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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7)01-0156-07
一、近现代期刊与出版
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外国殖民主义列强加剧了对我国各领域的侵入。西方宗教文化观念与科技知识捆绑、纠缠于一体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从渐进地渗透演变为“破门而入”式地传播。他们进一步利用纸质载体出版物进行宣传是其表现突出的一种文化传播侵入手段。自1833年由外国人在我国大陆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问世，随着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签订不平等条约，国外传教士改变过去在邻近中国的南海及我国香港、澳门等地区出版中文期刊的方式，直接迁移到大陆，将我国上海、广州作为西方宗教文化传播的出版首选基地，然后逐步向东南沿海城市拓展，再深入到内地的华东、华中、华北最后直逼京城。当时出版中文期刊的外国机构主要是西方各国的宗教团体及不同教会的传教士们，极少数为外国商会所办。1815～1894年外国人在我国及海外办的中文报刊达70余种，开办报刊的外国人以英国居多，约占总数的1/2，依次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葡萄牙人和日本人等。早期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报刊，大多集中于上海、香港、澳门、广州、福州、汉口、天津、厦门、烟台等地[1]506。此类报刊以刊登西方宗教、伦理和文化为主体，也有西方科技知识的内容，还穿插介绍少量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文章，并按照国人传统的阅读习惯编排，以吸引中国读者。从客观的积极意义上分析，外国人早期在我国办的中文报刊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作用。办刊者的主观愿望是要传播西方宗教与西方文化以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为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中国服务。根据英国长老会的调查与了解，他们建立出版机构同文书会的理由是“很早以来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对之所树立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每一个观察家一踏上他们的国土就会感触到这些特征，并且导致凡欲影响这个帝国的人必定要利用出版物。……这对凡是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都是非常值得去做的，因为已经极为明显，只有等到我们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我们才能最终对中国的开放感到满意。[2]156-157”为使报刊出版具有长期、稳定性及合法化，1887年末，英国基督教会率先在上海成立出版机构，取名为“同文书会”，次年更名为“广学会”。这种以“书会”或“学会”的名义出版报刊既能掩人耳目，隐瞒出版者的真实身份及不可告人之目的，又能堂而皇之地宣教布道，把西方殖民列强的侵略逻辑灌输、强加于中国读者，且迎合列强们的政治需要，充当列强的喉舌，实施他们的精神文化侵略。外国人创办的早期主要中文期刊经历了3个阶段。
19世纪初鸦片战争前(1815～1839)为第一阶段，创办的刊物有：在海外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在巴达维亚（现为雅加达）出版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1823～1826)、在马六甲出版的《天下新闻》(1828～1829)月刊、在我国澳门出版的《依泾杂说》(1826)、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和《各国消息》(1838)等6种。创办者为来自英国的传教士马礼逊、米邻、麦都士和德国的传教士郭士立等人。刊物均以月刊为出版周期，采用雕版印刷，每期印刷500～1000份不等，以旅居海外的华侨和中国广州、澳门等地的居民为读者对象，发行方式送、卖结合。由于受时局影响，以上刊物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都先后停刊了。
鸦片战争后的1841～1872年为第二阶段。此期间出版的刊物在内容上有了一定变化，办刊数量增加到26种。从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传教士主办，其中包括前期部分停刊的中文期刊的复刊。此类刊物适当地减少了有关教会活动与宗教宣传的内容，除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外，新增了中外新闻和对中国时政评论的文章，增强了可读性。较有影响的刊物有香港出版的《遐尔贯珍》(1853～1856)月刊、《香港新闻》(1861)，上海出版的《六言丛谈》(1857～1858)月刊、《中外杂志》(1862～1868)月刊、《教会新报》(1868～1907)周刊，后改月刊，宁波出版的《中外新报》(1858～1861)，创刊时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在广州出版的《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周刊，在福州创办，后迁往上海的《中国读者》(1868)月刊，在北京创刊，迁上海的《中西闻见录》(1872～1890)月刊，等等。
