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动因扭曲与制造业产能过剩——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年中论文,省级论文,城镇化论文,制造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O33 O38 L22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4)11-0005-13 一、问题提出 产能过剩是指企业预先投入的生产能力超出了均衡产量所需，从而导致生产要素闲置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多轮大范围产能过剩，不仅涉及金属冶炼、机械设备等重化工业行业，一些轻工业行业和新兴产业也未幸免。关于产能过剩的成因，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研究多把其归结为经济周期的微观表现。或特定市场结构或技术目标下企业理性的必然结果，即市场失灵[1-4]。部分国内文献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分析也持类似观点[5，6]。然而，多数国内研究认为政府失灵因素更为关键。目前的主流观点是：政府为了某种宏观目标，运用公共财政向企业提供多种投资支持或优惠，把本应企业内部承担的生产成本外部化，以低廉的投资成本诱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阻止亏损企业减产退出，当生产能力超出市场均衡所需时，便会引发产能过剩[7-11]。 政府对企业生产的不当介入引发产能过剩，这一逻辑在现实中固然存在，但需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政府明知盲目扩张产能是低效且危险的，为什么还要动用公共资源去鼓励企业扩产?如果按照产能过剩成因的现有观点，产能过剩是政府出于拉动GDP和财政增收目的而干预企业最终导致的结果，那么当产能过剩拖累了企业盈利增长、导致行业效率下降时，政府的预期目标未必能顺利实现，理应将生产要素从产能过剩行业中导出。但为什么产能过剩还能长时期、大范围存在呢?这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考虑到了当地的就业形势。由于劳动力不可能像资本要素那样轻易地跨行业流动，其人力资本水平越低，再就业就越困难，若让产能过剩企业缩减产能规模，则可能造成当地失业率上升。倘若某一地区有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存在于“蓄水池”中，当地政府则通常在更高的要素闲置率与更高的失业率之间宁可选择前者，从而有着足够动机去促使企业扩大产能规模。当此类行业在某地区占有较高比重时，区域性的产能过剩便不可避免。 城镇化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城镇化本应以非农产业发展为动因，但在现行考核体系下，各地政府通常把城镇化视为实现政绩的有力抓手，推动农地向非农用途转换，使得城镇化脱离了产业演进规律而快速推进[12，13]，进而对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冲击。这一冲击不单是数量上的超量供给，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供给结构，拉低了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土地城镇化中转为城镇居民的劳动力往往缺乏工作经验，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都不如原有农民工[14，15]。政府推动型的快速城镇化源源不断地把低技能劳动力输送至城镇，政府在就业压力下就会加大对企业的产能干预。 因此，中国式城镇化构成了低技能劳动力供给的推动力之一，很可能是政府干预企业生产进而引发产能过剩的重要诱因。当然，过快的、脱离正常动因的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传导效应，在不同制造业行业中有较大差异。有些行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较弱，不可能响应政府刺激而扩张产能；还有的行业即便响应政府刺激而扩张产能，但也未必会轻易降低利用率。本文余下部分将验证过快的城镇化对区域性产能过剩的传导机制，并分析什么样的地区制造业特征将加剧或弱化这一传导作用。 二、传导机制与假说 1.传导机制 (1)城镇化带来的就业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生产。1978—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由17.9％上升至53.7％。特别是2000年以来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根据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城镇化是工业化在人口空间分布上的反馈和体现，农民选择迁入城镇应是基于对非农工作更高报酬的预期，其就业转换要先于居住地和身份转换。但近十余年来，中国的现实是大量人口在就业需求还未形成时，就已被土地转换“裹挟”至城镇，被动完成了城镇化。在分权制下，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等目标，强力推动农地用途转换，开发区、新区、新城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张，使得城镇化大规模、快速地推进[12]。这种城镇化超出了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与产业演进的正常动因相悖。