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取舍——论老舍的文化选择和审美选择

老舍的取舍——论老舍的文化选择和审美选择

张曼[1]2012年在《文化主体意识与文学关系个性化特征》文中研究表明平民作家老舍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叁大高峰。他积40年心血营造的独特的文学世界,为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老舍研究在中国和美国分别经历了近85年和60多年,可谓蔚为大观。西方对莎士比亚研究的感叹是:It seems that the poetry of Shakes peare will disappear beneath the great mass of comment that has been written upon it借用此句溢美对老舍的研究一点也不过分。纵观国内外老舍研究,其成果丰硕,但是在老舍的整体成就中,其潜在的研究空间依然很大。老舍的翻译,其数量在厚厚的老舍文集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是其研究价值不可低估,并且把老舍跨语际的翻译与创作作互文考察,将能更加凸显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比较文学史、海外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第一章、老舍与中国文学传统。本章从民间武侠文化、史传传统、幽默叁个方面,分析老舍小说创作中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第二章、老舍的世界文学视野及其选择性接受。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影响下生成,但是在接受西方文学时,传统是作家的前理解,这些理解制约着作家对西方文学接受的选择、过程和接受因子。老舍的世界文学视野,决定了老舍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如对叔本华的翻译与接受、对但丁的接受、对俄罗斯作家群的接受,由技巧、结构、语言规范、修辞、写作手法,等等,上升到文学精神的汲取,最终又回归本土传统。文学尽管不等同于生活,却无法脱离它而独立存在。在终极意义上,文学无法逃脱人如何生存的问题。只有从生活的角度进入文学,才能取得文学的国籍与成功。老舍小说创作的成功,恰恰体现在这里。本章进而指出知识生产本身与生活的联系,恰恰体现为它的非观念性格,这种非观念性格不是取消观念操作,而是取消观念的实体化和绝对化。即与生活建立了互动关系的观念,才具有了他们知识生产的能动性和成功性。第叁章、老舍的跨语际书写与被改写。本章选择作家的翻译文本为分析对象,借助中西方翻译理论和比较文学理论,分析老舍翻译《威廉·韦子唯慈》、《苹果车》时,是如何将外国文学中的特质介绍到中国文坛,又是如何地“格异”,转化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元素。1930年代文学理论派别众多,论争频繁。虽然至194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派别最终成为支配性文学观念,造成了文学观念向他律的倾斜与越界。但不可忽视在文学整体性的社会再生产中,在支配性文学观念产生之前,各种文学在众声喧哗中,推动文学机制再生产的努力。老舍1932年翻译的《威廉·韦子唯慈》就是其中一例。当时,“无产阶级文学”、欧美批判现实主义译介正炽,《威廉·韦子唯慈》的翻译行为虽游走于刀锋,却以独立的视角,参与阐述了“大众文学”观念,建构了大众语的诗学。由此与鲁迅式大众观——与大众同行又保持距离,形成强烈对比。同时体现了知识分子文学向何处去的社会担当意识,为当下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发展、如何与他国交流以启示。再如《苹果车》的翻译,当时语言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性质,老舍巧妙地将赞助人要求的翻译“语言的阶级性”,从某种语言形式专属于某个阶级,转化为语言中包含着阶级的特定要求,从而使翻译成为两种语言的互补与互动,进而引进戏剧新文体。第四章、老舍跨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叙事”。这一章是对第叁章深化研究,选择老舍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并以其他译者的翻译本作为参照,研究老舍向海外作跨语际叙事时是如何周旋在政治的挤压下,作文学文化的传播、国家形象的塑造,及其复杂性。如对照伊文·金翻译的《离婚》和老舍自译英译本《离婚》,指出伊文·金虽然改写了原文本,但是政治里依然有审美的再现或创造;老舍因为不满意伊文·金翻译的《离婚》,与他人合作重新翻译《离婚》。然而由于合作翻译的特殊性,虽然企图极力再现原文的艺术性,但在英译本里,依然充斥着政治性的元素。在政治与文学间依然没有寻找到合适的生长点。但是,文学与政治间合作的生长点,却有意无意间,在改编自《断魂枪》的英文本话剧"The Spear That Demolishes Five Tigers at Once "(即《五虎断魂枪》)中生成。第五章、老舍的跨语际文学实践及其文学关系建构。这一章全面总结老舍的跨语际文学实践及其文学关系的建构。老舍在漫长的跨语际文学—创作和翻译——实践中,虽然羁绊于历史、现实政治、语境和文学场,但是其主体意识明确:文学超越意识形态,追寻人性的真善美,文学存在于不同的“国籍”的相互关系中,而不是以某种普遍的形态存在于不同的“国籍”之上,因此脱离了自己民族文学只能意味着依附于别人的民族性,也就意味着脱离了“文学”。从对老舍的个案研究,以及老舍关于文学关系的独特认识,对当代比较文学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现状进行反思,并提出“生存性认知”文学关系研究新的理论方法。“结语”部分,综述论文研究成果,反思论文研究的局限和不足,并对如何扩大研究空间,拓展研究范围提出一些构想。