另一类为外国商会办的商业性刊物。此类多以报纸的形式出版，刊登的主要内容为商业行情、商品广告、船讯，还插登一些重要新闻信息和少量文艺作品。报纸的出版多集中在香港、上海两地，其中有1857年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与以后陆续开办的《近事编录》、《华字日报》、《上海新报》以及1850年由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的《北华捷报》(1850～1951)，1864年改为《学林西报》。该刊的办刊时间较长，长达百年，后来办刊方针从主要以商业信息报道转变为干涉我国的各期时政，于1951年停刊。1872年在香港创刊的较有特色的《申报》等刊物主办者多为英国人，也有美国人。外国人所办报刊也聘用了一批我国的文化人参与报纸的采编出版工作。由于印刷技术的逐步发展与西方印刷机械的引入，以上刊物绝大多数采用铅印，印刷的清晰度和速度都优于雕版印刷。
第三阶段是1873年至1890年（甲午战争前），外国教会和商行在我国开办的报刊又有了新的增加。可喜的是此阶段开始出现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但外国人所办中文刊物的数量仍占绝对优势。此期间新增报刊达40余种，有一定影响的是上海出版的《益闻录》(1878～1936)半月刊，后来相继改为周刊与周二刊，之后更名为《格致益闻汇报》，随后创办的还有《学林沪报》、《新闻报》以及教会办的《圣心报》(1887)；在天津由德国人德璀琳和英国商人合办的《时报》(1886)；在汉口由英商办的《学林汉报》(1893)；1894年日本人开办的《佛门日报》等。此类报刊中具有一定影响的是，前期在上海由外侨合资所办的《申报》，于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与后来新办的《学林沪报》、《新闻报》在当时新闻界形成“申、新、沪”三足鼎立的局面。
1894～1919年期间，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开办报刊较为活跃，他们不顾清政府的各种限制在国内20多个省市、港澳地区及国外累计创办了约120种报刊，其中报纸60余种，期刊50余种[3]。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流亡海外，仍然把创办刊物作为他们对清政府开展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先后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泰国、缅甸、澳大利亚和港澳地区开办报刊30多种。当时在国外出版的较有影响的中文刊物多为日报与周刊，因报纸具有出版周期短，传播影响快和面广的优势。在国外出版的中文报刊与国内反对清政府腐败和宣传推翻清廷的革命运动结合十分紧密，由此涌现出一批笔锋犀利、语言尖锐的时政评论家，代表人物有章太炎、朱执信、宋教仁、陈天华、于佑任、杨毓麟等有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志士。这一时期在我国港澳和内地出版的主要报纸有1897年2月由康有为、梁启超筹办于澳门的《知新报》(1897～1901)五日刊，后相继改为旬刊、半月刊。该刊主要宣传维新变法，抨击清廷；于1904年在香港创办的《商报》当时就以新闻信息快捷著称；1902年主张以和平方式进行政治改革，与改良派观点相呼应的《大公报》(1902～1966)在天津创刊，办刊时间长达64年之久，名声甚广，该报至今还在香港出版；同年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外交报》（1902～1911年）；1904年在北京由彭翼仲开办的《京话日报》(1904～1922)等。较重要的期刊有《安徽俗话报》(1904～1905)半月刊，陈独秀任主编与主笔，他在刊物发表了题为“亡国篇”和“说国家”等多篇重点政论性文章，宣扬近代国家观念和民主自由的思想，主旨鼓吹革命；190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了我国第一份以“杂志”两字命名的期刊《东方杂志》(1904～1948)月刊，1920年开始改为半月刊，直到1947年7月才改为月刊。创办后的第8年，刊物从内容到外观印装都作了较大改进。1911年第1期刊物从32开本改为16开本，期发字数从原来的10万余字，增加到20余万字，每期卷首刊印外国精美图片4～10幅，采用白色新闻纸，骑马式装订。采编格式上依据现代学科的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博物与理化、工业等分设栏目，积极组发名家稿件，力求保证办刊质量，增加刊物的可读性，每期销量均在万册以上，这在当时实属不易。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该刊发表各界名家之作，鼓动全民抗战，阐述“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等战略，社会反响大增，期发行数达到6万多份。