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实质的理论分析与中国的反贫困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中国论文,实质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贫困——国际社会面临的严重挑战
20世纪即将过去，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迎接着新世纪的曙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却伴随着与其极不协调的阴影——世界性的贫困。战后，特别是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曾把消除贫困作为主要的发展目标，但时至今日，贫困仍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世界银行在《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曾考察了贫困的原因和程度，时隔10年，以“贫困”为标题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认为，“在取得成绩的背景下，令人感到尤为惊讶，也更为惭愧的是发展中世界还有10多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80年代是被遗弃的年代”[1]。世界银行在1995 年关于发展状况的社会指标统计报告中指出，世界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发展是不平衡的，据估计，发展中国家仍有11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一个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这一数字到2000年将达到13亿[2]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目前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59个低收入国家——主要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和南亚地区，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为31亿，1993年的人均GNP为380美元。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使在发达国家，消除贫困的努力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作为世界首富的美国，1978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有2450万，占总人口的11.4%，到1988年，反而增加到3250万，占总人口的13.5%，而1991年达到3570万，贫困人口的比例上升至14.2%。可见，贫困这种“无声的危机”不仅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是当前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发生冲突、不稳定和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鉴于贫困问题的严重性，1992年12月，联合国把每年的10月17日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加利秘书长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强调指出，消除影响世界千百万人的极端贫困现象，是摆在我们面前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的任务，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挑战。1995年3 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上，集中讨论了消除贫困、缩小南北差距等问题。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对世界各国的决策者来说，没有一项任务比减轻全球的贫困更为重要。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这仍然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难题。
二、贫困实质及其根源分析
世界银行目前对发展中国家是以人均370美元作为贫困线， 而以人均275美元作为赤贫线来估算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的，但是， 严格界定贫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贫困本身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贫困有不同的内涵。就相对贫困而言，它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财富拥有的差异的产生而产生，随其发展而发展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发展阶段，消除贫困的具体目标也是不同的。
第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贫困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内容。美国的贫困显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内涵，因为美国1991年的贫困线为年收入13924美元（四口之家，单身为6932 美元），而一般发展中国家即使年人均收入在300美元， 就可以说已经脱离了贫困的下限。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农村是以年人均纯收入300元人民币作为贫困线的，但在非洲和南亚一些国家，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相当于人民币200元的话，也许已经脱贫。
第三，贫困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经济问题。这是因为贫困人口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在发达国家也存在；不仅在农村存在，在城市也存在；不仅是个别人、个别地区的问题，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贫困是收入低下和对物质资料占有贫乏而造成的社会经济问题。从程度上讲，贫困有：相对贫困，即相对于一部分社会成员来说，这部分人占有的社会财富（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总是比较少的，他们的生活水平低于高收入阶层的水平，甚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但相对贫困与实际生活状况无关，这是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存在的必然现象。绝对贫困，即难以解决温饱、基本生存受到威胁的赤贫状况。处于绝对贫困状况下的赤贫人口，在发达国家也存在，但一般来讲并不普遍，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却较为普遍。
