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禅美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美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3-0063-08
禅宗美学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遗产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主要美学思潮之一。禅学的产生影响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进程，更影响到中国文艺思想发展史的进程。但在中国美学中，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研究者多，取得成果也早，由宗白华、钱钟书等人开创的禅美学却没有得以及时、充分地展开。“随着现代世界交往的密切，西方文明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全球文明格局的改观——‘东方睡狮’的觉醒，‘五洲曙光’迎来了新的纪元，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向往的目光看待东方文明，包括东方艺术与美学。”[1]（《编者的话》）当今世界范围内美学研究陷入困境、停滞不前的状况也要求我们认真反思美学的出路。以主客对立为前提和基础的美学研究方式已无法进入美学殿堂最幽深、隐秘的部分，中国禅美学主张主客圆融，提供了与主客对立的思考方式不同的新的视角，或可与西方重体验、重生命自由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等思想相互补充，为陷入困境的世界美学研究提供具有开拓性的思路。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禅美学，以弘扬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但在建国后的近三十年里，人们却因种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谈佛色变，学术上所得甚少。直至“文革”后，伴随政治的清明，经济的改革，学术上也逐步走向科学与自由。近二十年来，禅宗美学的研究日趋深入，硕果累累，开始争取与其身份相称的地位。
至今，已出版集中论及禅宗美学的著作逾一百种，这些著作既有对禅宗美学史的专门研究，又有对禅宗美学细节问题的探索，还有对禅宗美学影响下的具体文艺形态的研究。学术论文的研究范围则更加广泛，显示了勃勃生机。
一、禅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
1.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对禅艺合流的内在机制的研究
文学艺术史上的禅艺合流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禅与艺为什么会合流、怎样合流，却不容易谈透彻。人们已形成的共识是，禅与文学都重个体心灵的自由，都重自性，是对生命的自我意识的张扬。审美活动与宗教文化拥有一个共同的发生学背景：生命的自我意识。对这生命的自我意识展开机制的探索是禅美学研究的起点。禅乃是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其强调直觉的超功利的顿悟思维方式是沟通禅与艺的桥梁。
孙昌武说：“心性问题是佛教义学的核心问题……而文学创造活动，正是带有强烈主观性的精神创造；文学理论问题必然涉及到心性理论。”[2](P330)皮朝纲指出：“禅体验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审美体验，因为审美体验是对于人的自身价值以及生命意义的一种体验活动，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3]他认为禅、艺相通的核心在于发生机制相似的妙语，并初步揭示了禅、艺合流的历史进程。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禅与诗、所也，悟、能也。用心所在虽二，而心之作用则一。了悟以后，禅可不著言说，诗必托诸文字；然其为悟境，初无不同。”[4](P101)禅与诗因“悟”而心有灵犀一点通，然后，“诗赋于禅以艺术的形式；禅赋于诗以内省的功夫，以及由内省而带来的理趣”[5]。
因此，对悟、妙悟等问题的探讨就成为研究禅艺合流内在机制的切入点。“悟”是禅与文艺交流、禅美学产生的基础。禅宗“悟”的思想成果被文艺创作、文艺欣赏和文艺批评所吸收，“悟”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