1937年冬，上海被日寇侵占，刊物不得不辗转长沙、香港、重庆，使编辑出版受到严重影响，1946年迁回上海，1948年12月停刊。该刊编辑出版时间长达45年，为旧中国办刊时间最长的期刊；《明报》(1905～1910)月刊，由中国革命同盟会创办于日本东京。该刊以政论为主，设有“时评”、“论说”、“记事”、“评丛”等众多栏目，刊文对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予以支持，以大量篇幅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家的活动和学说，以谨慎的态度推介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活动，并摘录转载中译文《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期刊除在日本发行外，大多数运往国内秘密发行。最多的期发行数达1.7万册。该刊1908年出版到第24期时被日本当局查禁。1910年复刊，刚出版两期，又停刊；《复报》(1906～1907)月刊，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人士柳亚子、田桐任主编。刊物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抨击清政府的假立宪，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该刊刊发的文章以时政评论为主，小说诗词作品为辅。为躲避清政府审查，刊物的编辑工作在上海，然后寄往东京印装，再偷运回上海发行。就这样也只出版了11期，就被迫停刊了；1907年10月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期刊《政论》(1907～1908)月刊，后迁上海，被清政府查禁停刊；《中国女报》(1907)月刊，刊物的主编兼编辑为我国力主妇女解放运动的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她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宣传爱国、革命与女权为办刊宗旨。虽然刊物只出版了两期，在第3期稿件正待发排时，1907年4月主编秋瑾被捕，刊物停办。但该刊所产生的影响甚大，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份宣传民主革命的妇女期刊，其鲜明的民主革命观点是中国早期妇女刊物的一面旗帜；《甲寅》(1914～1927)月刊，1914年5月创办于日本东京，该年恰为我国农历甲寅年，刊物就以“甲寅”为名，老虎图像为封面，章士钊任主编。创办后的第3年，刊物从日本东京迁至国内上海出版。该刊创办初期主张社会革新，反对封建专制，批评袁世凯独裁统治，但反对使用暴力，推荐调和。早期主要撰稿人均为著名的革命人士，如李大钊、章士钊、陈独秀、胡适、杨永泰等，中途遭禁停刊两次。1925年章士钊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后，《甲寅》在北京复刊，办刊宗旨也变为颂扬复古，反对人民革命斗争，最后受到革命进步人士的唾弃；1915年9月以反对封建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倡导文学革命为办刊宗旨的《新青年》(1915～1925)在上海创刊，月刊，主编陈独秀。该刊前期就成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吴虞、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革命志士的主要宣传阵地，在当时同类期刊中影响较大。1921年下半年该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刊物，成为党刊后，改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为办刊宗旨。1922年7月，刊物曾停刊。1923年6月在广州复刊。先后任主编者有陈独秀、陈望道、瞿秋白等人。
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1919年，我国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国内报刊业的发展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在短短的几年间，出版的报刊达到500余种。
报纸与期刊出版形式的区别不明显是早期刊物出版表现形式的主要特点。从出版刊期上看，除每天出版的日报和每月、双月以上为周期出版的期刊外，报纸、期刊两种均有周刊、旬刊和半月刊的出版刊期。若从外形装帧上区别，当时部分期刊从封面开始就刊登重点文章，或刊出详细要目与内容简介，根本无图案装帧的标示。因此只能从刊物的开本，标示的卷、期出版号，乃至创刊词等方面来判断。此外按现代杂志、期刊、集刊三者的概念分析，由于早期刊物受当时出版环境、条件及认知等诸因素影响，多数报刊出版没有也无法按确定的刊期出版，时常是时断时续，时早时迟，所以从严格的学科概念上界定，部分刊物只能定性为集刊。
1919～1949年期间的报刊出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此阶段中国人民备受煎熬，曾经历了浴血奋战的八年抗日战争与先后长达21年三次艰难的国内革命战争。我国的报刊出版也历经了种种磨难。