从理论上来讲，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生存型贫困，表现为生活资料匮乏，满足不了基本需要， 吃饭穿衣成了奋斗的最大目标，基本生活没有保障，生存受到威胁。
2、温饱型贫困，表现为在正常条件下，基本解决了温饱， 但生活水平依然很低，经济上还相当困难，抵御灾祸的能力较弱，温饱还没有稳定的保证，进一步发展更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向小康过渡的道路还相当漫长。
3、发展型贫困，是在稳定解决温饱之后， 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相对贫困。
对于贫困的根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人口挤压。这种理论认为，由于人口过多，增长速度过快，物质资料难以满足需要，因此贫困是“绝对必然的结果”（马尔萨斯：《人口学原理》）；或者当人均收入提高时，人口增长率也随之上升，导致人均收入又会退回到原来的水平。在一个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到与人口增长率相一致的人均水平之间，存在着一个“人口陷阱”，在这个“人口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都要被人口增长所抵消[3]。
第二，资本短缺。纳克斯在“贫困恶性循环”论中认为，资本短缺是阻碍经济发展和导致贫困的关键因素[4]。 纳克斯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颇为流行，对于许多老百姓来说，尽管他们不知道纳克斯的这一理论，但没有钱便办不成事却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事实。
第三，环境恶劣，自然资源贫乏。许多人认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大都处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山区、边缘地区、热带地区，这些地区普遍环境恶劣，自然条件极差，许多地区又缺乏可供开采和满足人们生产与生活需要的自然资源。
第四，人口素质低下，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很差。这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森（F·H·Harbison）指出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5]。
第五，社会制度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是按资分配的结果。
第六，贫困文化论。许多社会学家认为，贫困虽然表现为一种经济条件，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而一旦这种“亚文化”形成，便对周围的人发生影响，从而代代相传，于是贫困本身便在这种“亚文化”的保护下维持和繁衍[6]。
上述对贫困根源的分析，不能不说都有其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从不同角度对贫困的根源作出了相当有价值的分析。然而，我们认为，贫困是由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仅仅是某种因素的话，具有可替代性，即会被其他因素“替代”，但多种因素在同时起作用，这就导致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消除贫困，必须从多方面综合努力，单一的措施必然被贫困的循环所吞没。
三、《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世纪末的“攻坚战”
中国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始于80年代初期。在此之前，贫困在中国农村实在太普遍，发达与落后，富裕与贫困的区别微乎其微，以致“贫困人口”、“贫困地区”的问题并不显得突出。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受各种条件制约的贫困地区便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水落石出。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反贫困斗争也拉开了序幕。
中国有计划、全面地实施“反贫困战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1985年以前，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村注入了活力，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1982年底，国家实施以“三西”为代表的第一批“反贫困计划”，成效极为显著，在较短的时期内，贫困人口由2.5亿下降到1.25亿。
第二，从1986年到1993年，国家有计划地重点扶持了328 个贫困县，省、自治区扶持的贫困县有371个，总共有699个贫困县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资金、技术、物资、人才等各方面的支持，并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扶贫政策、机构体系，进行全面的扶贫开发。在这个阶段，贫困人口又减少了近1/3，到1993年，中国农村大约有2000 多万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没有解决温饱；而人均纯收入在200—300元之间， 没有稳定解决温饱的农民还有6000多万，总共有8000多万人尚处在贫困之中。
第三，从1994年开始，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向农村贫困的最后堡垒发起攻击，计划到2000年，用七年的时间，最后解决由国家目前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的8000多万人的贫困问题。
由于生活费用的变化和通货膨胀的因素，“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把贫困人口的基本标准确定为年人均纯收入320元。按照这一标准， 列入国家扶持的贫困县共有592个，贫困人口共有8065.5万。其中东部12 个省市区中，除三个直辖市和江苏省没有贫困县外，其余8 个省区共有贫困县105个，贫困人口1873.9万，占贫困县和贫困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7.4%和23.23%；中部9个省区有贫困县180个，贫困人口2508.5万，占30.14%和31.1%；西部9个省区有贫困县307个，贫困人口3683.1万，占51.86%和45.66%（见附表）。可见，目前中国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主要是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
附表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列入的各地区贫困县和贫困人口
贫困人口 占全国贫困人口 占本省人口 贫困县 占全国贫困县
地 区
(万人)%%
(个)
%
1 河 南 961.6 11.29 10.74 28
4.72
2 四 川 949.0 11.77 8.54 43
7.26
3 云 南 783.1
9.71 20.15 73 12.33
4 河 北 731.4
9.07 11.54 39
6.58
5 贵 州 637.1
7.90 18.68 48
8.10
6 陕 西 524.3
6.50 15.22 50
8.44
7 甘 肃 499.9
6.20 21.31 41
6.92
