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澳门地区社会公正指标的发展状况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发展状况论文,公正论文,指标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经济社会取得了显著成绩和长足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高。本文拟从社会公正指标的视角来思考澳门地区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及相关问题。
澳门居民的社会公正指标构成分析
经济指标绝不能等同于居民的生活质量的发展，居民健康、生态环境、社会公正等也是居民的生活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关于发展的一种耳熟能详的观点是：只要经济上去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唯经济的发展论显然忽视了改革本身就是一项政府行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机制、政府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那种建立在“客观”数理模式之上的经济学本身就是发展主义的一种迷思。从这样的角度看，社会公正就不是一个数字问题、发展问题，而是一个和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的问题。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发展机构的研究框架中，均从绝对意义上对不均衡现象进行解读。也就是，提高贫困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允许日益增长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可以同时包容的。因为，如果经济政策刻意地对穷人进行分割和补偿，那将十分有悖于公正应得原则，不利于提高国民的市场竞争意识，从而影响社会公正；如果是在经济增长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保证经济增长可以转化为贫穷的减少，这样可以产生双赢效果。在社会政策层面，主要是降低结构性不均衡的困境，使得贫困人口和边缘化群体在更均等的条件下可以获得贡献和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
既然要从结构上改变贫困人口和边缘化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就需要对制度进行公正性的设计。那么如何让政府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让社会不公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在澳门社会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时候，我们不妨将社会公正作为自身的发展理念与行动指南。一个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是不健康的社会，它的成员也绝不会拥有平等与自由的公民权利。虽然适度的收入差距可以刺激经济发展，但如果居民收入过于悬殊，同样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
现在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其实关键的问题不是初始差距大不大，而是对初始差距有没有调节能力和这种差距是否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在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情况下，社会公正原则的建立，是基于各社会阶层利益协调的共同价值认同，它是市场竞争之上维护共同生活的最高的原则，通过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来救助和扶持弱势群体，是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应有之意。本文正是在生活质量的视野下来分析澳门的社会公正现状，具体的指标设置如下表1所示：
据统计资料显示，在22万多澳门本地就业者中，月薪低于4000澳门元者有7.8多人，超过就业人口的1/3；月薪低于3000澳门元者占就业人口的22.5％。低收入的制衣业工人数量仍超过2万人，与博彩旅游业无直接关联的加工制造业及其他民生服务行业基本上未受惠。[1]
总之，现在本澳约有六成人口中不但未能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生活水平还略有下降。有学者指出，2002—2003年澳门收入最低的两成家庭的每月平均收入只有3300多元，而收入最高的两成家庭每月平均收入达37000多元，二者相差超过十倍。这两年澳门经济发展更为迅速，贫富差距也变得更加会人担忧。[2] 据统计，2004年第四季澳门人收入中位数为5599澳门元，其中制造业收入中位数最低的为2968元。在澳门20.2万劳动人口中，低于收入中位数的就占了57.8％。其中贫困人口在3万左右。博彩业全职平均月薪为10881元，还有上涨的趋势，估计可达15000～18000元。[3] 可见，澳门地区的劳动收入存在着类似于内地的贫富悬殊情况，尤其反映在行业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上。
当今社会财富要平均分配并非现实，社会贫富差距不可避免。但澳门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表明，澳门已是一个高收入的富裕地区，然而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却令人担忧。所以，澳门社会必须正视目前澳门社会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的事实，正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少数财团占据了澳门的大部分财富的事实。因此，澳门政府应积极进行思考和采取措施，依法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澳门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澳门地区社会公正指标的现状与评价