1921～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革命进步刊物发展较快，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各党派、团体为宣传和传播政党理念，纷纷办刊阐明政治观点，评论时政，其他各类刊物也有相应发展；1927～193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阶段，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对新闻出版的管理与限制，开始制定与颁布一系列有关新闻出版的法律、法令与规章。1930年12月以“保障新闻自由、取消新闻检查、推动报刊发展”为名，实际是面对日益扩大的革命进步刊物进行种种限制与干涉，在颁布了我国出版历史上的第一部《出版法》后，不到一个月就出台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紧接着又推出《出版法施行细则》。1932年11月为进一步使新闻出版审查条例系统和制度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第二年9月，通过了《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接下来的10月又制定了《新闻检查标准》。
在1937～1945年抗日革命战争期间，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伊始，由于国民党政府明“战”暗退，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其军队对日抵抗节节败退，使祖国大好山河不久就陷入了日寇魔爪之下，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再次受到外来侵略者的野蛮破坏。对于刚刚兴起的中国报刊出版业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摧毁性打击，日寇所占之处，对原新闻出版机构、报刊社馆一律进行查封或改组。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把精力放在抗日上，为加强对革命进步刊物的压制，却以“战时需要”为借口，1939年6月成立了战时新闻检查局，且制定与颁布了《战时新闻检查标准》、《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及新闻检查局的《办事细则》、《审查室规则》等配套法令、法规，接下来在1940年又推出了《修正战时检查标准》，1942年7月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1944年6月再推出《出版品审查法规和禁载标准》。在《国家总动员法》中规定“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为一定之记载”。以上一系列的新闻出版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当时的新闻出版受到种种苛刻管制，而实际实施过程中，对报、刊、书的登记出版、审查以及对印刷统制、纸张统制、发行统制、邮运统制与阅读统制要比颁布的法规严厉得多[4]81，这使得本来就遭受日寇摧残的新闻出版报刊业更是雪上加霜，备受打击。此阶段刊物种类和数量急剧萎缩，刊物质量也严重下滑。
据有关史料统计，抗日战争前国民党统治区有1000多家报纸，到1939年锐减至400余家，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的两年中，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主要刊物有：《全民抗战》、《救亡日报》、《国民公论》、《文艺阵地》、《老百姓报》等500多家[5]。就连当时我国的科技期刊与高校所办刊物都未能幸免萎缩与停刊的噩运。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我国社会机构所办科技期刊总数为1427种（其中社会开办科技刊物1149种、高校出版科技刊物278种）。1945年抗战胜利时，两种合计总数降至669种，下降率为战前的53%，也就是占总数1/2以上的科技期刊被迫停刊。而在1937年7月前，统计我国高校出版的期刊总数达到1114种，到8年后的抗战结束，大学所办期刊总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仅为526种，只有战前总数的47%。这期间，社会机构（群众团体、个人办刊机构）与高校在敌占区、国统区和解放区新办期刊和复刊数量都很小。由于管制严厉、经费不足、稿件匮缺，加之高校战时迁徙流离等原因，被查封、停刊者甚多，即使创办新刊，出版短者也就1～2期、长者1～2年就不得不停办。当时各业包括报刊业损失最惨重、最突出和最早的省份要算东北三省和华北等地，后来逐步扩大到所有敌占区和国统区。
