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专权与君主专制主义的发展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制主义论文,宦官论文,君主论文,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秦而始，中国便以君主专制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建立起统一的封建政治制度，并为其后两千多年中的历代统治者所沿袭。宦官势力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道独特景观，恰是君主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的产物。遍观我国古代诸朝，明代可谓宦官势力最强之时，而相应带来的政治腐败、法制衰微，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本文拟从这一现象着手对君主专制主义在有明一朝的发展及相应的影响做一初步探讨。
一、明代宦官势力的发展及特点
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对于宦官还是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保持着相当的警惕，对其防范极严，禁止其干预政事，并制定了一系列禁止宦官专权的条例。然而时隔不久，他定下的规矩就被他一手打破。洪武八年（1375年），他遣中官赵成前往河州与少数民族部落互市，首开中官出使之先河[1]。从此以后，明代宦祸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明朝宦官走上政治舞台，是在“永乐靖难”之后，据《明史》记载：“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1]永乐十八年（1420年），宦官组成的东厂作为特务机构正式成立。
在成祖首开宦官专权的恶端之后，宦官势力在宣宗、英宗、武宗、熹宗诸朝中逐步增强。宣宗年间“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从此以后，明内宫宦官“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诈”，开始控制朝廷的大权。其中的代表人物始于王振，而后又有汪直、刘瑾等，最显著者当数魏忠贤。终明一朝，宦官从明初的“不及百人”发展到末期的总数超过两万[2][p.13]；品秩从“五品至七品不等”到蟒袍加身，地位竟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从“不识字”，“不得干预政事”到“通文墨，晓古今”，掌司礼监成为皇帝的政治秘书，其势力一直处在膨胀的态势之中，而其专权擅政的程度，亦愈演愈烈。诚如黄宗羲所言：“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3]
有明一代宦官专权的共同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干预朝政。明代各种重大事宜须由内阁预拟票拟进呈，然后再由皇帝用朱笔批红。在明朝中叶以后，有些皇帝无法承担每天批阅大量奏章的工作，于是宦官便通过代批奏章的便利条件来干预朝政，使“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4]。
第二，钤束群臣。明代宦官与文官集团的对抗一直存在。宦寺由于有皇帝的支持，往往占据上风，不仅可以通过监理廷杖来控制被杖大臣的生死，而且得势之时，所有文武大臣包括内阁首辅及六部尚书都可以任意进退。
第三，监军统兵。宦官通过直接担任军事指挥官来控制军权。永乐二年（1404年），“始命内臣出镇及监军管军”[5]。英宗“土木之变”后，对臣官“各边防守之寄，益周于前。如各方面险要者，俱设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各一员”[6]。
第四，操纵厂卫。东厂、西厂、内行厂及锦衣卫衙门等特务机关是明代所独有，宦官集团通过操纵厂卫完成皇帝交给他们任务的同时，也利用厂卫凌驾于三法司之上的特殊的侦查权、司法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明代宦官专权，主要集中在行政权上，并且涉及到司法、军事等各个方面，使得宦官之权高于朝廷之权，司礼监有内阁之实。“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信，后有票拟，天下之财富，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7]。这种宦官专权的情况，破坏了明王朝的政治体制，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加剧了阶级矛盾。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腐朽、没落的一面，在明代尽显无遗。
二、宦官专权的本质
对于明代宦官专权的原因，有明之后，许多古代史学家、思想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朝《明史》撰写者们及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的观点。
