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放型草原牧业的局限性——对甘肃少数民族牧区牧业经济增长轨迹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牧业论文,牧区论文,甘肃论文,局限性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将主要考察1949-1992年甘肃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牧业的增长轨迹，着重分析牧业生产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及其原因。旨在从动态的、实证的角度，对目前西北各牧区普遍出现的草场超载、草原退化、牧业经济增长迟缓等问题加以研究，以便采取相应对策，推动民族地区草原牧业经济的发展进程。
一、甘肃牧区草原牧业经济的发展(1949-1992)
甘肃省是我国6大草原牧区之一。甘肃省的草原牧业主要分布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和河西走廊两地的9个少数民族牧区、半牧区县。其中甘南藏族自治州有碌曲、玛曲、夏河3个纯牧区县和卓尼、迭部2个半牧区县；河西走廊南山北麓有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4个纯牧区县。甘肃少数民族牧区草原资源丰富，9个县共有草原1亿多亩，除了部分荒漠草原和高山草原外，大部分草场水源比较充足，夏秋季节牧草丰美。但是，由于地处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因而大多数牧区气候严寒，各种自然灾害比较频繁。
（一）历史起点
甘肃各牧区的藏、裕固、蒙古、哈萨克等民族，具有经营草原牧业的悠久历史，千百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畜牧业生产经验。然而，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甘肃各牧区仍旧处在落后的部落游牧业状态。牧民以部落为单位在固定地域内迁徙游牧逐水草而居。牧业生产粗放简单，生产率低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居主导地位。牧业经济资源和畜产品的占有支配也极不合理，土司、头人、宗教上层僧侣占有牧区的大部分牲畜和优良草场，大多数牧民只有少量牲畜。
靠天养畜的生产方式、落后的封建部落制度，以及旧中国频繁发生的战乱，严重阻碍了牧区经济的发展，致使历史上甘肃牧区草原牧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据统计，1949年甘肃9个少数民族牧区县大小存栏牲畜合计只有90多万头，人均仅拥有4头左右，纯牧区人均也只有6头牲畜；1949年7个纯牧区县牧民人均牧业产值按1990年价格计算仅240多元人民币。①甘肃民族地区草原牧业的发展和增长，就是从这样的起点开始的。
（二）发展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使甘肃各族牧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也彻底打破了少数民族牧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那种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状态。从1949年到1992年的43年中，甘肃少数民族牧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作为牧区支柱产业的草原牧业，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广大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
表1 1992年与1949所甘肃牧区牧业经济水平比较
注：1.资料来源：甘肃省计委、民委、统计局编《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统计资料，1949—1986》甘肃省统计局：《甘肃农村经济年鉴1993》。
2.牧业产值及人均牧业产值1949年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92年按1990年不变价值计算，增长倍数和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
3.存栏牧畜中不包括猪。
4.本表指标均为甘肃9个少数民族牧区半牧区县合计（平均）数。
1.牧业经济总量的增长。1992年甘肃9个少数民族牧区县牧业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合计达28837.52万元，年末大小牧畜存栏总数达383.36万头只，分别比1949年增长6倍和3倍。1950-1992年9县牧业产值和存栏牲畜总头数平均每年增长4.6%与3.3%（表1）。
2.人均拥有量的增长。1992年9县农牧业人口已发展到47.64万人，比1949年增长了1倍多。人均牧业产值和人均牲畜拥有量也远远超过了1949年的水平，分别比1949年增长了3倍和1倍（表1）。
