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世贞对理学化史学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理学论文,批评论文,王世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学是宋明时期的主导性国家思想，理学化史学则是宋明时期的主导性史学形态。明 朝中叶以后，程朱理学不断受到挑战，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理学批评思潮。在理学化史学 批评声浪的冲击下，明代史学返朴归真，走上相对独立发展之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 王世贞无疑是个值得注意的人物。王世贞(1526～1590)是明代学界“后七子”领袖，他 既是文坛上的高产作家，又是位影响极大的明史专家；可惜，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王 世贞在对理学化史学的批评中作出的贡献。
一、对理学化史学批评的思想形成轨迹
王世贞反宋学思想是一贯的，尽管表现形式不同。王世贞生活的时代，正是反宋学浪 潮风起云涌的年代。受时代之风的影响，王世贞一直站在时代前沿，对宋学展开了不同 形式的批评。
早年的反道统文学。作为一个文人，王世贞早年受“前七子”复古思想影响很深。以 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提倡秦汉散文，否定宋元道统文学。这是一场值得肯定的文 学变革运动。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承了“前七子”的反道统文学传统，态度更 为明确，“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注：《明史·王世贞传》。)，“ 非是，则诋为宋学”(注：《明史·李攀龙传》。)。
晚年的心学新境。从哲学思想来说，王世贞偏向心学，这是今人忽视的。他自青少年 时代起，即推崇阳明学。自言“余自十四岁(嘉靖十八年，1539年)从大人所，得《王文 成公集》读之，而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其爱之出于‘三苏’之上。稍长，读秦以后 古文辞，遂于王氏无所入，不复顾其书，而王实不可废”(注：王世贞：《读书后》卷4 《读王文成公集一》。)。这是说，王氏早年喜读阳明文章，后来转而为古文辞，不复 研究王学。他和阳明大弟子王畿之间有较多的交往。到了晚年，王世贞重新翻阅阳明著 作，有了较多的体会。他认为阳明之致良知，“与孟子之性善，皆于动处见本体，不必 究析其偏全，而沉切痛快，诵之使人跃然而自醒”(注：王世贞：《读书后》卷4《读王 文成公集二》。)。阳明学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其反宋学思想，自然影响了王世贞。
《祝子罪知录》的重刊，是王世贞转向对理学化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契机。祝允明是 王世贞同乡前辈。《祝子罪知录》首刊于嘉靖初年，是一部反宋学名著。王世贞称“其 书上下今昔，阐扬微慝，卓然是非之宗匠也”。接着，王世贞系统阐发了自己的是非观 ，称“是非之变若纷丝，然有一人之是非，有一事之是非，有片言可折之是非，有千古 不决之是非。后之君子且奈何?亦存其迹而已矣。曷为存其迹?曰有案矣，曰有断矣，则 未知其是是而非非也。与其所以取是非者的然而无万一讹也，信传信，疑传疑，一人不 以一事蒙，一事不以一人废，开眼界于片言，窜齿余于千古，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殆庶几焉。若曰：同不足以标朦，姑以异为奇，其不然!其不然!倒道而言，君子弗言 也。要使束修之儒，顾影自畏。善虽小而务聚，慝虽细而必捐，则君子表微之功，于斯 为大。……虽然，天下而无是非可也。天下而有是非也者，与其过而亡，宁过而存。磨 鉴考衡，捘遐剔幽，小人恐矣，君子则非。夫然，则知我罪我，奚恤焉?祝子所为综是 非之案，断而命曰罪知者，意如此。”(注：王世贞：《祝子罪知录序》，见《罪知录 》卷首。)这段于王世贞思想研究十分重要的话，由于不入文集，是前人不曾注意的。 我认为，这是把握王世贞历史认识论的关键所在。“是非之变若纷丝”，这无疑是说， 历史认识论是相对的。而所谓有一人之是非，有一事之是非，有一句话就可解决的是非 ，有永远难解决的是非，则是说历史认识是多种多样的。面对纷繁的“是非”，后起学 者怎么办?“亦存其迹而已”，也即关键要搞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研究的原则是实 事求是，一分为二，信传信，疑传疑。翻案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做简单的是非颠倒，而 是要抛弃人的感情因素，从理性高度来评价历史。王世贞有这么高的历史认识论境界， 这说明他确实是明代的大史学家。
