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21世纪中国的基本增长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长点论文,农村经济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基本增长点问题的提出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开始从传统的卖方市场逐步地转变为买方市场，困扰居民多年的商品短缺问题似乎已经不再存在。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市场饱和、商品压库，由消费不足引发生产乏力、增长减速、就业困难等一连串新的难题。面对新的难题的出现，尤其是在迎接21世纪国际范围日益激烈的竞争之际，人们普遍在考虑用什么作为新的增长点拉动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比如有主张加快汽车工业发展者，有强调重新启动住宅业建设者。而从近期中央政府的决策看，重点是放在加大对基础建设的投资。这些显然都有一定道理，都会产生某方面的效力。然而以笔者之见，要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新的阶段性的突破，形成一种长远稳定而不是短暂波折的发展，根本是应做好农业和农村经济这篇大文章，即在全社会经济发展的认识上，进行一次大的观念性创新，树立把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作为全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增长点的政策目标定位，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从启动农村市场入手，通过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新飞跃，带动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所谓经济发展基本增长点，即是指能够对国民经济形成整体、深远影响力和带动作用的经济增长点。它除了具有一般经济增长点作为经济新发展突破性和带动力的含义外，还具有表现“基本”作用能力的基础性、管总性和持久性特征。这就是说，这种增长点本身处于社会经济的基础层次部位，可以产生出经济发展的深层爆发力；这种增长点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周身”环节，可以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形成全局性推动作用；这种增长点影响作用久远，作用能力持续稳定，可以导致经济发展的长期性突破。
还需指出，在传统的认识中，人们始终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似乎觉得作为“基础”，它只能表现出一种“支撑”作用。加之粮食生产的特殊性，这种“支撑”又总是变为“短缺”性约束，好像历史上从来未有过也不会有那一天农业和农村经济能够走在经济发展的前列。于是人们常常企求的是农业“不出大问题”，农村经济不大拖后腿，为此又时常地在喊：要“加强农业”、“强化基础”、“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反过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来说，其只能放在被“加强”、“充实”或“保护”的地位。所谓的“基础”作用，只能是一种被动和消极的存在。提出把农业和农村经济作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增长点，即是要克服传统认识的局限性，明确在一定条件下，农业和农村经济还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突破点和带动力；这种突破点和带动力一旦形成，便能产生出一般增长点所无法相比的整体性强大推动和深层次生产影响作用；9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现实发展，就预示了这样一种基本增长点的产生。
二、判断基本增长点的主要依据
（一）提出基本增长点，是符合中国国情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
在对农业和农村经济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增长点认定上，自然会碰到一个理论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二元结构”规律及其对中国现实发展影响的问题。因为从历史上的演变看，工业化的进程总是伴随着城乡经济对立、发展差距拉大的“二元结构”现象，西方国家是这样，中国的发展也面临这种局面。而且，这种“二元”对立的主要表现是，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于是，国内外都把“反哺”作为解决“二元”矛盾的良策，似乎农业和农村经济注定就是一种落后产业和处于落后状态，它们要走出落后，只能求救于工业和城市的支持和援助。如此而言，所谓“基本增长点”是无法成立的。对此，笔者提出以下看法。
首先必须指出，历史上“二元结构”现象的出现既有其客观的原因，又有特定的人为因素。从客观上说，在工业化的初期，工业生产作为首先采用现代工业的新兴生产部门，对之传统的手工劳动的农业生产，无疑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使工、农业生产力水平急剧拉大，同时造成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水平差距的出现，这在一定时期是具有必然性的。然而另一方面，造成工农、城乡严重对立又是特定社会行为所致。在西方，它是伴随严重的阶级压迫、经济掠夺和行业歧视形成的，在中国则与有意识地扩大“剪刀差”政策直接相关。也许这些都是现实工业化初期所需原始积累的必然选择，但这毕竟不应成为责怪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的理由。由此可见，以“二元结构”为依据，而简单地断定农业一定是一种落后产业、农村经济只能处于滞后发展状态的看法，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只能是有分析地予以采用。
