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论文,湖南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09-15
中图分类号：D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1-0087-05
新民学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湖南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进步团体，在全国也有重要的影响，它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情况、要解析湖南党史人物群体的成长和形成，必须对新民学会进行深入的研究。然而，学术界对新民学会的研究，一般阐述的多，专题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据统计，从1994年到2006年，研究新民学会的论文不到10篇，其中有关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的论文仅一篇，而且是散论新民学会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传播、建党方面的贡献”[1] 29-31，至于新民学会在通过各种渠道将马克思主义传人湖南后，又通过什么渠道和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各地迅速传播开来，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这与新民学会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不相称的。本文在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揭示新民学会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广泛传播的具体情况，以推动对新民学会的深入研究。
一、创办进步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
报刊杂志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舆论工具。创办进步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新民学会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手段之一。毛泽东历来重视报刊杂志等舆论工具对传播新思想的重要作用。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应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邀请，主办了《湘江评论》。该刊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出版。在它存在的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内，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的文章达41篇。每篇文章都洋溢着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不妥协的反抗精神。特别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赞扬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指出：“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毛泽东认为各国人民要想求得彻底解放，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毛泽东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指出：“我们已经得到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来发抖，就要舍命地飞跑。”因此，在世界上只有“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要想彻底改造社会，必须实行“民众的大联合”[2]。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湘江评论》成为当时宣传反帝反封建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力阵地，很受读者欢迎。北京的《每周评论》说：在“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的二、三、四期连续登载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3] 216虽然《湘江评论》前后仅存在半个多月，但是，它所传播的革命思想，对于当时湖南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许多爱国青年正是在《湘江评论》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毛泽东又接替主编《新湖南》周刊，每期都写一篇较长的政治论文，继续宣传革命思想，抨击黑暗社会。但不久，这个刊物又被反动军阀张敬尧查封了。于是毛泽东又利用湖南《大公报》，继续和反动势力作斗争。
1920年初，在新民学会领导的“驱张运动”中，由毛泽东领导的北京代表团组织了“平民通信社”；由彭璜领导的上海代表团主编《天问》周刊，由何叔衡领导的衡阳代表团主编《湘潮》周刊，这些刊物在声讨军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1923年4月5日，毛泽东还以湖南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月刊，不仅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还着重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除《湘江评论》外，1920年9月何叔衡担任通俗教育馆馆长后，接办《湖南通俗报》，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在新民学会和湖南学生联合会骨干分子的推动下，长沙部分中学、大学的进步学生纷纷创办自己的刊物，使长沙变成了“周刊的世界”。主要的刊物有《女界钟》、《岳麓周刊》、《明德周刊》、《岳云周刊》、《工学周刊》、《长郡周刊》、《女界励进会旬刊》和《体育周刊》等。这些周刊均以“社会改造”、“思想革新”、“妇女解放”和“民族自决”等为研究和宣传的内容。新民学会会员为这些报刊的创办竭尽全力，有的担任报刊的主编，有的为报刊撰写稿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女界钟》。《女界钟》是周南女校学生自治会创办的刊物。自治会的主要干部是人称“周南三杰”的魏璧、周敦祥、劳启荣。她们三人和她们的女教师陶毅是新民学会最早的女会员。《女界钟》直接受他们的领导。周南教师中还有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如陶斯咏、陈启民等，都对《女界钟》的编辑出版给予了一定的帮助。毛泽东也为它写了几篇有关妇女运动的文章。它的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五千分。在《女界钟》的推动下，1921年，长沙的第一师范、岳云中学两学校开放了女禁，都招收了为数不多的女学生，在长沙开了男女同校同学之先声。《女界钟》对于推动妇女的解放运动和女界的爱国运动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很多新民学会会员在自己的家乡创办进步刊物。在宁乡，何叔衡、谢觉哉支持宁乡同学会出版了《宁乡旬刊》，后改名为《沩波》杂志，新民学会会员萧述凡等人为主编。在长沙印好后，再寄往宁乡发行。这个报刊不仅对推动宁乡的革命斗争起了促进作用，而且还倡导了创办县报的先声。正如谢觉哉所说：“湖南之有县报，自《宁乡旬刊》始。”[4] 3201921年秋，新民学会会员陈昌等创办了浏阳第一个革命刊物——《浏阳旬刊》(后为周刊)，该刊直到1926年夏才因故停办。