王世贞对宋儒的批评，主要见于《史论》、《咏史》及《读书后》。《史论》具体成 书年代不详，但可以肯定在隆庆三年(1569)之前(注：现存最早版本是《凤洲笔记后集 》卷1，刊刻于隆庆三年(1569)，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咏史》成于万历八年 (1580)。《读书后》8卷，“王元美先生晚年所撰，《四部续稿》所未载也”(注：陈继 儒：《读书后序》。)。这是一部读书札记，共收录95篇文章。《读书后》是王世贞“ 生平极得意之作”(注：许恭语，见陈继儒《读书后序》引。)，可见是研究王世贞晚年 思想不可少之作。由《史论》到《咏史》，进而到《读书后》，反映了王世贞思想的成 熟过程。据说，晚年的王世贞，“霜降冰落，鉴空衡平，奏刀必中觚，发矢必中的，抓 搔必中痛痒，断案一新，精彩万变。非笔随人老，盖识随人老也”(注：陈继儒：《读 书后序》。)。“非笔随人老，盖识随人老”，此语无疑点到了要害。到了晚年，王世 贞的思想认识上有了较高的深度，能提出一些精辟独到的符合历史本真的认识。
二、对春秋笔法、王统论与道统说的批评
王世贞对理学不怀好感，认为理学缺乏经世策略(注：王世贞：《读书后》卷5《读管 子》。)。他厌恶宋儒之伪，提倡诚心。“吾读荀氏书，其言性恶礼矫，大抵多愤嫉过 中之旨，则岂唯小疵已哉?至云‘养心莫善乎诚’，有味乎其言之也。夫诚者，真实不 妄也。对诚之者而言，则圣人事也；偏而言之，则彻上下语也。宋儒举而非之，曰：既 诚矣，心安用养耶?”(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2《读荀子》。)诚就是真 实不妄，做到诚心，就是圣人之事。祝允明曾说，道学最大的毛病就是非诚，虚伪。王 氏这个观点，和祝允明的诚论有相似之处。
作为一代文豪，王世贞是从文史角度批评宋儒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重史轻经。王世贞接受阳明等人的“六经皆史”说，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 ，“六经，史之言理者”观点。这个观点，破除了经的神秘色彩。王世贞公然声称“吾 读书万卷，而未尝从六经入。……史学之今日，倍急于经，而不可以一日而去者也，故 曰君子贵读史”(注：王世贞：《纲鉴会纂序》，见《纲鉴会纂》卷首。)。《读书后》 有王氏读史、子、文的记录，没有读经的记录，正是这种思想的表现。
2.批评春秋笔法。理学化史学的主要特点是用理学思想陶铸史学，以历史评判代替历 史研究，以议论为法戒，以褒贬为予夺(注：详参拙作《关于理学化史学的一些思考》 ，《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王世贞认为，宋儒之笔，“严于霜钺， 龂龂焉”，“好剌非古而专其尊”。宋明“春秋学”的权威文本是胡安 国的《春秋传》。王世贞写了四篇《春秋》论文，其中三篇是针对“胡传”的。王世贞 的看法是，“《春秋》，圣人之书也，其有疑焉者，阙之。阙之，尊之也。委曲而以己 意文其辞、误后世者，非尊《春秋》者也。”(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0 《读春秋四》。)他例举了几个例子，加以驳斥。
欧阳修《新五代史》是宋明新春秋笔法开创之作，自然也是王世贞批评对象。他称《 新五代史》义例“亦不为甚当”。“欧阳公作《五代史》，而欲附于《春秋》之笔削， 创立义例，而其文辞颇为世所喜。杨士奇称之，以为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 并，而义例胜之。予亟考其所谓义例者，亦不甚当。如朱梁、石晋、郭周，皆起于叛臣 ；前后李唐，皆起于夷狄；汉起于负国之大镇，不过因其继唐室之统，据中原之地。其 大者尚不能半天下，小者三分之一，而延世不能过三，纪年或仅四五，亦何必尽仿古帝 王之例而全予之?李昇、王建、刘之类，乘时鼎峙，去全忠辈等 耳，又何必尽用僭窃之例而全削之?死节、死事之人，相去不甚远，而分为二。刘旻之为汉，何不以附于(刘)知远后而别为国?至于文辞尤索寞，腴不如范晔，雅不如 陈寿，比之两晋六朝，差有法耳。尚不能如其平生之所撰碑志，而何以齿史、汉哉?一 安重诲传不欲间以议论，而痕迹宛然，词旨拖沓，去伯夷、屈平霄壤矣!士奇之论，私 其乡前辈耳，而耳观者群和之，良可笑之。”(注：《读书后》卷3《书五代史后》。)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有三点，不应给五代正统之号，死节、死事不应分而为二，僭窃使用 不当。明人批评欧阳修，始于杨慎。王世贞是继杨氏之后又一位批评欧阳修的学者。
