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古典主义论文,现代性论文,中国论文,成熟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5-0115-06
尽管“20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正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在探讨“十七年文学”时我 仍然愿意使用它。因为我认为问题恰恰不在这一概念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一 概念的内涵。如果仅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特征来确立中国20世纪文学整体性的现代特征， 以西方文学思潮演进的轨迹来框囿中国20世纪文学演进的轨迹，这种研究思路自然会造 成一些与中国近百年文学实践的认识距离。但如果我们取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形态转 变的角度来看待它在20世纪百年间的演进和变化，那么，20世纪文学就是一个充满丰富 复杂内涵的概念，一个充满着动感的概念。我把“十七年文学”放在20世纪文学中来思 考，也正是为了想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过程的复杂性、迂回性。
一
文学的现代性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的世纪性追求。中国历史进入20世纪，现代化已成 了历史的必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也逐渐孕育与生成文学的现代素质；这样说，并非忽 视外来的文学艺术思潮的影响和诱发，但毕竟中国文学的现代素质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 史行程中，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孕育生成的。一位西方学者在研究了19、20世纪之交这 个历史转折期的中国小说后，说了一段相当明智的话：“西方影响并未像预想的那样在 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在这个阶段中，外来因素的吸收也只是本身进化 的补充。”(注：(捷克)M.D-维林吉诺娃：《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导言，华中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我们在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及其变化时，首先必须注 意这一点。
就我个人的理解，现代性当然与现代化有密切的联系，但又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现代 化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层面上，而现代性则是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知识理念体系发生全方位秩序转型后所形成的人的一种新的精神特征。这种精神特征体 现在文学上，其最重要的内涵我认为应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即：理智化的精神立场， 重主观感悟、重生命体验的认知态度，非绝对化、线性化的艺术运思，和间接性、不确 定性的表达方式。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主义，也就是这种最基本的精神特征在文艺、文 化领域中的一种实践性体现；而作为一种精神特征，现代性也同样会渗透进现实主义的 创作中。
中国文学自19、20世纪之交，特别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建构文学的现代品格逐 渐成为作家们的自觉追求。鲁迅不仅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融入了强烈的主观情绪从而带 来了小说风格鲜明的现代色彩，更令人震慑的是他那穿透历史、穿透现实的深邃目光， 他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和对自我大胆解剖的勇气，充分显示了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人精神 品格。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他们在作品中不约而同所透露的悲凉之气， 正体现了他们在反思历史和面对现实时精神的觉醒，体现了他们清醒的现代理性的精神 立场。从20年代到30、4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在不同作家的不同创造中不断得到 多方面的体现和深化，30年代初以流派出现的“新感觉派”是力图在艺术的表达方式上 来显示创作的现代新意，40年代在张爱玲、路翎等作家创作中，文学的现代性体现则更 深深潜入作品的内质。张爱玲对人性变异、人性扭曲的深刻感悟，对商业社会中人际关 系相互算计的犀利透视，可以说正是现代理性的极致，而她对现代艺术表现生活的间接 性、多义性、朦胧性的审美手段的引入，又使小说在传统的笔法中透射出强烈的现代感 。路翎对人非理性心态的刻意描写，也说明作家在对人的观察和认识上所站的现代高度 。及至钱钟书《围城》的出现，西南现代诗人群落的出现，他们从现实的描绘中上升到 对现代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对现代人精神情绪的感受和把握，更给中国的现代文学增 添了以往不多见的、浓郁的现代哲学意蕴。