1945～1949年，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短短的5年时间，我国的报刊出版业变化较大，主要表现特征可分为三个不同阶段。1945～1946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对国民党政府实施的新闻出版统制政策不满，重庆新闻出版界进步人士向全国报刊业发起了报刊“拒检运动”，迫使国民党政府废除新闻出版制度，使被禁锢太久的新闻出版业终于有了吐气和松绑的时机。此时期各种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和民营报刊都有了一定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坚持在艰难的环境下，积极组织复刊与筹办新刊的工作，依然阻力层层，受到限制。而国民党当局利用其拥有的权力，在接管日伪报刊的同时，大力建立和发展自身党派的报刊网络，扩大控制宣传和传播的范围。1946～1947年，国民党政府发动了第三次国内战争，一边加紧迫害和查封共产党报刊，一边压制与关闭其他进步刊物，后来发展到连“中立”观点的报刊也不放过。层层压制新闻舆论和残酷迫害报刊业进步人士，从侧面反映国民党统治者的无能与心虚。1948～1949年上半年，国民党当局施政越来越不得人心，使得民不聊生，百业凋敝，军事上节节败退，预示着蒋家王朝的垮台。随着国民党所办的主要刊物部分迁往台湾、香港，另一部分无法再维持的刊物只好停止欺骗宣传，关门歇业。国民党的报刊与其政府统治一样，从1945年下半年的扩张、垄断到1949年下半年迅速走向萎缩与衰亡。
总之，在1919年到1949年的30年风雨里，我国期刊业遭受到战争的蹂躏和打击，兴衰起伏曲折，发展极为艰难。此阶段较有代表性的刊物有1919年7月在长沙创刊的《湘江评论》周刊，主编毛泽东，刊物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为宗旨，提倡民众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毛泽东撰写的“民众大联合”一文，连载刊发，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上海、北京、成都等地各报刊均相转载。因刊物代表五四运动新思潮，第3个月初的第5期刚出版，就遭当地军阀查封停刊了。《少年中国》(1919～1924)月刊，由政治学术团体少年中国学会主办。1919年7月在北京创刊，李大钊参与早期的编辑负责工作。1921年迁往上海。刊物以“本科学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主要刊载自然科学、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理论文章。《建设》(1919～1920)月刊，中华革命党主办，1919年8月在上海创办。孙中山提出的办刊宗旨是“广传吾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共产党》(1920～1921)月刊，16开本。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李达担任主编。该刊系统介绍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列宁的相关著作，并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刊载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共产党的纲领、策略等问题的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前期积极的理论建设探索与贡献。《觉悟》(1920)，32开本。1920年1月由天津学生团体觉悟社创办，主编周恩来。刊物的编辑方针为四点：一是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是对于社会一切应用的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是介绍名人言论；四是灌输世界新思潮，并以“思想改造与社会革新，批判孔孟之道”为办刊宗旨。后因周恩来组织学生示威游行被捕，刊物仅出版一期就停刊了。《劳动者》(1920)周刊，32开本。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主办。办刊宗旨是提倡“劳动主义”，使工人有立足的知识和善良的方法，去排斥那班“不劳而食的人”。刊物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工人的痛苦生活，罢工运动，通俗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同年出版第5期后被北洋军阀政府查禁。《劳动界》(1920～1921)周刊，32开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主编陈独秀。开办的栏目有国外劳动界、国内劳动界、本埠劳动界、时事、演说、诗歌等。内容丰富、文章通俗。《学衡》(1922～1933)中国旧文化刊物，初办时为月刊，后改为双月刊。由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骕、吴宓、梅光迪等创办，上海中华书局发行。刊物标榜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以《学衡》为中心，思想文化界形成了一个宣传复古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派别。《少年》(1922～1930)理论月刊，1922年在法国巴黎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创办，主编周恩来，陈延年、邓小平等均参与编撰、编辑和刻印工作。刊物以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批评无政府主义为宗旨。