毛菁华[2]2001年在《老舍的取舍》文中提出曲 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敝哪二 老舍的取舍 一一一沦老舍的文化选择和审美选择 研究生姓名:毛青华 学科。专业;中国现当代文

李春雨[3]2015年在《老舍创作在俄罗斯》文中研究说明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代着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我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其作品充满了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人道主义关怀,语言风格独特,民族风情浓郁,目前已被译成20多种语言,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喜爱和充分关注。在对老舍进行翻译与研究的世界各国中,俄苏历史悠久,成绩斐然,别开生面,自成一家。本论文借助比较文学的译介学和接受学相关理论,对俄苏长达七、八十年的老舍译介与接受的历程进行梳理,总结其成绩与历史贡献,揭示其特色,分析中俄两国老舍接受中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以期反哺俄苏老舍翻译与研究,同时促进中俄苏两国老舍研究界的交流,补益、启迪国内老舍研究。本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结论。绪论介绍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与目的、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等。第一章对俄苏老舍翻译与研究的历程进行梳理。由两节组成,第一节整体回顾俄苏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历程,以便为老舍在俄罗斯的译介与研究设立背景。第二节结合中苏两国关系的历史演变以及俄苏国内社会背景变迁,对俄苏老舍翻译与研究的历程进行纵览和述评。第二章介绍主要译者和研究者及其成绩。通过对经典译作,如Pикша(《骆驼祥Записки о кошачьем городе (《猫城记》)、Под пурпурными стягами (《正红旗下》)等译作的分析,评价译作质量,揭示主要译者的翻译风格。评述主要研究者的成果时,通过与同时期中国及其他国家学界类似成果对比,既肯定其历史功绩和当代意义,亦指出其局限性,包括时代使然的和研究者个体的。第叁章基于译介学理论对老舍译作进行分析。分设四个专题:一、误译——文学交流中的阻滞点,通过总结归纳老舍俄译中的误译类型,导致误译的心理机制,分析中俄文学交流中的主要障碍,探讨减少误译的途径。二、信息的流失与变形。主要探讨基于汉语言文字特点的幽默元素以及独具中国特色文化内涵的流失与变形。叁、文化信息传递。通过译例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译者应该尽可能地传递原作的文化信息,但不能以损害译作可读性为代价。四、创造性叛逆。将老舍俄译与英译进行对比,在揭示俄译特色的过程中,对译介学的“创造性叛逆”的概念进行理论商榷,提出“度”的约束。第四章使用接受学理论对俄罗斯老舍接受情况进行分析。同样设置四个专题。一中俄老舍接受环境的变迁,探讨中俄两国接受环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异同。二、独特的俄罗斯接受屏幕,主要分析俄罗斯文学小人物主题,讽刺文学等传统积淀对老舍在俄接受所产生的影响。叁、老舍整体形象的差异,包括中俄对于老舍幽默与讽刺的不同界定,对于老舍创作渊源的不同揭示。四、老舍杰作在中俄接受中变异。借助译作出版相关数据确定在俄罗斯接受最广的老舍作品,继而通过分析不同作品在中俄两国的水平接受和垂直接受差异,探究中俄在历史文化、审美传统等深层次上的异同。结论总结全文。对以上各章进行总结归纳,指出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创新之处、研究不足及完善方向。