皮朝纲《静默的美学》指出，“悟”是审美活动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是对艺术的审美特征的领会，是对创作规律、技巧的把握。胡遂的《中国佛学与文学》认为禅悟与诗悟的共同点是：现量与直寻；但莫作意，自当悟入；亲证。张育英的《禅与艺术》分析“禅思维与艺术思维在可感性、非理性和超越性等方面存在着同一性。而两种思维相似的特征，又都与头脑中存在的潜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6](P47-48)。他认为世界上最早对潜意识有所发现并进行探索的应是中国的禅宗，艺术思维中的灵感现象，本质上同禅的顿悟思维相同，也来自人的潜意识，是潜意识转化为意识的表现。季羡林在《作诗与参禅》一文中对诗与禅的共同点“妙语”的内容结合梵文和巴利文进行分析，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潘知常在《中国美学精神》中分析了禅宗妙悟消解对象性思维的特点，认为“禅宗对妙悟的瞩目，意味着审美活动作为最高的生存方式在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动中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也意味着从心理层面为中国美学定位的开始”[7](P409)。
对自性与直觉的强调、对“悟”的依赖是禅宗认识论非常突出的特点。文艺创作是强调直觉与灵感的，禅与艺术怎样相通相融，“悟”的过程、特点如何，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研究者们开始运用西方的哲学、心理学成果，致力于逐渐揭示问题的实质。
2.意境与禅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近些年的研究中意境与禅宗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学界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意境理论萌芽于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但它的发展和成熟却得益于禅宗思想。
金丹元在《以佛学禅见释“意境”》一文中认为：“中国‘意境’理论本身就隐含着‘性空幻有’的成分。意境比意象更为复杂的因素在于，意境不仅是主、客观的统一，‘立意’与‘形象’的统一，而且也是在‘空灵’观念指导下有与无的统一、境与情的统一。”[8]在其著作《禅意与化境》中，他也从史的角度，结合文艺创作和理论论述了意境与禅的关系。于民《空王之道助而意境成——谈佛教禅宗对意境认识生成的作用》认为：“意境认识的蕴成，是我国特有的文学艺术与哲学、古老的人体科学等相结合的产物。它涉及的方面条件甚多，仅就中国古典哲学来讲，道、玄、禅影响最大，可以说道孕其胎，玄促其生，禅助其成。”[9]他从十个方面分析禅对审美主体和创作思维方面的影响，具体说明了禅影响于意境产生的内在机制。于民研究视野开阔，他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认识禅与意境的关系，认识到意境现象复杂而微妙的渊源，应当说这种研究思路比较能反映客观的情况，有利于问题本质的揭示。但是，其中牵涉到哲学、心理学、医学等许多方面，进一步研究有很大难度，也更具有挑战意义。李旭在专著《中国美学主干思想》中对意境理论的论述值得注意。他认为，中国诗学的“意境”范畴并不是惟一的，而是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以传统的‘情景相生’理论为基础，另一种是以禅宗‘物我相冥’思想为基础。前者的特点是‘以物就我，以情着物’，大致上以王夫之、王国维等为代表；后者的特点是‘物我得宜，异体性通’，其代表人物是严羽及王士祯。”[10](P194)这种辨别以不同意境理论产生的文化背景为基础，是对意境理论不同内涵的有益甄别。
意境与禅的关系是禅美学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研究不深入、缺乏新意是此项研究长期存在的症结。文学境界与禅的境界在体认世界的方式上有相似之处，如何在传统的模糊表述之外揭示其中更有价值的内涵，是研究者此后应当注意的。笔者以为，跳出传统的文论研究、美学研究模式，开阔视野，借鉴西方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等思想，本着“拿来主义”的态度，在更高的立足点上，以高屋建瓴之势，重新审视意境问题，当有新的令人兴奋的发现。目前已有学者开始这方面研究，筚路蓝缕，但前景光明。
3.诗学术语、诗论形式与禅
自唐代往后，以禅喻诗、以禅入诗渐成风气，诗论中化用禅的语言、禅的思维方式已成普遍现象。一些原有的诗学术语融入了新的内涵，也涌现出许多新的诗学术语。同时，禅宗也影响到诗格、诗话的出现，自宋代以后诗话中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多与禅的影响有关。中国诗学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飞速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