此过程造就了大量失地农民，其中的经济活动人口不可能长期自愿失业，其劳动供给意愿将很快显现出来，注入劳动力蓄水池[14，16]，进而使城镇劳动力供给迅速增加，导致供求失衡，就业问题变得愈加尖锐[17]。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自2002年起保持在4％以上，而这一时期恰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由此可见，过快的城镇化加剧了失业风险，进而给社会保障系统带来了支出负担，并形成居民增收困难、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这与地方官员的综合政绩目标是相背离的。因此，各地政府推动城镇化的同时，还不得不应对劳动力过度供给带来的压力，保就业成为了一项重要公共目标。 在官员交流任职制度和任期限制下，地方政府倾向于以“短平快”的方式来实现就业目标，用多种手段对企业生产经营施加干预，刺激其增加劳动雇佣，尽快把就业压力转由城镇产业部门承担。一方面，促使企业提高劳动力密集度，压缩实际工资的自然上升空间，使得劳动力价格扭曲，从而刺激企业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不惜付出资本价格扭曲、回报率下降的代价，使企业在资本扩张中加大对劳动力的绝对需求。具体干预途径通常有：①财政支持。地方政府根据生产与就业规模等因素确定重点扶持行业或企业，通过入股、直接拨付、技术改造及研发补助等方式给予其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返还，用地方财政承担了一部分企业成本。②贷款支持。各地不断创新投融资平台，通过“过桥贷款”、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甚至向金融机构施压等方式介入企业融资过程，使其更容易得到金融资源。③土地支持。为吸引投资及鼓励企业扩产，地方政府运用可控裁量权，以低于土地实际价值的价格甚至零地价向企业供地，无论在一级或二级市场，土地违法案件都屡见不鲜。④环境纵容。在一些地区，政府对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规制力度明显不够，并积极帮其化解环境污染引起的公共危机，使企业的负外部性行为得到了纵容。 (2)政府干预导致低技术企业扩张产能并降低利用率。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在城镇化前期，就业由工业和传统服务部门提供，随着工业化逐步完成，生产性服务业继续拉动城镇化进程[18]。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转型阶段，在理论上，只要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创造出足够的用工需求，城镇化造成的就业压力便可迎刃而解。然而，现实并不是那么顺利。不像农民工和原有城镇居民，失地农民往往工作经验匮乏，人力资本水平难以满足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岗位要求，大部分人被这类企业拒之门外。技术专用性决定了高技术企业对要素投入组合有较高要求，只有高技能劳动力才能与其技术应用形成“劳动匹配”[19，20]因此，它们对由失地农民构成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弹性极低。虽然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使其逐渐适应高技术企业的要求，但这需要较长周期，其间的结构性失业是政府难以忍受的。另外，传统服务业需与城镇居住点相结合，难以形成集聚[21]，尽管就业容量大，但对政府干预不够敏感。政府为实现充分就业而试图向企业施加干预时，首先考虑那些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弹性大且对干预信号反应迅速的行业。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均难以满足政府的要求，从而低技术制造业企业成为了地方政府干预的主要对象。 低技术企业在财政、贷款、土地支持及环境纵容等政府行为刺激下，加大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吸收。这固然能缓解地方政府的就业压力，但同时也意味着将形成大量新增产能。若新增产能被充分利用，产能过剩也不会发生。但由于低技术制造业的产品替代性一般较高，单个企业的市场空间较为有限，需求价格缺乏弹性，因而在新增产能形成后，若维持原有产能利用率，则会使实际产出过快增长，超出市场需求而出现产品过剩，造成产成品库存压力，使存货投资负担加重，进而可能造成利润率损失。因此，低技术企业在政府干预下扩张产能，通常又会选择较低的产能利用率，保持部分闲置，从而形成了产能过剩。而高技术企业通常产品复杂度较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刚性较为明显，进而对政府干预信号反应较弱，城镇化给地方政府造成的就业压力一般难以转嫁到这类企业中。即便在政府干预下扩张了产能，也不会因利润率压力而降低产能利用率，这是因为这类企业较低的产品替代性足以使新增产品很快被市场消化，较高的技术进步率也足以保证产品以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销售出去，因而无须牺牲产能利用率来维持利润。 (3)政府干预导致低要素配置效率行业中的企业扩张产能并降低利用率。很多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更容易因过度投资而出现产能过剩[22，23]。