郑雪君[4]2018年在《老舍戏剧创作“变”与“不变”探因》文中指出老舍的戏剧创作之路始于抗战。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戏剧成为老舍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并取得了重要艺术成就。但从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对于老舍的戏剧研究仍然重视不够,即使不提与小说研究相比存在的比例严重失衡,单就戏剧本身而言,也还是不够充分的。这主要表现在,学术界对老舍的戏剧研究主要集中在《茶馆》等个别剧作,对于其他剧作缺乏应有的重视。与此同时,很多学者将老舍抗战时期的戏剧作品视为不成熟的试验之作,认为老舍建国后戏剧创作取得的艺术成就远高于建国前,由此导致了对老舍戏剧研究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割裂式”研究,即只研究老舍建国后的戏剧创作或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且对前者的研究成果远超过后者。在这种研究态势下,对老舍的戏剧创作进行整体性的把握显得尤为必要。论文试图将老舍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戏剧创作视作一个整体加以观照,探讨老舍的戏剧之路在迎合时代走向和需要的过程中有着哪些妥协和退让,又有着哪些未被充分察觉的作家主体性坚守,并且以此为切入点,探索其背后的潜在原因,以此还原一个在时代召唤和主体坚守之间两难的、真实的剧作家老舍。本论文分为叁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老舍戏剧创作的“因时制宜”。老舍的戏剧创作在时代的召唤和需求下有着明显的变化,此前的研究或囿于某一时期而缺乏整体性的考察,或单以戏剧创作水平的高下进行折线式梳理,未能对老舍戏剧创作的整体走向作出全面的具体的研究。本章旨在弥补这一不足,从作家自我身份定位、创作重心的转移以及题材的选取角度进行探讨,论述老舍戏剧创作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有妥协亦有回归的趋时性走向。第一节通过梳理老舍抗战以来的戏剧作品,探讨作为戏剧家的老舍其创作目的的变化,本节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方面延续了将老舍的戏剧创作划分为抗战期间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个时期,前者以服务抗战为中心,后者以歌颂新生为重。另一方面又以《龙须沟》一剧为分界点,将新中国成立后的老舍剧作进一步细化为“理性之赞美”与“狂喜式歌德”两个阶段。第二节从戏剧创作本身入手,探讨老舍建国后由“事随人走”到“有事无人”的创作重心位移,旨在论述自《龙须沟》一剧之后,老舍戏剧中的人物塑造逐渐在跟风政治的创作模式中失去现实的土壤和生活的底蕴,走向符号化。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直线下降的过程,其中有过两次峰回路转的“意外”,而这正是第叁节所要论述的内容。第叁节探讨的是老舍整体以火热的当下现实为题材的戏剧创作中出现的两次转向,即向历史题材回溯。既是机缘巧合的气候适宜,也是老舍内在思索的自然流露,成就了老舍戏剧创作之路上不一样的风景。第二章:老舍戏剧创作的主体坚守。老舍在时代前进或回转中的走向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不意味着老舍因服膺于抗战和歌颂而全然妥协,相反,作家主体的精神坚守在其戏剧创作中是有迹可循的。但学术界对此的研究较少,且多停留在《茶馆》等剧体现出来的讽刺与批判意识,既不全面,也不够深入。本章即是以此为出发点,从底层书写、国民性批判与启蒙、朴素的道德批判以及文学主体性坚持四方面对老舍戏剧创作中呈现的思想和精神坚守作进一步的发掘和探索。第一节主要围绕老舍戏剧的底层书写入手,旨在论述老舍的底层意识在其戏剧创作中的一贯延续和独特性认知,即以底层人的境遇作为剧作呈现的主要对象,以此追踪不同社会背景下底层贫民的生活变化,同时体现了老舍对底层平民的坚毅自持、有情有义的理解之肯定。第二节探讨老舍在戏剧作品中体现出的国民性批判与启蒙意识的延续,以此来纠正认为自抗战开始老舍便“由启蒙者转向迎合者”的观点,旨在论述老舍并未在救亡与歌颂的大时代中放弃国民性批判的精神和立场,而是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中对启蒙进行继承和发展。第叁节探讨老舍一贯坚守的朴素的道德批判立场。围绕“钱本位”、“官本位”等老舍小说中展现出的朴素的道德批判视角,旨在论述老舍的戏剧对道德批判精神的延续,以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拓宽的批判深度和讽刺内涵。第四节从老舍“民主剧本”的集体化创作模式入手,探讨“改”与“不改”背后常常被忽略的或隐或显的主体性文学坚守。第叁章:“去从”与“取舍”之间的复杂动因。本章旨在从文学环境、主体意识、历史文化等角度探讨老舍在趋时性选择与主体性坚守之间两难的复杂原因。第一节围绕“文学场”的历史转变,探讨抗战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历史时期“生态环境”本质的转换和差别对老舍的戏剧创作产生的必然影响。第二节从“感恩情结”入手,对老舍建国后流露出的感恩意识进行补充式研究,探讨其感恩情结的多维度复杂内涵对其戏剧创作产生的必然性影响。第叁节探讨老舍戏剧创作中流露出的“新”与“旧”之间的迷惘和困惑,并由此进一步考察老舍思想观念中隐含的浓厚的传统意识对其创作的影响。第四节围绕老舍身上体现出的浓重的“士”意识展开,旨在论述建国后老舍创作发生的一系列转变与传统的士大夫观念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并由此引出笔者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难以摆脱的困境的思考。