1924年改名为《赤光》，该刊主要读者为旅欧革命者、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大部分在欧洲发行，少数寄往国内和古巴、加拿大等地，1925年6月曾停刊，1928年复刊后，从巴黎迁往德国柏林出版，由成仿吾任主编。刊物重点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前锋》(1923～1924)月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理论期刊，16开本。陈独秀、瞿秋白为刊物主要撰稿者。该刊以发表论述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诸问题的长篇专论为主，利用调查数据分析美、英、日等国对我国的侵略，揭露军阀政府。《现代评论》(1924～1928)月刊，由在北京大学任教、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胡适、陈源、王世杰、高一函等学者创办，陈源任主编。刊物后迁上海出版。曾与复古的《甲寅》、《学衡》派进行过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战，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布尔塞维克》(1927～1932)周刊，后相继改为半月刊、月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1927年10月创办于上海。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先后任总编。毛泽东、周恩来、张大雷等21人为刊物编委。《新生》(1934～1935)周刊，1934年2月在上海创办。杜重远负责编发工作。以“为救民生存而奋斗”为宗旨，编辑方针是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政策。邹韬奋、胡愈之、毕云程、柳湜等知名文化人为其主要撰稿者。刊物最高发行量达10多万份。1935年5月该刊发表《闲话皇帝》的文章，日本驻沪总领事找茬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提出抗议，国民党当局屈服于日方淫威，竟判处刊物负责人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并于6月查封了该刊[6]。《大众生活》(1935～1941)周刊，1935年创刊于上海，主编邹韬奋。办刊宗旨是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开设有“星期刊坛”、“国内外通讯”、“时事论文”、“随笔小品”、“大众信箱”等专栏。该刊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期刊，最高发行达到20万份。1936年遭国民党当局封查，同年12月停刊。《解放报》(1937～1941)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刊物主要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报道和评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与建设工作，介绍马列主义理论著作。《文萃》(1945～1947)周刊，1945年9月创办于上海。黎澍、陈子涛先后任主编。由于刊物揭露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镇压革命运动的行径，反映群众呼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1947年7月，编辑人员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被捕，并于解放前夕惨遭国民党当局杀害，刊物同年被迫停刊。《观察》(1946～1950)周刊，后改为半月刊。由民间自由思想人士主办，储安平任主编。主要撰稿人为张东荪、胡光骕、潘光旦、吴晗、傅雷、费孝通、钱瑞升等知名学者。办刊宗旨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刊物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读者中影响较大。1948年末，遭国民党当局查禁，上海解放后复刊，1950年停刊。
此阶段内，特别是在1937～1949年上半年，由于抗日侵略战争、革命与反革命政党之间的斗争，以及社团各派活动的需要，我国报刊出版业的发展起落不定，极不均衡。与前期报刊出版比较，党派政治时事性刊物数量增减起伏较大，刊物的政治观点、思想立场和内容质量良莠不齐，革命进步刊物屡禁屡停屡办，锲而不舍。因而出现进步刊物办刊时间不长，而社会影响面大的出版现象。此外完全依赖读者生存的文艺、科技等其他种类的刊物出版呈现停滞不前。这是当时报刊出版业的基本状况和所表现的主要特征。
二、近代科技与文艺刊物出版
（一）中国近代主要科学技术刊物的出版
