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的族群及其沟通与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族群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澳门是个殖民地化的城市，其居民主要由移民构成。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将各自的原有文化带到澳门，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从而使澳门的文化变得复杂而多元。研究澳门的族群及其沟通与走向，对于认识澳门，增强澳门与内地的联系和促进澳门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人不揣浅陋，拟就这一问题略作探讨，借以抛砖引玉，祈求正于学界方家。
一、澳门的族群
对于族群的界定，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目前比较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族群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具有宗教、语言、习俗等方面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共有的体质的、 民族的、 地理的起源。（注： Nathan
Glazer &p. Moynihan:Ethnic —— Theory AndExprience,Flarvand Univercity Press,1975.）
族群的形成是个较为复杂的过程。一般来说，来源于不同地方的移民共同居住在一个地方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多元性。在移民的过程中，来自同一村落、同一亲属群体和同一方言群体的成员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往往会尽可能地聚居在一起，或尽可能经常来往。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活动中常常会动员整个网络中的成员来共同参与。这些群体通过保持原文化或创造新的文化符号来维持群体成员的认同，这样，在共同文化渊源的基础上形成了族群。
澳门族群的形成与人口的迁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根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澳门近50万人口中，出生于澳门的只有142,697人， 仅占澳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出生于内地的179,028人，香港12,192人， 葡萄牙3,625人，菲律宾1,965人，泰国1,998人，其他国家如印度、 安哥拉、莫桑比克、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秘鲁等158,515人。不同国家或地区出生的居民移居澳门， 使澳门的族群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其实，澳门人口的构成从很早开始就很复杂了。据《澳门编年史》载：“1565年，已有近九百人在此地生活，其中有商人、马来亚族男女、印度人、黑人和大量的中国人”；“1600年，澳门人口中已有印葡家庭六百户”；“1700年，澳门市住着九百位葡萄牙人和数目不详的其他种族的人，中国人的人数超过四千。”（注：施白蒂著、小雨译：《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16、30、69页。）当时的澳门华人以广东、福建籍渔民为主，清王朝派往澳门担任同知的官员印光任、张汝霖分别是打官腔的江苏、安徽籍文官。他们赴任时各自带了自己的眷属和其他随从，因而出现了“四个省的方言和居澳西人所讲的葡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混杂在一起”（注：徐新：《澳门的视野》，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19页。）的情况。
澳门居民的国籍也是多元的。在1991年的澳门第13次人口普查中，中国籍240,496人，葡萄牙籍101,245人，英国籍6,308人，菲律宾籍2,170人，泰国籍726人，其他国籍149,781人。在葡籍人士当中，大部分人士出生于澳门，称为“土生葡人”。据统计，1970年澳门有葡籍人士7,467人，其中土生葡人达6,647人，占葡籍总人数的89%。（注：黄启臣等著：《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5、176页。）这部分人具有混血的特征。根据澳门的民事登记法，凡在澳门出生的人可以获得葡萄牙的国籍，但上述具有葡籍的相当数量的人并非在澳门出生。原因在于，澳门按天主教堂区进行管理，只要教堂出示出生证明即可，而教堂并无出生的完整记录。因此，一些澳门居民为了获得葡籍的政治、经济利益，便千方百计地加入葡籍。国籍问题是澳门居民比较关心的问题。澳门的国籍问题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持有葡籍认别证的华人，二是土生葡人。无论是哪种情形，澳门进入后过渡期后，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只能依据：①在澳门特别行政区适用的八部全国性法律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②《中葡联合声明》，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历史上国籍的多元化，使得澳门居民具有不同的国体和政体的认同，从而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族群认同。