这一现象与政府干预行为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制使其高管易与政府发生激励相容，热衷于遵循政府期望，将吸收劳动力的公共目标内化于自身微观经营中，脱离实际需要盲目扩大产能；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通常处于相对缺乏竞争的行业，天然地存在着“投资饥渴症”，而政府干预行为恰为其提供了廉价资本，使得其迅速响应政府干预，过度扩大产能。其实，不仅是国有企业，凡处在缺乏竞争、要素配置效率较低行业中的企业，都倾向于对政府产能刺激信号做出迅速反应。这类企业通常有一定垄断优势和规模效应，对资本和劳动力均有较高需求弹性。而政府干预行为为其提供了一个扭曲的要素市场，它们可更轻易地获得商业信用和财政补贴，此时加快产能扩张更符合其理性。 当然，若产能扩张后得到了充分利用，就不会有产能过剩。问题在于：一是低技能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导致企业难以提升产品技术水平，产品过剩风险使其宁愿降低产能利用率；二是保持一定量的闲置产能相当于提高了进入壁垒[3]，而它们垄断程度高、竞争压力小的特性，决定了其有足够动力和条件以此方式维持自身地位。因此，政府干预行为更容易使低要素配置效率行业中的企业扩张产能，它们又会保持较低的产能利用率，以拉高平均生产成本、保持市场地位。而对处于高要素配置效率行业中的企业来说，让它们盲目扩张产能并降低利用率，是不理智且不现实的。这是因为它们相对较小的生产规模决定了其并非政府干预的主要对象，没有足够条件去大规模扩张产能，并且单个企业的市场份额有限，无法以自身产量影响产品价格，在产能扩张后再降低利用率，对它们来说无异于主动放弃市场份额。 2.假说 以上分析揭示了过快的城镇化导致产能过剩的内在机理——地方政府违背产业规律强力推动城镇化，为解决随之而来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又通过财政、贷款、土地支持及环境纵容向制造业施加产能干预，其中，低技术企业和低要素配置效率行业中的企业响应较为敏感，而这两类企业更容易因产能扩张而面临利润率或市场份额压力，只能选择更低的产能利用率，最终导致产能过剩。进一步地，以中国各地区为分析单位，可提出： 假说1：一个地区的城镇化越是脱离产业演进规律而过快推进，则当地政府越有可能因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而诱使制造业扩张产能，一部分企业又迫于利润率和市场份额压力而降低产能利用率，从而越有可能造成区域性产能过剩。 假说2：一个地区的制造业技术进步率越低，则当地企业越容易受政府干预而扩张产能，产能扩张后更容易因市场限制和利润压力而降低利用率，从而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传导效应越明显；反之，则越可能弱化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刺激。 假说3：一个地区的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越低，则当地企业越容易受政府干预而扩张产能，产能扩张后更可能通过降低利用率来维持市场份额，从而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传导效应越明显；反之，则越可能弱化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刺激。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 1.计量模型 根据理论分析，超越了产业发展的过快城镇化对制造业产能过剩存在加剧作用。本文利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以产能过剩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城镇化扭曲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计量分析验证这一假说。基本估计方程如下：
政府干预行为可能是城镇化向产能过剩传导过程中的重要内在因素。过快的城镇化迫使地方政府从财政、贷款、土地、环境四个方面加大对企业的干预，进而使得产能过剩不断加剧。本文把财政支持(
)、贷款支持(
)、土地支持(
)、环境纵容(
)加以量化，设定为中介变量，分别纳入式(1)。根据Muller et al.[24]的论述，若要证明中介效应存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在未加入中介变量时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为显著正效应，二是加入中介变量后该效应有所减弱，三是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为显著正效应，四是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为显著正效应。若中介效应存在，便可验证过快的城镇化通过影响政府干预力度而加剧了产能过剩。 过快的城镇化可能加剧产能过剩的同时，或许还存在逆向因果关系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如城镇化一方面导致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不排除产能过剩负担致使地方政府财力受限，土地征用不再那么顺利，从而使城镇化扭曲指数有所降低。内生性问题使得变量间的因果联系变得难以确认，可能导致传统方法下的估计结果存在偏误。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结合了水平方程与差分方程，把水平方程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设定为其滞后项的一阶差分，可有效弱化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拟采用SYS-GMM法进行估计。