宋梦洋[5]2014年在《老舍30年代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着名的作家,但他的翻译实践却长期不为人所知。事实上,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老舍共着有16部译文,其规模为25万字左右。因此,为全面、深入、彻底地了解老舍起见,其翻译实践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鉴于老舍的16部译文中有14部作于20世纪30年代,并且这一时期也是老舍创作活动的鼎盛时期(《骆驼祥子》、《离婚》、《月牙儿》等均作于此时),本文决定以老舍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译汉”翻译实践为研究对象,对老舍于这一时期的翻译实践策略,翻译对其同期创作产生的影响以及其翻译实践中止的原因进行研究,从翻译学、比较文学与文学史的角度理清老舍翻译实践的总体风貌。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章:理清老舍翻译实践的概况,分析老舍30年代翻译实践的特殊性,并指明老舍30年代编辑工作对于其翻译实践的影响。第二章:从翻译学的角度出发,从词汇、语句、篇章叁个层面上分析老舍翻译实践的“归化”与“异化”特征,并以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初步总结老舍翻译策略的主要成因,以及老舍翻译理论在5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第叁章: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从直接化用式的参照、创作中的爱情塑造、向战争文学的转变、老舍的“但丁情节”以及其创作中的“欧化句式”五个方面上具体分析老舍翻译实践对其创作的影响。第四章:从文学史与翻译史的角度分析老舍的翻译于抗战爆发后中止的原因,并探寻老舍翻译实践的意义所在。

彭学艳[6]2014年在《中、西抉择与老舍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文化矛盾蕴涵》文中指出老舍一生共创作了一千多部作品,享有“人民艺术家”的美誉。这些作品,在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具有丰富的意蕴,因此一直吸引着研究界的探究兴趣。近十余年的老舍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有一大批研究者侧重于老舍作品人物形象的审美分析,另有一批研究者则侧重于老舍作品的文化蕴涵分析。本文认为,如果想进一步推进老舍研究,将现有研究对老舍作品的人物形象分析与文化蕴涵研究结合起来,从人物形象着手去探究老舍作品的文化蕴涵,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本文着力于通过对老舍作品中众多人物形象的文化意蕴分析,来展示老舍在创作中的丰富复杂心态——特别是老舍在面对中西文化抉择时的内心矛盾,及由此带来的这些人物形象的丰富审美意蕴。和“五四”一代作家鲁迅等人作品人物形象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国民性批判有所不同,老舍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既有中国的传统美德,同时又带有“老中国”的痼疾,这些人物形象普遍潜在和显在地昭示出老舍对于中国传统道德既有情感上的眷恋又有理性上的审视和批判的矛盾、复杂心态;同时,老舍笔下众多带有“西化”色彩的人物形象,同样也普遍呈现出这种二元矛盾的色彩,这些人物形象身上的“现代性”与“文明异化”的特征,往往同时存在,普遍潜在和显在地昭示出老舍对于“西”来的“现代性”既充满向往同时又充满警惕的矛盾心态。本文认为,老舍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丰富审美蕴味,即与老舍内心的这种复杂矛盾有关,老舍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也与此密切相关。本文主要分叁个部分进行探讨。第一部分,主要对老舍作品中传统束缚下的“现代觉醒者”形象、曲解西方文化的“投机者”形象、新旧文化间的“彷徨者”形象进行文化分析,探讨老舍在面对中国传统和“西”来的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心结及其复杂取舍,来展示老舍作品中此类人物形象塑造的文化成因和审美成因。第二部分,从分析老舍笔下的被“城市”异化的“乡下进城者”形象、逃离“城市”的“返乡者”形象、在“城市”与“乡村”中进退失据者形象着手,剖析老舍在面对“城市”这一现代性的象征性载体和“乡村”这一中国传统的象征性载体时的复杂、矛盾心态,来展示老舍作品中此类人物形象所包含的丰富文化蕴涵和审美特质。第叁部分,主要着眼于老舍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艺术手段,剖析老舍在艺术方法与表现手段的选择上,在环境意象构思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人物形象的语言和心理表现中等方面,为其内心的复杂矛盾所左右的艺术抉择机制。