澳门最初的中国人是以水上居民和陆地居民来区分的。水上居民又称“蛋民”，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土著民族，为古越人的后裔。因其乘舟沿水而泊，或居堤坝上的临时茅舍，故名。（注：萧凤霞：《妇女何在——抗婚和华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 2月（总第14期）；梁钊韬：《“濮”与船棺葬关系管见》，载《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60～366页。）他们曾是澳门居民的重要部分。时至今日，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从水上搬进城市公寓居住。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和特定的节日活动。澳门的陆上居民主要是来自大陆的移民。最早到澳门定居的是福建莆田和广东的潮州、汕头人。近代以后，广东沿海各县的人们移居澳门，其中以中山县（现为中山市）人为最多，其次是新会人、阳江人、顺德人、南海人和东莞人等。此外，中国籍居民中还有三类晚近迁入的不同来源的人。他们与本地区其他族群的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联系较弱。一类是主要来自广东农村的具有农村口音和习俗的通过各种非法途径去澳门定居的人；第二类是来自海外的华人。他们来自世界上40多个国家或地区，其中以缅甸归侨为主的东南亚华侨总数超过40,000人，印尼归侨 8,000人， 柬埔寨归侨3,000人，其次是非洲归侨，以马达加斯加归侨为主，大约1,000人，北美和南美归侨数为数100人。（注：郑天祥等著：《澳门人口》，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65、121页。）这些人大多数是 60年代迁入的。他们会讲粤语，文化程度较高，属于中产阶级；第三类是来自中国北方的讲普通话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1949年解放前夕从北方迁入的，另一部分则是80年代迁入的。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但不会说粤语，也不习惯广东人的文化习俗，因而不大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
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族群具有不同的区域文化特征，这在澳门各个不同族群的宗教信仰、语言和习俗等文化方面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澳门宗教历史悠久，当地居民信仰着佛教、道教以及一些民间宗教，还有从外国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兰教和巴哈伊教等。具体情况见下表。（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第13次人口普查暨第3 次住房普查总体结果》，第58页。）
单位：人
宗教国籍
信仰 中国 葡萄牙 英国 菲律宾泰国
佛 教 41,23215,874899 36 438
天主教 4,27316,689537
1,863 22
基督教 3,713 1,843241 133 —
其他宗教
37,52410,523626 103 162
无宗教信仰153,75456,316 4,005 35 104
总 计240,496
101,245 6,308
2,170 726
宗教 国籍
信仰
其他 合计
佛 教 1,190 59,669
天主教
601 23,985
基督教
275
6,205
其他宗教 591 49,529
无宗教信仰 2,091 216,305
总 计 4,748 355,693