中国近代主要是指在19世纪70年代至1919年期间。19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出现专门出版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科学技术论著及科学普及知识为主的刊物。从刊物的内容上通常可分为三大类：一类为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主要刊载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与进展、科技新闻通讯和简报等；二类为专业性的自然科学刊物，其表现特征主要是刊登自然科学某分支学科的专门科技文章；三类为科普性自然科学刊物，以宣传和介绍科学技术普及知识为主，知识涉及面广，内容浅显，办刊形式较活泼。从刊物的编辑出版机构与办刊人员上区分，同样有外国人办的中文科技刊物与中国人自己办的中文科技刊物两类。在我国自办的科技刊物中又可分为社会团体、个人所办及高等学校所办两大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国自然科学界一批著名人士、学会和高校纷纷开办自然科学期刊。
1.自然科学综合性期刊。在上海出版的《格致汇编》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创办时间为1876年，创办者是英国人傅兰雅。当时我国知名科学家徐寿在该刊担任编辑出版工作。刊物开办时为月刊，后改为季刊，办至1883年停刊，7年时间共出版刊物60期。刊物发行面较广，远及国外日本、新加坡，国内发行上海、北京和香港等70多个城市。主要内容为科技论文、新闻与研究简报，重点介绍西方科技新知识。期印数最高达7000册，此印数与现代同类期刊比较，也不算小，说明该刊的影响较广。出版史学家谢振声先生认为，中国人自己办的首份自然科学期刊，创刊于1900年上海，是自然科学家杜亚泉以其名字创办的《亚泉杂志》。该刊以介绍物理、化学科技知识为重点，辅以刊登相关学科的文章。此刊是我国最早介绍元素周期律等化学基本理论和新发现的氦、氩、镭、钋等元素新信息的科技期刊。1915年，科学家任鸿隽、杨铨等在上海创办《科学》期刊。该刊作者与编辑人员均为当时我国科技界知名学者，刊物的文章质量与编辑水平均较高，为倡导科学方法、推动科学研究、宣传科学知识起到积极作用，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
此阶段的后期，我国的高等学校也从文理综合性学术期刊开始编辑出版自然科学期刊。最早出版的高校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有1918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的《数理杂志》与1919年出版的《数理化杂志》、1918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创办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学会杂志》、1919年北京大学创办的《数理杂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理化杂志》、1920年东南大学开办的《数理化》等刊物。以上几所高等学府在先后两三年时间内编辑出版的综合性科技期刊均定位在“数理化”3门学科上，此类刊物以发表学校师生学科研究论文为主体，对促进高校自然科学理论研究、提高教学水平起到重要作用。后来，随着高校自然科学研究和学科的拓展，各高校逐步创办了包含众多学科的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其中有南洋公学开办的《科学世界》(1920)，上海沪江大学先后出版的《科学丛刊》(1928)、《科学世界》(1930)，南开大学创办的《理科学会会刊》(1928)、《理科学报》(1930)，北京大学出版的《自然科学季刊》(1929)，武汉大学出版的《武汉大学理科季刊》(1930)，复旦大学创办的《理工学报》(1928)、《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3)等[7]474。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7]475，在1897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大学期刊的发展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1897～1910年，我国高等学堂与大学出版的期刊总数仅为14种，其中科技期刊只有5种；1911～1920年，高等学校所办期刊达到81种，其中科技期刊24种；1920～1937年，大学开办的期刊已增至1114种，其中科技期刊达278种。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近30年时间是我国期刊出版稳步快速发展期，从此阶段大学办刊数量的猛增，不难得出结论，这30年也是大学期刊的全面发展期。
2.自然科学专业性期刊。同样早期出版的专业性科技刊物的出版形式先期介于报纸与期刊之间，后来随着报纸、期刊出版形式的逐步规范，才有了明确的期刊出版形式。
我国早期较有名的专业性自然科学刊物有1872年在上海出版，专门刊登气象、地震观测、地磁等知识与研究成果的《徐家汇天文台观测公报》；1880年在广州由美国人嘉约翰创办的《西医新报》；1888年在上海由博医会开办的《博医汇报》等，后两种刊物主要介绍西方医学科技知识。
