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与梁启超关系钩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钩沉论文,人与论文,关系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2)06-0636-05
往往有这种情况，一篇已酝酿多时的考据文字，直待关键史料发现，才犹如一地散钱，忽然得到贯穿的线索；又如堵塞的河道豁然贯通，顺流直下，即可领略两岸的旖旎风光。原先零落的材料与缺乏验证的预感，便可在此一史料的统领下，自然整饬成篇。而对于吴趼人与梁启超这个题目来说，霍坚（俪白）的《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就具有这样的作用。
此前，论及二人关系，最先也会最多谈到的，应该是列名于“四大谴责小说”的吴趼人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向被视为由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代表作。该书以及吴氏的不少小说，也是在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杂志上开始连载。至于二人之间是否有过直接的交往，则基本不在考虑之列。因为吴趼人以办《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娱乐性小报成名，与先后主编《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政论杂志的梁启超不在一个层次；而友人记吴氏“以小说名家，诙诡玩世，不可方物”[1](P20)，也与政治家兼学者的梁启超形象大异其趣。“道不同，不相为谋。”二人虽曾有戊戌变法前二年同寓沪上的经历，但此后天涯暌隔，要见也难。如断言其未曾往来，也绝不出人意外。
意外地倒是在编辑《追忆梁启超》时，我读到霍俪白的《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在这篇副题标为“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作”的回忆文章中，居然提到了吴趼人曾招待过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那段话是这样写的：
弱冠游学沪滨，适值先生自日本潜赴香岛，路过上海稍事勾留，偶于乡前辈冯挺之先生席上一遇之，初见平易无异常人。次日复于吴趼人先生（即我佛山人）座上再瞻丰采，趼人先生固淳于髡之流，多方为余揄扬，并谓是君虽少，曾居印度有年，深知印度国情，熟谙梵文等语。实则余虽曾随父执旅印三年，略操印度流行语，他非所习也[2](P163)。
就所述情景看，梁启超与吴趼人并非初见，且已有相当交情，吴氏才会在梁为清廷通缉的亡命客时，无所顾忌地接待他。
需要考证的是此事发生的年份。查检丁文江与赵丰田编纂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可以知道，自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到1910年10月21日吴趼人去世，其间梁曾三次往来上海。依照上文“自日本潜赴香岛，路过上海稍事勾留”的条件，第三次即1907年阴历四月间的回沪，显然应该排除，因有梁启超六月八日《与南海夫子大人书》自述，“数月来奔走于上海、神户、东京之间”[3](P409)，此次显然未至香港。
另外两次行踪，一在1900年，梁启超《三十自述》[4]中曾道及：
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义和团变已大起，内地消息，风声鹤唳，一日百变。已而屡得内地函电，促归国，遂回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闻北京失守之报。七月急归沪，方思有所效。抵沪之翌日，而汉口难作，唐、林、李、蔡、黎、傅诸烈先后就义，公私皆不获有所救。留沪十日，遂去，适香港。
这次梁启超的仓促回国，本是为策应唐才常、林圭等筹划的“自立军”起义。此役乃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集中最多精锐与财力、寄予厚望的武力行动。其迅速惨败，对于作为组织者之一的梁启超，所受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且梁氏此行，在沪不过十日，虽曾见过后任《时报》编辑及《新新小说》主笔的陈景韩（即陈冷血），当时陈氏却是以“同志”而非小说作者的身份与梁秘密会见（注：这一情节在当年负责接待梁启超的狄葆贤（楚青）所述《任公逸事》中有记述：“庚子七月任公曾在上海虹口丰阳馆十日，任公以日本料理不甚佳，由余家日日送小莱以佐餐。任公到之第三日，陈景韩在丰阳馆与谈二小时，乃初次见面也。”（《梁启超年谱·长编》255页））。因此，以情理推之，梁启超似无心情与余暇和尚处于编小报生涯的吴趼人会面。
1904年的情况就不同了。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于该年项下所记：
先生以正月杪返国，往香港开会。二月末旬由港至沪，留数日，与狄楚青、罗孝高筹画开办《时报》各事。三月，复返日本[3](P336)。
