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实务
我国城镇化模式与演进路径研究
李向前1,2a,2b，刘 洪1，黄 莉2a，王俊男2a
(1.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2.安徽工业大学 a.商学院；b.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0)
摘 要: 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模型，对我国30个代表城市1989-2017年的城镇化进行社团分析，总结得出我国的城镇化模式和模式演进的路径。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化模式可以归纳为8种；城镇化模式演进路径有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内在动力发展、内外力驱动发展、经济外向驱动发展、简单发展、滞后发展、曲折发展和禀赋支撑发展等八种；其中，前四种路径发展态势较好，后四种路径发展相对缓慢。各类路径的城市城镇化进程中，可依据自身特征，学习相似标杆路径城市群体。
关键词: 城镇化模式；复杂网络；演进路径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综合水平在不断提高，城镇经济高速发展，在城镇化不均衡发展同时，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城镇化模式及其演化过程进行深入研究，以发现其特征、问题与方向所在。
对我国的城镇化模式，学界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一是根据城镇化规模不同，区分出大中小城市等模式[1-2]；二是依据内在结构不同区分出大城市郊区城市化模式、开发速生型模式、新城互动模式、组团式城市群模式、异地城镇化模式和特色小城镇模式[3]；三是通过研究典型城市研究提炼其模式特征，如重庆模式、成都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4-5]；四是通过构建多维衡量维度模型描述模式[6]；五是根据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划分出同步型、超前型和滞后型三种模式[7]。
对于城镇化模式发展的驱动方式或演化路径，从发展动力的要素来看，包括工农基础、人口环境[8]、土地占用最小与非农经济[6]、“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9]、制度变迁[10]。从驱动主体方面，区分出政府主动型和市场型[11-12]；动力驱动方向上，区分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两种形式[13-14]。发展阶段与路径上，基于动力要素划分出浙江省城镇化模式发展的基于乡镇工业和基于产业集群两个阶段[15]； 基于城乡关系变化划分出城市瓦解农村模式、城市馈补农村模式和农村转变城市模式三个阶段[16]；基于城镇化区分出农村城镇化和扩充城市两种路径[4]。另外，边雪等发现了城镇化关系模式的演进在时间序列上呈现路径依赖特性[6]。
目前关于城镇化模式及其演化路径方面的研究，学者们较多地基于定性分析，较少进行定量和实证分析。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中社区结构所体现的复杂网络系统层次性和模块结构，比较适合用于将城市视为现实网络而对其城镇化类型特征进行分析。
由此本文选用复杂网络分析法，通过对我国30个城市构建复杂网络模型，分析城市间城镇化的异同性，讨论1989-2017年城镇化模式的划分与演进方向，从而指导我国的城镇化建设。
二、研究的指标、数据和模型
(一)指标设计
目前关于城镇化评价指标的设计，多数学者采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内在质量视角，包含人口就业、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公共安全、居民生活、城乡一体化和资源环境的质量体系[17]；统筹城乡视角，如城乡统筹状态、动力、保障[18-19]；城镇化效率视角，如绿色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20]、多元“投入”和“产出”效率评价指标[21]；城镇化与区域协调视角，如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的协调[22-23]；综合系统评价视角，如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生活质量、制度建设子系统[24]。
实际上，推动城镇化发展是从国家大局出发而进行的系统工程，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的稳定、人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在注重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还应重视城镇化质量的提升[25]。借鉴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城镇化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质量、城镇化发展潜力三个维度来设立指标体系，包含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教育、文化、卫生、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经济城镇化七个一级指标，并充分考虑指标的可量化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设立相应的二级指标，构建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所列。