周裕锴《宋代诗学术语的禅学语源》文中详细分析了诗学中引进的“反常合道”等十个禅宗术语。大量禅宗术语被引进诗学，形成了宋诗学“以禅喻诗”的鲜明特色。作者对诗学术语语源的探索在当前禅美学研究中显示出扎实的功力，这种脚踏实地的研究是塑造当今禅美学大厦的可靠基石。
张伯伟在《禅与诗学》一书中说：“晚唐五代的诗格，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存在着以下三个较为普遍的特点，而这三个特点正是由佛学影响导致的。简言之，就是‘门’、‘势’、‘作用’。”[11](P11)“语录之实，起于《论语》；但语录之名，却大倡于禅宗”[11](P30)，禅门语录对诗话的形式和理论都有影响。禅门偈颂也助成了宋代论诗诗的涌现。张伯伟的另一著作《全唐五代诗格校考》虽主要是材料汇编，却是难得的力作。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着重论述过诗格，很有见解，其后研究者很少，张伯伟的研究重资料，工夫切实。
佛禅的流行得益于借鉴文艺的表达，文艺手法与手段是佛禅的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反过来，佛禅思想又深深的影响了文艺的表达方式，促进人们更深刻的认识、把握文艺的本质，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正因为如此，借鉴于佛禅思想进行文艺批评也就有了内在的根基。这方面研究目前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反映了人们对诗禅关系的认识正走向深入。
二、禅与中国传统文艺形式的具体关系之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适应中国人思维模式的禅宗诞生之后，即与文艺渐渐水乳交融，为文学艺术带来新内容、新思路、新特点，成为构成文艺灵魂的因素之一。因为禅与文化的融合是如此之深，所以从多侧面研究禅与文艺的关系是必要的。
1.诗与禅
诗、禅关系是禅美学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这方面的著述也最多，研究的也较为透彻。
叶维廉《禅与中西山水诗》一文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分析了道家和禅宗对中国山水诗不同方面的影响，通过点面结合的对比深刻揭示了中国山水诗的特点。姚南强的《禅与唐宋作家》梳理出唐宋受禅宗影响的近三十位诗人进行个案研究，同时分析了禅宗的兴盛与唐诗宋词的繁荣之间的关系。程亚林《诗与禅》分析了佛禅观念对诗人诗作整体风格的影响，并通过理论的比较和历史的叙述，说明“以禅助诗”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理想的形成，“以禅喻诗”深化了古人对诗歌欣赏、创作的认识，并致力于以史的眼光为禅美学在诗歌审美意识流变中的地位定位。周裕锴在《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中提出：“诗家的‘翻案法’与禅宗的‘翻案法’不仅有语言形式及思维方式上的相似性，而且还有事实上的亲缘关系和影响实例。”[12]从宋代文学领域可找到大量的翻案实例，以至翻案成为宋诗的特色之一，这是禅宗偈颂影响到时代审美思维的结果。
“以禅入诗”是很多受禅宗影响的作家的创作表现。黄宝华《禅宗与苏轼》、张晶《禅与唐代山水诗派》等文章对此作了具体的分析。僧人诗作也渐渐受到重视，许多禅僧的诗歌创作得到认真研究。覃召文《禅月诗魂——中国诗僧纵横谈》一书对诗僧的成因、思想、交往以及他们的创作等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而具体的分析、论述，是这方面研究的力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昌武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孙昌武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中认为中国诗歌自韩愈“以文为诗”到宋人借诗讲义理，反映了诗歌表现境界的不断开拓，表明禅宗“明心见性”与华严“事理圆融”等观念被诗人所接受。其力作《禅思与诗情》以对历史清晰确切的把握，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而引人注目。此书以大量事实为基础，对中国禅宗的发展，禅文学的发展，禅宗对诗人、诗歌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描述”。这些问题看似都已为许多人涉及过，但是孙先生的研究论述精深，发人之未见，更令人信服。
2.书、画与禅