8 安 徽 418.2
5.19 7.09 17
2.87
9 山 东 417.9
5.18 4.83 10
1.68
10广 西 299.9
3.72 6.75 28
4.72
11山 西 267.3
3.31 8.87 35
5.91
12湖 北 251.4
3.12 4.44 25
4.22
13湖 南 166.4
2.06 2.63 10
1.68
14内 蒙 153.6
1.90 6.88 31
5.23
15江 苏 129.8
1.61 1.86 －－
16浙 江 126.5
1.57 2.96
3
0.50
17新 疆 119.2
1.48 7.42 25
4.22
18宁 夏 105.7
1.31 21.35
8
1.35
19江 西 102.3
1.27 2.57 18
3.04
20黑龙江 96.4
1.20 2.64 11
1.85
21吉 林 91.3
1.13 3.57
5
0.84
22辽 宁 86.3
1.07 2.13
9
1.52
23青 海 53.1
0.66 11.37 14
2.36
24福 建 29.5
0.36 0.93
8
1.35
25广 东 27.6
0.34 0.41
3
0.50
26海 南 21.7
0.27 3.09
5
0.84
27西 藏 11.7
0.15 5.04
5
0.84
28北 京
2.1
0.02 0.18 － －
29天 津
0.6
0.01 0.06 － －
30上 海
0.6
0.01 0.04 － －
全 国 8065.5 100.0
529 100.0
迄今为止，中国的反贫困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整个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努力树立了榜样，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据1995年6月召开的扶贫工作会议透露，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一年，贫困人口已减少到7000万（1995年底已下降到6500万），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从1993年的近10%下降到8.8%，占总人口的5.8%。中国政府已经把消除贫困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对待，把每年减少1000万贫困人口，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内容和特征都在发生变化，消除贫困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是因为：
第一，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日趋分散。目前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已经由80年代的集中连片变为零星分散、远离经济中心的边缘地带，这种贫困人口地域分布的变化对今后的扶贫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脱贫难度显著加大。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已经解决了温饱，遗留下来的贫困地区和人口基本上分布在土、石山区，高寒山区，边缘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不适宜人类生存的“自然障碍区”，或是环境容量严重超载的地区，一般的扶贫措施难以奏效，除非采取特殊措施，如“吊庄移民”，但受各方面条件限制，难度很大。国内外反贫困的理论与实践都表明，当一个国家的贫困人口总数下降到占该国人口总数的10%以下，这些贫困人口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全面的经济增长摆脱贫困状态。我国1993、1994两年解决了997.4万贫困人口，平均每年不到500万，与原定每年解决1000万贫困人口的目标相差甚远[7]。
第三，目前尚存的贫困地区人口素质低下，文盲半文盲率很高。因此，这些地区对外界的支持反应迟钝，形成造血机制的难度大，时间跨度长。同时，贫困地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受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的限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返贫率高，一遇自然灾害，往往是“饱而复饥”，“温而复寒”。
第四，扶贫资金投入不足，资金效益不高。根据多年来扶贫的经验和典型测算，要稳定地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人均资金投入强度要达到1600—1800元以上，共需投入资金1500亿元，每年近220亿， 中央要求地方投入的资金要占中央扶贫投入的30%以上。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4年国家和地方共投入115.6亿元， 且地方投入的仅为18%，共17.6亿元。资金投入不足，使得用于解决水、电、交通、教育、卫生等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更为缺乏。与此同时，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不高，资金分散，甚至弄虚作假，挪用、载留扶贫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对扶贫攻坚带来影响。
第五，目前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是针对农村的，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城市贫困人口的比例在逐渐上升，成为中国贫困问题的又一个热点。由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冲突，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工资、住房、交通、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方面保障制度正在失去作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还未建立。同时，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也会使城市贫困人口增加。据有关资料分析，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由80年代中期的1%左右上升到目前的3.6%，总数达到1200万，这包括2.8%的失业者，2800万离退休人员中的一部分， 少数低收入者以及其他困难人口。尽管中国城镇贫困问题比农村少，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问题似乎还微不足道，但其潜在的影响绝不可低估。
*该文的主要内容曾在1995年9月北京“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上宣读，这次发表之前进行了修改和充实。
注释：
[1]《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年9月。
[2]转引自1995年5月9日《经济日报》
[3][5]转引自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3年版。
[6] 转引自李强：《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9年版。
[7]见1995年12月15日《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