1897年农学家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创办《农学报》，此乃为我国第一份农学专业期刊，刊物主要刊载农学专论、古籍调研及西方农学译文等；同年7月数学家黄庆澄等在温州开办的《算学报》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初等数学月刊；1907年天文学会在上海出版《佘山天文年刊》，专刊天文学研究论著；1910年在天津由地理学家张相文等创办的《地学杂志》月刊，以宣传地理知识、研究地质科学为主旨，其中部分研究文章代表了当时我国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1915年在上海由中华医学会创办的《中华医学杂志》，该刊较好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医学研究的新成果。
从严格的科技知识内容上区分，当时的科技刊物，并没有像现代科技期刊这样规范的定性分类，部分综合性自然科学和专业性自然科学刊物，也刊载科普知识的作品，即使19世纪早期在我国出版的较有影响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刊物，也刊载介绍科技与科普知识方面的作品，例如前面提及过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益文月报》、《经世报》、《湘学新报》、《新学报》、《通学报》、《蜀学报》、《东方杂志》等刊物，均刊载过有关西方天文学、地理学与医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科普内容的文章[8]503。
3.自然科学科普性期刊。从单纯的科普内容来看，此类刊物并非没有，但大多集中于面向儿童和少年读者的画刊。办刊者考虑到少年读者的阅读特征，在当时出版的众多画刊中，给小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科普知识的空间。专门刊载科学技术文化内容的少年科普画刊有上海出版的《小孩月报》(1875～1915)，这是在我国最早创办的少儿科普期刊。该刊由美国传教士范约翰任主编，1881年5月更名为《月报》，1914年又改为《开风报》，持续开办40多年，直到1915年12月停刊。刊物图文并茂，深受小读者喜爱。19世纪80年代后，我国画刊日益增多，著名的少儿科普画刊还有1902年6月在北京创刊的《启蒙画报》；1903年在成都创办的《通俗画报》；1914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华儿童》画报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国人彭翼仲主办的《启蒙画报》，内容丰富、浅显，图画生动活泼，以介绍科学技术为主，辅以古今伦理、舆地掌故等，其发行数量居众画刊之首。
（二）中国近代以来出版的主要文艺刊物
中国近代文艺报刊多集中在上海、杭州、汉口、北京、香港等地，又以上海为最。
我国最早出版的一批文艺刊物有《四溟琐记》、《寰宇琐记》、《瀛寰琐记》与《侯鲭新录》。由于当时在上海开办的《申报》编辑队伍较强，该报结识和拥有一批各界名流学者，相应稿件来源充足，因此除办报外，还创办了文艺刊物，上面所提及的四种，前三种就是《申报》所办增刊，以集刊的形式不定期连续出版。此类刊物主要刊发古体诗词，配发游记、时论与国外译作。我国近代文艺报刊的重点发展期是在1892～1911年，当时出版的较有影响的文艺报有《消闲报》、《采风报》、《指南报》、《游戏报》、《海上文社日报》、《世界繁华报》、《趣报》和《笑报》等。以吴研人、高太痴、李伯元、孙玉声、韩子云、陈去病、黄摩西等一批文学家和报刊总编为主要撰稿人，开办的文艺期刊有《新小说》、《海上奇书》、《新新小说》、《绣像小说》、 《小说林》、《月月小说》、《小说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和《南社》等[9]。
从文艺报刊刊文的内容，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报纸为主体的娱乐休闲型，刊登作品内容以市井滑稽，搞笑嬉戏居多，此部分多数格调不高，内容低劣；另一类以期刊为主体，重点内容是反映现实、抨击和讽刺时政。文艺期刊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提倡“变国俗、开民智”的办刊方针，发表的文艺作品，多以支持变法维新的爱国主义情怀为主要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文艺期刊有《小说林》、《新小说》，李伯元的名作《官场现形记》，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抨击时政的嘲讽小说就发表于此类刊物之上，还有一批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具有一定民主革命倾向，刊载的作品为戏曲、演义小说和诗词，文章格调高雅，带有较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清思想的文艺期刊，例如《小说世界》、《南社》、《二十世纪大舞台》等，也正是这些刊物先后将外国一批世界著名作家，如雨果、哥德、席勒、莫泊桑、拜伦、雪莱、狄更斯、马克·吐温、托尔斯泰的名作最早引介给当时的中国读者。
辛亥革命后，小说以男女哀情、娼门悲欢、侦探破案、武侠仗义和宫闱恩怨等故事为主，名噪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最早就是刊载于《小说月报》和而后创办的《小说新报》、《礼拜六》、《民权素》、《金刚钻》等文艺期刊。该小说流派的发展也得益于当时文艺期刊的不断扩展。此阶段我国出版与新创办的文艺刊物达到近百种，文艺期刊的出版刊期多为半月刊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