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象”：定位于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诉求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民族文化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个世纪90年代直至当下的中国社会处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多元共 存的状态，出现了时间、历史、空间、地域、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错位，各种文化话 语多头运行，交叉运作。对于我们身临其境而又热闹非凡的当下，学术界从不同的视界 给予了命名：后现代景观、消费社会、全球化语境、技术关联时代等，不同的言说指称 当下几近相似而又变幻纷纭的存在状态。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不止于经济全球化 这一机遇及所带来的挑战，而是对我们民族整体性的存在构成了全方位冲击，特别是对 我们民族文化的生成发展带来了极大风险。在民族性诉求与全球化“之间”的错位中， 当人们竞相追逐“指标”的完成以庆幸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时，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被 遮蔽而渐趋遗忘或被转移了。本文试图在此“缝隙”中探其究竟，全当是引玉之砖。
一、全球化下的民族文化危机
全球化的非地域性和超越时空的特性使它带来了技术、信息、文化等的传播。全球化 凭借信息技术，同时又使信息技术全球化，从而导致今天全球化内涵远远超出经济领域 ，形成以资本、市场自由化为前提的商品、技术、信息、传媒等互动的多元文化景观。 就一般共识而言，全球化是对现代化的全面推广和延伸，它以现代性为诉求目标，而现 代性首先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以它们的价值观为参照系的。在追求现代性的 过程中，西方是以两种模式来完成的，即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化模式(早期)和以美国为 代表的信息化模式(晚期)。无论是欧洲化还是美国化的现代化方式，都以西方价值观念 为诉求目标，都明显异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以此为背景的全球化进程，必然是以西方文 化价值观念为主导的强势文化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构成冲击和侵蚀。因为全球经济“游戏 规则”的制定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产业标准是由强势经济颁布的，主要反映发达国 家的愿望和要求。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输出经济的同时，也输出文化和价值观。而发展中 国家为实现现代化就不得不接受它们的输出，在貌似公正的“游戏”中，掩饰着发达国 家推行一己利益的霸权逻辑。其实拨开喧嚣浮躁的雾霭，我们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全球 化是以现代化为诉求目的，现代化又是以追求经济利润为目标，而以经济为主导的全球 化就契合了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的诉求，而全然不计它在本根上乃是现代技术揭蔽的产 物。说到底，全球化是现代技术的全球化。(注：在此，技术是在海德格尔意义上使用 的，在本质上，技术不是技术性的东西，它是一种揭蔽方式，而现代技术乃是一种强行 的僭越的去蔽方式。技术发展到此阶段必然走向它的完成——全球化，这是世界文化危 机的表征和根源，在此因限于篇幅不便展开，只作结论性的提示。)我们在此隐忧的不 是经济的全球化，(注：例如，法国人最大的担心之一是美国的好莱坞，惟此法国在WTO 规则的制定上激烈捍卫自己的文化，对于巴黎随处可见的麦当劳乃至迪斯尼反而不担心 ，尽管巴黎近郊的迪斯尼乐园正在摆脱连年亏损的商业局面，但法国人心里明白它仍要 以不断的法国化甚至巴黎化来保证其在法国的经济存在。)而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凭借经济、技术为依托的强势文化在中西文化互动中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根构成的挑战 。它们打着文化普遍主义的旗号，日益蚕食着各个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并借着现代技 术的揭蔽神话而铲除各个地域性堡垒，使之强行或不由自主地纳入到技术的“座架”中 ，作着无根的漂浮。
我们处在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西化、本土化与全球化相互交织共生的张力场中，只 有基于此语境，传统才具有价值，西方也才具有意义，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诉求才不是无 的放矢。而那种简单地以为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只要融入全球化进程就能解决我们所遭遇 的所有问题的想法愈发显得肤浅可笑，它极易遮蔽真正的问题并丧失前沿意识。只有对 此语境有所洞悉，那些被遮蔽的问题才能被揭蔽，那些背景性的东西才能走向前台而放 出光彩。