既要办报，自然须联络同仁，与在报界已颇有影响的吴趼人见面，也属顺理成章。何况，吴氏此前已开始在横滨出版的《新小说》上发表作品，与梁并非陌路人。还有一个细节，可从侧面证明吴、梁沪上相见是在此时。根据后来进入《时报》馆做编辑的包天笑回忆，那时《时报》除总主笔罗普（孝高）外，“另外有两位广东人”担任主笔，其一即是冯挺之[5](P318)。
那么，梁启超在赴吴氏之约前的会见冯氏，应该也是为筹办《时报》事。并且，霍坚记此次会面后，接下来又说到，“顾是时立宪论与革命论激战甚烈”。而就时间言，1906年发生的这场论战，也更接近于此时而与1900年隔远。
从会面情形看，因在座尚有多人，可知是吴趼人邀约梁启超，而非梁之主动求见；否则，梁氏也不便为照顾霍坚，“遂舍众客侧席独与”霍淡。由此亦可推知，吴趼人与梁启超此前应已相识。这里，用得着吴氏生前挚友周桂笙的一段追述：
趼人先生及余，皆尝任横滨新小说社译著事，自沪邮稿，虽后先东渡日本，然别有所营，非事著书也[6](P16)。
吴、周二人为《新小说》撰稿，起始于1903年10月印行的第八号杂志。吴趼人在该期一口气发表了历史小说《痛史》、社会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写情小说《电术奇谈》，并在“杂录”栏刊出《新笑史》，其文字占了那本刊物的大半篇幅，并由此一跃而为《新小说》的第一写作主力。关于吴氏赴日时间，魏绍昌推定为1903年冬，即在最初“自沪邮稿”横滨《新小说》社之后。而吴趼人与周桂笙加盟后，《新小说》在第八号与第九号之间，仍有10个月空前绝后的长时间停顿。虽然在此期间，《新小说》社连同承担其印刷的《新民丛报》社活版部，正从横滨市山下町152番迁至160番，可能会造成刊物的脱期；但其延误时间之久也让人疑心，吴、周二人大约正在此时“后先东渡日本”。查梁启超1903年踪迹：正月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十月二十三日（西历12月11日）复返横滨[3](P309-333)。
据此而论，梁氏应该有机会与吴趼人碰面。这大概就是吴在沪上邀约梁启超的前因。
至于吴趼人去日本所营何事，周桂笙未作说明。魏绍昌在《鲁迅之吴沃尧传略笺注》中曾提供了一个说法：
据其堂弟吴植三在一九六二年说，趼人在沪曾助理广智书局业务，此去与《新小说》社联系出版发行事项有关[7](P6)。
魏绍昌虽然谨慎地表示，“姑录此说待证”，但这多半是事实。从1905年2月出版的第二年第一号（第十三号）起，《新小说》的发行所已正式由先前的横滨新小说社，标明改为上海广智书局。或许是为了表示与“国事犯’梁启超撇清干系，以掩人耳目，这期刊物上还故意刊登了被梁氏一再痛骂的“清太后那拉氏”的照片。而《新小说》的移师上海，应该就是吴趼人东渡商谈的结果。
1901年于上海开办的广智书局，是维新派在国内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主要由梁启超在日本遥控。初期经营状况一直不佳，这在梁与同人的书信中屡有述及。即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游美归来，十二月十八日（西历1904年2月3日）致书蒋智由时，梁氏仍在为“今年广智亏累不少”[3](P335)而苦恼。在此情况下，吴趼人将多种小说交由该书局出版，无疑是对这一维新事业及时而有力的支持。根据魏绍昌与日本樽本照雄先生著录的吴趼人小说版本（注：见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与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可以看出，吴氏清末刊行的小说单行本，一大半出自广智书局（有争议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与《瞎骗奇闻》、《糊涂世界》不计在内（注：1909年，吴趼人在《中外日报》发表《（社会小说）近十年之怪现状》（后改名《最近社会龌龊史》）时，撰有《自序》一篇，清点其历年所作小说，一向为研究者所重视：“计自癸卯始业，以迄于今，垂七年矣。已脱稿者，如借译稿以衍义之《电术奇谈》（见横滨《新小说》，已有单行本）。如《恨海》（单行本），如《劫余灰》（见《月月小说》），皆写情小说也。如《九命奇冤》（见横滨《新小说》，已印单行本），如《发财秘诀》，如《上海游骖录》（均见《月月小说》），如《胡宝玉》（单行本），皆社会小说也。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则为《新石头记》（前见《南方报》，近刻单行本）。……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部分百回，都凡五十万言，借一人为总机捩，写社会种种怪状，皆二十年前所亲见亲闻者，惨淡经营，历七年而犹未尽杀青。”（1909年4月20日《中外日报》）郭长海据此而将署名“抽丝主人”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与署名“茧叟”的《瞎骗奇闻》与《糊涂世界》排除在吴作之外（见氏之《吴趼人写过哪些长篇小说》，日本《清末小说》17号，1994年）。）。现举示如下（包括长篇小说与笔记）：
《电术奇谈》24回，出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08回，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至宣统二年(1910)八月，陆续分八卷出版；
《中国侦探案》，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出版；