可以说，在20世纪开始、特别以五四作为明显转换标志后的20—40年代中，中国文学 的现代素质确实随着整个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而得到不断的增强，这应该是文 学史上不争的事实。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我们还应看到的是：第一，现代精神素 质在不同作家身上显示的强弱程度是不完全一样的，即使在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中，其 充分程度也不完全一样；第二，现代精神特征在20—40年代中的存在也不是以单一的状 态存在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中，体现不同精神特征、美学特征的多种文学的 存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逐步孕育、生长的过程 时，还有必要注意这样的事实，作为在旧有的历史文化土壤中生长的传统审美趋向，也 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机遇中发生新的转换，从而获得新的发展。这种认识，正是我们今天 探讨“十七年文学”的一个论述起点。
二
“十七年文学”，已经约定俗成地是指新中国诞生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一段时间的 文学，这个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学，其呈现的特征与五四以来所生长的具有我们前面 所说的现代素质的文学有着许多明显的不同之处。为了使这一认识得到比较充分的文学 史依据，也为了使论述更为集中，我想选择在“十七年文学”中一种最发达的创作文类 ——描写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来作论证，以便探究其呈现的不同特点。
第一，面对现实的态度：理智化的退隐，理想化成为主导基调。
这个时期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绝大部分都触及中国农民在改变生产体制、摆脱小生 产方式过程中的生活变化。走出千百年所习惯的生存方式，摆脱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生活 观念，这当中的心理波澜、行为波澜，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理对抗、行为对抗，它的复杂 纠缠与激烈回环是客观的存在，但在文学作品中面对这些客观存在所应有的理智审视往 往被一种理想色彩所取代了。《三里湾》的糊涂涂顺利地“从糊涂变光荣”，个体所有 的观念与集体所有制的激烈对峙也就轻易地变为欢快的顺应；《山乡巨变》中陈先晋为 “恋土”而撕心裂肺的呼喊一下子就悄悄地被平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经过区里的 一次学习就私心尽除，成了共产主义式的先锋……这些人物及其行动在理想化的支配下 ，较之当年的闰土、老通宝、韩素娥的沉重，显然变得相当的明朗、轻松。
第二，艺术的运思方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重新得到强化，直线、单一的艺术思路 排斥了艺术的多重视角和不确定性效果。
这时期的作品，在把握事物现象和组结小说矛盾时，都不约而同地按照二元对立的运 思习惯组结成“一体两极”式的矛盾构架，像《创业史》以梁生宝为中心，与其对立的 就有姚士杰(代表地主反动势力)、郭世富(代表富裕中农势力)、郭振山(代表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势力)，这几乎成了当时农村小说矛盾构架的最主要模式；而在揭示矛盾的 发展和解决时，又往往采取单一的视角(基本上是政治视角)和直线性的思路，诸如：合 作化号召——工作组进村——发动群众(依靠骨干力量、打击破坏力量、团结教育大多 数)——全村农民纷纷入社。尽管不少作品也有着丰富的生活故事和细节的描写，但从 艺术思路来看基本上都是这种单一、直线的思路。这实际上反映出作家们的创作思维方 式仍自觉或不自觉的受传统的哲学意识所支配。
第三，感知方式和美感特征：重直觉而轻想象，欢乐感取代苍凉感。
这时期作家对生活的感知更强调了实实在在的深入和了解这一面，包括对一种生活过 程的切实了解，对各色人等的具体了解，也就是对客观实际的实在性感知代替了主观感 悟式的感知，由此，“真实美”胜于“想象美”。在美感特征上，苍凉感被轻松的欢乐 感所取代，明朗、欢快、朴拙的艺术风格受到崇尚。
上述的几个方面，使“十七年文学”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出特有的色彩。五 四以后二三十年间文学中所呈现的现代品格，在这一时期看来已经被遗忘、被遮蔽。文 学的主流已明显地被置换。
那么，应该如何来认识“十七年文学”的这种特质?以往，我们习惯于用“革命文学” 、“左翼文学”的延伸或“工农兵文学”的概念以冠之，但我认为，如果我们的研究思 路放在辨析文学的内在素质这一角度来展开，那就会明显感觉到，占据“十七年”主流 的文学，是一种带有鲜明的新古典主义特质的文学。
相对于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在自身发展的数千年中，在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土壤 中，孕育了灿烂辉煌、丰厚多姿的文学硕果。尽管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段会使文学的特 色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生长在农耕文化沃土中的文学，深深印上传统的农 业社会的精神特征，形成了一些最基本的文学特质：由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天命 观而形成艺术的和谐感和善于以圆满的理想来抚慰生活的缺陷和情感的缺失；由对宇宙 世界阴阳两极的固有观念而形成的二元对立、极向化的艺术思维模式；由对事物认识的 客观绝对性和因果关系直接性的依赖而形成的一些惯有的艺术思路，等等。这些，我们 可以说都是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特有素质，而“十七年文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 现了这种素质。