公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也是理性社会制度设计的一项基本准则，更是一个社会能够良性运行的基本保证。近年澳门经济高速发展，说明澳门整体的经济水平在总量上有很大的进步。尽管特区政府实施以民为本的施政措施促进了澳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但大部分市民的生活素质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未能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4] 这一现实促使我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当前澳门的社会公正缺失问题。
1.贫富分化差距的比较评价
(1)基尼系数评价。在澳门，用以量度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持续扩大，十年前为0.41，五年前为0.43，最近一次调查结果为0.45。说明回归前和回归后的贫富差距略有升高的迹象，当然，这也受到国际大趋势的影响。按财富分配的五等份法看，十年前家庭收入最高的20％与最低的20％之比为1∶9，至五年前为1∶10，而最新的数字为1∶11。[3] 澳门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在内地，居民收入最高的20％与最低20％收入之比在1999年为1∶6.5，1992年为1∶7.0，1995年为1∶8.6，1998为1∶7.9。从整体上看，内地的最高收入层和最低收入层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基本上与澳门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4]
学者陆光将贫穷成因分为不同的类别。[5] 如以病理学观点，贫穷原因有生理原因、心理原因、习惯原因、才能原因；社会结构观点则如生而贫穷但得不到社会协助，缺乏就业机会，产业转型等引致。在澳门地区，收入水平低者大都是为弱势群体，其共同特点是年龄偏大、教育水平低、谋生技能差，在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目前澳门的失业率已降至4％，达到结构性失业的自然状态。即使社会能提供高收入的职位，失业者也无法承担和胜任工作，这些人只有靠政府政策倾斜才能保障生活。现时澳门流传的“有人无工开，有工无人开”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1] 因此，澳门政府也在不断反思自身的人力资源机制，建立了专门的人力资源研究机构。这一举措将相应较以前更好地因应市场的需要有针对性、有步骤地为更多的弱势群体提供培训和“充电”机会，提升其维生技能。
结构因素主要体现在澳门独特的产业结构上。澳门回归以来，在特区政府实施“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服务业为主体，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方针后，龙头产业蓬勃发展，澳门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本地国内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450亿澳门元增至2004年的800多亿澳门元，增幅高达75.9％，其中2004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80965澳门元，跃居亚洲第三。据统计资料显示，在22万多本地就业者中，低收入的制衣业工人数量超过两万人，与博彩旅游业无直接关联的加工制造业及其他民生服务行业基本上未受惠。行业收入差距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决定要素。
(2)贫穷人数和贫困收入评价。过去十年澳门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究竟贫富状况如何呢？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资料，2002—2003年收入最低的1/5家庭，平均每月收入3316澳门元，以每一家庭平均有3.18人计，每人每月收入为1042.8元，低于社会救助金的1300元/人，就是以整个家庭平均有三人计算，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也低于政府给予三人家庭的社会救助金3510元的水平。若以澳门有45万人口计，1/5的人口收入低于社会救助金的水平，就相当于9万人处于这种境况。若社会救助金水平就是澳门的贫穷线的话，即是有1/5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之下。
2000年，澳门社会保障学会曾建议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贫困线的界定方式，折中地将澳门的贫穷线划定为每人每月收入中位数的1/3，于2000年计贫穷线标准约为1700元。[6] 若以2003年每月收入中位数4801元计算，贫穷线标准为1602元。澳门社会保障学会之所以提出这种折中方案，乃在于此标准与目前的所谓“最低维生指数”差距仅300～400元，较容易在短中期内做出适当的、循序渐进的调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指标的水平问题。若上述任一指标都是较为适当的话，则澳门落入贫困线下的人口将不止20％。[5]
虽然关于澳门贫困线的划定尚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将贫困线定为1600～1700澳门元之间，以此为标准的话，澳门尚有30％左右的社会成员在国家贫困线以下，这在国际上都属于比较高的标准。据世界银行2004年的调查报告，香港的基尼系数是0.5，为发达国家或地区中最严峻的水平，反映香港近年的贫富差距急速扩大。有的经济学家分析，现时澳门的基尼系数纵使仍比香港好，但如果不注意贫富差距扩大的事实及其在群体中的影响，将不利于澳门经济社会的发展，值得政府给予高度重视。
2.就业充分程度评价