3.牧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40多年来牧区经济的发展及其他条件的改善，使甘肃牧区各族农牧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992年，9个牧区县中除了卓尼县外，其他8个县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都不同程度地超过了甘肃全省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在全省85个农业县（市区）中，大部分牧区县都已处于中上水平。而且，肃北、阿克塞、肃南、碌曲、玛曲这5个纯牧业县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不仅远高于甘肃平均水平，还超过全国平均水平80多元至1000多元。（表2）。
表2 1992年甘肃牧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及其横向比较
资料来源：甘肃省统计局《甘肃农村经济年鉴1993》第473-489页。
二、推动草原牧业增长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40多年中，甘肃牧区草原牧业的发展与增长，是多种有利因素综合推动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制度因素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牧区经济制度的革新，是推动草原牧业增长的基础性因素。人民民主政权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牧区的建立，不仅激发了牧民群众的劳动热情，也为草原牧业的长足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秩序。
牧区经济制度的两次重大革新，即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从“部落游牧制”向“人民公社制”的转变，八十年代从“人民公社制”向“牧民家庭承包制”的转变，对草原牧业增长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第一次转变虽然存在人为拔高牧区公有化程度等问题，但它对破除陈旧的牧业经济制度和传统观念、依靠集体力量改善牧区生产条件、以及先进技术的推广等起了不容否认的推动作用。以实行承包制为核心的第二次转变，更适合牧区实际，充分调动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为当前牧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技术进步因素
现代畜牧业生产经营技术的引入，也是推动甘肃牧区草原牧业增长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现代畜牧兽医及防疫技术。从50年代中期起，甘肃各牧区逐步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畜牧兽医服务体系，现代兽医药技术在草原牧区得到了普遍推广。(2)草原建设。据不完全统计，从1960年到1980年，甘肃9个牧区县草原灭虫（鼠）累计2000多万亩，打井1700多眼，修渠（水管）1100多公里，草场围栏1000多万亩，建永久性牲畜棚舍411万平方米。②1980年以后，大多数牧区还进行了草场补播改良、建立了防灾保畜基地和人工草场。(3)电和牧业机械的使用。截止1992年，7个纯牧区县的525个村中，已有415个通了电，通电率79%；7县拥有饲料粉碎机、牧草播种机、割草机、剪毛机等牧业机械1200多台，还有2000多辆农用汽车、拖拉机等现代化机械。③(4)畜种改良。各牧区从1952年开始，陆续对传统的藏系、蒙系羊等畜种进行了改良推广。其中，肃南县和天祝县繁育成功并全面推广了优良畜种“甘肃高山细毛羊”。这些现代技术的引入，从不同侧面、不同环节提高了草原牧业的总体生产能力，初步改变了牧区历史上那种靠天养畜的生产方式。
（三）资源潜力因素
1949年，甘肃7个纯牧区县各类牲畜合计仅234万多个羊单位，尚不足7县草场适宜载畜量的二分之一，每万亩草场只负载牲畜约200个羊单位，每万亩草场平均产出只有1992年的七分之一。这说明，当时甘肃牧区草原牧业的生产规模远低于草场等经济资源潜在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而为以后几十年里牧区牧业生产的增长提供了广阔余地。
（四）贸易和市场因素
过去40多年里，在国家大力扶持下，甘肃各牧区逐步建立起了以供销合作社、国营商业、民贸公司为主渠道的商品流通网络，还发展了个体、私营商业和集市贸易。牧区民族贸易的发展，不仅沟通了牧区与城市、草原牧业与工业和农业的经济联系，打破了草原牧业的封闭状态，也改变了牧民的传统消费结构与传统经济观念，增强了牧民的商品、货币、价格、成本意识。最近10多年里，甘肃牧区的牧业商品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市场机制对草原牧业经济的调节作用日益增强，并带动了牧区牲畜出栏率、畜群周转率的提高。
除了上述因素，国家在人才、资金、物资各方面的大力扶持，牧业劳动力人数的增加，牧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牧区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甘肃民族地区草原牧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三、草原牧业增长率的变动趋势