民间有时把头脑不开窍、理解能力差的人，喻为“榆木疙瘩”。事实上，榆木还真是个好东西。榆木木性坚韧，纹理通达清晰，线条流畅，硬度和强度适中，刨面光滑，花纹漂亮，是做家具的好材料。
表1 基于三个维度的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二)数据收集
文章研究我国城镇化模式的演进路径，选择的时间节点为1989-2017年，时间跨度为29年，但是1990年、1992年、1993年和1994年数据缺失，故不进行分析。并且，选取30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城市的选取，东、中、西部按照3∶2∶1的比例分配，一、二、三线城市按照1∶3∶2的比例从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具体城市为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秦皇岛市、锦州市、南京市、苏州市、上海市、温州市、厦门市、青岛市、广州市、深圳市、南宁市、海口市、鄂尔多斯市、吉林市、哈尔滨市、合肥市、马鞍山市、南昌市、焦作市、武汉市、株洲市、太原市、重庆市、成都市、昆明市、西宁市、乌鲁木齐市。
一般而言，但凡新成立的部门在选才用人上都很重视专门学识，前清旧员们大多不具备专门学识，因此成为被裁汰的主要对象。但对此极力反对者有之，其理由是政府正当用人之际，应力为挽留才是。如交通部被裁撤人员觉得去留不公平，遂于4月28日在湖广会馆开会，研究对待梁士诒、叶恭绰之方法。同日，南方交通部人员针对此事在金台旅馆开会，研究如何到部履职问题。时人评论：“两相映照，颇耐人寻味也。”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1990-2017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10年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其中，有些指标的数据由原始数据经过计算处理生成，如户籍城镇化率=(非农业人口/年末总人口)×100%，1995-2001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年末总人口，1989年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园林绿地+道路绿化覆盖面积)/建成区面积]×100%，1991年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建成区面积)×100%，1989年和1991年的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100%，其他各年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等。部分指标数据缺失，采取数据补全法将其补充完整。其中2010-2017年的城镇化率指标数据全部缺失，从Wind资讯和地方统计网站查询，有些用数据拉直法或者结合城区与全市人口比例近似将其补全；2007年青岛市城镇化率、鄂尔多斯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缺失，取相邻年份数据中间值法补全，其他缺失数据采取类似方法处理。
三、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构建我国30个城市关联的复杂网络模型，首先通过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求出各自的夹角余弦距离，并进一步绘制这些城市在城镇化发展综合维度的复杂网络图，最后进行社团分析。
1.城市间距离分析
设各个城市指标数据为Y ij ={Y ij ,i =1,2,…，30;j =1,2,…，9},其中Y ij 表示第i 个城市在第j 项指标中的得分。为了具有可比性,每一个指标下的所有城市的原始得分都除以该项指标所有原始得分的方均根, 作为标准得分。 标准得分矩阵为：
Y ij ={Y ij ,i =1,2,…，9;j =1,2,…，30};
如果说亲身观察、亲身体验，是学生的第一手资料来源，那么教师借助多媒体手段播放资料，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观察，是更广泛的资料来源，同样也是生活化教学策略的重要环节。
(1)
城市间距离的定义有很多方法，可体现出城市之间很多方面的不同，第r和第s城市之间的夹角余弦距离可定义为:
(2)
进一步地，采取选共性和差异性相结合的方法，选择9类城市将这20多年的城镇化模式演进列成一览表，见表3所列。
2.城市复杂网络社区划分与分析
离开圣保罗后的第二个秋季，明尼十岁了，龟甲已长达十一英寸。泥泞的河岸上有一处麝鼠的洞穴，明尼把自己十磅（英美制质量或重量单位，一磅约合0.45千克）重的身子挤了进去。越来越多的鳄龟发现了这处拥挤的寓所，每一只鳄龟都抓挠洞壁，使洞穴不断扩大。等最后一只鳄龟进来后，明尼已被一层层地压在了挤在泥巴里的另外十五只鳄龟的下面。这样一支大军在洞口留下的痕迹泄了密，两个发现它们踪迹的捕龟人挖开了洞穴。