澳门的民间信仰主要是供奉观音、天后和关公庙等。妈祖崇拜是澳门道教及民间信仰的重要表现。1535年葡萄人来到澳门之前，澳门就有了妈阁庙，崇拜妈祖。妈祖是福建、台湾及广东潮汕地区对天后或天妃的称呼，是古代中国东南沿海人所崇拜的一种航海保护神。中国人所崇拜的航海保护神不止妈祖一种，也不以妈祖为最早，但却以妈祖为最重要。从地域上来说，中国人对妈祖的崇拜，以福建、台湾、广东为最盛，次及其他沿海各省。香港地区也盛行着妈祖崇拜。（注：参见拙文：《香港民族问题简论》，载《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 妈祖崇拜的范围之广，“随着中国人的足迹遍及全世界。”（注：章文钦：《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253页。）福建、 广东等地的人们移居澳门，带来了他们原有的妈祖崇拜文化。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闽潮商人来到澳门兴建妈祖庙。又谓妈祖阁最早的建筑弘仁殿建于弘治元年（1488年）。（注：李鹏翥：《澳门古今》，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澳门星光出版社1986年，第20～21页；黄兆汉等：《香港与澳门之道教》，香港加略山房1993年，第74页。）葡人入据澳门以前，这座妈祖阁已经存在。葡文Amaquan或Macau起源于对这座妈祖庙的音译，已经成为中国与西方学者的共识。澳门的中国人对妈祖的崇拜，与中国内地特别是福建的妈祖崇拜一脉相承。他们与港台和海外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崇拜来寻找自己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中的根。这种“寻根”的观念。使妈祖信仰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从而得以延续至今。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也是族群边界的基础。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均有自己的语言，即便是同一族群内部的人们也有各自的方言或次方言。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的澳门移民之中就存在着广州话、潮州话、广府话和闽南话等方言。由于澳门地狭人少，居住相对集中，族际交往比较频繁，因而语言的混合与多语现象已经比较普遍。尽管澳门目前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和中文，但占主导地位的实用语言却是粤语和英语。澳门各个族群除了使用主导语言或官方语言之外，一般还保存着自己的语言，包括方言和次方言。
相对语言而言，族群文化对维系族群认同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澳门政府过去虽然只强调葡萄牙文化而忽视其他族群的文化，但澳门各族群却长期保留着自己的文化结构和形式。而且各族群成员对其意义和重要性也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各种宗教信仰、民间信仰以及地方音乐、戏剧等，均反映着澳门各个族群自己的文化认同。饮食传统和模式是族群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澳门各族群的饮食传统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中菜和西菜。澳门的中菜主要有粤菜、潮菜、闽菜、客家菜和北方菜等，而西菜侧以葡萄牙风味为主。随着族群交往的加强，饮食混合的现象虽已出现，但各族群仍保持着一些自己特有的饮食习惯和爱好。在澳门的节日文化中，各族群的节日活动也是不尽相同的。华人族群春节时举家团聚，吃“团圆饭”；农历四月初八日谭公宝诞辰，鱼行举行“醉龙醒狮”，热闹非凡；信仰天主教的族群则在特定的节日里举行朝圣式的花地玛圣母游行，场面甚为壮观。
总的看来，澳门的族群可以划分为：
（一）土生葡人。这一族群的人员构成有三种情况，即澳门出生的纯葡萄牙后裔，或澳门出生的中葡通婚的后裔，或在澳门以外出生而迁移到澳门定居并接受当地文化的葡萄牙人。一般认为，澳门的土生葡人的数量为六、七千人，（注：杨允中：《土生葡人——澳门社会稳定、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载《澳门与澳门基本法》，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178～187页；卡布拉布文，载《台风之乡——澳门土生族群动态》，第36页。）其中第二种情况占八、九成之多。
（二）广东族群。这一族群大多来自珠江三角洲，他们占澳门总人口的大半，成为澳门文化的主要载体。其文化习俗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大同小异，与内地文化、经济联系较为紧密。他们居住比较集中，通过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加强着同乡之间的文化联系；职业上主要从事较重的体力工作，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迁入的新移民，以打工者居多。
（三）福建族群。这一族群具有独特的方言，职业以经商为主，居住相对集中，与台湾有着较多的商贸联系。福建人是澳门较早的移民，估计有5万人。近十多年来，泉州、福州、厦门一带的移民较多。
中国籍的各个族群根据其故乡、语言和与澳门的亲疏程度还可以进行细分。例如，广东广府人便可分为中山人、江门人和新会人等。
此外，澳门还存在着其他国籍的人如菲律宾人、泰国人等所形成的族群。
二、澳门的族际沟通与交往
澳门各个族群的沟通与交往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总的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政治上，各个族群的地位随澳门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变化。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澳门由葡中官员共同管理。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只有在中国政府的同意下才能到澳门居住和经商。