前面的统计资料表明，从总体上来看，1949年以来的40多年中，甘肃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牧业经济得到较快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么，这种良好的态势目前和今后能否长期保持下去呢？为了回答这个对牧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对甘肃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牧业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加以分析研究。
（一）近期的增长趋势
我们首先观察一下最近几年的增长情况。表3列出了1985-1992年甘肃少数民族牧区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牧业产值和年末存栏牲畜总数年均几何增长速度。
表3 1986-92年甘肃牧区牧业生产增长
9个少数民族牧区、半牧区县 其中：7个纯牧区县
牧业产值存栏牲畜总数 牧业产值存栏牲畜总数
绝对量（万
元，万头只
19859908.04
404.23 8782.95 363.92
1990
11336.90
404.29 9763.90 359.96
1992
28837.52
389.75 24899.05 342.83
年均增长率(%)
1986-90 2.73 0.00 2.14
-0.22
1991-92 2.97 -1.82 2.11
-2.41
注：(1)资料来源: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省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农业）1986》、《甘肃农村经济年鉴》1991、1993。
(2)牧业产值1985、1990年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2年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存栏牲畜总数中包括猪，下同。
从表3可以看出，1985年以后的7年中，甘肃牧区牧业产值的增长是相当缓慢的，平均增长率在3%以下，明显低于1949-1992年的平均水平。其中7个纯牧区县最近7年牧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比1949-1992年的平均水平低约2个百分点。
与牧业产值增长缓慢相对应的是牧区存栏牲畜总数持续减少。1986-1992年7个纯牧区县年末大小牲畜存栏头数连年负增长，而且进入九十年代后还出现了加速递减的倾向。在目前牧区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下，存栏牲畜数量如果按现在的格调持续下降，迟早将导致牧区畜产品产量或牧业产值绝对水平下降，从而对牧民收入及牧区各方面的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我们必须判明：目前牧区牧业生产增长迟缓下滑，是近期偶然出现的短期波动现象？还是长期性的必然趋势？
（二）增长率长期演化趋势
对1949-1992年期间不同时期的牧业生产增长率加以比较分析，对于正确判断甘肃民族地区草原牧业经济增长当前的走势，将颇有启发（表4）。
表4 1949-92年甘肃牧区牧业产值和存栏牲畜年均增长率单位：%
9个牧区、半牧区县 其中：7个纯牧区县
牧业产值存栏牲畜总头数
牧业产值存栏牲畜总头数
1950-527.21 10.73 7.32
10.69
1953-574.60
8.81 4.189.31
1958-624.28 -2.19 5.36
-0.93
1963-656.36 13.10 5.23
12.70
1966-703.51 -1.79 3.01
-2.27
1971-75
-0.77
4.54 -0.354.47
1976-808.52
1.93 8.461.89
1981-854.77
0.47 3.850.16
1986-902.73
0.00 2.14
-0.22
1991-922.93 -1.82 2.11
-2.41
1951-605.58
6.54a 5.286.68c
1961-704.23
2.47 4.372.39
1971-803.77
3.23 3.963.25
1981-903.74
0.24 2.99
-0.11
1951-704.86
4.58b 4.344.61a
1971-903.75
1.71 3.441.56
注：(1)资料来源：本表根据《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统计资料1949-1986》、《甘肃省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农业）》1986-90年各卷、《甘肃农村经济年鉴》1991-93年各卷有关数据计算。
(2)牧业产值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
(3)a.b.c.a均以1950年起始年份。
通过考察表4所列数据，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结论：