就中国当下现实而言，若从一个相当的远处看过去，或许有些问题能够获得清晰的视 野。回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屈辱困顿时代，我们是如何步入现(近)代化进程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亦步亦趋，在起步的伊始就 有着一种错位，谙熟积习之弊而想一蹴而就的仁人志士，把学习西方的目标价值定位于 富强，以为船坚炮利就可救国。于是先是在器物层面，进而在制度层面，后又在思想观 念层面向西方学习，这种以“双脚先探出母体”的“倒置”步入历史进程的结果，只能 是头破血流，甚至造成“难产”的结局，从而愈发证实了先前思想观念认识的错位。一 般思想界的共识：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的大致程序，是从精神的启蒙到政治体制的变 革，再推及经济领域的产业革命。有论者将其比喻为“近代的婴儿脱胎时是头(精神)先 探出母体”，因此是“顺产”。(注：黄克剑：《寂寞中的复兴》，江西人民出版社，1 993年版。)而大多数东方国家刚好与此相反，即首先接受先进的技术和经济成果，由洋 务运动至维新变法而至革命，最后才意识到精神教化以及发掘自身思想资源的重要。可 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一种“错位”中蹒跚而至的，因而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已经不再是向西方学习以救国图强、化解国内文化危机这单一价 值指向。在此犹有一层值得分辨的是，此际的文化危机已是全球性的。“事实上，在东 西方冲突的文化表象下，潜伏的是一种对传统信念和精神价值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既 存在于东方，同样也存在于西方。可以说这种传统观念和精神价值的危机感是东西方文 化在本世纪中所面临的共同命运，关系到整个人类文化的命运。”(注：王岳川：《中 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这种人类文化危机是伴着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和技 术的形而上学化不期而至的。“无论如何，卢梭、康德的时代，或叔本华、克尔凯郭尔 的时代，科技‘知识’的加速增长还不曾像二十世纪这样竟至于以‘爆炸’相喻，而当 今人们的‘灵魂败坏’的程度又更甚于前三个世纪。一方面是贪欲、攫夺欲、征服欲在 ‘知识爆炸’刺激下的急剧扩张，一方面是灵魂得以自持的良知的愈益隐没，这是今日 所谓人类文化危机的最深刻的根由所在。文化危机也是生存危机，但危而及于生存的不 是物帛的匮乏，而是心魄的摇夺。”(注：黄克剑：《学术自觉与学人境界》，载《东 南学术》2002年第5期。当然这种世界文化危机不是今日始，只是在20世纪危机达到了 它最深的程度。而就中国学术界来说，对它的认识、反省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而渐 趋浮出水面的，晚年的严复就有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反省。)可以说，当下中国除了 面对世界文化危机这一共时语境，还要虑及自身的文化危机，“中国当代文化危机实际 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和价值情怀的危机”。(注：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 文化研究》。)以及传统文化如何由学术资源生成为具有言说当下能力的思想资源。在 当下语境中，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制衡作用在转型中日益失效而导致价值平面化，实际上 是意义世界的失效及与现实世界的断裂，致使现实世界无序化及缺乏应有的使命感、历 史感和责任感，这从根本上背离了这样一个准则：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应有人文精神作 背景。正是这双重文化危机构成了当下中国的焦虑，再加上全球化思潮的冲击，使本来 复杂的语境愈发纷纭莫测。
我们当下所遭遇的文化危机感及身份未定的焦虑，和上个世纪初的社会境遇相较，主 要不是器物层和制度层的问题，而是价值观念层面的意义迷失和价值失落，是终极关怀 和生命理想层面的问题。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中审视，放在现代化总体进程 中去比勘，梳理出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点和生长点，其价值旨在：重建民族文化，再铸 民族精神。这是每一个正直有良知的学人应反复申述的学术追求。在如此杂色纷呈中保 持清醒的前沿意识：一是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建构民族精神，清醒地分析和选择西方文 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现代化展示其前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 建问题。我们的问题须从我们民族文化的根上救起，唯有根才能给我们一个家，而任何 一个历史性民族的伟大都是从其有一个家，并在家中生了根开始的。只有掘发出民族文 化生命的原动力、内驱力，使之焕发精神生命跃动中的内在光辉，才能昭示民族文化发 展的新曙光；只有厘清当下生存的语境，找出真正问题之所在，才能切近我们的时代， 并为“中国形象”的塑形打好恰当的底色。
二、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诉求