鸦片战争以后，葡人倚仗英美的势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强迫中国接受葡人管治澳门的事实。1846年，亚马留任澳门总督，将中国官员挤出澳门，对澳门实行全面的殖民统治。1887年，葡国与当时的清政府签订了《中葡友好通商条约》，清政府同意将澳门管治权交给葡人。这一时期，葡人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其他族群则是它的统治对象， 直到1975年葡萄牙政府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澳门才开始进入非殖民化时期。
1987年4月，《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签署生效， 澳门进入后过渡时期。此后，葡人逐渐撤退，土生葡人与当地华人的竞争日趋激烈。但在1988年澳门政府担任有关领导和主管的367人中， 高级公务员仍几乎来自葡萄牙本土，中级公务员除葡萄牙人外均为土生葡人。土生葡人是那些与中国人、东南亚人、印度人及非洲人通婚的葡人的后裔，他们一般精通汉语，成为连接葡国政府与使用华语的大多数当地居民的重要桥梁，通过他们的社会和家庭联系而将葡国文化及语言介绍给当地华人，因而他们在澳门社会或政治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注：吴志良：《澳门政制》，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147～148页。）1992年，澳门621 名科级以上的政府公务员中，中国籍仅占9.6%。澳门立法会的议席分配， 亦明显地反映出澳门族群之间的沟通与交往。间接议席的分配，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澳门6个间接议席中的5个来自不同的经济团体，即澳门厂商会、出口商会、建筑商会、银行公会和澳门毛纺织会。这5 个经济团体均与中华总商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的议席“都由中华总商会居中主持选举或推选侯选人。”（注：余振、刘伯龙等《澳门华人政治文化》，澳门基金会1993年，第87、42页。）因此，中华总商会在澳门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领导人一方面是澳门经济界的强人和华人的精英代表，另一方面又充当着中国政府和葡国政府的桥梁，成为中国政府的代言人和各华人族群族际交往的中介。
不同族群地位上的差异，在职业分布上也明显地反映出来。律师、公证、法官等高收入的职业阶层均由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构成，当地华人极少能进入这类行业。华人的旧移民除了低级公务员、经商者外就是普通职员，新移民则主要从事体力重、危险性大和低收入的职业。菲律宾人一般从事看门、家仆等职业。
（二）经济方面的族际沟通与交往主要表现为澳门与内地之间的经济互补与合作。澳门地理上与广东相连，其居民大多来自广东或祖籍广东，因而与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联系密切。一方面，珠江三角洲人在澳门开设窗口，设立珠海经济特区在澳门的总代理机构——珠光公司，负责珠海与港、澳以及海外贸易的联系；另一方面，澳门人在珠江三角洲投资设厂，促进内地与澳门的经济联系。1992 年， 珠海利用外资3.2704亿美元，澳门占两成左右。同时，大批的汽车、电器、 纺织品等商品通过澳门而转运内地。内地的物资也源源不断地供应澳门。据统计，1981年澳门由内地进口货值总额达到13亿元，比1962年的7,215 万元增加17.44倍，平均每年净增16.6%。 澳门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几乎同时腾飞，是两地经济联系加强的一个重要表现。福建族群由于语言上与台闽方言相同，便于沟通，因而它与台湾的商贸联系也相当密切，目前，以台北为中心的台闽经济协作区正在形成。
（三）文化上的族际沟通与交往主要表现为族际通婚。族际通婚是族群融合的基础，也是文化整合的重要前提。澳门族群之间的通婚很早就开始了，土生葡人即是欧亚人混血的结果。从澳门婚姻配偶的国籍状况来看，夫妻均为中国籍的最多，占45%；夫妻均为葡籍的居第二位，占23%；此外，还有三分之一弱的婚姻是异国配偶。异国配偶中最多的是葡籍丈夫华人妻，占11.8%；其次是华籍丈夫葡籍妻，占8.9%。 （注：黄启臣等著：《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5、176页。）过去通婚大多是单向的，即葡籍丈夫华人妻，并且认为嫁给葡籍丈夫的都是地位低下的华人女性；过去华人男性要葡籍妻子，必须放弃华人族群身分，皈依天主教，取欧洲名字和以讲葡语为主，因而这类婚姻的例子极少。现在葡籍丈夫娶华籍妻子和华籍丈夫娶葡籍妻子的比例已接近平衡。单向婚姻向双向婚姻的发展，一方面反映了中、葡族群趋于平等，不再强迫一方接受另一方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异族通婚的普及和族群文化的整合。由于澳门地狭人少，各族群居住相对集中，他们的长期交往，使澳门形成了多种语言、多种教育制度、多种宗教信仰、多种建筑风格乃至多种意识形态。它们自成体系，和平共处，互不干预，但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从而形成一种文化混合体。澳门妈祖文化的延续，反映了“闽粤两地移民在澳门世代相互融合的过程。”（注：魏美昌：《澳门纵横》，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155、70、157页。）这种文化成为澳门华人的大众文化。
