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我国心理学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机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00)04-0012-05
1 现代心理学的西方化危机
“心理学是从自然科学和被称为认识论或关于知识的理论那一哲学分支的结合发展形成的。”[1]科学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思想的历史与逻辑的产物。科学的诞生是西方文化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真正重大的事件，美国著名科学史家H.巴特菲尔德评价说：“由于（科学）革命不仅推翻了中世纪的科学权威，而且也推翻了古代世界的科学权威，就是说，它不仅以经院哲学的黯然失色，而且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崩溃而告结束。因而，它使基督教兴起以来产生的一切事物相形见绌，同时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降到仅仅是一支插曲，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体系内部改朝换代的等级。由于这个革命改变了物理世界的图景和人类生活本身的结构，同时也就改变了甚至在处理非物质世界科学中的人们习惯的精神活动的特点。”[2]
现代主流心理学从其根源与发展来看，主要是西方的与科学的，故常常又被称为西方心理学或科学心理学。H.艾宾浩斯的名言“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只有一短期的历史”便含蓄而精辟地指出了心理学的这个特点。如果把心理学比喻为一棵成长之中的大树，那么地面上的部分就是心理学仅仅120年的科学史，其根系则植于深远的西方文化的土壤之中。随着自然科学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上升到突出地位，科学家提出了关于自然过程及其研究的一套基本假定信念。这些假定的信念是：①自然一元论（还原论）；②机械论；③操作主义；④决定论。早期的实验心理学家特别是具有生理学倾向和行为主义倾向的心理学家，采纳了这些基本假设，希望能使心理学同自然科学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在现代科学急速进展的潮流中，心理学向着自然科学演变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100年前，W.詹姆斯评价心理学只是“一系列简单的事实，一些漫谈和意见上的争吵，在简单描述水平上做一些归类和概括，但是没有一条规律足以够得上物理学意义上的规律。这不是科学，这只是成为一门科学的希望”[3]。100年后的今天，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如何了呢？事实上，心理学出现了综合发展的趋势，学派纷争已经成为历史。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1982年终于接收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IUPsyS)为其会员协会。同时，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早已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ISSC)。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以至于有的心理学家信心十足地认为，就像数学是自然科学的核心学科一样，心理学也已成为社会科学的核心学科[4]。
那么，心理学是否成为如T.库恩所说的一门规范科学呢？显然还不是，因为：“第一，心理学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范型；第二，心理学没有一个理论能贯穿人的整个心理活动；第三，心理学缺乏自己的概念，其概念大多数是从其它科学中转借过来的。”[5]1984年，美国心理学家G.A.金布尔的研究证实，心理学中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文化的分裂[6]。许多心理学家都指出过心理学存在分裂的危机[7]。G.墨菲曾把独立之前的心理学比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其实，独立之后的心理学在科学大家庭中的地位也一直岌岌可危。心理学发展到现在，“分支越来越多，主干却看不清楚而有趋于消失之势。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有被分解的危险。”[8]
心理学的学科危机主要是其盲目模仿自然科学所致。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不是物，它是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中间学科，并非纯粹的自然科学，因此其自然科学之路是难以走通的。而且，心理学所崇拜的西方科学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科学。由于西方二元论哲学的传统，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方式的应用，使西方科学走上了背叛人文精神发展之路，出现了严重的人文精神的危机。再者，由于机械论宇宙观的影响，西方科学所理解的人性也是支离破碎、没有人的尊严的人性。因此，西方心理学必须对其科学乃至西方文化背景进行反省。
西方心理学是从西方文化的母体中降生的，西方传统思想中科学与人性的分裂构成了心理学的“原罪”。西方心理学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病因不在心理学内部，而是在其母体文化之中。因此，心理学必须从与西方文化异质的其它文化寻找补益，以克服其先天不足，最终成为科学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现代心理学史上的一些著名心理学家如荣格、马斯洛等，都曾吸取过东方文化的丰富营养。这也从另一方面启示我们，未来的心理学大师都必须精通东西方文化，科学心理学必须从单一的西方文化背景中跳出来，以广博的胸怀兼收并蓄世界其他文化的精华。无疑，东方文化是唯一能与西方文化抗衡与互补的文化。西方心理学可以从东方文化中吸取精华，以克服某些弊端，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再生。