1.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多数时期里，甘肃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牧业生产的绝对水平都呈上升态势。1949-1992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牧业产值，除了70年代的前5年出现较低的负增长率外，其余各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均为正值。前30年里（1980年以前），牧区存栏牲畜总数在各个不同时期虽然存在较大幅度的涨跌起伏，但总的来看也同样保持着积极的增长势头，1951-1980年，7个纯牧区县存栏牲畜总数平均每年以4%的速度递增。
2.过去43年中，甘肃牧区牧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大致可以以1970年左右为分水岭，在此以前和以后可分为两大阶段。这两个阶段之间，既有贯通一致的共同规律和趋势，又有显著的差异。最显著的差异是：前一个阶段牧业产值和存栏牲畜总数的年均增长率高于后一个阶段。前20的(1951-1970)的年均增长率在4.5%以上，后20年(1971-1990)则在4%以下。
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甘肃牧区牧业产值和存栏牲畜总数的各时期年均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递减趋势。这一点从表4的5年(1991-1992年为2年)平均增长率变化中可以看出。1976-1980年，7个纯牧区县牧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46%，以后各期依次呈阶梯状递减，到1991-1992年降为2.11%。7县存栏牲畜总数在1970年以后的各期也表现出了相似的变动规律，而且呈加速递减的趋势，从1971-1975年年均增长4.47%，下滑到了1991-1992年的-2.4%。
4.进一步看，甘肃牧区牧业生产增长率的递减趋势并不仅仅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的，而是始终贯穿于1949年以后各个时期的。这一特征突出反映在牧业生产10年平均增长率的演变中。从表4中可以看出，甘肃牧区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自五十年代起至八十年代，每隔10年下滑大约1个百分点，呈阶梯状递减。同期存栏牲畜总数的10年平均增长率总的来看也是递减的，只是变动规律稍有不同，呈波浪状递减，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大体上经历了“最高→较低→较高→最低”的变化过程。
5.从中长期来看，牧区牧业产值的增长速度是由存栏牲畜总数的增长速度决定的。1951-1970年，7个纯牧区县存栏牲畜总数平均每年增长4.61%，牧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84%，二者大致相当。1971-1990年，7县存栏牲畜总数每年仅增长1.56%，同期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也较前期下降了。
综上所述，1949年以来，甘肃民族地区草原牧业生产的绝对水平虽然在大多数时期里是持续上升的，但其相对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推移，有变得愈来愈缓慢的趋势，这种递减趋势虽然1970年以后才明显地表现出来，但它早在五十年代就已出现了。由此看来，从1985年到1992年，甘肃少数民族牧区牧业生产增长迟滞、甚至连年下滑，并不是一种短期偶然波动，而是牧业生产增长率长期下滑的必然结果。
草原牧业增长率递减既然是一种长期趋势，就不仅阻碍牧区经济当前的发展，也会严重影响未来的发展进程。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趋势，就首先必须搞清楚导致增长率递减的原因。
四、导致草原牧业增长率递减的直接原因
如前所述，从中长期来看，牧区牧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与存栏总数的增长速度是正向相关的。正是牧区存栏牲畜总数增长率的递减引起了牧业产值增长率递减。那么，存栏牲畜总数的增长率为什么会递减呢？
（一）牧区草场超载
在现阶段民族地区草原牧业生产中，天然草原草场仍然是最重要的基础性生产要素。一个牧区拥有的天然草原面积及其自然条件优劣，从客观上决定了牧区最大的适宜载畜量，从而规定了牧区存栏牲畜总数的合理界限。
牧区草场的实际载畜量与适宜载畜量之间有小于、等于和大于三种情况。在这三种状态下，牧区存栏牲畜数量的增长速度是不同的。实际载畜量小于适宜载畜量，草多畜少，牧草充裕，如果其它条件具备，存栏牲畜就可以获得高速增长；实际载畜最大于适宜载畜量，草少畜多，产生草畜矛盾，就会延缓存栏牲畜增长；草场长期严重超载过牧，则会引起草场退化，牧草短缺必定会抑制畜群繁殖速度，导致存栏牲畜体能下降、死亡率上升，其结果自然是牧区牲畜数量减少和畜产品产量增长迟缓。
事实上，草场载畜状况由高度充裕到严重超载的变化，正是造成过去40多年甘肃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牧业增长率长期递减的直接原因。
据测算，甘肃的夏河、碌曲、玛曲、天祝、肃南、肃北、阿克塞7个纯牧区县全部草场的理论载畜量总计546.59万羊单位。④
我们根据统计资料计算出了1949─1992年期间有关年份7个纯牧区县的实际载畜量及其草场充裕或超载的程度（表5）。⑤
表5 1949-90年甘肃7个纯牧区草场总体载畜状况变化
1949196019701975198019851990
实际载畜量
207.10 389.93 508.18 636.16 672.68 751.14 762.19