(1)劳动参与率评价
男人和女人在获得机会和资源方面的差距在世界上随处可见，但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这一差距更是多见。在世界银行1999年关于劳动力参与率的报告中，一些经济发展国家和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其女性参与率与男性参与率之比都接近与1，而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和不开放的国家则很低，维持在0.5左右。澳门的同期指标为0.71，属于中等水平。这一指标比中国内地的0.8略低。但可以看出，随着澳门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参与劳动市场比重越来越多，职位也越来越高，这是澳门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
由于劳动参与率涉及一个文化自由层面的讨论，故将其放在社会排斥的框架进行考虑。在澳门地区近十年期间，1996年劳动参与率达到最高，为66.6％。但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从1996年的66.6％下降到2004年的61.9％，跌幅为五个百分点。表明越来越多的可就业人口没有参与劳动力市场。从理论上讲，不参与劳动力市场可以由自愿性因素或非自愿性因素所导致。自愿性因素包括选择接受教育或培训，选择留在家中负担照顾工作或家务料理工作，选择退休或休闲的生活方式等等；非自愿性因素主要是受到个人或/及社会因素所影响，而被迫失业或不能就业。还有大约40％的劳动人口不能参与就业，可以断定他们中很大部分就是面临着社会排斥的问题。
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工作是居民生活质量的保证，失业就意味着贫困。失业率是衡量居民总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就业不仅是居民谋生的手段，而且是居民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上世纪90年代后期澳门经济进入衰退期，失业率急升到恶化程度。1996年澳门的失业率达到4.3％，是往年所未及的。而1997年很快就降了下来。可是，自1998年中期以来，失业率再次回升。1999年失业人口增至1.3万人，失业率高达6.3％，比1998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大约等于1990年的6倍，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从2002年到2004年，失业率开始下滑，跌至2004年的4.8％。这也反映了澳门在回归后，政策重点导向于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劳动。当然，这也和外地劳动力输入减少的现实有关系。
(2)就业不足率评价
就业不足人口是指在参考期间，不论其职业身份，非自愿地工作少于35个小时，但随时可以接受更多的工作或正在寻找更多工作之就业人口。就业不足率反映了劳动人口受个人或/及社会因素所影响，而被迫不能充分就业。这部分劳动群体比重相对较少，并和失业率有着相同的变化规律，这反映了就业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反映了时间的阶段性。澳门就业不足率从1996—1999年一直维持在一个百分点左右，到2000年增至3％，次年达到历年最高3.6％。随后的三年里，随着政策和经济的好转，就业不足率又开始下降。这充分说明，澳门的就业结构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3.行业收入差距评价
在澳门地区，1997年及以前之行业分类采用行业分类第一版，1998年及以后之行业分类采用行业分类第一修订版。由于两个版本之行业细分类并不完全相同，因此1998年及以后的行业数据不能与1997年及以前的行业数据作直接比较。于是本文选择回归前和回归后两个阶段进行分析。但总的来说，在这十年期间，各行业职工的绝对工资比较变化大，而相对工资的变化都不是很明显，各行业职工的绝对工资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各行业工资增长的幅度存在着差别(见表2)。在1995—1998年间，除了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务、水电及气体生产供应业和金融业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批发及零售业保持平稳增长外，其他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仓储及通讯业均处于缓缓下降状态。这不仅说明了澳门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也反映了劳动力成本的价值在各个行业的分布。自从澳门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和澳门政府的领导下，澳门的行业收入保持着平衡稳定的状态，相对回归前的部分行业波动较大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变，也说明了政策制度不断趋于完善。
4.两性机会平等评价
(1)教育机会——高等教育学生女性所占比重评价
澳门人口不足50万而有11所高等教育机构，从数字上看，确实偏多，但学科比较齐全并以本澳中学毕业生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只有公立的澳门大学、理工学院和新成立的私立科技大学，其他如澳门旅游学院、澳门镜湖护理学院等，只是专科院校或以遥控教学为主，生源亦与上述三所院校不完全一样。从国家统计局数字可以看出，专科学校招生数量从1991年的0.52万人下降到1996年的一半，而2001年又回升至0.75万人。大学院校招生人数从0.61万人迅速增至1996年的1.09万人，到2001年又增加了2000人。女生生源方面，在专科学校，其人数一直高于男生；然而，在大学院校中，1991年和1996年女生从低于男生0.8个百分点的人数缩小到2001年的0.6个百分点。另外，在2001年中，大学男生在校数量为2.05万人，而女生就为2.56万人，这得益于高等教育招生的公平机制，使得勤奋上进的女孩能进入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在澳门高等教育中体现了公平的教育机会平等原则。