全球化已经成为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生活中许多领域里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已经开 始并正在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机制及其生活方式。我们应该洞悉全球化背后的价值设 定，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所有文化都不可阻挡地被纳入了一个单一的“西方文化”的影 响范围之内。西方文化品位和西方文化习俗正在日趋全球化，由欧洲化而渐趋美国化。 在此复杂语境下，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诉求就显得愈发本真和迫切。
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如何应对呢?首先要警惕后殖民心态，不可盲 目跟从和妄自菲薄，要秉承刚健清新的中国文化精神，弘扬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内在智慧 和人文意识。其次在精神衰颓的当下，反复申诉重建民族文化、再造国魂的信念，以黄 钟大吕激励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诉求。具体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第一，采取守护性的策略，加强对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性状的认识、价值认定和阐释工 作。民族文化是一种生于斯长于斯、长期的文化心理积淀的价值祈向，有着我们民族文 化特定的“质”的价值取向，是对我们本有的精神家园的守护。如在特定节日、婚庆等 场合对民族服饰、礼仪的坚持，就使服饰、礼仪作为民族文化的符号象征而得以传承。 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对中华民族春节的守护，就是对民族文化特性的诉求，这并不因身 居现代化的大都市纽约、巴黎还是东京而有所不同。在“他者”文化与民族文化混合的 语境下，民族文化的亲和性、亲切性因为触及我们内心深处而使我们感动不已，可见追 求文化的现代化并不以牺牲文化的民族性、差异性为代价，实践证明文化的民族性不是 凭空就能消解的，从而表明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文化的守护是必要的、可能的和现实的 。在对民族文化阐释的基础上，尤要加强创新，包括器物层面的创新、制度层面的创新 和价值层面的创新。认清全球化思潮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现实，借助全球化这一平 台，加强我们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通过对民族文化蕴含的价值和意义的阐发， 特别是对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人生智慧的梳理、审视、整合和建构，一种契合当下生 存境遇的新的意义就会生成，以此打造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品牌，使之在全球化中走向 世界成为可能。
第二，采取“走出去”与“拿来主义”相结合的文化策略。对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 交流，我们不但有选择地接受其文化“输出”，还要主动地“走出去”，实现“拿来” 与“送去”的良性互动。对民族文化守护的目的不是固步自封，向隅独欢。在民族文化 转型之际，融合西方文化的精华实现创造性重构的诉求，是为了“走出去”。就文化价 值层面而言，东方思想对西方现代化之弊的解毒作用，越来越引起西方思想家和科学家 的重视；而就可望成形的文化产业而言，也大有可为(当然，文化的产业化以不伤害文 化的价值层面为底线)。文化交流实践表明，不光东方人可以欣赏西方的交响乐、芭蕾 舞，西方人也喜爱东方的京剧和民乐。近年来中国艺术家们已经把很多优秀的民族文化 艺术推向了世界，不仅仅是“泥人张”“杨柳青”“杂技”，还有“中国当代陶艺展” 、维也纳“金色大厅”、柏林“中国亚太周”、99巴黎“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美 国行”等，甚至中国京剧已在国外豪华剧院获得成功演出。同时，中国承办了一系列国 际文化交流活动，如1996中国国际交响音乐年、1997中国国际民族歌舞年、2000年相约 北京等大型活动，还有最近刚刚开幕的2003法国“中国文化年”(中法互办)。这些文化 活动都以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赢得了世界观众，当然这些离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 文化的诉求还有很大差距，但正是这些差距使我们看到了对民族文化诉求的必要性和发 展空间。在当下语境面临西方强势文化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学者不能把民 族文化纳入西方轨道，也不能把西方学术范畴强加于中国，而是要找出一条切合中国现 实的创造性转化的文化之途，以使东西方思想相互交融和互补。西方的东西只有经过本 土化后才能成为我们民族的，通过对民族文化诉求的阐释，掘发出民族文化的生命底蕴 和创造性。在互为“他者”有距离的批判中，保持一份清醒和警惕(既警惕文化普遍主 义，又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部落主义)，坚持“拿来”“送去”的双向互 动，真正把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入到全球化中。实践证明，对民族文化的守护和扶植文化 创新，只会使世界文化更加精彩丰富多样，这非但不会泯灭我们文化的民族性，反而凸 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特性，以此建构的“中国形象”才是本真的存在。