东西方文化都孕育了各自的传统哲学思想。西方的哲学传统表现为宇宙观的原子主义、机械主义和二元论，以及由此导致的机械、分裂的人性观；东方哲学的传统则表现为有机论的宇宙观与天人合一的人性观。总的看来，两者最显著的不同在于西方哲学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由此也导致了上个世纪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但是，科学的伟绩主要体现在物质文明而非精神文明上，这也反映了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因此，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仅成了当代社会的重要议题，而且成为现代心理学发展的新机遇。在20世纪80年代初潘菽就颇有预见地指出：“就世界心理学的发展情况看，世界心理学显然已走到要‘拐弯’的时候。”[8]即必须向其它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吸取精华，以改变自己的“贫血”状态。
2 我国心理学中国化的必然
心理学是研究人类的心理活动的，人类的心理活动既有自然的、生物的存在特性，更有文化的、社会的本质特性。因此，从研究对象来说，就必须既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心理活动的共性与差异性，又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心理活动的共性与差异性；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就必须既要借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手段，又要允许文化分析的人类学方法。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人类又是文化生成的。两者就像鱼与水、鸟与风一样不可分。不了解人类的心理，我们无法理解文化；同样，不了解文化，我们也无法理解人类的心理。通过对文化及其产品的分析，可以弥补实证方法的某些不足，从而更全面、准确地揭示人类心理的奥秘。西方心理学的创始人、实验心理学之父W.冯特认为，对于人的高级心理过程，自然科学的实验法就不得不让位于以分析和综合为具体方法的社会—文化产品分析法了。他指出：“在实验法无能为力的地方，幸而还有另外一种对心理学具有客观价值的辅助手段可供利用。这些辅助手段就是心理的集体生活的某些产物，这些产物可以使我们推断出一定的心理动机。属于这些产物的，主要是语言、神话和风俗。”[9]
我们强调现代心理学必须加强对文化的重视，强调我国心理学中国化的必要性，不仅是由于西方心理学过分倚重自然科学方法的教训，也不仅是由于人类心理活动的本质特点，而且还由于现代社会的“村庄化”所导致的不同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交流甚至冲突的压力。
文化的核心是心理学不是哲学，文化的目标是适应不是创造。在交通阻断的时代，不同的地理条件决定着文化的差异，同时，也造成了人类不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多样性存在的守护神。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强弱之别。文化起源的地域性决定了文化的保守性和文化交流的艰巨性。文化的交流不同于文化的同化。文化交流是平等交往，各取所需，但始终保持各自的个性，即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思想；文化同化则相反，是“同而不和”，即不平等的交往，弱的一方最终被强的一方吃掉，失去自己的个性与存在。因此，从逻辑上讲，文化只能交流不能同化。文化同化是生态破坏而非杂交优势，文化同化不是喜剧，是伴随着部落、种族乃至民族消亡的带有血腥味的悲剧。但是，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又存在着文化的交流乃至同化的事实。人类历史既有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欢乐景象，又有强势文化吞并弱势文化、弱势文化抵抗强势文化的残酷画面。现代社会的强势文化以科技为后盾，以物质文明为先锋，在全球范围内挤压、同化弱势文化。因此，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将成为21世纪的热点乃至焦点问题。
东西方文化起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构成现代文化的主体。钱穆先生认为：“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另一类。”[10]前一类便构成西方文化类型，后一类则构成东方文化类型。过去由于交通与通讯的阻塞，东西方文化均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起源与发展，并形成各自的特色。现在随着地球的“村庄”化，东西方文化都不得不面对交流与互补的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与周边文化共同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东方文化。东方文化主要指汉、印文化。伊斯兰文化从大范围来讲也同属于东方文化，但与汉、印文化相比又有明显差别。中国和印度是东方两大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传。中国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文化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与本土文化的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然后又传入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地区，同样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儒家、道家和佛教文化在其历史进程中，早已超出了它们原发生地的意义，而发展为构成东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这一广大地区的文化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研究东方文化主要是研究儒、道、佛文化。中国文化是儒道思想的发源地，又深得佛教思想的精髓，因此，中国文化又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曾留下了不少平等交流、相互促进的佳话。然而，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走的却是一条“拿来主义”之路，就像西方心理学沿用的是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一样。如果从1921年在南京成立的最早的中华心理学会算起，我国的心理学已有近80年的历史了。80年来，我国的心理学先是学西方，后来一边倒学苏联，现在又基本上限着西方跑。潘菽晚年曾颇为沉重地总结道：“这七、八十年的历史总的看来不能不说是偏贫乏的。我们对心理学的大部分精力是花在引进上的，自己的研究创新工作相形之下显得少了一些。这是包括笔者自己在内而说的。”[11]潘菽后来大力呼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并为此带头创建中国心理学史这一崭新学科，应该说都是出于对历史教训的反思而形成的宝贵思想。西方心理学界的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东方文化的价值，难道我们东方人还要跟着西方人后面去研究东方文化吗？