其次，在对当前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认识上，还应看到它所具有的特殊外界背景及其规律特点。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是直接渊源于本国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那时的工业化完全是自发产生并依据自然的经济条件发展着的，因而便完全成为一种由手工劳动到半机械的，进而是机械化的、电器化的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其中每一步骤的开始出现都带有自发性质，都是在探索中前进，也很难在较短时期中将这些成果应用于对工业化的起点（传统农业）的改造。加上前面已述人为因素的推动，以至使工业对农业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人们开始觉察到这种距离拉大的害处时，工农、城乡间的对立已相当严重。然而在作为后发国家的当代中国，这个过程却明显有所差异。对于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并行中的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来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无须去亦步亦趋地忍受在工业化过程中落后、被动的痛苦，已比较有可能主动利用外界现代化生产的条件，结合自己的优势因素（比如土地、劳动力价格低），进行积极的自我开发，及早走出困境，摆脱贫穷，进而成为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带动力量。
最后，研究当前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还不能忘记它们曾经有过的特殊经历。如前已述，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中，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曾是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这种体制造成自然经济事实上被保护，一方面未能实现现代生产力的快速成长，另一方面又极大地限制了现代市场化经济关系的形成。坏事也许变成了好事。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决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具有对两种活力的释放功能，在实践中也切实使两方面的活力被释放了出来。因为从历史上，无论是现代生产工具开始被引入传统生产的过程，还是自然经济走向市场化的转换期，都是经济发展的“质变”点，都会造成可以广泛衔接的多层次发展切口和新兴生长点，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农村经济会在联产承包造成80年代中期的大飞跃之后，在某些人意料“承包制的优势已发挥完了”的情况下，只是稍有徘徊和调整之后，却又发生了九十年代的新飞跃的历史根源。简而言之，当前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有幸处在现代生产力开始成长和市场经济关系正在形成的双重变革“黄金交夹”期，因而就其自身来说，切实蕴藏着一种成为全社会经济基本增长点的深层发动能力。
（二）提出基本增长点，是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要求的
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进入90年代后的中国经济已逐渐地走出了传统的“短缺”结构，由多年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格局。现在制约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已不是商品生产不出来，而是卖不出去，压库严重，企业开工不足。于是人们力图找到一些新的高层次消费热点以刺激经济发展，却几经周折，效果并不显著。然而仔细分析便可发现，目前消费不足的根源并非真的是全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商品档次低而无处用了，却是因为大量的商品相对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仍然太高，而无法进入他们的消费。
统计资料表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较前是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就城乡提高幅度来说，只是在80年代中期曾有过农村高于城市，而后却接连走向反面（见表1）。与此相联系，农村购买能力也在80年代中期冲高之后，出现了比重下降趋势。以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中的农村份额来说，1978年占40.7%，1985年升到52.9%，1990年则降至48.5%，1995年再降至43.9%，1996年则进一步降为39.4%（注：国家统计局：《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比1978年还低了1.3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比是按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计算。
再从消费结构上说，农村与城市也有较大差距。现在城市居民拥有耐用消费品的比例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以至出现许多轰动一时的“热点”消费品（如家电）逐渐变冷，甚至处于市场“饱和”。然而在农村，情况则大不一样。1995年百户农村居民所拥有的大件耐用消费品量仅相当于城市居民1985年的水平，二者之间足足有十年以上的差距（注：陈剑夫：《农村消费品市场蕴育潜力》，《经济日报》1996年12月27日。）。（见表2）
在一定意义上说，当前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是市场问题。以上农村购买能力低和消费滞后状况，说明目前农村市场问题，既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又是能够释放经济发展巨大活力的突破口。现在三个农民才能顶一个城镇居民消费，如果把每个农民的消费提高到城镇人的水平，则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可比现在扩大130%。另据测算，在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00-1500元时，农村市场容量将达到8900亿元，即是现有容量的1.6倍左右；收入达到1500-2000元，农村市场容量随着扩大到126000亿元，即为现有容量的2.2倍左右（注：信西：《农村家电消费将快于城镇》，《经济日报》1996年12月17日。）。如果农村的市场销售规模真得扩大上一两倍，那么由此而激发的社会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能力又将如何呢！结合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农村新飞跃势头得以出现，我们可以认定，以农村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增长点，既是客观的要求，又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在眼下的研究中，人们都比较重视从培养新的高层次消费热点商品（比如小汽车、高级住宅）出发选择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这当然不无一定意义。