（万羊单位）
草场超载(-)或+62.11 +28.66
+7.03 -16.39 -23.07 -37.42 -39.45
充裕(+)程度(%)
注：资料来源同表4
对照表4和表5，可以清楚地看出，过去几十年里，甘肃7个纯牧区县牧业生产增长率的变化与7县草场载畜状况的变化恰好是相对应的，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简单地概括如下：
1.草场充裕状态下牧业生产增长率较高，草场超载状态下牧业生产增长率较低。前面我们说过，以1970年左右为分界点，前一阶段牧业生产的平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后一阶段。与牧业生产增长率的这种变化相对应，7县草场在1970年左右达到了基本饱和状态，在此以前处于充裕状态，在此以后处于超载状态。
2.草场充裕程度愈高，牧业生产增长愈快；草场充裕程度愈低，牧业生产增长愈慢。1970年以前，7县草场总的来看处于充裕状态，但随着时间推移，草场充裕程度是逐渐下降的。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牧业生产增长率的递减变化正好与草场充裕程度的下降相一致。
3.草场超载程度愈高，牧业生产增长愈慢；草场超载程度愈低，牧业生产增长愈快。1970年以后，牧区草场总的来看处于超载状态，但越往后，草场超载越严重。1970年至1975年是草场由饱和到超载的过渡期，1970年充裕7%，1975超载16%。1975年以后草场超载程度日趋严重，每间隔5年超载率上升若干百分点，到1990年超载率已高达40%。同样，1970年以后7县存栏牲畜总数和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每间隔5年下滑一个台阶，越往后增长率愈低。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草场是制约现阶段少数民族牧区牧业生产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牧区经济增长对草场有高度依赖性。草场由五十年代高度充裕到九十年代严重超载的变化，是导致甘肃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牧业增长率长期递减的直接原因。
（二）草场退化与草原牧业周期性波动
1970年以后，甘肃少数民族牧区草场长期过量载畜，造成了草场严重退化。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截止1980年甘肃9个少数民族牧区县草场退化面积已达3527万亩，占9县草场总面积的24%。⑥夏河县1000多亩草场已普遍出现了不同程度退化，其中重度、中度退化面积100多万亩，占该县草场总面积的10%，1980年天然草场牧草产量比1959年下降了50%。⑦其他牧区情况类似，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冬春季草场差不多都出现了退化、沙化。
草场退化，草场牧草单产下降，加剧了由于牧区牲畜大量增加本来就十分紧张的草畜矛盾，致使牲畜抗病灾能力减弱，死亡率上升。1983-1992年的10年间，甘肃7个纯区县累计死亡牲畜约90多万头只，其中1983年、1988年、1989年死亡22.6万头、12万头和18万头。
草场超载退化，也使得草原牧业生产更不稳定、更加脆弱，加剧了草原牧业的周期性波动。
1952-1992年的40年中，甘肃9个少数民族牧区县牧业产值和存栏牲畜总头数的年环比增长率均出现了大小波动13次左右（见图1），平均每3年左右出现一次小波动，平均6年左右发生一次大波动。但是，1970年以前和以后比较，波动频率和波动幅度有着显著差异。
图1 甘肃牧区牧业生产增长率的波动
──为牧业产值环比增长率
……为存栏牲畜总头数环比增长率
从波动频率来看，1953-1970年，9县牧业生产共发生较明显的波动5次，平均3.6年1次；1971-1992年，9县牧业生产出现波动共8次，平均每2.8年1次。1975年以后进一步缩短为平均2.5年1次，周期间隔时间比1970年以前缩短了约13个月。波动频率明显加快了。
从波动幅度来看，1971-1992年，9县牧业产值共有6年出现负增长，存栏牲畜总数共有10年出现负增长。1952-1970年，9县牧业产值除1963年为零增长外，没有出现一次负增长；这一时期9县存栏牲畜总数共有7年出现了负增长，但其中有5年是连续发生在1958年到1962年的非常时期。
进入七十年代后，甘肃少数民族牧区牧业生产周期性波动频率加快、波动幅度拉大，表明草场超载牧引起的草场退化和草原生态失衡，已严重破坏了牧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使牧业生产很容易出现大幅度滑坡，牧业生产只能在一波三折的状态中徘徊。这就是为什么最近20多年中牧业生产增长率出现明显递减的原因。
五、导致草原牧业增长率递减的深层原因
牧区草场由高度充裕到严重超载的演变，是引发现阶段甘肃民族地区草原牧业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的直接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则与民族地区传统的粗放型草原牧业经济模式以及使这种经济模式得以运作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关。
（一）草原牧业增长的理论模式