二、成立进步社团，凝聚革命力量，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队伍
五四运动后，新民学会深入到全省各地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建立社团，共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比较著名的社团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湖南第一师范的“崇新学社”、衡阳的“心社”、健学会、浏阳的“浏西文化促进会”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7月，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人员非常广泛，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新闻记者，一师学生郭亮、夏曦是其中最活跃的分子。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并结合湖南的革命实际经常开会讨论[5] 137。1922年5月3日马克思诞生104周年时，该会在一师召开纪念大会，到会约千余人。毛泽东作了题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两次重要演说。当北洋军阀政府污蔑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诅咒苏俄是“饿死人的地方”时，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长沙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介绍俄国革命后大企业收归国有，废除土地私有制等情况。毛泽东还将《共产党》月刊上的许多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介绍给长沙的报纸刊登。这样，使湖南人民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和彭磺等新民学会会员联合教育界人士和其他社会人士贺民范、方维夏、姜泳洪等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其宗旨是“为公开研究社会主义之团体”。该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毛泽东被推举担任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该会集中个人和集体的研究成果发行《俄罗斯丛刊》。俄罗斯研究会曾在湖南《大公报》发出公告，发起赴俄勤工俭学运动。为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该会还派了代表赴京与俄代表接洽，并在船山书社开设俄文班，聘上海之俄人来湘教授。1921年，经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等14人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然后转赴苏俄勤工俭学。他们回国后，多成为我党最早的最重要的骨干。
崇新学社：1922年秋冬之交，在郭亮、夏曦等的领导下，湖南一师学生骨干萧述凡等人组织了“崇新学社”，“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全校学生加入者至二百人”，是该校“有势力之团体”。学社中许多人都订了《向导》、《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书刊，会员们争相传阅。他们通过读书会、讨论、讲演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校内外的社会政治活动。当时学校校舍中曾划分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个区域，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学校影响之大。“崇新学社”在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抵制无政府主义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心社：1921年3月，衡阳第三师范进步学生贺恕、蒋先云、黄静源等创办了“心社”。其宗旨是：“牺牲个人利乐，企图群福，结合真纯同志，谋社会实际改造。”出版油印刊物《先锋》、《三师周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心社”是湘南地区传播马列主义的核心组织。衡阳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星期讲演会、文化书社衡阳分社、第三师范贩卖部，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创办的。“心社”成员后来很多成了青年团员、共产党员、水口山工人运动的开拓者。
1922年春，陈昌、夏明翰等人在浏阳创建了浏西文化促进会，陈昌为会长，会员多是来自西乡各地的教师和进步人士。其活动主要是撰写文章、举办演讲会、宣传新文体，定期举办马克思主义研读会，联系浏阳的社会实际，探索革命的真理。
健学会：1919年6月5日，朱剑凡、徐特立等教育界人士发起组织了一个学术性的团体“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会员多是各公、私立学校校长和教职员，出面主持的人是当时任省教育会会长的楚怡校长。何叔衡、罗宗翰等一些新民学会的会员，也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该会成立时，朱剑凡作过“主张革除成见研究世界新思想服从真理”的演说。以后，健学会连续邀集会员和教育界、新闻界的人士举行演讲会，每次到会听讲的人很踊跃，觉得很有收获。毛泽东很赞助这件事，曾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一篇“健学会的成立及进行”的长文，介绍这个团体的活动和表示自己对它的希望。称这个团体的出现为“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它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健学会的多数成员积极支持驱张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教育界的进步。