(2)就业机会——有酬工作就业人口女性比重
图1(A)列出了在1970年、1981年、1991年和1998年特定年份年龄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从图中可以发现，年龄在25～49岁之间的劳动参与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几乎接近饱和状态。图1(B)表明，在15-24岁组和55以上组的群体中，女性劳动参与率大致上类似男性的劳动参与。此表表明，年轻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下降，主要是因为女性更多的在接受高等教育，推迟了就业的年龄。
图1(B)表明，年龄在25～29之间的青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70年的29.9％增至1998年的80.8％。主要原因是随着澳门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自身素质不断提高，女性在青年时期接受职业训练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多，使得青年女性结婚年龄推迟。女性结婚的中间年龄从1991年的26.8％岁增至1998年的27.4％岁。在当今的澳门社会，女性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已得到明显改善。即使在1996年，女性总的劳动参与率也为55.4％，这个比重高于亚洲“四小龙”。可以肯定，澳门女性劳动参与率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不是很大。
5.小结
澳门回归以来，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的差距也不断扩大。由于澳门本身没有制定统一的贫困标准，所以无法做精确的评价。但从以往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澳门的贫困问题依然严重。从就业机会和性别机会平等来看，女性参与率不断提高且素质也在不断提升。最为不公正的问题之一就是行业收入差距，这和内地的情况一样，充分体现了当今要素参与分配的重要功能。可是，澳门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其要害不是收入上的不平等，而是收入上的不公正，是由不公正导致的不平等，是由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的结果不平等。这种情况使得部分澳门居民产生了“相对剥夺感”。
对澳门地区社会公正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面对澳门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治理？笔者认为，发展经济、促进就业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但即使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也不能实现完全就业，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年老、疾病、伤残等各种原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来解决生存和生活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首先，政府要提高援助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以澳门社工局所订的最低维生指数——澳门币1300元，作为经济援助金或养老金或残疾恤金，确是难以为继。因此，政府需要考虑提高社会保障的援助水平，以“收入贫穷线”作为援助给付标准。同时，政府应积极扩大社保之覆盖面，令更多劳动人口受惠于社会保障基金。对弱势社会群体，政府的角色在于提供一个资源充足的安全网，通过社会援助计划，照顾老弱、伤残及经济有困难等人士。
其次，巩固与运用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澳门受内地传统文化影响，家族观念较强。故此，政府应鼓励及维持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以目前社会保障给付之金额，不足以满足个人基本生活需要。这样，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特别是家人、亲友可以补充其不足。以老年人来说，安置他们最佳的方法就在于生活在自己的家庭里。家庭是最佳协助资源，老人通过家庭可达成互相照顾和关怀的效果。当然，家庭生活有助于巩固及促成良好的家庭关系。倘若家庭照顾/保障未能达成(例如，鳏寡孤独者)，就需要到公立的或私立的院舍。那么，这些机构应该以家庭化(人性化)方式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政府以及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可以尝试通过社区支持网络以达到照顾的目的。
为了实现澳门的长治久安，必须形成和完善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机制。这套再分配机制至少应该救助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补偿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除此之外，它还应为大多数人提供收入保障，使之不会因失业、患病、年迈而陷入贫困。为此，澳门特区政府经济部门要继续将“巩固、分享、调整、提升”定为自身发展的总方针。积极把握有利机遇，巩固经济发展基础；逐步让更多居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适度多元化；提升经济素质和竞争力，努力实现澳门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委托项目：本文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综合生活素质研究中心委托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