无论追求全球化还是民族化，其中隐含的问题是：全球性的世俗化运动能否绕过“意 义领域”而自我达成?即市场化原则能否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至上原则?实际上，这种 哈贝马斯所说的“经济系统对生活世界实施的殖民化”(即操作领域对意义领域的渗透 和支配)才是世界文化危机的根由所在。就此我们可以发问：直接的现世目的是否可能 无须价值理念的引导和匡范?或者是否可能从“错位”中提升出某种抗衡性力量，以避 免单纯的物质增长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这些都是我们在对民族文化诉求时要考虑的。这 实际上关涉价值领域与操作领域即文化的内向度与外向度的各自界域，以及二者之间的 张力问题。事实上没有价值理念支持的民族文化诉求，极易沦为全球化运动中附属性、 工具性的存在，使文化的内向度萎缩，失去文化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导致文明灾难的发 生。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错位中，我们对同一性关注的太多，更多地着眼于人 与世界的这种对待性关系。不是说文化的外向度不重要，恰是文化的外向度能够带给我 们富强、权利、平等、多元，也使我们渴求的自由落到实处而不致成为一句空话；而是 说我们对差异性注意得不够，对文化内向度这一民族文化更为根本的支撑点有所忽略， 它才是我们民族具有凝聚力的基础，也是我们民族文化所诉求的内核之一。正是在对差 异性的凸现中才能揭示出这些被遮蔽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我们诉求民族文化以建构“ 中国形象”所不可绕过的。
三、多重视界下的“中国形象”
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中国形象”，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着多重视野的丰 富性和无穷的可阐释性。在此，“之间”乃是一种思之意义上的“裂隙”，其本真含义 乃是“居有同一而凸现差异”，正是在同一中显现差异。就本论题而言，不论全球化还 是民族化，诉求目标都是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同一)，而至为关键的是何种现代化。对于 我们而言，就是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华民族特色，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日本的现代化之路 。同时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诉诸的是融合西方文化精华的民族文化的清新刚健( 差异)。正是在此“差异”中书写凸现民族文化底蕴和生命力的“中国形象”，重新确 立曾被改写的民族文化身份，而这需要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
放眼望去，历经磨难波折而又顽强奋斗不息的中国，继续以其开放的姿态，在当前全 球性政治大重组和经济大动荡的世界格局中建构不同往昔的“中国形象”。从被裹挟入 近(现)代化进程伊始的“积弱积贫”的形象，到独立自主自强的“政治中国”，再到改 革开放后创造经济奇迹的繁荣富强的“经济中国”，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不断书写着 内涵日趋丰满的“形象”，并在国际事务和舞台上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在当前既 有世界总体和平又有局部动荡的纷纭复杂瞬息多变的国际新秩序中，我们要保持清醒的 意识和全球性的眼光，要对自己的形象心有存主。何谓真正的全球性眼光呢?“既不以 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这个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一种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 一切价值加以解构，走向绝对的个体欲望和个体差异性，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 ，在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 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在‘新理性’原则指导下，正确地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 言，重新确立曾经被改写的民族文化身份。”(注：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 化研究》。)有此自觉和健全的理性心态，尽管在历史前行的进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社会分配不公、道德价值沦丧、民族文化衰颓、国民整体素质亟待提高、可持续发展 的非良性运作等在困扰着我们，但在充满机遇和选择的全球化时代，如何进一步阐释和 确立本色的“中国形象”，是我们在建构国家整体形象和提高国际地位时不可绕过的课 题，也是我们对民族文化诉求的应有之意。上个世纪初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之大 音，仍然激励着国人为塑造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奋斗不已。有学者认为，急流勇进中 的“中国形象”“既不完全是‘政治中国’、‘经济中国’，也不完全是‘文化中国’ 、‘法制中国’，而应该是整合之后的‘知识中国’(或‘知识经济中国’)形象”。( 注：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
