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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2359（1999）05—0031—05
一、以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为代表的激进转型理论
1、两种含义的“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是借用到经济学领域的医学名词。在经济学中，它也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的果断措施，即以严厉的金融财政政策和压缩消费的手段，强行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达到遏制恶性通货膨胀的目标。另一种含义的“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相对而言，实际上是“激进改革”的同义语，指在短期内全面实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方案，一步跨过深渊。凡推行以“休克疗法”为核心的激进式改革的国家，都改变了宪法制度。这种意义的“休克疗法”曾在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倍受青睐，在波兰、俄罗斯等国大行其道。
2、萨克斯的经济思想。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治理玻利维亚经济危机的成功使萨克斯一鸣惊人。80年代末，东欧国家政局发生剧变。各国都急于摆脱经济危机，尽快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在这种情况下，萨克斯自然成了东欧国家政府的“座上宾”。他对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见解有：
（1）关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萨克斯认为，虽然80 年代东欧国家中央计划日益收缩，企业自主权逐渐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现了通常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私营部门在许多国家受到严格限制，价格体系严重扭曲，能源和日用必需品得到大量补贴，汇率定值过高。从工业结构看，向重工业和生产资料严重倾斜，企业的垄断性加剧。由于缺乏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以及准确的价格信息而很难区分哪些企业应当生存，哪些企业应当关闭。他认为，东欧国家深受过度需求之害，其根源在于体制。
（2）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萨克斯认为， 对于经济改革的争论应当放在转变的方式上，而不是在转型目标上。至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瑞典式的社会民主体制还是撒切尔式的自由主义并不重要。他认为，无论是瑞典还是英国，都存在完善的私有制、私人金融市场和活跃的劳动力市场，而东欧国家正是缺乏这些体制。在他看来，可供东欧选择的西欧模式是相同的，那就是市场经济。这里，萨克斯并不是说转型的目标模式不重要，而是说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3）关于经济改革的战略。萨克斯认为， 东欧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采取果敢而迅速的行动，实行一步到位的激进的转型战略。这就是所谓“休克疗法”。在他看来，所以要采取这种转轨战略，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经济改革是一个严密的网络，局部的改革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总体改革中的每个局部都对其它部门起推动作用。因此，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改革必须配套进行。第二，这种激进的转轨战略可以削弱庞大的行政体系的阻力。在整个东欧，庞大的行政体系仍然存在，并继续对微观经济进行干预。新政府既不能改变其方向，也不能取而代之。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以避开行政体系。第三，就体制转轨中的产业调整规模而言，也需要实行这种转轨战略。在调整中，一些部门特别是受保护的重工业部门必然要收缩，而其它部门必然加速发展。这些变化无疑是必要的，从长期看也是有益的，但在实行中会遭到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抑制。因此，在改革初期，确立自由贸易、货币可兑换性和自由经营的原则是至关重要的。第四，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南斯拉夫经济形势严峻，特别是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需要实行迅速的转轨。
（4）关于西方援助的作用。萨克斯认为， 西方的财政援助对于东欧实施激进的体制转轨是至关重要的。他指出，西方应与东欧合作，为经济改革提供债务减免和财政援助，以使改革后的东欧经济成为统一的欧洲市场的一部分。
3、“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萨克斯认为， “休克疗法”的转轨战略应包括以下四个部分。其一，政府努力建立一种由市场因素决定的价格体系，价格控制应当终止，补贴应削减和取消，经济应向国际贸易开放。灵敏的价格对于有效的资源配置是至关重要的，有了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和来自外贸的竞争，政府关闭长期亏损的企业就有坚实的基础。为了促进自由贸易，货币应当是可兑换的，使进出口者能得到所需的外汇。其二，取消对私营经济活动的限制。应当制定新的商法，通过取消行政限制，使私营部门获得解放。《公司法》应有利于新企业的建立。税法应当取消带有惩罚性的极高的税率，对外贸和国内投资的各种限制应当取消。其三，通过私有化和对现有国有企业实行严厉的约束来控制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迅速降低国有企业的数目，但这需要时间。允许私营企业和进口商竞争，取消补贴、廉价的贷款和税收减免，停止中央政府担保的借贷，反托拉斯政策打破工业巨头的垄断，亏损企业破产，国有企业必须接受真正的市场纪律。其四，保持价格的稳定性。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可以实现价格的稳定，同时在实践中实现预算平衡。后来萨克斯又将休克式的经济转轨战略概括为稳定化、自由化与私有化，并认为这是东欧经济转轨的三大支柱。