然而他们也许忽视了一个最大的现实，这就是如果抛开农村这一大块市场，无论何种“热点”都很难真正热起来，只能“热”在少数人，“热”上一阵子，甚至会误导人们去追逐超前消费，使城乡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在城市里造就少数“追高消费族”，诱发各种消极风气滋生。所以，目前中国市场热点构筑的重点，主要不应该放在“提高”上，而应该是在现有水平上加强“普及”；对热点的选择，也不应该是“锦上添花”地追逐某种高档商品“热点”，而应该力争造成农村的消费“热区”，使大多数商品都热起来，然后再去向更高层次消费热点过渡。只有立足于把农村这个大市场变热，形成12亿人参与消费的格局，才能使中国的市场真正地“大”起来，才能由这种市场扩大和销售热潮的出现，刺激起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现有已经出现的农村新飞跃势头得以进一步深化，最终转化为全社会经济的大飞跃。
（三）提出基本增长点，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产业演变的效益要求的
无庸置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都必须具有内在效益驱使性质，这就是说它在投资效益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否则，这种“增长点”就难以成长起来。如此而言，中国农业和农村作为经济发展基本增长点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它们能不能使来这里的投资者有利可图，能不能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产生良好回报效益。在传统的看法中，人们似乎认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效益较低，投资农业和农村经济很不合算，现在看并非如此。这不仅因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投资可以对全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较大促进作用，而且仅就其直接投资看，在实行市场经济方式运作的今天，它们的回报率也很高，效益水平十分看好。
1985年起，中国政府批准由国家科委组织实施了一项旨在改造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村乡镇企业生产水平的“星火计划”。截止1993年底，全国共组织实施星火项目50634项，总投入为476.7亿元，实现产值2358.7亿元，实现利税378.7亿元，创汇40.4亿美元，其投资效益显然较好。尤其可贵的是，全国已建立了45个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形成了71个国家级区域支柱产业，培育了数百个产值超亿元、利税超千万元的星火产业集团。
搞水利工程一直被认为是“赔钱”事，然而仔细考察，它的回报率也很高。1995年7月辽宁省辽河、泽河、太子河发生特大洪水，座落在这几条河上的四座大型水库共减少洪灾损失200亿元以上，而这几座水库工程总投资只有25亿元。1992年起，全国水利管理开始推行有偿服务，它所具有的投资效益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1996年全行业实现水利经济收入达到979.5亿元，相当于1992年的249.9亿元的3.9倍。江苏、四川两省水利经济收入超100亿元，101个县水利经济收入超亿元，29个企业产值超亿元（注：冯玉禄：《水利，走向市场——记改革与发展中的我国水利产业》，《经济日报》1997年5月27日。）。与水利产业的发展相类似，长期“赔钱”的林业、畜牧业、农机具生产，现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重视综合开发，努力提高经济效益，都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大产业。
再从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提供的数字看，农村乡镇工业也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了较高的投资回报水平和经济效益。一是乡镇工业以占全部工业20%的总资产，创造了占总量近一半的增加值，近一半的利润，近一半的工业总产值，上交了占总量1/5的税金。二是乡镇工业以占全部工业人均装备一半的水平，实现了相当于全部工业销售收入利润率的1.6倍，总资产利税率的1.32倍。三是乡镇工业以相当于国有工业总资产的1/3，人均固定资产装备水平的1/3，创造了为国有工业1.33倍的增加值、1.49倍的利润、1/3的税金，安置了为国有工业4.42倍的职工，实现了为国有工业1.82倍的销售收入利润率、1.51倍的总资产利税率。
当前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投资效益看好，事实则是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流动必然所趋，也是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直接结果。首先，从要素价格去考察，在农村投资土地成本明显低于城市，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很有利的人力资源。其次，对农业和农村经济投资，还可产生出一种对大量闲置要素的“沾合”作用，促使农民自我投入增加和积累机制更快生长，形成农村经济的不断流动、放大增长效应。例如，截至1993年底，全国累计用于星火计划的投资为476.7亿元，其中政府拨款为20.3亿元，仅占4.26%，银行贷款188.9亿元，占39.63%，企业自筹267.5亿元，达56.11%（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国家科委农村科技司、调研室：《科技与农村经济结合的成功之路——星火计划调查报告》，《经济日报》1995年3月25日。）。又如：1987年起国家实行“丰收计划”，10年中由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仅为3.35亿元，然而沾合地方配套和农民集资却近40亿元，中央财政资金与地方政府和农民投入比为1:12，新增产值累计达350亿元，投入产出比达到1:8（注：纪瑞《“丰收计划”再造丰收——记“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实施十周年》，《经济日报》1997年4月13日。）。以上要素配置状况及其机制作用，进一步证实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和基本增长点得以形成的深层价值支撑力。
三、从全局出发，加快培植经济基本增长点
（一）明确树立把农业和农村经济作为经济发展基本增长点的思想