《九命奇冤》36回，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至同年八月，分三册出版；
《恨海》10回，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出版；
《劫余灰》16回，宣统元年(1909)出版；
《最近社会龌龊史》20回（未完），宣统二年(1910)九月出版；
《趼廛笔记》，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出版；
《痛史》27回（未完），宣统三年(1911)出版。
其中原在《新小说》连载者，版权固然可保留在广智书局，但《恨海》乃直接以单行本面世，《劫余灰》与《最近社会龌龊史》（初名《近十年之怪现状》）分别初刊《月月小说》与《中外日报》，最终也花落广智，可见吴趼人与广智书局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而除《新石头记》与《上海游骖录》，吴氏最重要的小说已尽包括在内。
从1903年10月与《新小说》结缘，到1906年11月《恨海》的出版，可以算是吴趼人与梁启超所主持的杂志及书局的第一度“亲密接触”。其后的中断，显然是因为由吴趼人担任总撰述的《月月小说》在1906年11月创刊。这不仅导致了《新小说》的停刊（注：《月月小说》第二号（1908年11月）广告曰：“本社……特聘我佛山人、知新室主人为总撰、译述。二君前为横滨新小说社总撰、译员，久为海内所欢迎。本社敦请之时，商乞再三，始蒙二君许可，而《新小说》因此暂行停办。”又，郭浩帆在《〈新小说〉创办刊行情况略述》（日本《清末小说から》66号，2002年7月）中，对此说作了考证。《月月小说》第一号（1906年11月）刊有《声明版权》，称：“本社所登各小说，均得有著者版权。他日印刷告全后，其版权均归上海棋盘街乐群书局所有，他人不得翻刻。特此先为预告。”至第九号，《月月小说》改由群学社经办，也曾刊登过类似声明（见《月月小说》第十号封三之《特告》）。），也使得吴氏随后的几部小说，如《胡宝玉》、《俏皮话》、《上海游骖录》与《发财秘诀》，改由承担《月月小说》发行的乐群书局与群学社出版。而1909年1月《月月小说》停办后，吴趼人又立刻恢复了与广智书局的联系，虽然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考察吴趼人小说的署名，除常用的吴趼人及由其化出的趼人、趼等，“我佛山人”应是最通行的名号。其他如“岭南将叟”只偶而一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老少年”或“中国老少年”之署，首见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开始在《南方报》刊发的《新石头记》，再现于1906年出版的《〈中国侦探案〉弁言》。此笔名之使用，显然与梁启超写作《少年中国说》，并自署“少年中国之少年”有关。视其为对梁氏维新理想的呼应，应该不算太离谱。
更值得考究的是吴趼人的小说创作与梁启超的内在联系。以前的研究者讨论“四大谴责小说”时，虽也将其纳入“小说界革命”的框架中，并认定其在结构、笔墨上受《儒林外史》影响甚大，但这只属于精神上的契合，而缺乏确凿的证据。1997年，笔者到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在《新民丛报》第十九号（1902年10月）的初版本上，偶然发现了一则《新小说社征文启》，才自认为找到了“谴责小说”文体发生的由来。这一在《新小说》出刊之前登载的征文启，应该是出自刊物创办人梁启超之手，其关于来稿要求的说明，对作家的写作自然会产生诱导的作用。而其中特别强调：
本社所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借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与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两部最接近《儒林外史》风格的小说，会不约而同在1903年出现；而吴作写情小说《恨海》与《劫余灰》开卷发论，也总要在儿女之情外，说出另一番“情”之理。
追索吴、梁遇合，大概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吴趼人的作品中，与梁启超本人的著述关系最密切、形迹最明显的，竟是其最不能被人理解的《胡宝玉》。先是1926年，有署名“稗史氏”者，在《我佛山人之赝品》中，指认收入《我佛山人笔记四种》中的《上海三十年艳迹》“乃假托也，原为一小册子，名曰《胡宝玉》，出自另一人之手笔”[8]；后有王俊年在《吴趼人年谱》中颇为疑惑地提及： “作者和当时的广告都把《胡宝玉》列为‘社会小说’，其实它只是一部写上海妓院生活的笔记而已。”[9](P297)将《胡宝玉》从吴趼人的著作中剔除出去，或者否定作者本人冠之以“社会小说”的定义，都是因为无法想象，已经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的吴趼人，何以会为一名妓女立传，为腐败社会肌体上的毒疮妓院浪费那么多的笔墨。
我起初也未尝不抱有同样的疑虑。迨熟读过梁启超的《李鸿章》，此次再重读吴趼人的《胡宝玉》，便突然有新的发现：二书在题目、构思以至章节设计上是如此的相似。