二、主张渐进经济转型的理论
1、缪瑞尔的渐进转型理论。 主张以激进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学家把激进的改革方案描绘得近乎完美，似乎只要按以“休克疗法”为中心的激进改革方案办了，原计划经济国家就会立即云开雾散，市场经济的阳光就会普照大地。然而，具有理论完美性的激进改革方案在实践中却失去了它的完美性。东欧和俄罗斯实施激进改革方案的结果大大低于该方案的倡导者和实施者的期望值。这样的激进改革方案受挫的原因何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彼得·缪瑞尔教授如是说：“现在很清楚，激进改革模型在东欧国家面临着很大的实施问题。这些问题损害了模型的最重要的特征——逻辑一致性”（缪瑞尔，1992）。缪瑞尔教授对激进的改革模型提出了批评，并对渐进性的改革加以理论上的阐述。
根据缪瑞尔（1992）的观点，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应采取渐进的方式，以减少改革的成本。渐进改革者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旧体制中的哪一个环节最需要改革。改革者应去干那些应该干且能够干的事情，而不是像激进改革者那样，急于求成，以改革的终极目标为参照系，排斥中间状态的出现。在破与立的关系问题上，渐进改革的倡导者认为，在现存的各经济组织和经济主体的不断演化中，更有效率的体制会逐渐诞生。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通过“进入”与竞争而在旧体制的母体中孕育成熟。人的理性有限，信息有限，人们不可能事先设计一张蓝图，改革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初始阶段的改革策略不会长期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情况，所以，改革的策略是应该并且也可以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因此，渐进改革的倡导者认为，改革不应操之过急。操之过急的弊端有二：造成原信息存量的损失和减少调整改革方案的可能。渐进改革者十分重视人类社会已经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和改革的实践活动，反对仅靠理论推导出来的改革方案。
2、麦金农的渐进转型理论。 麦金农是倡导渐进而有序改革的西方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的转型实践（局部启动、双轨转型、渐进为主、全面推进）持赞成的态度。麦金农认为，转型过程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特别重要，他尤其强调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必须减少预算赤字。因此，他极力主张削减政府开支，制定新的税法。在提到财政不平衡时，他强调有必要控制通货膨胀。他主张为了制止通胀，实际利率应该是正数，也就是利率应高于通货膨胀率。只有实行了财政节制，金融自由化才是可取的。他曾为俄罗斯的改革提出过一些政策建议。麦金农曾论证说，不应该让新近私有化的企业在一开始时就从国家银行得到贷款。这一政策能减少欠债的风险，减少以后不断地谋求放宽预算。他要求新企业依靠自己进行融资。他认为刚从中央计划转换过来的经济提供了巨大的获利机会，人们可以抓住机会，开办小型贸易和加工企业。就像在中国那样，它们需要的资本并不多，而且规模易于扩大。最后，麦金农建议放松外贸控制。第一步是统一汇率。只有在汇率统一之后，外贸部门的垄断和配额制才能取消。任何人只要支付关税，都有经营商品进出口的权利。对于麦金农来说，改革次序是很重要的：在国内金融改革之前应实行财政控制；在放开国家对外贸的干预之前应先实行统一的汇率。放开国内价格的管制应与放开外贸同时进行，但只有在紧缩财政和加强货币控制之后才能实现。麦金农解释说，这样的次序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最佳途径，类似的方案保证了1948年西德经济改革的成功。
3、爱尔曼的转型经济理论。 米切尔·爱尔曼是一位对计划经济有过深入研究的西方学者，近年来又侧重于转轨经济的研究，所以，他在论述计划经济如何成功地转型到市场经济时，不乏真知灼见，不像有些西方学者的论述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
爱尔曼认为，同医学一样，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医学的用途是治愈病体，经济学的作用则是挽救病态的经济。新的经济学科的出现通常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新的经济问题，可以说，宏观经济学的兴起缘于大萧条的出现。发展经济学的诞生是由于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希望本国经济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构建新的学科对经济发展过程加以研究，所以发展经济学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转型经济学的产生，是由于许多国家面临从传统体制转轨的问题。转型经济学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转轨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从中找出政策性结论，帮助决策者制定更有效的措施，这就是转型经济学产生的原因。
爱尔曼指出，世界范围内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已取得重大进步，即我们已经从植根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经院式思想中解脱出来，转而开始研究转轨国家的实际经验。比如，转轨伊始，各国的外国顾问都热衷于鼓动政府推行私有化，认为快速推行私有化是首要问题。然而现在，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他们意识到，快速的私有化往往欲速而不达。为了使私有化更有成效，必须选择有效的私有化途径。由此可见，转轨经济研究已经从传统理论基础上脱离现实的构想变为一门以现实情况为题材的学问。此外，转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宏观经济问题转向结构问题。