（ 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8-08-24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808/t20180824_1618769.html ）
将平均分4～5分作为高认同组，2分＜平均分＜4分作为一般认同组，平均分1～2分作为低认同组。从表2可以看出，全体医护工作者有2.6%属于高认同组，64.8%属于一般认同组，32.7%属于低认同组。由此可见，G省Z地区公立医院医护工作者职业认同总体水平较高，大部分医护工作者较认同自身职业。
三、我国城镇化模式与演进路径的实证分析
(一)我国城镇化模式实证分析
把握流域综合规划方略 积极推进水利保障体系建设——《 …………………(13.45)海河流域综合规划》解读 户作亮
就在倪二泉自我陶醉的当儿，陈山利、牛力军一些顽皮的战友，总是恶作剧地从倪二泉唇边夺走菊花的照片，大叫着：“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凭什么就你独享艳福？”
图1 1989-2017年我国城镇化典型年度网络关系
表2 1989-2017年我国城镇化典型年度子群分析结果
基于上述我国城镇化模式社团划分，依据城镇化评价三个维度的高低水平，将城镇化水平维度、质量维度、潜力维度方面的相对高低区分为高水平、低水平、高质、低质、高潜、低潜，并以三个维度相对高低作为城镇化模式的命名基础，进而结合专家分析法，将各年度统一界定出八种基础模式，即高水平协调型、高水平高质低潜型、高水平高潜低质型、高水平低质低潜型、低水平高质高潜型、低水平低潜高质型、低水平低质高潜型和低水平滞后型。其中高水平协调型表示城镇化三个维度都相对较高，低水平滞后型表示城镇化三个维度都相对较低。用A-H代表上述各种模式，进一步地，高水平高潜低质型区分出C1服务业带动型模式、C2工业带动型模式，分别表示潜力维度是以服务业为主和以工业为主；低水平滞后型区分出H1滞后型模式、H2缓慢发展型模式，分别表示三个维度完全落后和相对落后。
(二)我国城镇化模式的演进路径分析
也就是第r 个城市和第s 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是这两座城市以9项指标构成的向量夹角的余弦。所有指标都是非负的，因此夹角余弦距离的取值范围在区间[0,1]。这一距离表示两座城市在特点上的相似性，也就是发展模式上的相似性。有的城市发展水平很高，但与另一座发展水平很高的城市的夹角余弦距离很大，原因是这两个城市在某具体指标上存在不同的偏向，因此两者相似性不高。此公式在分析城市中更侧重相似性和差异性。
表3 我国各城市城镇化模式演进一览表
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模式的演进有多种路径:
第三，苏州、青岛和厦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是表现为低水平滞后型模式，受国家政策支持，利用其区位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表现为低水平低质高潜型模式，后进一步发展成为低水平高质高潜型模式，可称之为内外力驱动发展路径，且随着其城镇化发展水平逐渐成长为高水平协调型模式。
第一，是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大城市，由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基础好，在20世纪90年代初表现为高水平低质低潜型模式，1999年开始进入高水平协调型模式，其城镇化发展水平与质量不断提高，可称之为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路径。
第二，成都、重庆在城镇化模式演进方面独具特色，1989-1997年以城镇化发展质量高而凸显特色，表现为低水平低潜高质型模式，其后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表现为高水平高质低潜型模式，可称之为内在动力发展路径，此类城市未来需要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以实现向高水平协调型演进。
两组患者相较于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其中观察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2。
第四，以秦皇岛、株洲为代表的城市，受自身经济、社会等因素限制，城镇化发展慢，经历的探索时间较长，一直表现为低水平滞后型模式，由滞后型模式发展到缓慢发展型模式，可称之为简单发展路径。
第六，西宁、海口和乌鲁木齐在1989-1998年一直表现为高水平高潜低质型模式，在全国的城镇化发展中占据优势，但之后被全国快速的城镇化潮流所淹没，其经济优势不再明显，表现为低水平滞后型模式，其演进路径相对全国而言可归纳为滞后发展路径。
第五，就较特殊的深圳市而言，1989-2002年一直保持其政策优势，表现为低水平低质高潜型模式；2003年经过多年发展，深圳市的沿海经济优势更加明显，利用经济带动城镇化发展，表现为高水平高潜低质型模式；至2007年，深圳市的建成区面积比上一年增长2倍，在城镇化评价的三个维度呈现三高型特点，表现为高水平协调型模式，可称之为经济外向驱动发展路径。
第七，哈尔滨虽然沿工业带动型路径演进，但其城镇化模式演进曲折迂回，主要表现为由低水平滞后型模式发展为低水平低潜高质型模式，说明哈尔滨还不完全能向更高水平城镇化模式演进，可称之为曲折发展路径。