《明史》撰修者认为，宦官专权乱法首先是因为“太祖之制，成祖违之，贻子孙之患”[7]。其次是由于“太祖罢相”，“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尽归宫奴”。太祖惟恐皇权旁落，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借胡惟庸谋反事废中书省罢丞相，并于二十八年下令：“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8]然而，废相之后，天下大权不能无所寄托，因此，内阁制度先建立起来，可当内阁有了丞相之实的时候，又不能为皇帝所容，于是最终相权落到了司礼监手中，使宦官专权乱法有了政治上的资本。
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对这种观点也持赞同态度，他认为：“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9]在此基础上，他对宦官专权又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指出：“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3]黄宗羲认为皇帝的穷奢极欲才是宦官专权的直接原因。
以上的几种观点，在古代封建知识分子中是颇具代表性的。《明史》的撰写者们作为清朝的官员，是站在封建“王道”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的。而黄宗羲在国破家亡之后，思想更为激进，其矛头也直指封建帝王。不过，他们都没有摆脱历史及中国传统思想对他们的局限，其分析评论还只停留于问题的表象。为什么太祖要罢相废中书省呢？为什么此后的诸代帝王虽不堪政务重负，可又对这一祖制都谨遵不忤呢？其根源就在于为中国历代帝王所奉行的君主专制主义到了有明一代高度膨胀，以至于发展到了极致。
总的来看，明代君主专制主义具有不同于前代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皇帝对传统的皇权派生物——官僚制度不信任。在君主专制主义被太祖朱元璋继承并发扬光大后，传统的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七百多年历史的三省制度，便再也不能为其容忍。其中首要的原因便是他们分走了皇帝的权力，使皇帝感到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此外，官僚集团出于集团利益和维护礼法的目的，对于皇帝的行为经常加以规劝和谏议。而从传统习惯上讲，这些谏议对皇帝还是颇具约束力的，这使得想凭借皇权恣意而为的皇帝深感不适，因此对官僚集团加以打压也就势在必然了。正像黄宗羲所言：“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9]
伴随着明代君主专制主义发展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君主与传统官僚集团的互不信任和对抗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财政、军事、人事各种权力于一身，个人无法运用所有的权力，可又不愿分权于臣僚，就只好依靠宦官了。宦官与官员不同，因为他们产生伊始，便是辅助古代帝王淫乐的工具，其出身卑微，又是“刑余之人”，永远都是皇帝的奴仆、家臣，可以任意操纵，调遣方便。皇帝利用这一点，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代替本人掌握权力的宦官集团。这个集团的首要任务，是协助皇帝厉行独裁。因此，我们看到，明代历朝宦官代表无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得到皇帝的宠信，再入主司礼监，督办厂卫。其横行无忌，完全是在皇帝的默许之下，太监是否精于政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否维护皇帝的地位。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几千年以礼教代替法律治理国家的“礼治”精神在明代发展到了巅峰，种种弊端也相应地在其政治体制中有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皇帝在摒弃法治之后，对礼教之于皇权的作用也产生了质疑，并有羁束感。在传统的制度和规范都已不可靠的情况下，皇帝选择了以宦官为执行者的特务手段来维护权威和满足私欲。
“礼治”是贯穿于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自从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黩百家”的建议为汉武帝采纳后，“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三纲五常”便被确立为封建政治体制的指导原则[10](p.33)。
“礼治”思想从产生到发展进而成熟，一直是在为封建君主专制服务的。在有明一朝，伴随着君主专制主义发展到极致，“礼治”思想也相应发展到了极致。出现了物极必反的局面，一方面，“礼治”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简拔组建起来的文官集团，已不能有效地控制中国庞杂的社会局面。另一方面，皇权中体现君主个人意志的部分已不满于礼教对他的束缚，急于脱掉这层紧身衣。在封建礼法的体系中，皇帝同样要通过遵守各种礼仪，来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道德的节制。但是，当皇帝发现事实上“礼治”的终极目标是为了维护他所拥有的皇权之时，利用皇权践踏传统的道德规范就势在必然。明代的皇帝大多是一些昏聩无能而又恣意胡为的人物。明武宗，终日与宦官、倡优、喇嘛及江湖术士厮混，亦或外出游猎，并多次以“威武大将军朱寿”的名义到处巡视，不是为了体察民情，而是为恣意玩乐。对于他不顾帝王本分而进行的胡作非为，廷臣们并非没有拿出传统道德来加以约束，可是武宗依靠宦官的帮助（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恶名昭彰的刘瑾），掌握了京城的军队和特务，从而大量排斥反对他们的官员，终于把束缚帝王的成宪抛至九霄云外。再有如神宗数十年不理政，熹宗在位七年沉溺于木工等等。皇帝一方面要摆脱以礼治天下给他带来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要控制国家的权力，于是品行卑贱、心理变态的宦官就成了他们利用的对象。