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0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就立即着手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为党组织培养后备军。毛泽东非常注重团员的质量，主张慎重吸收，要“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激进”[6] 318。首先，毛泽东将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吸收入团，如彭平之、郭亮、萧述凡、夏曦等就成为最早的团员。随后，将长沙各中学、大学的进步青年骨干也吸收入团。1922年5月，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心社”成员全部转为团员。衡阳团组织建立后，先后派遣团员在衡山、耒阳、常宁、水口山等处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此后，常德、安源、平江、岳州、宁乡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团组织。1923年12月，湘区第一次团代会在长沙召开，选举了第一届执行委员会，这时，共有团员790人。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很多团员加入了党组织。纵观全国，除北京、上海外，可以说，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为湖南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做好了组织准备，使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成立文化书社，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阵地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湖南人民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在1920年8月湖南人民驱张成功后，社会政治环境有所好转，新的书报可以自由出版、销售，新的团体大量成立。毛泽东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新民学会为中心，并争取湖南教育界、新闻界、工商界一些有声望的进步人士共同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文化书社社员有毛泽东、易礼容、彭璜、方维夏、仇鳌、朱剑凡、易培基等36人，推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
毛泽东亲自起草《文化书社缘起》在湖南《大公报》上刊出。文章指出，当时的湖南还没有真正的新文化，“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的饥荒，实在过于肚子的饥荒，青年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这种材料主要来源于“北冰洋岸边的俄罗斯”。介绍新材料的目的就是促使湖南新文化的产生。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开始营业，半年内即先后与省内外六、七十家单位发生往来关系，以后还逐渐扩大。其中，往来业务最多的有广东新青年社、上海泰东书局、亚东图书馆、北京大学出版部、北京晨报社、北京学术演讲会、武昌利群书社等。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能波及全省各地，毛泽东等人积极筹划在各县设立分社或代销处。到1921年初，文化书社在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地设立了七个分社，在长沙城内许多学校如第一师范、一师附小、楚怡、修业学校设立了贩卖部，还聘了推销员。分社、代销处和贩卖部的负责人多半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和后来最早与共产党、共青团发生关系的革命分子。后来凡是有党组织的地方，几乎都设有分社或代销处。文化书社本身又推动了党团组织最初的建立工作。湖南党组织建立后，文化书社即被用作党的通讯联络机关，有时也在这里开党团会议。文化书社从开始营业到1921年3月底这7个月内就销售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即《反杜林论》第三篇)、《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等新书160余种，《新青年》等杂志40余种，北京《晨报》等报纸3种。《新青年》销量达2000本；畅销量最大的杂志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劳动界》周刊，竟达5000本，这是全国少有的销售量，反映了湖南人民对新思想的渴求，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深入。
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成立了新书报贩卖社，由贺恕任经理，与文化书社挂钩，经销书报数十种，销售对象主要是三师和衡阳其他学校的学生和教师。
除了长沙文化书社外，湖南还有健康书社、群益图书公司也推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健康书社系无政府主义者黄醒创办，也销售《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劳动界》等书刊。群益图书公司则于1920年10月底发出广告，廉价销售《新青年》第一卷至第七卷。
20世纪20年代初，湖南是全国新书籍销行最多的省分，这与文化书社的努力有相当关系。长沙《大公报》认为湖南新文化运动“发韧于健学会，见效于罢课驱张，杂志影响最巨者为《新青年》，销行新出版物最力者为文化书社。皆由学界倡首，浸淫及于政界、工界。而政治、文学、教育、宗教、劳动、妇女及社会主义皆成问题，且呈纷争之象”。文化书社的作用也列入湖南新文化运动之中，它的创办使湖南新书报的流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湖南人民从书刊中获得新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纷纷加入党团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写道：“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6] 470文化书社是湖南人民的“精神粮站”。
四、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力量
中国革命需要大批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关键在学校。新民学会成立后，即按照毛泽东的人才安排计划来培养人才。一部分会员派往海外留学，一部分派往北京、上海，其余则以长沙为基地，“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一同提挈会中大事，为会中立其基础，三四年后必有可观”[3] 159。在长沙，毛泽东、何叔衡、陈昌等以省立第一师范为中心，推动各学校进行教育改革，学习新思想、新文化，吸收进步青年为会员。同时还派遣会员到全省各地进行活动。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后，为了培养党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就于8月分在原船山学社的基础上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在这里，毛泽东将他的教育改革的理想付诸实践。湖南自修大学完全不同于旧式教育的“平民主义”大学。它的宗旨是：“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对学生提出的要求是：“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学校聘请李达为校长，聘请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教授，邓中夏也被邀请来校讲演，这些措施为提高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学校还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收集了国内可能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报纸，以便“自修”。此外，大家还经常开座谈会，共同讨论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宣传党的宗旨、目标和共产主义理想，公开举行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大会。为了使文化层次较低的青年和工人中优秀分子获得学习的机会，在1922年9月，自修大学又附设了补习学校和初中部，人数最多时达到200多人。自1921年8月开办至1923年11月被迫关闭的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自修大学为我党培养了夏明翰、贺尔康、毛泽民、陈赓为代表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实质上，这是我党的第一所党校。