第八，鄂尔多斯市成立于2001年，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特例，其城镇化模式演进速度较快主要是因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点推动二、三产业产值快速增长，由低水平滞后型模式发展为低水平低质高潜型模式，其演进路径可归纳为禀赋支撑发展路径。
这些发展路径中，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路径、内在动力发展路径、内外力驱动发展路径和经济外向驱动发展路径等几种的发展动力与路径走向特征不同，但都较好地朝向高水平协调型模式方向迈进；而简单发展路径、滞后发展路径、曲折发展路径和禀赋支撑发展路径相对而言发展较为缓慢，甚至部分路径出现相对倒退现象。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30个城市构建复杂网络模型，讨论1989-2017年城镇化模式的划分与演进路径，得到以下结论：
(1)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在不断提高，城镇化发展模式更加多样，存在高水平协调型、高水平高质低潜型、高水平高潜低质型、高水平低质低潜型、低水平高质高潜型、低水平低潜高质型、低水平低质高潜型、低水平滞后型等八种模式、服务业带动型和工业带动型的两种高水平高潜低质型细分模式、滞后型和缓慢发展型的两种低水平滞后型细分模式。
在城市复杂网络模型构建与分析的基础上，结合30个城市1989-2017年9项指标的数据，构建城镇化在城镇化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城镇化发展潜力三个维度的整体性复杂网络，进而用Ucinet软件对城镇化复杂网络进行社团分析。基于年份之间复杂网络图和子群划分结果的相似性，将1989-2017年划分为三个时间阶段进行分析，分别为1989-1995年、1996-2004年和2005-2017年(1989-2000年只有29个城市，鄂尔多斯市2001年才成立)。图1和表2显示了我国城镇化1989-2017年6个代表年度的网络关系图和子群分析结果。其中在对我国城镇化在三个维度的整体模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得出了各年的子群密度表(文中不做列示)，基于子群密度表可知子群内成员之间的凝聚性较高，不同子群成员之间的相似度较低。
(2)我国城镇化模式的演进路径，主要有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内在动力发展、内外力驱动发展、经济外向驱动发展、简单发展、滞后发展、曲折发展和禀赋支撑发展等八种路径。
在城市复杂网络中，相似性程度高，也即夹角余弦距离近的城市形成各个社区(子群)， 据此，就可以把城市按照社区(子群)进行分类。城市复杂网络可以形成无向二值关系网络图，进而可用派系划分方式设定城市复杂网络社区(子群)的划分。结合块模型分析，可以得出扩展子群密度关系矩阵，是由子群自身密度同子群间密度关系构成的矩阵，从而进行相应的相似性关系分析。
(3)八种发展路径之中，前四种路径发展态势较好，后四种路径发展相对缓慢。
根据国家森林资源资产核算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点工作方案的部署和要求，在黑龙江省森林资源资产核算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原黑龙江省科学院自然资源研究所承担，历时三年（1997-1999年）完成了《森林资源资产价值量核算（试点）研究》。以苇河林业局为试点，实现了资源资产由数量、质量到价值量的转换。分别提出了大兴安岭林管局、省森工总局（40个林业局）和省林业厅三个系统林木和林地价值量核算成果。并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了探讨性研究。该成果对建立我国综合经济与资源环境核算体系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政策建议
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演进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下列相关政策建议：
(1)总体上而言，各个城市在后续提升发展过程中，在各自因地制宜推进自身城镇化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参照相近城市群体进行优化发展；可以首先参照同一类似城市群体中发展较好的城市，进而参照相近发展路径的城市群体。
(2)对于北上广等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路径的城市，需要进一步全面发展三个城镇化维度，提升自己的标杆性。
(3)对于内在动力发展、内外力驱动发展、经济外向驱动发展路径的城市，需要进一步依据自身优势特征进行发展，实现高水平协调型模式。其中，成都、重庆等内在动力发展路径城市，应当依托内在人文质量优势，拓展发展相应产业主导的潜力维度，走向高水平协调模式；苏州、青岛和厦门等内外力驱动发展路径城市，应当基于内在人文质量和外在经济优势，逐步提升城镇化水平维度，走向高水平协调模式；深圳等经济外向驱动发展路径的城市，应当基于自身的经济优势，进一步促进三个城镇化维度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标杆性。