根据本文的理论假说，技术进步或要素配置效率表现得越差，则过快的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刺激越明显，也就是在较高的组别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弱于较低的组别。 2.相关变量处理 被解释变量
的测度过程将在第四部分详细说明。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量、控制变量以及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效率的处理方法如下。 (1)核心解释变量。按照理论分析，地方政府强力推动土地城镇化，脱离了非农就业的基本拉动力，使得城镇化在扭曲的动因下过快发展，因此城镇化扭曲指数(
)可由各地区的劳均建设土地出让面积表示。若该值较低，则说明土地城镇化创造了足够多的城镇就业岗位，城镇化有着正常动因，发展较为健康理性；若该值较高，则说明该地区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持，每创造一个就业岗位的土地耗费过高，过快的土地城镇化使大量劳动力还未获得非农工作就已转为城镇居民，城镇化模式过于粗放。本文先测算出各地区建设土地出让面积，再测得各地区城镇就业人数(包括城镇单位和城镇私营企业及个体就业)，二者相除并经标准化处理即为城镇化扭曲指数①。 (2)中介变量。借鉴王立国和鞠蕾[10]，对政府干预行为的四个变量进行衡量，构成地区面板数据，分别用作中介变量。①财政支持(
)，用各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来源的比重表示；②贷款支持(
)，用各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的比重表示；③土地支持(
)，用各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的比重来表示；④污染纵容(
)，用各地区的三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标准化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表示②。 (3)控制变量。为得到无偏的估计结果，还需要对影响产能过剩的其他变量加以控制。①工业比重(
)，用各地区GDP中的工业贡献率表示，该值越高的地区通常工业部门越齐全，在较紧密的产业关联下过剩产能更容易被下游企业消化掉；②重工业比重(
)，用各地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中的重工业占比表示，重工业行业发生产能过剩的概率通常高于轻工业，因而该值越高的地区产能过剩可能越严重；③出口能力(
)，用按境内货源地分的各地区货物出口额(人民币)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之比表示。该值越高的地区一般产品滞销风险越低，产能过剩越不易发生。 (4)虚拟变量的分组依据。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效率可对城镇化的产能过剩效应产生影响，根据它们的分组可构建虚拟变量。①技术进步(
)。本文利用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算出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参数估计值，进而算得各地区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值。具体测算方法不再赘述，参见张军等[25]。②要素配置效率(
)。同样借鉴张军等[25]，以要素是否随产出弹性与实际报酬之差而顺利流动衡量要素配置效率。 3.数据来源 以上各变量的数据来源为：①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及工业贡献率、按境内货源地分的货物出口额和人民币汇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②各地区的建设用地出让面积来源于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③各地区分来源及用途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源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④各地区分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和个体就业人数及平均工资来源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⑤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⑥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资本存量以及从业人员数等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计量分析的样本包含中国30个省级地区，因部分数据缺失而暂不考虑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时间跨度为2001—2012年。 四、省级层面产能过剩的测度 对产能过剩的现有测算方法有：韩国高等[7]用Morrison and Berndt的标准化可变成本函数测算了各行业在成本最小化下的产能产出，实际产出与产能产出之比即为产能过剩的反向指标——产能利用率；沈坤荣等[26]利用李子奈的边际生产函数计算理论产量，以消除行业特征差异。