培植农业和农村经济基本增长点，首先必须形成新的观念性突破。一是要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高度认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地位，改变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只看作为消极的“基础”，只求“不出问题”的认识，树立以农业和农村经济飞跃为整个国民经济历史性飞跃的突破口和带动力的全局意识，真正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并且具体地落实在计划、投资的安排中。二是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本身的发展上，牢固树立大农业发展目标和大农村发展思路，加强产业化开发，加快市场化进程，加大产业、区域间结合份额，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三是重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能力上升，在政策引导上力求使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形成以农民收入提高带动农村消费，以农村消费带动全社会消费，以全社会消费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利益传递和经济推进新格局。四是改变涉农投资效益低的旧观念，培育以企业为主体、市场方式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水平以及对全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
（二）下决心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切实加快农业和农村基本建设步伐
目前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投入太少，连正常增长所要求的水平都达不到，更不待说培植经济发展基本增长点了。国家整体还穷，资金紧张，问题是把这紧张的资金投到哪里意义更大，如何从紧缺的资金中“挤”出一部分用于农业和农村建设。现在全国库存积压商品价值上万亿元，只要拿出这万亿元占用资金利息的一部分去用于农村建设，则既可提高农村建设水平，又可形成对农村市场的开发，降低积压商品的损失。在主要农产品价格基本到位的情况下，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应更多地集中于生产开发，并采用信贷方式投入，一般不搞无偿资助，只是在贷款利息上给予照顾即可，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乡镇企业走上市公司的路子去融资，试验兴办农村开发性基金，广泛推行农村基本建设以工代赈，强化扶贫开发力度。建议采用立法规定提高支农资金和农村开发资金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份额，同时积极支持和引导城市投资者和境外投资者去农村投资。各级政府应尤其重视对农业科技开发项目的投资，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科技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
（三）顺应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不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依然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较大推动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新飞跃的深入展开，体制改革也应出现新的突破。重点应放在现代农村经济主体形式的创新和塑造，新型联合体经济组织培养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规范化管理，城乡市场连结体系建设和完善，农村税费收缴制度改革以及县级经济管理和县、乡（镇）、村级领导机构改革等方面。不论何种体制改革，都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求，都要以有利于农业和农村生产力提高，有利于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有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作为全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增长点作用发挥为目标，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客观自然，不搞一刀切，不能强制推行。
（四）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新路子
农村城市化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标志，而城市化进程的本身又会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推进器。所以，恰当地选择城市化路子对促进经济基本增长点形成关系直接，意义重大。从实际出发，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完全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靠城市经济吸纳劳动力，让农民进城，以实现极大地降低农村人口的比重，而应该把握和利用好现在已出现的趋势，主要依靠农民和农村自身的能力和投入，在农村经济产业化、市场化推进中，提高大量而广泛分布于各个区域中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现代化程度，使农村人口和农村经济向这些中小城市和集镇靠拢或集中；使广大农民处于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离土离乡和离土不离乡结合的发展中；使农村与城市在生产方式、经济收入、生活水平等方面趋于接近，很少差别，从而最终地完成对农村经济的现代化改造和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准城市化发展新路子。如果按照这条路子去走，则应该把地、县级中小城市作为城乡经济的连结点和未来城乡融合的磨合点，在城市建设上也应逐步地转向以这些中小城市为重点，以便及早地构筑起城市发展的总体框架，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基本增长点形成和成长发展。总之，中国城市化发展是一定要同整个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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