这种古典化的特有素质重新呈现于“十七年文学”中，并非是偶然的突兀的现象。正 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中国社会进入近现代以后，文学的现代品格也随着现代社会的转 型在逐步形成，但在这个过程中，原来所固有的传统文学特征并没有一下子就自然消失 ，相反，由于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这种带有传统特征的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获 得了新的活力和新的生存空间。为了在中国这一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建立起现代的民族国 家，不仅不可能排开、反而需要最广大农民的投入，这是特殊的“国情”。这种历史特 点本身，就决定了中国文学会在一段很长历史阶段保持着那种孕育于农业社会土壤中的 古典色彩。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农民作为革命武装的主力走上现代历 史舞台，这种文学色彩逐渐涌动为一股势头越来越强劲的文学潮流，开始与五四文学延 伸下来的具有现代品格的文学潮流并存，后来则占领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空间 。显然，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开始发生迂回。
当然，应该看到这种带有古典化特有素质的文学，其精神特征与传统的古代文学已有 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其生存土壤和文学主体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的个体农民，在中 国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有可能同人类先进的科学世界观发生联系，更有可能逐步与小 生产方式发生主动分离，这样，就使他们身上会出现过去历史上的农民所没有的一些新 素质。他们与马克思所分析的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古代社会农民的特征正好相反，他们 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不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 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 ，而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 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注：参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4页。)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在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 程中，自身也获得了一种“新兴”的可能性，而其时文学所呈现的古典色彩，又因为注 入了新的历史精神，从而显示了新的素质，我们称它为新古典主义，即鉴于此。
新的历史精神的注入，使原有的古典特征获得了新的意义。像理想化的表现，由于中 国历史现代进程的胜利，新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诞生，自然为这种理想主义 的合理想象提供了更可靠的现实根据；而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历史，不仅使人们普遍存在 的对立式的思维方式进一步潜移默化，而且使它的加固与强化获得了更多的实践说明， 于是这种长期难以挥去的“集体无意识”就更变成了“十七年”作家们把握和表现社会 生活自觉的规律意识；至于欢乐感、英雄主义基调，因它与建设“新的世界”的豪情和 历史愿望紧紧相连，也就有了更加理直气壮的表现基础。这样，一种新的古典主义的文 学潮流，在20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又得到蓬勃生长的机会，到了“十七年”，这种文 学终于发展到了成熟状态，产生了一批比较完美地自觉体现自己美学理想和艺术风貌的 经典式的作家和作品。
在表现农村生活的创作中，体现这种文学成熟的显著性标志，我以为主要有这么几个 方面。
其一，小说创作形成了完整的美学规范。就长篇小说来说，在结构上，讲求构架宏大 而线索分明，首尾贯通，体现均衡、对称的美感；在情节安排上，讲求矛盾的尖锐化但 不故作悬念设置，讲求波澜起伏但不故作险象环生，保持结局光明的亮色；在人物性格 设置上，讲求鲜明生动、重在单面性格的突出而不重于复合性格的描绘；在语言运用上 ，追求乡俗语言风味，并在此语言背景下注意诗化和性格化。
其二，在同一创作潮流中，作家开始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面对农村的生活，赵树理 重于民间形态的平实、质朴和民间情趣；周立波重于发现乡土自然风光的诗情画意，并 特别珍爱它充满生机的音响与色彩；柳青追求史诗的气度，喜欢将生活矛盾纳入宏大的 艺术构架；孙犁则喜欢把社会的矛盾放回到普通的人际间用淡淡的生活流程来展开。柳 青的抒情议论充满政论色彩，而孙犁的抒情议论却充满着人情味和诗的韵致。这些各自 的艺术个性的呈现，正是一种艺术走向成熟的表现。