和诗歌一样，中国的书法、绘画艺术自唐之后也深受禅美学思想的浸润。相对来说，佛禅对于史的领域影响较小，因为历史的书写记录一直由在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为原则，但是，儒家对文艺的控制，特别是对书画的控制要弱的多。禅宗影响书画，受到的阻力比诗歌还要小。诗歌传统上被要求言志、助教化，并且在科举制度中还影响到取仕，所以往往与社会、政治结合紧密。而统治阶层对书画的控制则比较宽松，书画常被文人用来尽情表达自身的心境，所以，书画与道家、禅宗的联系更加紧密。特别是强调自性、直觉的禅宗，更为书画的创新提供了启发和精神动力，影响到书画性质的改变。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是认识禅宗与文艺关系的重要突破点。
文师华《佛教对中国书法的影响》论述了禅宗顿悟成佛、自性是佛理论刺激书法艺术的主要表现：狂草书风的兴起、破法求变的书论、尚意书风的出现。张育英《禅与艺术》一书中以一章的篇幅论析了禅与书法的关系。他以张芝、张旭、怀素等人为例，详细分析了禅宗影响于书法创作的内在机制及表现形式。黄君《佛教对颜真卿书法的影响》中论证，颜真卿自五十岁左右依托佛道，并最终“作了一个正式的居士”，颜真卿书法的神龙变化表明他的艺术创作已经超越了单一功用性的目的，进入到摒弃功用，而直指心源的纯艺术境界。
施蕴珍《绘画之道》分析认为，“使南宋画家，特别是山水画家的作品在‘道’的方面得到最高陈述的，主要是禅的影响”[13](P13)，而不是道家的影响。徐建融《佛教与民族绘画精神》一书中，认为文人画与禅宗的确有很深的关系，“禅宗涵育了文人画，文人画展现了一片禅境”[14](P133)。邓乔彬《有声画与无声诗》中论析了禅宗“关合诗画”的历史，认为禅悦之风是促使诗论、画论相互影响、相互融会的动力所在。
历史上禅与书画水乳交融的关系大家有目共睹，不过其深层联系到目前为止还揭示得不够。并且，表层的理论上的认识需要大量的实际例子来佐证。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像研究禅与诗歌的关系一样，深入到丰富的书画文化遗产中去，通过认识更多的个案，来更客观、更全面地把握禅与书画多层次的关联。
以上两个方面是此类研究的着重点。别的方面，如戏剧、小说、散文、园林等与禅关系的研究则力量相对较弱，发表的学术论文及专著很少。一些学者已在这些领域进行开拓。如赵仁珪《苏轼散文中的禅》一文从论文主张、思维方法及表述手法、文中的禅理禅趣诸方面分析了禅宗与苏轼散文的关系。任晓红的专著《禅与中国园林》在书中分七章从不同角度对禅与园林艺术的关系进行研究，作者认为山水园林的自然美与禅的精神相契合，是士大夫寻求心理平衡、完善人格的所在。此书文笔流畅，分析细致，观点新颖、明确而不流于空泛，是研究禅与园林关系的有力度的著作，对促使人们悟解其他生活现象中的传统文化内涵也有启发意义。
三、禅美学研究的角度与方法
至今为止，学者们已从很多角度对禅美学进行了研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著作。
比如，谢思炜的《禅宗与中国文学》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相生发，点与面相结合的成功之作。此书以王维、杜甫、韩愈、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为典型，论析了禅宗思想在世俗文化及文人创作中的广泛渗透及其对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黄河涛的《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则在中国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思想框架中，重点论述禅在中国艺术精神演化过程中所起的深刻作用，注重学理的研究。皮朝纲《中国美学沉思录》书中把禅美学体系的逻辑结构分为涉及审美境界论的“禅”、涉及审美本体论的“心”、涉及审美认识论的“悟”、涉及审美方法论的“参”四个部分，并认为中国禅宗美学思想史经历了五个阶段。禅美学体系的逻辑结构与历史发展线索的明确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文艺思想的发展历史。张伯伟《禅与诗学》、孙昌武《禅思与诗情》都是从禅与诗学、禅与诗关系的角度入手，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进行探索，资料翔实，富有理论深度。而王树海《禅魄诗魂》一书截取特定的历史时期，针对此一时期内的主要文学现象分析佛禅的影响，内容丰厚而深刻。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也是这一方面的力作。
综观这些年来的研究情况，禅美学的研究逐渐明确于从历史上确实存在着的事实——即禅影响下产生的大量诗、绘画、雕刻、散文等艺术史上的实际材料出发，从中总结出禅美学的内在规律。其中着重讨论的问题有禅的认识方式的审美特征、以禅喻诗的现象、禅宗影响于各艺术门类的内在机制。这些研究有很大成绩，当然也有局限，而这又涉及到我们对禅美学研究目标和方法的认识。