对于以生产肉、奶、毛、皮等初级畜产品为主的现阶段少数民族牧区来说，牲畜是各种畜产品的直接来源。在牧业劳动力等其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定时期内牧区所能获得的畜产品总量或牧业产值的大小，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一是存栏牲畜个体的平均生产率，二是存栏牲畜的总头数。畜产品总量或牧业产值等于存栏生产率与存栏牲畜总数的乘积。
我们用Q表示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牧业产值，用R、K分别表示存栏生产率和存栏牲畜总数，并用△Q、△R、△K分别表示各自的增量。则：
Q＝R·K
由于牧业产值的变动，既可以在存栏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因存栏牲畜总数的变动而引起，也可以由相反的情况而引起，因而，△Q＝△R·K+△K·R，于是可以得出下式：
这就是关于草原牧业经济增长的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式中G[,Q]表示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牧业产值或牧区畜产品总量的增长率，G[,R]、G[,K]则分别是存栏生产率和存栏牲畜总数的增长率。
该模型表明，提高存栏生产率和增加存栏牲畜数量，是牧区实现收增长的两条基本途径。据此，我们可以把牧区草原牧业生产的增长模式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粗放型模式。在存栏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主要通过存栏牲畜数量的增长实现畜产品总量的增长。即
（二）甘肃牧区草原牧业增长的粗放型特征(1951-1990)
依据以上理论模型，我们计算了1951-1990年甘肃7个纯牧区县牧业经济增长中存栏牲畜数量和存栏生产率的变动，以及各自对牧业产值增长的贡献（表6）。
表6 1951-90年甘肃7个纯牧区草原牧业增长因素变动与贡献
注：资料来源同表4。存栏牲畜总数年均增长率按羊单位计算。
从1951-1990年总的情况来看，引致牧区牧业产值或畜产品总量增长的，既有存栏牲畜数量的增长，又有存栏生产率的提高。但存栏牲畜数量的增长是最主要的增长源。1951-1990年的40年间，7县牧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15%，按羊单位计算的存栏牲畜总数平均每年增长3.20%，因而牧业产值增长的77%应归因于存栏牲畜总数的增长。与此相比，40年中7县存栏生产率的增长则要缓慢得多，平均每年仅提高0.95%，对牧业产值增长的贡献只有23%。因此，过去40年中甘肃牧区草原牧业的增长，基本上属于粗放型模式。
另外，从表6中我们还可以看出，1951-1970年的前20年里，7县牧业产值增长几乎完全是依靠粗放因素获得的，存栏牲畜总数增长的贡献为90%，存栏生产率每年仅提高0.47%，贡献为10%。最近20年里，效率因素对牧区牧业产值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加了。1971-1990年存栏生产率增长占牧业产值增长的41%，其中七十年代为28%，八十年代高达58%。这说明，最近20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牧区草原牧业的运行机制和增长模式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已经逐步开始由传统的粗放型牧业向现代效率型牧业转变。
但是还必须指出，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存栏生产率在牧业产值增长中贡献份额的急剧上升，并不完全是存栏生产率本身迅速提高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近20年里牧区存栏牲畜数量和牧业产值的增长率大幅度降低造成的。从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牧区存栏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尽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快，但平均每年也只增长1.73%，因而无法扭转牧业产值长期递减的大趋势。就此而言，当前草原牧业的增长，仍然深刻受制于粗放增长模式。
（三）增长率为什么递减
上述实证资料表明，40多年来甘肃牧区牧业经济的增长，始终没有彻底突破传统的粗放型模式。这正是导致牧业生产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的根源。
在粗放型经济模式占支配地位的草原牧区，受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牧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就是扩大自己的畜群规模，只有放养更多的牛羊才 能获取更多的毛皮肉奶等实物产品。畜群规模的扩大，除了投入劳动力等其他生产要素，充裕的牧草供给则是首要条件。然而，任何牧区所拥有草场面积及其提供的牧草都毕竟是有限的。因此，无论草原牧业增长的启动阶段牧区草场多么丰裕，此时的畜产品产量及牲畜数量的增长率有多高，只要增长过程一直在推进，日渐膨胀的畜群规模总会达到草场自然生产力规定的载畜量极限。随着单位面积草场上负载的牲畜越来越多，随着每头牲畜所能获得的牧草量越来越少，牧区存栏牲畜数量的增长速度、以及由它决定的畜产品产量增长速度就会日益低落。最后，一旦存栏牲畜数量超过了天然草场的负载能力，草场严重超载过牧和草场退化必然导致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牲畜死亡率上升、经济周期性波动加剧，牧区草原牧业生产陷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将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这是粗放型草原牧业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也是这种增长模式固有的局限性。