他认为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转轨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法是：第一，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mance）问题。就是说如何建立富有效率的运作机制以实现对企业运作的控制。第二，公共部门管理问题。必须建立富有效率的公共行政体系。现在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里，已经出现了公共部门管理或公共服务领域内的改革，目的在于提高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让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对官员进行监管，明确他们的职权范围，提高选拔录用标准，最重要的是，支付给他们足以养廉的薪俸。第三，建立稳固的银行体系。许多转型国家的银行体系都处境艰难。银行由于坏帐过多而资不抵债的现象俯拾皆是。转轨国家亟需建立稳固的银行体系，银行必须由小心谨慎的管理者负责经营，同时必须有某些监控机构对其实施合理监控，禁止银行从事风险过大的交易。第四，减少腐败和犯罪。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如何制止腐败行为等问题已经成为热门话题。第五，要完成全面私有化进程。许多转轨国家早已开始了私有化进程。在爱尔曼教授看来，实现私有化的最明智方法就是拍卖。随着经济的恢复增长和私人财富的积累，政府更易于卖出那些经过整顿之后变得有利可图的企业。
爱尔曼教授认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转轨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对社会保障的含义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 ）”观点，安全网的作用在于向不能从事正常经济活动的人们提供社会保障。另一种是人们常说的“社会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观点。根据这个概念，社会中的每个公民都享有特定的权利，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也就是说，社会保障不应该只被看成是帮助小部分身陷绝境的社会成员的最后手段，而应该成为一种对公民社会权利的认同，其目的在于帮助包括老弱病残等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
最后，可以通过增强人们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来减少转轨造成的社会代价。造成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转轨过程中巨大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社会剧变缺乏适应能力。多数人变得惊慌失措，不知路在何方。就像俄罗斯人说的那样，他们对前途缺乏信心。所以，爱尔曼认为，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人民群众对转型前景充满信心（注：参见《经济转轨的理论与现实》，《东欧中亚研究》（京），1997年第5期。）。
三、两种经济转型理论的渊源
1、 激进改革方式的理论渊源主要是主流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主流经济学家针对计划经济的内在逻辑体系，认为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仅仅是渐进的、局部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地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所有元素，才可能为市场经济体制留下生存的空间。所以，计划体制的逻辑完整性决定着改革必须是跳跃性的、大规模的，必须全部抛弃原来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分步走的改革方式不太可能成功。一些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哈耶克，认为主流经济学里不可能容许计划的存在，计划的经济哲学与市场的经济哲学是不可统一的。波兰、匈牙利在80年代经济改革的失败，其原因就在于改革的不彻底性，政府没有致力于以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因而市场的作用发挥得不明显。
这里，我们可以从西方正统经济学界那里获得这样一种观点：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政策必须抛弃“双轨转型”的指导原则，并以现成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先设计出经济转型的完美方案，再进行彻底的、完全的自由化和市场化运动。其实，这样的政策主张并不是首次提出，主流经济学家们在70年代和80年代为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实施经济发展的建议，大体上也是这样。经济转型必然牵涉速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改革政策的各个配套部分必须一揽子付诸实施，而且越快越好。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采用激进改革方式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如果你要跃过深渊，你只能一步到位，不可能谨小慎微，分步跨越。而且有的学者指出，分步走或渐进性地转换一种体制缺乏理论基础。以主流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激进式经济转轨主要围绕稳定宏观经济、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个核心内容进行。稳定宏观经济是必备条件，私有化是基础。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同时实现，以缩短不可避免的痛苦时期，并迅速切断国家和生产系统的关系，以此来防止改革的倒退和滞胀的出现。
激进改革的倡导者和支持者的论述无疑具有理论上的完美性，但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实践中失去了完美。联合国认为，“过去二三年中一些国家生产的下降程度甚至超过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注：联合国：《欧洲经济概要》，1992年。）。