早期禅美学的研究带有就事论事的倾向，抓住问题的某一方面，拉着禅与诗、艺术作直接简单的类比，难免生硬。也有的是就禅美学整体，在传统文化的框架内条分缕折。这种“小国寡民”或“闭关锁国”的研究方式或与中国禅美学的特殊性和具体研究的困难性有关。在狭窄的视野里，在许多基本问题解决之后，要想获得研究质量的提高就很困难。现在，正如经济的日益世界化一样，世界文化的交流程度日益加深，中国与东方其他国家的文化、中西文化互相借鉴，互相取长补短，已成为自身获得更大发展的必要条件。与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我国的深刻影响不同，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微弱的，甚至西方对中国文化还存有深刻的偏见。美国当代学者托马斯·芒罗说：“目前惟一可在英语中找到的美学史实际上没有涉及到东方艺术或思想。”[1](P5)芒罗认识到西方美学的缺陷，认为东方美学可以弥补它的不足。他认为东方美学对西方美学至少有三种价值：一是增加西方美学家对思想史的了解，进而增加对整个文化史的了解；二是帮助理解东方艺术，尤其是理解产生于相同环境中的艺术诸格；三是“提高我们对整个艺术的理解，包括对与自己同时代的艺术的理解”[1](P9)。芒罗把西方美学对东方思想的忽视“归咎于西方美学本身传统的惰性；归咎于它过分依赖从对美的思辨哲学假定中进行演绎推理或高度专业化的语言学分析”[1](P4)。这是一个西方学者的认真总结，但我们更应反省自身，我们应怎样使自身的文化具有世界意义。季羡林先生曾提出“送去主义”，主张我们主动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与世界接轨。在禅美学研究上，我们应考虑到这一文化因素，从而在新的思想高度上进行我们的研究，一方面汲取西方的思维成果，另一方面从世界文化格局的高度认识禅美学的世界意义，扩大禅美学的影响。
禅美学的进展和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密切相关。不过没有正确的研究方法，所有的目标与理想都是空中楼阁。与西方美学相比，禅美学有其特殊性，它可以说是一种体验美学。老一辈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以一种富有哲理情思和诗情画意的方法，用生命体验禅美学的真谛。在他的学术作品中，很少枯燥的哲学术语，没有艰涩的理论思辨，但是，我们却能随之体会到一种空灵澄澈的境界的美妙。他是采用中国传统美学的语言形式来进行美学研究的。这种重体验的传统的研究方法曾取得丰硕成果，但这一方法的不足也很明显，即在将某一问题（如“悟”）说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或能体会它，但却难向读者传达清它的明确的内涵，使用现代的表达方式，遵循现代的学术规范，更有利于禅美学为更多读者所接受。
因而，我们有必要大胆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取长补短，借鉴西方的美学研究（甚至西方对禅宗和禅美学的研究），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璞玉。“只有在走向这个更大广度和信念的道路上，才可能修正自己的不足。越是对世界艺术的无限多样性有所体验，越是理解不同文化中的人民为何如此创造、享有并评说这种艺术，我们的标准就越会变得相对化和多元化。”[1](P9)
王海林在其《佛教美学》中简要论及佛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佛教美学与相邻学科，如宗教学、佛学、普通美学、伦理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宗教神话学、文化学、阐释学、艺术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佛教美学的研究必须采用灵活的、具有开拓性的方法。他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可以弥补我们禅美学研究的不足，并能使禅美学研究开拓思路、走向深入。
四、禅美学研究中出现的争论与问题