另外还有 DEA法[27]、价格—利润比较法[28]等。但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行业层面的产能过剩，而本文以省级地区为分析单位，区域层面产能过剩应为当地各行业的综合值。 本文借鉴韩国高等[7]测量行业产能过剩的思路，发展了测度省级地区产能过剩指数的方法。先根据可变成本函数，分行业进行参数估计，再用行业参数与各地区分行业的实际值，算得各地区分行业的潜在产出，并把其相加得出各地区全部行业的潜在产出，最后用全部行业的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比减去1，即为各地区的产能过剩指数。此方法既考虑到了行业生产函数差异，又综合考量了所有行业对当地产能过剩的贡献。根据韩国高等[7]的思路，可变成本定义为企业购进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的成本之和。在对可变成本V、能源价格
、原材料价格
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别除以劳动力价格)后，写出可变成本函数：
五、计量结果与分析 1.整体估计结果 表1报告的是用SYS-GMM法对城镇化扭曲指数与产能过剩关系的估计结果。列(Ⅰ)—(Ⅳ)分别表示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时的情形。在SYS-GMM法下，城镇化扭曲指数被看作内生解释变量，其滞后项的一阶差分项被设定为工具变量，并把三个控制变量定义为严格外生变量。各列中Arellano-Bond AR(2)检验的p值说明模型设定足以避免残差自相关，且Hansen检验和Sargan检验的结果说明不存在对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根据表1，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
对产能过剩指数有显著的正解释力，系数估计值为0.0165。在
、
、
逐步得到控制后，
的系数绝对值及显著性水平有所改善，估计过程表现出了较好的稳定性。在列(Ⅳ)中
的系数估计值为0.023，这意味着若三个控制变量均为零，某一地区的劳均建设土地出让面积每超过全国均值1个标准差，则使过剩产能与实际产出之比提高2.3个百分点。另外，控制变量
和
的表现与预期基本一致，说明工业比重和重工业比重分别对产能过剩起到了负向和正向作用。但
却未表现出对产能过剩明显的负向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出口优势增强一方面使企业无需顾虑产品过剩风险，另一方面又导致优势行业发生拥挤性投资而加剧了产能过剩。正如林毅夫等[5]的推断，发展中国家易在个别优势行业中达成前景共识而发生“投资潮涌”，因而具有出口优势的地区可能恰为存在潮涌现象的地区，产能过剩程度反而比出口表现较差的地区更严重。 2.中介效应的估计结果 本文分别对各个中介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关系进行SYS-GMM估计(具体估计结果略)。结果显示，政府行为变量中的
、
、
均显著地受到了过快的城镇化的推动，这说明正是由于城镇化扭曲发展带来的就业压力，地方政府才会对企业做出财政、贷款、土地等方面的支持。但是，
与城镇化扭曲指数的关系不明显，这说明政府对企业污染的纵容行为并非是出于实现充分就业的目的。进而，分别对各个中介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进行了SYS-GMM估计(具体结果略)。由估计结果发现，政府行为变量中的
、
、
均对产能过剩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意味着政府的这三种干预行为明显地推动了制造业产能过剩。但是，
与被解释变量之间为显著负向关系，可见，地方政府的污染纵容反而使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高，而不是先前预判的那样致使产能过剩加剧。 综合上述结果，城镇化向产能过剩的传导链条的前后两个环节在财政、贷款、土地支持三种渠道中都成立，表1也说明了城镇化扭曲指数与产能过剩整体上为显著正向关系，下面关键要检验政府的财政、贷款、土地支持行为是否在城镇化向产能过剩传导中起到了明显的中介效应。分别对四个中介效应的SYS-GMM结果如表2所示。
在表2中，列(Ⅰ)和(Ⅱ)分别表示不含与包含控制变量的情形。各列的二阶自相关检验和矩条件检验均能够显著地接受原假设。由于中介变量
不满足中介效应的第三、四个条件，则不再考虑，仅关注财政、贷款、土地支持这三个变量的中介效应。可以发现，在对第一、三个中介效应的检验中，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的系数绝对值及显著性均大幅度地低于表1中的列(Ⅰ)和(Ⅳ)。由此证明第一、三个中介效应是真实存在的，地方政府迫于城镇化带来的就业压力，主要通过财政和土地支持手段对企业施加干预，进而引发了产能过剩。而在对第二个中介效应的检验中，不含控制变量时
的系数显著性稍高于表1中的列(Ⅰ)，加入控制变量后
对产能过剩的作用力才低于表1中的列(Ⅳ)。可见，财政、贷款、土地支持都是过快的城镇化导致产能过剩的中介渠道，但贷款支持的效应要弱于其他二者。可能的解释是，当地方政府为实现充分就业而希望金融机构向特定企业增加信贷时，金融机构未必能全力配合，它们也需要考虑产能过剩风险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尽管地方政府能够干涉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授信决策，但毕竟不像财政和土地资源那样直接由政府决定如何分配，因而贷款支持作为中介渠道之一。相对比财政和土地支持要微弱一些。 3.虚拟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 表3显示的是城镇化扭曲指数与产能过剩的关系随着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效率变动而表现出的差异。左、右半部分别表示以技术进步和以要素配置效率设定虚拟变量时的情形，列(Ⅰ)和(Ⅱ)分别为不含与包含控制变量的情形。估计采用的是SYS-GMM法，各列中的相关检验值均显示模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及过度识别等偏误。