粗放型草原牧业经济模式，是少数民族牧区千百年历史上形成的，是同游牧民族长期沿袭下来的实物经济观念、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上的传统游牧社会里，由于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社会制度不允许牧业生产长期持续增长，因而在严酷的草原自然生态规律作用下，游牧部落的人口、牲畜、草场往往在低水平上维持着静态均衡，社会经济停滞往往与草场相对过剩同时并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方面牧区社会经济制度变革和牧业生产经营技术进步大大拓展了草原牧业的发展空间，但是另一方面，牧区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经济结构和经济模式并未被彻底打破。因此，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牧区人口持续增长和牧民提高生活水平而产生的增产压力，便不断转化为对牧区存栏牲畜数量增长的扩张行为，我国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粗放增长行为。所以，少数民族牧区的草原牧业，虽然在草场充裕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获得了高速增长的繁荣，虽然在大量防灾保畜技术（畜牧兽医、防疫、草场改良建设等等）的保障下草场超载后仍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增长率衰退递减的趋势终未避免。
六、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第一，甘肃牧区草原牧业经济40多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传统的粗放型草原牧业增长模式，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在这种模式下，草原资源的稀缺性从客观上规定了草原牧业增长的极限。草场超载后，运用大量防灾保畜措施推动增长，不仅直接经济代价昂贵，还会导致天然草场加剧退化，从而形成“防灾保畜→存栏牲畜增长→草场退化”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第二，目前大多数牧区都已经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草场超载退化，这意味着草原牧业粗放增长所必需的基础性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在传统经济模式的框架内，牧区经济将很难再有大的发展。
第三，因此，今后少数民族牧区经济要求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对传统经济模式进行转型改造。从传统的粗放型草原牧业向现代效率型草原牧业转变，从自给半自给性牧业向商业化牧业转变，从结构单一的初级牧业向多层次多元化的大牧业转变，将是民族地区草原牧业经济发展的基本取向。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目前困扰牧区经济发展的草场退化、牧业生产增长呆滞等诸多难题。
*本文为甘肃省1994年度以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甘肃民族地区草原牧业市场化》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①根据《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统计资料，1949-1986》有关数据计算。
②资料来源：甘南藏族自治州及天祝、肃南、肃北、阿克塞4个自治县《概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1986年版。
③甘肃省统计局：《甘肃农村经济年鉴1993》第375-441页。
④见马俊等：《甘肃畜牧经济概论》第203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
⑤本表羊单位折算标准，参见⑤第253页。
⑥国家统计局：《中国畜牧业统计，1949-1990》，第699页。
⑦夏河县农业区划办：《夏河县农业区划汇编》第196页。
⑧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省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农业）》1984-1990，《甘肃农村经济年鉴》1991-1993。
⑨根据②、⑧有关统计资料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