“礼治”到了明朝，可谓发展到了极点，但却结出了“宦官专权”的怪胎，其原因不仅在于其自身的腐朽，更在于它在与皇权专制的结合中已悄然落伍，甚至被抛弃。
三、明代君主专制主义的影响
明代君主专制主义的直接历史影响即“清承明制”。清朝建立以后，早在皇太极执政期间，满清贵族就开始奉行“参汉酌金”的政治路线，所谓“参汉”就是充分吸收明代的封建政治制度。此后，皇太极又废除了“八王议政”，以个人的君主专制取而代之。在满清入关以后，为了使原有的奴隶制部落体制能够迅速转型，取代明朝以适应统治全国的政治需要，顺治、康熙诸帝都沿袭了皇太极的思想，奉行巩固中央集权、加强君主独裁的政治路线。以康熙帝为例，在文化上，他极力推崇“程朱理学”，以为治国之本；在法制上，他主张“治国家者，在有治人，不患无治法”的“人治”观[11]；在政体上，他沿袭了前朝不置相的传统，建立了上书房这一类似明代内阁的机构，以上措施都是为了巩固君主专制的统治。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统治者对于思想文化的压制是封建史上所罕见的，兴起了诸如庄廷陇《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等大规模的文字狱，这也堪称君主专制发展的一个新特点。由是观之，清代统治者全面参考和吸收了明代君主专制的思想及相应的政治体制，从而使封建专制主义在走向极致后仍得以苟延残喘了二百余年，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不可避免的走向总失败与大崩溃。
通览明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阉宦之弊不过是君主集权专制弊端的一个略为醒目的表现而已。实际上君主专制主义的极端发展对明代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后果延续到清，即表现为中华文明在历史和世界范围的全面停滞和衰落。在经济上，明朝为了保证君主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海外的汉学家，如李约瑟、黄仁宇诸先生都认为这是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的主要原因。在政治上，除了宦官集团拥有丞相之实外，政府官僚的极端腐败无能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上，明代军备的废弛也达到了出人意料的地步，拥有200万常备军的帝国，开国不及六代，君主便为人所虏；到了16世纪，没有统一领导的小股倭寇就可以席卷东南沿海地区，明朝军队往往是“一人失利，万人奔溃”。在法制上，厂卫操纵刑狱败坏法制，以致“刑章大紊”“杀人至惨”“法司可以空曹”。在外交上，成祖派郑和下南洋后，便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仅仅断绝了中外经济贸易联系，更主要的是使中国无法感受到当时西方世界正发生的巨大变革，以致于在妄自尊大的懵懂无知中又生活了几百年，直至列强用坚船利炮来敲开大门。
就在明朝走向衰亡的同时，西方世界却行将开始一场震古烁今的资产阶级革命。在16世纪至17世纪（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尼德兰王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宣告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崛起，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德国的宗教改革，也都在为资产阶级革命做准备。与此相适应的是西方启蒙思想家在理论上的创新和探索。例如，洛克从自然法的原则出发，论述了“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12](p.15)。我们从18世纪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影响：“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关于民主法治的论述，指导了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制度的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建立于明朝覆亡以后，它的思想酝酿却是在明末。
如果说从明代政治法律思想及体制出发，纵向比较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相对的停滞，那么从与西方横向的比较中便会感到绝对的落后。这种落后不能归罪于清，因为清承明制，只是明朝思想及制度的延伸。这种落后应归结于以明朝为代表的极端君主专制主义。站在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上来分析，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转变为落后的明清的根源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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