由表3的左半部发现，在第二、三组中
对产能过剩的正向作用最为明显，无论是否包含控制变量，虚拟变量交互项的显著性均远高于表1中列(Ⅰ)和(Ⅳ)。随着进入
值更高的组别，
对产能过剩的正解释力开始逐渐减弱，在第四、五组中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在第六组中甚至转为显著的负向关系。也就是说，在技术进步率较低的样本中，过快的城镇化极易引起产能过剩，而随着技术进步率的提高，城镇化扭曲指数对产能过剩的加剧作用逐步弱化。再看表3的右半部，大致类似于左半部，无论是否包含控制变量，虚拟变量交互项，对被解释变量的正向作用最明显的样本均在第二、三组，第三组之后该正向作用便开始减弱，直至第六组中转为负。这说明随着要素配置效率(
)的提高，城镇化扭曲指数对产能过剩的刺激作用逐步弱化。从而，可以断定本文的后两个理论假说成立。 为确保稳健性，把虚拟变量组
的设定依据——
和
用其他衡量方法替换。 (1)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研活动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之比表示技术进步
，并依此重新设定A1，A2，…，A6，用与表3同样的方法进行估计(具体结果略)。可发现，
对产能过剩的正向作用最明显的情形发生在第一、二组，随后开始逐步减弱，但到第五、六组又有所反弹，在包含控制变量时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分别为0.1199和0.1581，且在0.05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并非在所有情况下科研活动人员占比都是越高越好，超过一定临界值反而可能加剧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刺激。现实中一些地区的政府一味追求技术资源外延式扩张，研发实际效益偏低。这种政府干扰下的、止于统计意义的技术资源的快速扩张，不仅无助于削弱城镇化的产能过剩效应，还会加剧该效应。综合表3左半部及上述分析，可认为技术进步有助于弱化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刺激，但须是适度的、有效率的技术进步。 (2)再用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比重的倒数表示要素配置效率
，并依此重新设定B1，B2，…，B6进行估计(具体结果略)。结果显示
对产能过剩的正向作用从第一组到第四组为逐步减弱趋势，自第五组起开始反弹，在第六组中包含控制变量时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绝对值甚至成为了各组最高，且在0.0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国有比重较高时，若降低该比重则可使要素配置效率提高，进而削弱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刺激作用，但在国有比重较低时，继续降低国有比重反而会使产能过剩受到来自过快城镇化的更强烈刺激。也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过分强调降低国有比重，将可能导致一些企业失去规模优势，被迫将市场空间让渡给小型企业，进而容易受到其他地区上游垄断企业的挤压，在与上游进行中间品博弈时，易受到误导而盲目扩大产能，造成产能过剩。综合表3右半部及上述分析，可认为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有助于弱化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刺激，但不能以牺牲本地企业规模优势为代价，否则反而加剧该刺激作用。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产能过剩意味着生产要素未得到最优配置，生产要素被错配至并不需要的领域而无法及时流出，将制约制造业效率提升和结构升级，使产业演进过程受阻，已成为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桎梏。本文发现，当城镇化在政府推动下脱离正常动因而快速发展时，地方政府为应对随之而来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将会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干预，进而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产能过剩加剧。本文围绕上述假说设定了计量模型，并利用2001—2012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观察实证结果发现：①城镇化脱离产业规律而过快发展，迫使地方政府从财政、贷款、土地等方面加大对企业的支持，鼓励其扩大产能，最终显著地导致了产能过剩；②技术进步有助于弱化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传导效应，但须是基于市场自发的高效率技术进步，而很多地区的外延式技术资源扩张伴随着低下的研发质量，反而会加剧该效应；③充分的市场竞争和较高的要素配置效率有助于弱化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刺激，但须以不损害本地企业的规模优势和对外竞争力为前提。