韩树红[7]2011年在《论新时期以来的老舍形象建构》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以来,老舍,这个暂时被人遗忘的平民作家重新步入人们的视野,他的形象也被人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建构着:研究会的成立、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作家传记以及众多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等等,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会在老舍形象建构史上增添重要的一笔。不同时期、不同个人的解读都会展现老舍形象的不同侧面,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老舍正存活在这不断地言说与构筑之中。本文主要用阐释学的方法,以老舍传记为核心,同时选取老舍形象建构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即围绕老舍本体世界的传记、着作、论文等内部事件和政治、文化、社会等外部事件,考察老舍形象在不同时期的建构。并通过老舍形象的演变,探索国家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和文化取舍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据这种联系,论文大体从叁个时间段展开:第一时间段,从1978年到80年代中期,在国家意识形态刚刚解冻的状态下,同时代人以及老一代知识分子眼中的爱国者、“人民艺术家”的形象;第二时间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巨人”老舍形象;第叁时间段,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背景下的旗人作家、平民知识分子、“人性探索者”、“东亚文化建构者”、“世纪的彷徨者”等多元立体的老舍形象。新时期以来,老舍研究着作颇丰,但至今为止,还未有人专门探讨过新时期以来老舍形象建构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所给予的隐在影响。所以,本文意在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梳理老舍形象的建构,以期在多维视野中考察老舍的形象演变史,并对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精神史进行思考。

魏梓轩[8]2011年在《抗战时期老舍小说研究》文中指出小说研究一直是老舍研究中的重要阵地,近年来更是呈现出包括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接受美学等多元视角的姿态。其中,把老舍置于八年抗战背景下进行研究的并不很多,其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也多被作为老舍在抗战时期文学活动的一部分进行叙述,且集中于传记类的相关内容,单项论着很少,这就造成了观照上的不全面和缺乏细致。实际上,从抗战爆发前后作者的创作活动可以看出“抗战对老舍”和“老舍对抗战”之间有着双向的影响,“家”“国”矛盾心理和宗教感也成为老舍抗战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抗战爆发之初,老舍便以“舍予”的精神奔赴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并为抗战的需要扛起了“文协”的大旗。从此,他由单纯的作家变成了抗战文艺界的一名战士,在“国家至上”和“一切服从抗战”的价值评判标准下,他的文艺观也从“为文学”调整为“为抗战”。在这种“抗战救国”和“舍家为国”的创作理念下,老舍抗战时期的小说呈现出以下叁方面特点:作品基调从“悲观绝望”到抗争中的“希望”,价值主题从“个体发展”到“国家社会”,矛盾思考从“个人与社会”到“家庭与国家”。为了服从抗战的需要,老舍曾一度放弃了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直至1942年创作《不成问题的问题》才重返小说阵地。对“国人”的精神启蒙与救赎一直是老舍小说的关注点,这在其抗战时期的小说作品中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文化批判和基督精神的感召。《四世同堂》是老舍抗战文学的代表作,作品在思想和文化上对抗战这一特定时期具有十分突出的时代价值,但因老舍漫画手法和因果报应原则运用上的缺乏节制、过强的救赎期待心理,以及他战争生活经历的不足和《饥荒》的海外创作与翻译等,也使小说留下了一些缺憾与不足。