《李鸿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是因为梁启超认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10]而《胡宝玉》正题下也径直署有“一名《三十年来上海北里怪历史》”，吴趼人也是希望通过此书，“乃得见此胡宝玉为上海数十年间冶艳历史中之旋涡中心点”[11](P2-3)。
篇章布局上也好有一比：《李鸿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分述“中国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及“本期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第三章题为《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以下各章分别从“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论述了李鸿章一生行事。最后一章即第十二章为《结论》。而《胡宝玉》第一章名为《发端》，末章即第八章也称《结论》。中间从第二章到第四章依次为《胡宝玉以前之北里》、《胡宝玉以后之北里》、《胡宝玉同时代之北里》；第五章笔端拉开，写《上海游客豪侈之一斑》；以下才言归本传，是即第六章《胡宝玉本传》。而传主之迟迟登场，更显示出作者意在借胡宝玉，写出晚清上海妓院史，进而透显出沪上奢靡风气的形成与变迁。
而上文漏过的第七章《胡宝玉之比拟》，又是明显脱胎于《李鸿章》一书《结论》中的第一个子题目“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梁启超将李与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俾斯麦、格莱斯顿、梯也尔、井伊直弼、伊藤博文16位中外名人相比，以确定李鸿章的历史定位。《胡宝玉之比拟》则分列“与诸妓之比拟”、“与诸鸨之比拟”、“与群盗之比拟”、“与神怪之比拟”四节，所比之人近至稍后成名的妓女林黛玉，远至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孙行者，看似杂乱。但如果因此认为，这是吴趼人的游戏笔墨，故意将《李鸿章》一书庸俗化、妖魔化以取悦读者，则属误读与失察，不会为吴氏所首肯。
其实，在《胡宝玉》的《结论》一章，吴趼人曾特意为此书之撰著作了一番辩白。其说先以发问引出：
或曰：胡宝玉一妓女耳，其传不传何足道，其得若失更何足以撄吾人之心？顾乃费纸费墨费日月费精神而为之传，又复罗列各妓女之历史以实之。金圣叹有言：“世间笔墨匠，造成笔墨，乃遭如此人如此用！”毋亦可以已乎？且今之时，何时也！识时之士，方且竞出其新思想新学问，著书立说以饷国人；不足，又翻译西书，取材外族。今不从事于此，而独浪费笔墨，为此无益著述，纵不为人所齿冷，宁不自恧耶？
这一责备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可谓义正词严。但吴趼人并不认可，且辩称其著作实有深意。按照他的说法，胡宝玉虽不过一妓女，却能“转移风气”，“维持典型”，足以作“知改良风俗之为急务”的“英俊少年”与“知保全国粹为要图”的“老成持重者”的示范：“呜呼！以一妓女能为之者，顾如许之英俊少年、老成持重之流皆甘放弃其责任，滔滔天下吾将安归？此《胡宝玉》之所由作也。”这便是《胡宝玉》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同列为“社会小说”的原因，在吴趼人，本是以庄重、严肃的态度写作这部笔记的。
此说还可得到一个证明。为撰此文，近日重翻《吴趼人研究资料》，才发现吴之挚友周桂笙早在《胡宝玉》出版不久，即已在书评中揭示了其有意模仿梁启超“全仿西人传记之体”[9]而写的《李鸿章》一书之底牌：
此书之作，即所以传宝玉者也，故名之曰《胡宝玉》。仿《李鸿章》之例，其体裁亦取法于泰西新史。
接下来，周氏正面阐述了此书的意义：
全书节目颇繁，叙述綦详，盖不仅为胡宝玉作行状而已，凡数十年来上海一切可惊可怪之事，靡不收采其中，旁征博引，具有本原，故虽谓之为上海之社会史可也。……盖中国自古至今，正史所载，但及国家大事而已。故说者以为不啻一姓之家谱，非过言也。至于社会中一切民情风土，与夫日行纤细之事，惟于稗官小说中，可以略见一斑。故余谓此书可当上海之社会史者此也。[12]
而这一评价思路，也有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发明在前。所谓“前者史家，不过纪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3]，这一主张为国民作史与关注国民史的新史学宗旨，在当时激起了巨大反响。而吴趼人《胡宝玉》之撰著与周桂笙书评之阐发，其实正是对梁氏首倡的自觉应和。
如此，梁启超1901年撰写、出版的《李鸿章》，1914年由中华书局改题为《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14](P54)重新出版，尚符合作者之本意；而《月月小说》创办人汪庆棋（号惟父）1915年将死友吴趼人之《胡宝玉》更名为《上海三十年艳迹》，编入《我佛山人笔记四种》中印行，而放弃了吴氏自拟的另一书题《三十年来上海北里怪历史》，则使其影写上海社会史之深心隐而不现，趼人先生于地下当亦不能心安。
以上对于吴趼人与梁启超从行迹到心迹的相遇钩沉，正好写在《新小说》创办与“小说界革命”口号提出一百周年之际，谨借此表达对先贤事业的一份敬意。
2002年10月20日于京北西三旗
收稿日期：2002-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