在当前变动不拘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其生成的 开放性和多重性，因而也为我们对这一“形象”的阐释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和余地。我们 在洞悉全球化现象的内涵所指和对民族文化诉求的守护中，廓清我们用以评判的坐标系 ，从中华民族文化的立场重新界定自我的文化发展战略和基本价值走向。全球化与本土 文化的悖论在于当代知识分子在强调自己的本土独立性时又常常标榜自己的世界性立场 ，二者在矛盾中似乎又有着相反相成：作为世界公共权力话语场中的一员有着“走向世 界”的自觉，但在融合进世界秩序中时又隐忧失去文化身份的不安。民族文化身份成为 自身的本土身份符码，而身份确认之时又想成为世界公民。如何在对现代性(全球化)与 本土性(民族性)的错位与对话中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 全球性获得融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语境的复杂性和问题的胶着状态，是任何单一模式在切近中国问题时都显得捉襟 见肘而力不从心。这使得我们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部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要认清文 化帝国主义借全球化之势对民族文化的侵蚀和危害；同时也要厘清全球化理论的误区以 及被遮蔽的问题，而不至在情绪的煽动中走偏缝，从而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东西文化、文 明的基本走向，对复杂的文化冲突和对话中的华夏文化策略有着清醒的意向性判断。这 需要政府和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及对国际战略和文化发展动态的了解。在把握机遇中 切实地从事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切实解决好进程中的各种问题，负责任地参与国际事务 ，将使我们改革开放的国策深入贯彻下去，并使之成为塑造“中国形象”的现实保证。
在当前多元文化格局中，“中国形象”的设计对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的自我梳 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此，我们是仅就民族文化诉求这一个维度而言的，而不是对其 内涵的穷尽。这意味着，我们是在时间中、在有限性中不断地生成我们的“中国形象” 。就现实来看，多重视野下“中国形象”的生成发展可以依托的坚实地基之一就是公共 价值空间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运作为我们建构公共话语空间提供了契机，公共价值空 间的敞开才能保障“中国形象”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厚重、创新和完善，乃至处于全球价 值导引的层面。为此，尤要关注当前的消费社会及其大众文化研究对我们书写“中国形 象”的影响，这种多元社会现实既给我们的书写提供了有效的思想资源和社会语境，也 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在此语境下聚焦“中国形象”的挑战。这要求我们要基于当下中国的 现实实际和国际环境，及时调整我们的文化策略，以积极的姿态应对各种挑战。
在当前文化策略的调整中，要在不断地完善、丰富和创新中提升民族性文化的“中国 形象”。在21世纪伊始，经济日趋全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使我们的社会发生着全面的转 型。全球化对于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既提供了机遇，又带来了新的风险，可以说， 我们是在付出代价和承受各种风险中做着各种应对。当今世界，“西方中心论”日益受 到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唾弃，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核主的文化普遍主义日益受到警惕，文化 多元化已成为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共识，人们普遍认识到文化在综合国际竞争中的地 位，而纷纷打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旗号。以“中华性”为文化底蕴的“中国形象”建 设的核心在于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构健全、丰满的以民族 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形象”，提高国家文化形象的影响力，已成为中国屹立世界民族之 林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