目前澳门政府实行文化多元政策，这种包容宽松的文化政策客观上促进了澳门各族群之间的友好交往和文化融合。香港、内地文化影响的加深，进一步促进澳门华人的文化整合。原本澳门华人由于语言和习俗的不同而分化成诸多的次族群，但香港和广东传媒的辐射，使得广东和粤语文化成为整合华人的力量。因此，大部分澳门华人“认同中国，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他们“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感到骄傲。”（注：余振、刘伯龙等《澳门华人政治文化》，澳门基金会1993年，第87、42 页。）土生葡人为了适应环境， 也不得不接受汉语（粤语）和粤语文化。1991年12月12日，葡萄牙部长会议通过法令，确定中文在澳门地区享有官方地位，并具有与葡萄牙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三、澳门族群的未来走向
澳门自1975年进入非殖民化时期以来，日益注重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香港和内地大量资金的投入，一方面扩大了华人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为当地华人步入澳门政治舞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进入后过渡期后，澳门的“三化”政策对澳门族群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不平等制度瓦解，各族群政治上趋于整合。随着1999年澳门主权的回归，澳门地区将成为中国政府管辖下的一个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尽管《澳门基本法》规定现行的政治制度不会有大的变动，但事实上葡萄牙人的殖民特权将丧失，族群不平等的制度也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但在一段时期内，族群意识会因政治动员和政治利益的需要而加强。土生葡人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一直在强调利益既得的合理性和维护土生葡人利益的长远意义，本地华人集团也在动员族群的力量争取更多的权益。
为实现后过渡期的平稳过渡，澳门政府提出了法律、公务员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化的“三化”政策。过去澳门的司法权全部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法律法令条文全部为葡萄牙语，司法人员均为葡籍人土，司法过程中使用的语言也均为葡萄牙语。法律的本地化，除法律条文的中文化外，还包括司法人员的本地化和语言的双语化。表面看来，澳门的“三化”政策激化了各族群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却促进了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文官方化的规定，迫使土生葡人不得不学习中文；过去华人中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愿学葡文，而现在学习葡文的人多起来。当然，总的趋势是，学习中文和英文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澳门不同族群之间的语言和方言的借用与混合早已存在。巴塔亚把葡语、英语和粤语混合的语言称为“澳门语”。（注：巴塔亚：《澳门语——历史与现状》，载《RC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0期。）这个“澳门语”实际上是以葡语为主体的“洋泾浜”。尽管葡语目前仍是澳门的官方语言，但母语为葡语的澳门居民毕竟不足总人口的2%， 而且葡语亦非大语种，应用范围有限。由于“澳门传统上，无论是家长、教师还是学生，对语文教育是重视的”，（注：古鼎仪等编：《澳门教育——扶择与自由》，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67、69页。）因而未来澳门的语言当以中文为主体无疑，它以汉语为主体，同时借用一些葡语、英语和汉语方言。虽然汉语中存在着方言差异，但作为官方语言的中文是“不理语音分歧，只认语体文的”。（注：吴志良等编：《澳门1995》，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37页。）中国对于语言的政策是提倡推广普通话，而不是强行制止方言。方言会在语言的融合过程中逐步消失。