其三，这个文学潮流为文学史提供了一批体现自己独有美学价值的作品，塑造了一批 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农民形象：从失去土地到获得土地，从告别个体小生产方式走向集 体生产方式，从被奴役到做主人，这是处在中国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历史转变过程中的农 民形象。还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形象并不完全是单一的：既有像赵玉林(《暴风骤雨》) 、梁生宝(《创业史》)、刘雨生(《山乡巨变》)、王玉生(《三里湾》)这样一些新农村 先锋式的农民，也有像梁三老汉(《创业史》)、老孙头(《暴风骤雨》)、马多寿(《三 里湾》)、亭面糊(《山乡巨变》)这样一些处在新与旧两种社会力量撞击下瞻前顾后、 犹豫不前的农民；有像李月辉(《山乡巨变》)这样以农民讲求实际的智慧与左倾政治思 潮巧妙周旋的农村干部，还有像王二直杠(《创业史》)这样冥古不化最终无法跨进新生 活门槛的守旧式农民。在文学作品中他们不是被作为贱民，也不是作为艺术舞台的陪衬 ，而是作为社会的主人，被放在文学的中心位置来表现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 们不是被“他者”的眼光所表现的农民，而是以“自我”的眼光、以“亲历”的情感所 表现的农民，这点，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次，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 种崭新的创造。
这种文学潮流在20世纪50、60年代，亦即“十七年”中能够走向成熟，是因为历史为 其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条件。作为这个文学潮流的主体的一批作家，从20、30年代开始， 他们的艺术经验经过了几十年的磨练与积聚，到了50、60年代应该是结出硕果的时节， 加之，作为这一阶段历史的主体力量这时已经在政治舞台上确立了中心位置，自然也会 为它所崇尚的审美理想的实现给予权力的保障；尤为重要的是，在“十七年”中，我国 的经济发展还是“以农业为基础”，还在有力地保护着许许多多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 生存方式，依附在农业文明上的价值观念、致思方式以及生活情趣等等，尚未真正受到 一种新的文明所冲击。当时所搞的“集体化”，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使千百年来风雨飘 摇的小农经济得以保护，得到生存的集体靠山。在建国初期的当时，为了使濒于破败的 农村“欣欣向荣”，这种做法也许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但应该看到，“十七年”中的计 划经济，不能说是新的文明的产物，而仍然是在小农经济上集权化的产物。这样的社会 土壤，使新古典主义成熟化，也就是必然的了。
三
“十七年文学”在20世纪文学进程中的存在，促使我们在文学史的研究上要认真思考 以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文学现代性确立的历史进程并不是直线式，也不是简单的递进式的，它的 迂回性是客观的存在。因为一种文学的精神特征与美学特征的确立，固然会受外来思潮 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受本土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科学水平、文明程度等 因素所制约。正因为中国近百年在呼唤现代化过程中，在改变传统体制上的缓慢与曲折 ，形成了文学现代品格确立的反复与迂回。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与中国文学从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性的追求几乎是并行的，是一股逐渐走向强势的新古典 主义文学潮流的发展与成熟，在它的鼎盛期，甚至迫使世纪性的文学现代性梦想一度被 飘失、被遗忘，直到上个世纪的最后20余年，文学现代性的命题才重新被唤起，并在现 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得到新的张扬。这正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之点。所以 ，中国的20世纪文学是一段充满动感和变数的、交织着复杂内涵的文学，而我们对于“ 20世纪文学”这一概念的理解，恰恰应该建立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这一特点的基础上 ，而不应盲目按照西方文学发展的模式来扭曲我们的自身的文学进程，以牺牲我们自身 进程的特点为代价、以强制性的阐释使我们的20世纪文学成为西方那种“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演变轨迹的翻版。
认识和承认中国20世纪文学这种自我律动的特点，对进一步确立中国文学研究的自主 意识，是有关键意义的。
第二，当一种文学获得了与一定的生存土壤相适应的生长条件时，它必然会按照它自 身的规律继续发展，会不断强化一定的历史文化所赋予它的审美特征，并将这种特征发 展至完善状态，显示了它作为美的一种存在。对于这种有着生存合理性的文学存在，我 们就不能因为它与今天的审美要求的不相适应而斥之于文学史之外，要么以“断裂”之 名无视它所占有的历史空间，要么人为地以当时尚处于“潜在”状态的文学篇章取代了 这些当时处于“显在”位置、并产生了实际影响的文学存在，否则，历史的书写，就会 变成现时意愿的书写。
其实，文学发展历史中这种迂回和变数，在西方文学史上也同样有过。文艺复兴运动 以后，在17世纪的西方又出现了一股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观念相径庭的、崇尚理性的 文艺潮流，一股向古代寻求文学创作典范和理性根据的创作潮流，也就是被欧洲文学史 称作“十七世纪古典主义”的文学潮流。这股潮流的出现因有其历史的因由，有其社会 思潮、哲学思潮的依托，使它不仅获得生存的空间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还产生了它的经典 ，像高乃依、拉辛的悲剧，莫里哀的喜剧，拉封丹的寓言诗，波瓦洛的理论等等。这种 现象说明，我们在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时，应该坚持一种科学的考察眼光，当一种文学 潮流已成为客观的历史存在时，我们的任务应该是认真考察它出现的原因，它存在的历 史依据，它呈现的特点以及它是否在某些方面为文学史作出过贡献，而不是用一种简单 化的感情态度，只因为它与新生的文学潮流不合拍，与今人的审美趣味有距离，就轻率 地、囫囵地随意弃之。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今天对待“十七年文学”应持的一种态度。