2、 渐进改革方案的理论渊源主要是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前者始于熊彼特的思想，后经耐尔森和温特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他们于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进理论》一书。这一理论主要研究技术的变迁和经济增长发生机制，把这种机制视为市场的“自然选择”功能。而保守的政治哲学则是关于社会变迁的规范理论。这两个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经济体制是一个“信息处理”的机制。每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而整个经济社会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体制对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处理和储存，形成一个社会的知识存量。从这个知识存量的累积性来看，社会的变迁只能是演进主义的。这两个学说把社会变迁比喻为登山。每个登山者面对的是处于云雾笼罩之中的山峦，每个人所拥有的信息只是限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已走过的山路。在此情况下，安全稳妥的爬山策略应是：小心翼翼。每行走一段距离便要对原有对山的信息存量进行一次修正，而那种跳跃式的前进极可能跌进深渊而粉身碎骨。对于人类知识，这些理论有两个基本假定：一是有限性假定；二是所谓“边学边干”。前者认为，人的智力相对“无涯”之人类社会是极其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使得由具体的人构成的组织的功能必然也存在着一个极限。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人和组织都不会是无限理性的，其经济行为仅是其有限信息量中的“理性”。“边学边干”假定认为，人类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型知识，它可以用文字和语言来表达，有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人们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或阅读书籍来掌握它；另一种类型的知识是实践型或个人型知识，它是无法“言传身教”的，获得它的唯一途径是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个人型的知识包括人在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形成的对特定的人和组织的信息。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虽然理论体系不同，但其相似的“世界观”使得它们殊途同归地得出了关于“社会变迁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这个基本理论假说。现存的组织总是产生于特殊的历史阶段，它正常发挥功能同样依赖于相应的社会环境，改变的力度越大，割断组织间的原有联系就越多，这样每个组织就会丢失其生存以及反应的信息，妨碍功能的正常发挥。这正如一个健康的人可以适应在几小时内温度变化五十度左右，但如果是在短短几分钟内发生这样的变化，他的机体大多来不及反应而会受到严重损害。总之，人类社会的知识和信息的储备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因而，大规模的激进的以理性设计为基础的整体变革由于信息不足而可能会使信息和组织资源突然遭到破坏，人们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增大了改革的组织成本与信息成本。
四、国外经济转型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们除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成果外，国际文化学术交流也十分活跃，介绍国外经济理论的文章和著作汗牛充栋，并且，我党历来提倡洋为中用，提倡吸取全人类的先进的文明成果，所以，我国的经济改革策略和改革方案，吸取了国外经济理论中的某些科学的成份，或者说，我们在制定改革策略和改革方案时，受到了某些外国理论的启迪，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在坚持宪法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了渐进经济转型的策略，但是，据此而断言，我们的渐进改革方式的理论基础是西方某一学派的理论，比如说，是上文提到的“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中国的改革实践确实有与上述渐进转型理论有吻合之处，但只能说受了它们的某些启发，或是某种程度的暗合。国内外也确实有不少学者用上述理论的分析工具去分析和描述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中国改革实践。但是，中国的改革始终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的指导。中国改革事业的设计者和领导者们，在无先例可效法、无既定模式可遵循的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践相符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辩证灵活地处理好各种关系，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较好地运用质量互变规律等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指导下，才有了局部启动、双轨运行、渐进为主、全面推进的转型方式，才有了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局部后整体的转型策略；才有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演进过程，才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总之，中国经济转型伟大实践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累累硕果上，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光辉。
收稿日期：1999—06—15
标签：休克疗法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