多样,形式不一,但化繁为简、归根结底,关系就是事物与事物、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的状态。因此,研究应以“关系”为核心概念;以1912—1937年为时空限制;以22所民国公立大学为例;以文献、个例、比较、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为手段;以校长、教师、学生等大学核心利益相关者分别与政府关系为显性维度;以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为府学关系研究的隐性维度,以此研判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处于“不稳定的平衡”关系。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曾提到:“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根据利益相关者的理论,结合民国大学的实际,大学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校长、教师、学生,他们分别在大学与政府关系中扮演着“调解者”、“监督者”和“抗争者”形象,这些形象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府学关系。其中,针对118位校长的实证与比较研究,证实虽然遴选校长的因素众多,大学师生对政府任命的校长看法不一,但政府却在选拔与任命校长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校长兼具“官员”与“长校者”的“双重”身份,让其在大学与政府之间调解变成可能。教师的聘任和学生的选拔由大学自主决定,政府虽也想通过政策引导、党化教育等措施加以控制,但在教授治校、教授治学、学生自治和学生运动等举措的抵制下而显得“有心无力”。教师通过教授治校、教授治学等学术权力牵制行政权力,学生通过广泛而充分的自治,甚至是极端的学生运动实现对政府的对抗,教师、学生分别在府学关系中扮演着“监督者”与“抗争者”的角色。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可对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不稳定的平衡”关系进行定性分析与研判。美国著名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曾在代表作《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到:“由此看来,两者(大学与政府)之间比较受欢迎的关系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借助物理学的视角和行政法学的理论,提出了“不稳定的平衡”概念,确立了“不稳定的平衡”府学关系特征。通过校长、教师、学生分别与政府关系的显性维度;通过校长、教师、学生视角下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的隐性维度;通过这段府学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特征视角、关系范式、结果导向,印证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是“不稳定的平衡”关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通过对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经验与反思,了解民国时期府学关系对于当前的深远意义。目前,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主要存在自主办学制度执行不力;政府放权不够与大学分权不均;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边界不明;大学的社会地位不高等“失衡”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明确大学与政府的平等地位;构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保持长校者、教师、学生与政府之间“四位一体”的平衡;建立大学与政府动态平衡的修复机制等措施,以此实现府学关系的重构,推动关系的动态平衡。在总结全部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第一,从大学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校长、教师、学生分别在府学关系中扮演着“调解者”、“监督者”和“抗争者”的角色。这些角色表面反映了校长、教师与学生等群体的自身状态,实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府学关系;第二,民国公立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并行不悖、相生相伴。在府学关系中,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是较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史料证明,民国公立大学绝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政府也不是简单的“旁观者”,大学的公立属性,就决定了大学有自治,政府也有干预。总体而言,可以清晰发现民国政府从未放弃对大学的干预,大学也从未放弃对自治的追求,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处于动态平衡之中,有其自身的限度与范围;第三,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处于“不稳定的平衡”关系。这种判断来自于校长、教师、学生在府学关系中的角色定位;来自于府学关系显性维度和隐性维度的研判;来自于府学关系历史演进过程的梳理;来自于特征视角、关系范式、结果导向的推演;第四,探寻大学与政府关系走向“动态平衡”。什么样的府学关系为最佳,也许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很难有绝对标准的答案。但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却带来一些历史经验与反思,这就是府学关系应该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既有保持大学与政府地位的基本平等,又有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应形成基本均衡,还有长校者、教师、学生与政府处于“四位一体”的关系,甚而还需要府学关系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修复机制。综上所述,研究在内容、视角与结论上取得了一些创新。首先,在研究内容上关注了我国历史上一段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特殊的府学关系;其次,在研究视角上,注重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注重借助物理学和行政法学的概念;注重利用显性维度和隐性维度来建立府学关系“四位一体”的范式;最后,在研究结论上,确立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提出了当代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出现最大的问题是“失衡”,其府学关系重构的路径在于“走向平衡”。
刘丽, 胡槿, 杜华[9]2009年在《2008年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文中指出论文一、总论、专题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虞和平.近代史研究,6警惕在中国近现代史断限问题上的“理论陷阱”.朱佳木.高校理论战线,10也说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赵庆云.近代史研究,1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罗志田.社
佚名[10]1993年在《1992年中国近代史论著索引》文中研究说明一、总论(中文部分) 论文 现代化的影响孙立平社会学 研究2期 近四十年来史论关系研究综述蒋大为发展中里近.代史研究而努力王庆 成史学理论研究1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侃 李占领历史教学4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 国近代史研究的历史回顾周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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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国统区的乡村动员研究[D]. 何金凤.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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