高云舒[9]2016年在《论老舍小说中的留学生群像》文中研究指明留学生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人物形象系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具有独特意义和审美价值的文学形象,在多重文化的熏染下,留学生们的文化身份往往具有伸缩性和延伸性。老舍在作品中塑造的留学生形象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不可磨灭的传统文化印记,这一形象包含着作者对中西文化的双重思考。本文以老舍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为研究对象,把握住老舍以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刻画人物形象的特点,对这一形象群进行深层次地剖析和解读,论述留学生们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中如何应对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不同人生道路和价值观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人物类别,本文通过对留学生们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的研究,揭示多重文化浸染下进步青年和中西合璧的怪胎之间的区别,在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比较中凸显进步留学生的现代性,并对反派留学生们追名逐利、贪图享受的特质进行文化心理分析。人物形象不可避免地带有作家自身的主观情感,老舍自身的文化体验和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了他对留学生形象的塑造,在中西文化的烛照下,他对国民人格进行了深刻地省思,对于国民性问题和中西文化的思考,体现了老舍作为现代作家的文化自觉性。研究老舍小说中的留学生群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再造和现代国民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对当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现代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王明科[10]2006年在《怨恨:中国现代十位小说家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文中提出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发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体验。通过整合中外古今文学评论、哲学思想、伦理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怨恨理论,在全球现代性视域中提出并界定了适用于中国现代性文化语境中的“新怨恨”理论,运用这一理论并借鉴西方现象学、新批评、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阐释方法,通过对中国现代十位小说家小说文本的全面细读与重新思考,论证并得出了怨恨是中国现代小说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端木蕻良、无名氏、赵树理等人小说创作的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的结论,进而提出怨恨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体验的观点。全文共八大部分。导言部分指出本文从“新怨恨”视角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独创与开拓。第一节首先强调笔者是在作品阅读中发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体验,然后指出怨恨体验不仅存在于中国现代小说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诗歌,戏剧,散文等其它各种体裁之中;接着驳斥了不承认与不愿正视中国现代文学怨恨体验的代表观点,最后通过对研究历史与现状的梳理分析,指出笔者作为中国当下现代性语境中继刘小枫与王一川之后的第叁位怨恨体验论域的推进者,与前两位学者相比所具有的各种不同与研究创新。第二节提出并界定了作为一种中国文学现代性体验之批评的“新怨恨”理论,通过对中外古今怨恨理论的深刻剖析与整合扬弃,主要结合中国现代性语境的特殊性,详细论述了“新怨恨”理论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怨恨理论的独特内容与理论特质,认为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纳入“怨恨”的新视角,可以避免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从而开拓出新的问题域与发现域。第叁节从以点带面的可行性、质疑本质决定论、质疑思潮流派论、质疑传统逻辑思维中包含与被包含的僵硬分类等四个方面说明本文选题的原由与所用的方法论。第四节指出中国现代小说最基本最主要的怨恨体验模式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怨恨体验从向度上看主要有内向与外向两个方面:内向怨恨主要代表作家如钱钟书、赵树理等;而外向怨恨主要有叁大基本体验模式——反抗中的怨恨以鲁迅、巴金、张爱玲等为典型代表,建构中的怨恨以茅盾、无名氏、端木蕻良等为主要代表,回瞥中的怨恨以沈从文、老舍等为代表。同时强调这些代表主要是就其最主要的文化倾向而言,其实就他们的文化事实与具体文本内容来说,往往同一个作家在不同场合与时空甚至有时同时具有不同的怨恨。因此外向怨恨与内向怨恨以及外向怨恨中的叁大体验模式之间不是互相孤立而是相互纠缠,不同怨恨体验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篇小说里,同一作家与作品中的同一人物也会同时或不同时地具有不同模式的怨恨。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探讨了中国现代小说怨恨体验母题生成的多维原由:第一节考察中国现代小

参考文献:

[1]. 文化主体意识与文学关系个性化特征[D]. 张曼.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2]. 老舍的取舍[D]. 毛菁华. 曲阜师范大学. 2001

[3]. 老舍创作在俄罗斯[D]. 李春雨.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

[4]. 老舍戏剧创作“变”与“不变”探因[D]. 郑雪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18

[5]. 老舍30年代翻译研究[D]. 宋梦洋. 厦门大学. 2014

[6]. 中、西抉择与老舍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文化矛盾蕴涵[D]. 彭学艳. 浙江师范大学. 2014

[7]. 论新时期以来的老舍形象建构[D]. 韩树红. 青岛大学. 2011

[8]. 抗战时期老舍小说研究[D]. 魏梓轩. 河北大学. 2011

[9]. 论老舍小说中的留学生群像[D]. 高云舒. 青岛大学. 2016

[10]. 怨恨:中国现代十位小说家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D]. 王明科. 山东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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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取舍——论老舍的文化选择和审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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