20世纪50年代，胡适与铃木大拙在美国因对禅学研究持有不同的观点而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一论争促进了禅学新材料的发现和整理，引起更多的人关心禅学，在学术史上传为佳话。而在近二十年来，类似于胡适与铃木大拙那样有生气的争论却从未发生过，这与同期发生在美学其他领域的多次论争（比如80年代不同美学派别间的争吵、1993年关于“积淀说”与“突破说”的争论）形成鲜明的对比。二十年来，禅美学从未“热”过，但也从未极度冷落过，默默耕耘是这个领域的特点。这或许是学者们以平常心来对待禅美学的必然结果吧。虽然如此，因意见相左而发表不同观点的情况却是有的。这表现在对道与禅在中国艺术精神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的认识以及“意境”的内涵等问题的探讨上。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着力突出道家（特别是庄子）在中国艺术精神形成过程中的主要地位。他认为道家的“道”、“游”、“心斋”等概念和行为，庄子的人生观、宇宙观、政治观，都是形成中国艺术精神的关键。比如山水画，他说：“中国以山水为中心的自然画，乃是玄学中的庄学的产物。”[15](P202)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思想。日本今道友信所著《东方的美学》在论述中国古代美学时，也只是着力于“孔子的艺术哲学”和“庄子形而上学的美学思想”，而忽视了禅美学。
许多禅美学研究者显然不赞同以上观点。黄河涛《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虽没有明确批驳上述观点，但他在行文中对禅的地位的突出强调则是对“道家中心说”的有力反拨。孙昌武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中认为，六朝以后，“就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上表现出的新因素来看，得自佛教的远多于得自传统学术的”[2](P223)。林显庭、张展源《庄学、禅、与艺术精神之关系——由徐复观“禅开不出艺术”之说谈起》一文是对徐复观部分观点的直接反驳。此文选取了《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的某些观点（如认为黄山谷、董其昌的创作与禅宗无关），从道、禅的原理至实际创作的情形进行辩难，最后得出结论：“假如庄学能开出艺术，则禅学亦能。因为两家哲学皆以经由修养工夫而达臻心体虚静后所直接流露的观照妙用来开出艺术及艺术性人生；则在最高境界上，两家可说是无分轩轾，而且正可交融互惠、两相辉映与相得益彰的！”[16]
关于禅美学的适当论争有助于改正错误、深化思想，我们期待着更多讨论的出现。
总的来看，我们当代的禅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90年代（特别是近几年）与80年代比，突出的特点是在对禅美学进行宏观把握的同时，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增加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禅师、禅宗派别的美学思想也得到发掘，禅与许多艺术门类关系的研究逐步展开。禅美学正逐步走向深入。
文、史、哲兼通的学者显示出禅美学研究的理论优势。季羡林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禅美学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皮朝纲、孙昌武在禅宗史、禅宗哲学、禅宗美学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都处在较高的水平。大批中青年学者在这个领域脱颖而出，他们有的在把握历史资料和运用现代方法方面使人耳目一新。潘知常在《中国美学精神》中指出：“我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特定的考察角度：以中西美学的比较为背景，对中国美学的理论价值加以阐发、诠释；一种特定的叙述方式：把对中国美学的理论价值的阐发、诠释（横向的、一般性的），融化在对中国美学的历史进程（纵向的、特殊性的）的把握、描述之中。”[7](P577)
当代禅美学的研究中也不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相当多论著、论文不但在话语上令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也存在研究方法、结论陈陈相因的现象。研究禅美学所必需的心理学方法尚未被系统地、深入地引进。与分析禅与艺术关系有关联的西方现象学、解释学方法没有被足够利用。学者们对诗歌、诗论与禅的关系用力很多，而散文、小说、戏剧、建筑等文艺形式中的禅美学因素尚未得到全面发掘。关于禅美学，我们在哲学层面所做的研究很多，而对有关禅的文献、文物所做的考证工作还远远不够。禅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对比研究、禅美学在世界美学中的地位问题，尚未得到重视。此类问题需要学界认真反思。
愿这世纪之交是禅美学研究的新的起点！
收稿日期：200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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