3.否定正统论。正统论是宋明时期最为炽热的论题，也是理学化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 之一。宋明理学家只承认“前三代”(夏、商、周)与“后三代”(唐、宋、明)是正统朝 ，诸如秦、晋、隋只能算是闰统。王世贞则肯定秦、晋、隋的历史地位，贬低宋代的位 置。王世贞肯定秦，有两方面考虑：其一秦有“创制立法”之功(注：《读书后》卷5《 读秦本纪一》。)；其二秦统一六国是合法的。“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 皇，而在庄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守也。……秦之势不得不 并六国，六国不得不并而为秦。且秦至是，非与周代也，与六国为代者也。夫六国者， 非僭夷之楚，即篡晋之赵、魏、韩，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灭之?籍令秦称皇帝 ，罢侯置守令，而轻徭税，以与天下相安于无事，谁曰不可善乎?”(注：《读书后》卷 5《读秦本纪二》。)
王世贞扬晋抑宋，是从晋、宋历史的比较研究入手的。“宋所以得称大继汉、唐者， 独其君共俭崇礼让，斩然家范，蔼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胜晋，余得略指数焉。艺 祖贤非晋武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则又甚焉。武帝籍累代之业，离君臣之分，势不得 退而称臣矣。艺祖一殿帅也耳，固周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蜩， 然其何以见周帝地下哉?晋鼎革之际，其为敌者，偏霸之孙氏；而宋则遗统之刘钧也， 重在刘氏，则轻不得不在赵氏也。晋自太康中下吴，即无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 始取太原，降两浙。然卢龙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继迁 割银夏；黎桓割交趾，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岁币而昆事契丹。二 帝之北禽也，与遗主南窜，迹相等也。晋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尝不诏江北而贼 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尝不表金敌而君之伯父之。晋之亡也，犹有 禅受之迹焉；宋亡衔璧舆櫬，再辱王庭，抑何甘志绌辱也!故宋之治，其于治唐，弟也 ；其统于晋，亦弟也。语统者，伸宋则不得独屈晋，屈晋不能独伸宋，且宋安能越晋而 为汉唐也?”(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0《读宋史》。)从得国、失国、版 图、南北关系四个方面来看，晋宋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宋朝唯一值得自豪的是道学 ，行仁义道德。这是优点同时也是缺点。这五个方面比较的结果是，宋朝不比晋朝好。 这就否定了明朝流行的后三代说。
4.提出新道统说，否定程朱的地位。道统论是宋儒最乐意谈的一个命题。按宋儒的道 统系谱，宋儒直接孟子，中间汉唐诸儒不与焉。王世贞对此持怀疑态度。王世贞认为， 立言之士，“自夫子诸高弟颜、闵、参、赐外，要无若孟子”(注：《读书后》卷3《读 文中子》。)。王世贞认为孟子最尊孔子，也最善学孔子，“孟子之尊孔子，不过曰孔 子圣之时，又曰吾所愿则学孔子而已。其谈仁义，辨王伯，探性善，推不忍，往往发挥 所自得之蕴以成其书，固未尝举孔子之文言而训诂之也”(注：《读书后》卷1《读庄子 一》。)。自孟子殁而有荀卿氏，荀卿殁三百余年而有扬雄氏，“中间若董仲舒之正毛 、伏以下之专，于经术若有补焉，而未有立言以维持道统者”(注：《读书后》卷2《书 扬雄传后》。)。秦汉以后，卓然欲绍孟子而追迹六经之后者，扬雄氏而已，王通氏而 已耳。王通之后，只有周敦颐、张载二先生而已耳(注：《读书后》卷4《读通书正蒙》 。)，此外的程朱，不配入道统。“二程者，志在修明夫子之道而羽翼之者也。不欲为 家，是以其见不尽合。既不尽合，是以无取于《正蒙》，而口不及《通书》。”(注： 《读书后》卷4《读通书正蒙》。)仔细研究以上言论，我们不难发现，王世贞反对传注 、训诂，提倡“立言”。他是从学术能否自成体系入手的。孔子—孟子—荀卿—扬雄— 王通—周敦颐—张载，这就是王世贞构筑的道统系谱。这个系谱，从学术史眼光来看， 当然是王世贞的一家之言。它的意义在于加上了荀卿、扬雄、王通三人，比宋明诸儒的 视野开阔；也在于通过重新排列道统系谱，将程朱从这个系谱中剔了出去。