若一味强调国有资本退出，反倒可能加剧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刺激。 本文的意义在于为中国产能过剩的成因找到了一个较新的解释——超越了产业发展的过快城镇化。很多研究认为中国产能过剩的根源是特殊的转轨体制和扭曲的政企关系。但未对地方政府冒着产能过剩风险鼓励企业扩产的行为给出一个合理解释。本文看到了城镇化这一重要诱因，正是由于城镇化在扭曲动因作用下快速推进，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所以政府才会大力促进企业扩产，不去管企业是否有能力充分利用新增产能，政府在更多的闲置产能与更多的失业人口之间被迫选择了前者。还有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产能过剩是由于前景较好的行业出现了“潮涌现象”[5]。这种观点认为易出现潮涌现象的行业是在发达国家已成熟的行业，但未回答它们究竟有什么具体特征，且未考虑劳动力供给结构对生产者决策的影响。本文分析发现在过快的粗放式城镇化下，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弹性较高的行业更倾向于响应政府刺激信号而扩大投资，其中只有一部分企业在扩产后再将产能“窖藏”，而高技术行业和高要素配置效率行业中的企业即便扩张产能也不会轻易降低产能利用率的。 本文的结论还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发生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这是因为：一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较长、生产可分割性明显，其中的中低端生产环节可容纳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尽管劳动力相对需求不如劳动密集型行业，但生产规模决定了单个企业对劳动力有着较高的绝对需求，成为了地方政府为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干预对象。二是这类行业的集中度高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单个企业一般拥有一定垄断优势，为避免拉低平均生产成本进而导致其市场份额下降，在产能扩张后通常不愿将其充分利用，而是选择“窖藏”部分产能。三是重化工业品的仓储成本相对较高，资本密集型企业通常不愿保持过高库存率，它们在政府刺激下扩张产能之后又会保持一定闲置产能，以避免产成品库存投资过高对企业利润构成威胁，因此这类企业“去库存化”过程的同时又加剧了产能过剩。 本文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困境：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政绩目标而强力推动城镇化，并没有事先考虑到原有农业劳动力脱离土地后的就业问题，通常乐观地认为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后便会吸引大量工业项目在此集聚，城镇扩张后服务业及非正规部门也会随之扩张，不断扩大的就业容量足以容纳这些劳动力。然而，这一人群的就业并非那么顺利，他们有限的劳动技能决定了很多用人单位完全有理由将其拒之门外。地方政府违背产业规律快速推进城镇化，只有在事后造成失业率上升甚至出现社会管理危机时才着力弥补，想尽办法将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转嫁给制造业部门，通过各种干预手段诱使其吸收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从而导致产能规模整体扩张。一些企业有能力扩张产能，却没有能力将其充分利用，若维持原有产能利用率，则会造成实际产出扩张，进而引起利润率和市场份额下降等市场反应。当这类企业在某地占有足够高比重的时候，区域性的产能过剩便不可避免。 通过论证产能过剩是粗放式城镇化后果的体现之一，本文为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一个有益支持。多数研究已看到城镇化脱离产业演进规律而过快发展，反过来势必制约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一种思路是中国城镇化伴随着对土地资源的粗放式、高成本使用，造成要素配置扭曲及效率低下，从而制约了产业发展[29，30]；另一种思路认为城镇化过快会带来劳动力的过度供给，抑制了劳动生产率及产业效率增长[31-33]。本文沿着后一思路，证明了扭曲的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的过度供给，迫使地方政府要求企业选择有利于充分就业的产能决策，造成了产能过剩并损害产业效率。如果地方政府继续不计后果地强力推动土地城镇化，将会使中国制造业遭受更沉重的产能过剩代价，不仅政府追求充分就业的目标未必能够实现，还将拖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为化解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避免城镇化对产业发展的制约效应，则首先要使城镇化进程摆脱扭曲的错误动因。《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各地控制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实现节约集约用地。