中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通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以及在此前后工人的自发罢工斗争，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逐步认识了工人的巨大力量，也认识到工人文化程度低等弱点，提出要通过开办工人义务学校，向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观点。1921年新民学会新年会议上，何叔衡、陈章甫等又提出“实行从劳动界入手，夜学要多办”。此后，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深入工人群众中，担负起这项神圣的任务。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办过工人夜校。担任一师附小主事时，又创办了平民夜校和失学工农子弟补习班。毛泽东还派一些会员到安源、粤汉铁路、水口山等地创办了工人夜校。李六如在平江也办过工人夜校，后来又主编《平民读本》一至四册，深入浅出地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据不完全统计，从1920-1922年湖南全省各县成立了平民学校和平民读书处共776处；1923年3月7月，兴办平民学校达1718所，共有学生57662人。马克思主义逐渐深入人心，很快成为工人群众的思想武器，为湖南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五、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论战，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扫清障碍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各种社会思潮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也纷纷传入湖南。1920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实用主义者英国人罗素、美国人杜威以及国内的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岑、张溥泉等应湖南省教育委员会的邀请来湘讲学，鼓吹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它们企图以这些假社会主义的思想抵制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罗素在湖南大讲《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鼓吹“共产主义宜于工业国，不适于农业国”，即不适宜于中国，主张以教育为工具来改造社会。杜威亦大谈《教育哲学》，攻击“社会主义所主张及俄国的劳农政策，未必在实际社会上一定件件能做得到”。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对一切政治权力，否定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这些思想观点不仅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在部分新民学会的会员中也有一定的市场。不对他们进行批判，不清除他们的影响，就会严重妨碍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为此，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在湖南和在法国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展开了对各种假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
1920年7月6日至10日，在法国各地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集中到蒙达尼，举行了一次为期五天的会议，蔡和森明确表示“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7] 51蔡和森的主张不仅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成，毛泽东对此也“极表赞成”。1921年初，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到：“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主义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因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6] 163。
1921年，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召开新年会议，对各种社会思想展开了广泛讨论，并在报刊上公开辩论。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改良主义的方法而主张劳农专政的方法，指出：“改良是补缀方法，应主张大规模地改造。”“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订效果的。故最宜采用。”[7] 23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新民学会绝大多数会员的赞同。彭璜指出：“劳农的政府，是俄人革命不能避免的手段，也恐怕是全世界必经过的阶段。”彭粹夫在湖南《大公报》发表的《我们为什么主张马克思主义？》一文，详细阐述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后明确指出：“我们的主张，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8] 49
在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的同时，毛泽东等人还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身上，使很多青年终于摒弃了无政府主义，转变为了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后，无政府主义在湖南失去了市场。从此，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战争和劳农专政的方法改造中国成为新民学会会员的共识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思想界的主导地位确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湖南的建立和发展，而且为湖南党史人物群体的成长和形成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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