三、对宋儒史论的重新解读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宋明理学化史学的缺点是太 多的价值评判，用历史评判代替历史研究。他们要把一切历史人物放到道德法庭上衡评 一下，这就不免“失真”。王世贞是一个写过《史乘考误》、提倡考信的史家，他要求 用具体的历史研究，恢复历史的“本真”。
1.提倡历史主义，反对以成败论人。王世贞主张识其势，考其事，原其情，进行历史 性的分析，明确声称“人固不可以成败论”(注：《读书后》卷2《书诸葛亮等传后》。 )。战国时期，燕国的乐毅因燕王中反间计，投奔到赵国，天下人为之惋惜。苏轼从当 时形势分析入手，提出一个观点，“当其时，使昭王尚在，反间不得行，乐毅终亦败” 。王世贞不同意，“愚以为，苏子之论事势审矣，独未能悉乐毅也”。王世贞认为，乐 毅既是仁人，又是智者。乐毅之后可以无功而封，诸葛亮自比乐毅，人犹未许之，可见 乐毅不一个简单的人物，“若苏子瞻者，真所谓以成败论者也”(注：《读书后》卷1《 书乐毅传后》。)。这里，王世贞肯定了苏轼了解当时天下大事，但同时指出苏轼之论 不了解乐毅本人。既有大的形势分析，又有个案的特殊分析，比起苏轼来说，无疑是全 面多了。
王世贞认为宋儒史论好讲道理。曾丰“有识有学，尤近道理，其辞亦多宏润遒美，而 不免为道理所束，间有暗塞而不畅者，牵缠而不了者。要之，为朱氏(熹)之滥觞也，朱 氏以其近道理而许之”(注：《读书后》卷4《书曾子固文后》。)。这也是实情。宋明 时期儒者读史，“非徒要记事迹，在格物致知，进学问，高智识也”(注：胡肃《雪航 肤见序》引其师王文贵语，见赵弼《雪航肤见》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 )。王世贞评价历史人物，好以宋儒为参照系数。苏轼被认为是宋明时期最好发议论的 学者，自然也成了王世贞批评的首要目标。苏轼称诸葛亮“以仁义诈力杂用而取天下” ，王世贞称苏子是书生，“一妄庸人呓语也”，“不识理势，且又不读书，不考其时事 ”(注：《读书后》卷2《苏子瞻诸葛亮论后》。)。西汉的贾谊主张谴功臣列侯就国， 这得罪了大臣，汉文帝只得将贾谊放到长沙。苏轼“急于揆事，而不尽悉故实者也”。 王世贞认为，文帝出谊是为了安慰功臣，同时想“老其材而后用之耳，非果于弃谊也” 。理由是，贾谊死以后，文帝“次第用其言”。如此，“谊虽夭，不为不用也”(注： 《读书后》卷《书贾谊传及苏轼所著论后》。)。
王世贞善于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分析。宋高宗何以要求和，宋明人 多归之秦桧，或归之高宗本人。王世贞别有看法，“高宗之所以信秦桧而必欲和者，非 桧之术真足以动之也；谓高宗之不欲二帝归者，亦非情也。……帝之所以信秦桧而必欲 和者有三，而兹不与焉，一曰志足，二曰气夺，三曰中疑”。所谓志足，是指高宗由康 王而位居人主，居有半壁江山。所谓气夺，是指为屡为金人所追，差点和父兄一样成为 阶下囚。所谓中疑，是指不信任拥有重兵的韩、张、岳三将军。进而，王世贞对高宗求 和的后果作了分析，他认为求和使南宋错过了最好的收复中原的时机。“呜呼，高宗诚 可深恶也!自建炎至咸淳百余年来，其真可以恢复者，独此时耳。”(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0《高宗》。)
忠孝节义，是宋儒最为关心的事。为了提倡忠，有时不免误读历史人物。汉高帝斩丁 公，宋儒认烛为了给后世为人臣怀二心者作戒，所以称之为能惩一而戒百。王世贞说“ 此言非也”。王世贞认为，高帝是气恼才杀丁公的。“帝方灭楚，以号令诸雄，王威天 下，而丁公首著其，故丑之”。最后，王世贞说“丁公固当诛，吾独怪夫帝之诛不以道 ，而不考古之士妄为之说者”(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0《高帝》。)。春 秋时期有管仲先事公子纠，后事公子小白；唐初有魏征先事太子建成，后事太宗。如何 评价管仲、魏征的改换主子现象?程叔子以为魏征事太宗，与管仲异。朱子进而说，管 仲有功而无罪，王、魏先有罪而后有功(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0《魏征 》引。)。王世贞认为程朱这个观点“皆不熟于史之过也”。王世贞认为，魏征是高宗 下令事太子李建成的，“非委质从一者比也”。李世民“正东宫，而以高帝之命召玄成 ，玄成可以无死矣”。这里区别了臣事与委质的不同性质，前者可以改换，后者则须从 一而终。王世贞的结论是，“不得言无功，也不得言无罪”(注：《弇州山人四 部稿》卷110《魏征》。)。又如伍子胥的评价，王世贞也有自己的看法，“伍子胥，勇 烈徇志丈夫也。谓之尽孔子之道则不可，谓之悖孔子道亦不可”(注：《读书后》卷1《 书伍子胥传后》。)。王世贞就是这样超脱宋儒标准，去解读历史人物的行为性质。