3 我国心理学中国化的内容
我国心理学的中国化，是指源于外国尤其是西方的我国现代心理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的指导，运用文化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揭示并总结中华民族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基础上，有鉴别地学习外国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心理学体系，为世界心理学的科学化作出贡献。因此，我国心理学中国化的主要任务是：(1)系统总结并客观评价中华民族的心理活动规律与精神发展水平，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心理水平提供科学依据；(2)通过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的心理分析，进一步揭示人类心理活动的发展规律；(3)从人类心理活动的特点出发，完善并加强文化分析的心理学研究方法。
那么，应该如何实现我国心理学的中国化呢？“心理学的中国化，要求我们以辨证唯物论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论的理论基础，要求我们进行中国人心理实验研究，要求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心理量表和研究方法，要求继承和发扬祖国心理学的优秀遗产，也要求我们学习和借鉴欧美苏俄等外国心理学中一切有益的东西。”[12]具体说来，实现我国心理学的中国化有以下途径：
第一，坚持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导。“方法决定于观点，也决定于对象。有什么观点，就有什么方法。研究不同的对象，就要采取相应不同的方法。”[13]西方心理学的要害就在于没有解决基本的观点问题，即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观点问题，于是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二，充分吸收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我国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不仅不排斥，而且完全应当吸取外国心理学界一切先进的东西。要广泛地学习，博采众长，有鉴别地吸收，但不是照搬，更不是全盘西化。我国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凡是照搬的东西，不适应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实际，就没有发展的生命力。我们要建立本土化之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科学，以至要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这种本土化，是植根于我国社会文化的土壤上，并与心理科学的世界性相辨证统一的本土化。”[14]
第三，大力推进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水平。中国心理学史是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倡导建立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实现我国心理学中国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我国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目前尚不尽人意，主要表现为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成果不足等等。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是一项刚刚起步的艰巨工程，需要更多既精通东西方文化又具有献身精神的心理学工作者加入进来。从我国心理学发展的大计考虑，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对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支持力度。
第四，克服我国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偏颇，使文化分析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并驾齐驱。例如，从中国文化极其丰富的精神“修养”学说中，挖掘出适合人的高级心理过程尤其是人的精神发展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心理学在更高的水平上对人的科学研究。再如，通过文化分析方法而提炼的“人贵论”、“习与性成论”、“性两元论”等观点，对于改善我国心理学在基本理论上的薄弱有着重要的价值。
第五，继续鼓励我国心理学各个领域的本土化研究，使各个领域的心理学在研究思路、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等方面，摆脱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积累反映中国人心理特征的素材，形成代表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理论。
我国心理学的中国化，既是时代赋予我国心理学的新的发展动力，也是我国心理学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化将成为我国心理学发展的新的时代精神。中国化的最终目的就是世界心理学的科学化，即通过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佛禅思想）的精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心理学，揭示出中华民族的心理活动规律和精神发展水平，并与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学所揭示的不同民族的心理和精神进行取长避短的“嫁接”，从而为锻造出具有强劲生命力的新的人类精神以及代表新的人类精神的新心理学贡献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