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走出土地财政刺激下的政府推动型城镇化的怪圈，进一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成，尝试彻底取消工业用地的协议定价制度，弱化地方政府对推进土地资本化的热情。要严格执行城镇用地分类标准，杜绝低价出让优质土地的现象。加大对土地违法的监督惩处力度。另外，要重构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将土地利用率、城镇容积率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上级政府应当对下级政府建设开发区、新区、新城过程中的土地征用、整备、出让、使用、质押各环节进行动态追踪，鼓励对旧城区尤其是棚户区进行改造，对土地存量进行深入挖潜。 除了要使城镇化摆脱错误动因，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产城融合”原则，促使城镇化进程回归由现代产业拉动的正常动因。正确的城镇化道路应当是人口的就业转换先于居住地和身份转换，而要实现非农就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要有足够规模和竞争力的非农产业对劳动力形成需求，另一方面要以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不断积累为前提，当供需相匹配时才能顺利完成就业转换。各地决策部门应清楚了解本地的人口素质水平和产业禀赋基础，“培育人”和“培育产业”并重。一是加强对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支持各类民营职业培训机构，为农户提供创业条件或积累非农工作经验的机会；二是取消二元户籍等歧视农民工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把技能型农民工及其家庭留在城镇；三是尊重产业演进规律，大力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重视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发挥产业链的技术溢出机制，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当非农产业表达出用地需求时，政府再考虑土地出让，坚决杜绝“以地招商”。为此，政府要构建企业用地需求表达的长效机制，并立足于本地实际及城市群、城市带的总体框架进行城镇布局与规划，着力构建城镇规划程序及管控机制。 本文还发现过快的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刺激作用，将随着适度的、有效率的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效率提高而变得不那么明显。因此，推动技术创新和要素市场改革，可减少快速城镇化的制度惯性对产业发展的危害，为构建新型产城关系赢得时间。一方面，要整合现有科技资源，遏制低质量的技术进步，推动制造业技术结构升级。政府要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研发补贴力度，提高各级科技计划中企业立项比重，探索关于高技术中间品和消费品的购置补贴机制。促使高技术产业涌现裂变式技术创新，规制重复技术引进，鼓励国内自主创新与合作，为技术溢出和二次创新提供良好的产业环境。另一方面，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着重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各级政府要支持有前景的中、小型企业发展壮大，结合本地特点尽快细化完善鼓励小微企业发展的行业目录与指导办法。规制个别大企业的反市场行为，维护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基本环境，确保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便捷流转和高效使用。 注释： ①标准化处理采用标准差法，即(观测值-均值)/标准差。当然不排除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可能造成的数据偏误。某一地区城镇化中脱离土地的农业劳动力可能在别地获得就业，而本地的城镇就业岗位也可能由别地转移出的农业劳动力来填充。总体来说，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流入大于流出，欠发达地区则相反。本文的实证采用省级面板数据，估计过程中控制了地区虚拟变量，足以保证计量结果的相对可信度。 ②此处三类污染物分别为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另外，由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3)未公布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本文根据此前3年产销比的平均值，用2012年的销售产值推算得出2012年的工业总产值。 ③由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3)未公布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数，本文根据此前3年的平均增速，用2011年的统计值推算得出2012年的从业人员数。 ④限于篇幅，此处估计结果及检验值未列出，有兴趣者请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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