（二）族群文化趋于整合，族际通婚是澳门族群文化趋于整合的重要途径。土生葡人反映着欧亚非等不同族群文化之间的自然整合。他们与当地人结婚，虽“仍保持葡国的文化特征”，但“有的已相当淡薄，具有更多的华人特征”。（注：魏美昌：《澳门纵横》，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155、70、157页。）他们的语言以葡语为主体，吸收了粤语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词汇。他们的饮食更多的是“吸收粤菜，非洲、印度和东南亚一些烹调风味。”（注：魏美昌：《澳门纵横》，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155、70、157页。）澳门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在本地老居民的习俗中表现为兼而有之。政府规定的节假日都要照顾到几方面的传统，因而澳门的假日一般都成为公众共同的节日。
澳门“三化”政策的推行，因其“本地化”的强调而唤起了人们的“澳门意识”。“澳门意识”的加强促进了澳门各族群的文化整合。殖民统治时期，澳门居民只能逆来顺受，没有主人翁的责任感；随着澳门主权的回归，当地居民开始思考自身的文化和未来。澳门历史的转型唤起了澳门意识。这不仅表现在澳门居民对政治的关心与参与以及对澳门历史的关注，而且还表现在澳门知识分子对澳门文化的研究与传播。1993年11月4日至7日，澳门的知识分子倡议举办了“民族及文化交汇：澳门与亚洲族群参杂性国际研讨会”，与会学者对澳门的族群文化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促进了澳门文化的研究与传播。随着澳门意识的升华，人们必将会认同更高层次上的族群——澳门人。
（三）经济协作大大增加。澳门进入非殖民化时期以后，经济获得了全面的发展。1980年澳门共有各种工厂1,384家。1984年澳门的GNP（国民生产总值）达78亿元；1983～1984年澳门人均GNP为2800美元， 在全世界18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列52名，在东南亚名列第五， 仅次于文莱、新加坡、香港和台湾。1986年人均GNP为3,860美元， 1990 年达 6,300美元，1991年突破1万美元大关，1992年增至11,300美元， 居世界第14位。（注：《广州日报》，1992年12月6日。）目前， 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由于澳门地域狭小、资源缺乏、生产成本高和人才不足等不利因素明显地制约着澳门经济的增长，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它与粤港地区的合作。澳门与珠海拱北接壤，从交通便利和直接影响的角度来看，珠海是粤澳合作的一个理想地区。现在，珠海有两个地区对外商、澳商产生较大的吸引力，一是珠海西部地区，二是横琴岛。（注：曾牧野、余绩慧：《九十年代粤澳经济合作与发展》，《港澳经济》1992年第1期。） 澳门近十多年来的迅速发展也离不开香港。香港是澳门产品的第三大市场，它在澳门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为39%和20%，投资额占澳门总投资额的60%。（注：陈国少等主编：《台港澳手册》（下），华艺出版社1990年，第 672页。）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澳门在400 多年前已成为葡萄牙在东方的贸易基地，它与欧美各国有着传统的和广泛的联系。1989年上半年，澳门输往欧共体的货物值为17.87亿澳门元，占出口总值的 30%；澳门输往美国的货物值占出口总值的68%，欧共体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澳门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991年，澳门出口欧共体的货物值占总出口的38.3%，超过了其输往美国的出口总值，从而使欧共体成为澳门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可以说，澳门是欧共体与珠江三角洲贸易的桥梁。在1993年11月25日召开的澳门国际会议上，澳门和内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次肯定了澳门作为欧共体与珠江三角洲经贸往来的桥梁作用。粤港澳金三角组合模式的经济协作区“是由同一民族，而且习俗、语言完全相同的三个华人社会所组成。通过港澳，广东省还可保持着同全球华侨、华裔的庞大联系网，从史缘、亲缘等条件看，都具有任何其他推行经济一体化国家或地区所不具备的优势。”（注：杨允中：《澳门·珠江三角洲·九十年代——在区域合作中谋发展》，载《港澳经济》1992年第12期。）在全球一体化形势的推动下，粤港澳金三角组合模式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完善和努力承担历史所赋予的新使命。
总之，随着澳门和内地1999年后政治、文化方面的整合，澳门各族群的经济整合功能也将大大增强。在此基础上，澳门将会出现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并融合其他族群的“多元一体”结构的新的族群——澳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