当然，这里我们不可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对这一时期的创作所受到的“极左”政治 的干扰和影响应如何估量?应该承认，每一个文学时期都不可能超脱那一时期政治的影 响，由于某种政治思潮的巨大存在，它的价值观念、是非准则、情感取舍以及审美兴趣 等等都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既是社会的精神产品，受到这些影响是必然 的。当一定的政治思潮是代表了历史前进趋势和社会的进步渴求时，它对文学的影响自 然是积极的；而现在我们所说的“十七年文学”之所以使人对它产生保留性的评价，自 然是因为它所处的历史时期正受到一股越来越猛烈的错误政治思潮的干扰。不过，对于 这种背景下的文学仍然值得我们作仔细的分析。在“十七年文学”中大体有两类作品， 一类是作错误政治“传声筒”或有意迎合错误政治需要的作品；一类则是由于其面对的 现实生活恰是在某种政治思潮影响下的现实生活，它不能不按照这种生活面貌创作的作 品。这两类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完全相同的，起码，后一类作品有其创作的现实根基 ，作家尽管在把握这种生活现实时也许缺乏超前的、理智的审视眼光，但其创作毕竟有 作家的主动选择和艺术上的独立追求。“十七年”中许多比较优秀的作品都属于后一种 情况。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些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其它还有像描写革命战争年代生 活的《红旗谱》、《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等，像描写城市生活的《上海的早晨 》等等，不在此一一列举。还应该看到，这两类作品有时还会先后出现在同一位作家的 创作中。像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前者的创作是有一定的现实根据的，这 是1957年的政治风云波及农村生活的现实反映，尽管作家的思想立场也会受到波及，但 作品毕竟也熔铸了作家丰厚的农村生活体验；而后者则是作家自觉地为当时错误的政治 思潮图解农村生活的产品，我们只要把它们仔细比较一下，就不难会有所分辨。诗歌创 作领域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像贺敬之的《回延安》和《放声歌唱》与后来的《雷锋之歌 》就分别属于不同类的创作。
“十七年文学”创作的这种复杂存在，就使我们对它的研究，应该一方面注意到从作 为新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着眼，另一方面又要与当时错误政治思潮进行剥离，从而确认 真正代表这个文学时代的经典式的作品。
第三，20世纪那个特指的“十七年”过去了，它所留下的那种新古典式的文学是否也 彻底过去了呢?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很容易将“文革文学”作为它的终结而将整个“十 七年文学”也彻底地割掉，这恐怕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其实，到了60年代中期前后，由于错误政治思潮对文学的强力渗透和左右，将一些文 学原则和美学理想按政治方式推向极端，其最终呈现的文学形态，已经和“十七年”中 的新古典主义优秀代表作相距甚远；生活的汁液被挤干，理想化变成虚妄化，丰富的生 活矛盾全被政治阴谋所覆盖，作家面对生活的主动精神和审美追求被彻底扼杀；实际上 ，“文革”时期中那种依附于阴谋政治的文学，完全是“政治符码”，它只能是“十七 年文学”中负面因素恶性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整个“十七年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我 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成熟于“十七年”中的新古典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并没有因 为“十七年”已经过去就从此消失怠尽，作为一种曾经为中国文学发展提供过独特审美 价值的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的一种，它的优秀部分，它的一些有价值的艺术 经验，甚至它作为一种文学的风格和形式，仍然会在我们新的文学环境中得以存在，作 为多元中的一元，占有它的生存空间。
进入新时期后，“十七年文学”曾在“拨乱反正”中被过激地声讨，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时，人们往往笼统地直接把它作为“文革文学”的渊薮。当中国的历史在改革开放 中真正开始踏上现代化航程的时候，文学的现代性自然又成了急切的呼唤，对于世纪初 所曾作过的努力以及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的被遗忘，当然要进行历史的反思，一种“弃旧 图新”的情绪激荡在文坛。但今天如果能冷静地来考察一下，应该会看到不仅在20世纪 70、80年代之交仍然存在着这种文学形态，而且直到今天，在一些被今人称作“宏大叙 事”的作品中，在一些表现昂扬的主旋律的创作中，仍然保存着新古典主义文学的某些 基因。如它的理想色彩，它的英雄主义基调，它那稍有曲折但仍是明快、笔直展开的艺 术线条，以至在形式上的均衡感、对称美等，这些基因，经过了一些“现代调整”，注 入了现代精神素质，完全可以为当今时代所接受，成为当今时代文学中的一种体现形式 。
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如此，它不是以“断裂”的方式来跳跃前进，也不是以“单一意 愿”的方式来推移自己的脚步，它总是遵循着精神领域中上下承传的规律，在扬弃与吸 取中来丰富自己、改变自己、发展自己。当我们把“十七年文学”放在20世纪文学的发 展进程中来考察时，我想，同样应该重视这样的原则才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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