(4)对于简单发展、滞后发展、曲折发展和禀赋支撑发展等路径，需要参考内在动力发展、内外力驱动发展、经济外向驱动发展等三种路径，进行模式学习，优化自身的发展路径。其中，秦皇岛、株洲等简单发展路径的城市以及西宁、海口和乌鲁木齐等滞后发展路径的城市，需要充分挖掘自身特征，从三个维度中寻找方向进行突破，然后进一步进行动力发展、内外力驱动发展、经济外向驱动发展等路径的选择；哈尔滨等曲折发展路径的城市，需要在工业发展和人文发展中寻找突破，进而进行动力发展、内外力驱动发展、经济外向驱动发展等路径的选择；鄂尔多斯等禀赋支撑发展路径的城市，应当抓住禀赋优势，发展人文质量维度，学习经济外向驱动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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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Urbanization Model and Evolution Path in China
LI Xiang-qian1,2a,2b, LIU Hong1, HUANG Li2a, WANG Jun-nan2a
(1.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China ;2.a .Business School ;b .Anhui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00,China )
Abstract : Using the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model, this paper conducts the community analysis of 30 representative cities in China from 1989 to 2017, and summarizes urbanization modes and the evolution path of mode in Chin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are eight urbanization modes in China; eight evolution paths of urbanization modes ar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l and outsider driving development, outsider economic driving development, simple development, lagging development, tortuous development and endowment supporting development; among them, the first four paths have a better development situation, while the last four paths have a relatively slow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of cities with different routes, urban groups with similar benchmarking routes can be learned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 urbanization model; complex network; evolutionary path
[DOI ]10.19629/j.cnki.34-1014/f.190311027
收稿日期： 2019-03-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技术风口下商业模式创新预测及对策研究”(18BGL02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创新链的突破性创新演化机理研究” (17YJA630045)；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文化产业创新政策作用效应与机制研究”(AHSKY2014D15)、“安徽省农民工‘就业—居住’模式演化路径研究”(AHSKQ2015D49)；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重点项目“企业技术创新方式转变驱动产业内部升级演化研究 ” (SK2017A0080)、“基于创新链多环节的我国人工智能突破性创新识别与比较研究“(SK2018A0069)
作者简介：
李向前(1975-)，男，湖北仙桃人，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技术创新，区域经济；
刘 洪(1968-)，男，江苏淮阴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人力资本，区域经济；
临行之前，阿东坐在床边跟阿里谈话。阿东说他要出差，要阿里在家乖乖听爸爸的话，不能吵闹。他回来给阿里带好吃的。阿东的话没有谈完，阿里便呼呼睡着了。
黄 莉(1980-)，女，安徽马鞍山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复杂网络；
王俊男(1994-)，男，安徽淮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创新，企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 2019) 11-0172-06
[责任编辑： 余志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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