2.用“智”解读历史人物的行为。王世贞还善于从道家思想角度解读历史人物的行为 表现，从而得出与宋儒不同的结论。冯道在宋明道学家眼里不是忠的典范，常常为人指 责。王世贞对冯道别有新解，“冯道，一椎鲁士耳。历相十余君而不死，此何故哉?遇 治则入，遇乱则出。入则为相，出则为巨藩，位三公，爵真王，而卒以令终。彼非能行 贿免也，非阿谀取容也，又非有布衣之故也，彼善得庄老之术而善用之。夫不忮、不畏 、不名、不术、推分、任真，此六者，庄老之所贵也，而夫子之所谓似而恶，其为乡愿 者也。”(注：《读书后》卷4《书冯道传后》。)冯道不靠行贿、阿谀，而是一个善用 庄老之术者。对季札的评价也一样。“余每读宋人语，谓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尝不为之 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谁不知者!季札，盖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0《季札》。)宋儒认为晋朝羊祜是仁人，王世贞认为羊祜 是“智者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若于仁，则吾未斯之未敢信”(注：《读书后》 卷2《书羊祜传后》。)。人谓晋朝的阮籍“以酒全其天”，王世贞说“非也，籍乃以巧 全其天者也”(注：《读书后》卷2《书阮籍传后》。)。唐朝的李泌是三代以后人臣出 处最奇也最巧者，“泌之巧，所得于老氏深矣”(注：《读书后》卷3《书李邺侯传后》 。)。李勣在唐高宗易后一事犹豫不决时，说了“此陛下家事，不须问外人”一句话， 结果武则天得以顺利为皇后，进而改朝换代。这遭到了宋明理学家的痛斥，称之为“一 言丧邦”。王世贞的说法是“未可以是深罪勣也”。他认为，李勣是“智有余者也” ，不过是“盗贼雄也”，怎么能以大臣之节衡量他?如果武则天不上台，李勣“不过一 具臣也”。当时，高宗易皇后意已决，“谏必不行，不行则祸随之”，李勣不过是顺 水推舟而已。王世贞的结论是，“为大臣者，取几焉可也”(注：《读书后》卷3《书李勣传后》。)。王世贞对曹操抱既憎恶又惋惜之态度，“余读史至操，未尝不恶其巧而 惜其拙也”。所谓巧是指其“阴夺之而阳却之”，所谓拙，是指曹操当为不为，不当为 而为(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2《读魏志》。)。从以上的列举中，我们不 难发现，王世贞偏重以智来考察历史人物。晚年的王世贞，学仙道之事，读释老之书， 人生态度大变。道教思想明显影响了王世贞，使他学会了明哲保身，也就是王世贞所谓 的“智”。评价历史上的人物，有时仅以外在的阶级、道德标签，并不能正确解读其行 为，必须辅之以历史心理学方法加以分析。王世贞用道家提倡的“智”解读历史人物的 行为，不失为一种尝试。
总的说来，王世贞评论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能历史地看问题，鲜有伦理道德味。他 的历史研究色彩更强些。他的目标不在于进行简单的评价，而是进行详尽的历史分析， 提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看法。
结论
1.王世贞是从批评道统文学入手，进而批评理学化史学的。他对理学化史学的主要理 论如春秋笔法、正统论、道统说，都有批评。他更以历史主义和道家思想重新解读宋儒 史论，作出了不少符合历史本真的结论。王世贞对理学化史学的批评，较多地继承了祝 允明的风格，而实开李贽之先河。
2.钱牧斋有“弇州定论”一说，最近有学者证明王世贞晚年没有改变复古主张 ，只是宽容了些。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需要补充的是，复古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 学术主张，王世贞根本不需要改变。《读书后》主要应该从王世贞晚年思想的新境入手 去解读。
3.可惜，王世贞父子的慎重，使《读书后》没有在当时产生应有的社会影响，致使王 世贞对宋学的批评力度与影响不比祝允明、李贽，这也是实情。
收稿日期：200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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