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丰富的思想宝库，它凝结了自先秦以来每个历史时期各派哲人的智慧，统领着东方哲学的主流，与西方哲学一起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学脉。
一、哲学的民族化与民族哲学的世界化
哲学有东西方之别，这是人所共知的。其实世界上各民族的哲学，都有各自的特点。即使在西方，欧洲大陆与英国哲学传统就有很大区别，在中国，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哲学传统也不相同。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历史际遇的不同，每个民族对世界的总看法、每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总是有差异的，因此，以往的哲学都是民族化了的哲学，即是以民族形式表述出来的哲学。所谓“文化误读”，就是指一个民族不可能对另一民族的“文本”作身临其境的、原来意义上的解读。但是，在工业时代特别是其后的信息时代，全球化的潮流奔腾而来，信息的传播可以以无间隔的速度达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文化（包括哲学）的世界化趋势成为历史的必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个世纪中叶所预言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哲学也是如此，它在保持民族性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走向世界化。
从20世纪下半叶起，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全球化的潮流。如果说，20世纪中叶以前，世界的总体格局是国家和地区之间不断的战争、民族利益的碰撞、意识形态的对垒，那么，到了20世纪下半叶，社会的发展开始走向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走向了全球化时代。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席卷了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域性的统一市场和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引导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到处都在“与国际惯例接轨”；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任何地方的每一项科技成果和社会新闻都可以在一瞬间传遍全世界，人类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另外，人们所遇到的困境和难题，也是全球性的：环境、人口、艾滋病、道德堕落和犯罪等，都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文化就面对着很多共同的研究课题，在文化方面的对话、协作和融合就成为很自然的了。
第二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瓦解和东方文化的崛起。这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从西方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整个殖民体系逐渐瓦解，由此而引起欧洲文化（西方文化）中心论也随之衰落；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在科技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文化方面却碰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诸如传统价值的失落，精神的颓废，道德的沦丧等，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而开始重视伦理型的东方文化；在亚洲，获得独立的人民在自身的文化背景下取得了经济的迅速腾飞，因而对东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开始以新的视角来研究东方文化，进行自觉的文化反思。近10多年来，由于世界性的冷战结束，政治、文化的多元化更成为一种潮流，这就加速了西方中心论的瓦解，东方文化的发展也就日益引人注目。美国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S.P.Hontington）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文化格局的这种变化。他在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上发表长篇论文《文明的冲突？》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他还断言，“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亨廷顿是西方文化中心论者，他不愿看到西方文化地位的失落，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非西方文明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下的历史客体，而像西方一样成为推动、塑造历史的力量”，“国际关系——这个一向在西方文明内把玩的游戏——将日趋非西方化，非西方文明不再是配角而会成为这个游戏的主角”。他所说的“非西方文明”，其中就包括中国文化（儒家文化）。
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哲学，随着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文明格局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在全球性视野中，我们的民族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如何面对时代潮流，开拓新的思维空间？这是中国的哲学工作者们必须予以回答的时代课题。
首先，中国传统哲学应该顺应时代的要求，加入到文化的全球化潮流中去。如果说，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中国哲学的封闭性和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工业时代乃至信息时代，中国传统哲学若不采取开放的心态，就无异于窒息自己。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实践，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实践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践。哲学要高瞻远瞩，要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就一定要面对人类最新、最高水平的实践活动，把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最新成果纳入自己的视野，予以总结、概括和提升，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础和依据。比如，当代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使人类关于世界图景的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类在科学实践中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与半个世纪以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哲学对此绝不可置之不理。在传统哲学中，人际关系、伦理道德是放在第一重要地位的，主张所谓“不学礼，无以立”，追求“崇善”的极境，对自然科学和技术则采取“君子不器”的态度。如果固执这种态度，则中国哲学是无法“开新”的。又如，国际学术界十分注重主体性问题、生命伦理学问题、语言哲学问题、心智哲学问题、文化哲学及后现代主义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薄弱方面甚至是空白，我们要走向世界，就必须以中国的方式对这些问题予以研究，并进而融进世界文化的洪流中。
其次，在融合中西文化的过程中，要保持中国哲学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使之更加完善。中国传统哲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枝奇葩，它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洞察、高度辩证的思想以及无与伦比的智慧，决定了它将蓬勃发展并愈加完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其结果并不是民族特色的消解。在文化交融中，各民族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这只会使民族文化更加丰富、民族特点更易于表达。事实上，中国传统哲学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吸收了印度哲学、西方哲学的一些内容和方法，成功地溶解到自身的理论学说中，而民族特色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有所减弱，这就是很好的说明。在当代世界文明格局中，东方文化受到普遍重视，中国传统哲学已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意义。从相对应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哲学的长处正好是西方哲学的短处，西方哲学界注重中国传统哲学，正是它的民族性方面的、有别于西方哲学的内容。因此，只有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中国哲学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在世界哲学论坛上占据显赫的地位。
二、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新纪元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十分成熟的哲学形态，几千年来经过无数哲人汇细流入巨川的劳作，这种哲学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和特点，有独特的表述体系，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处理人际关系和达到自我完善的深层精神支柱、思维规范和行为准则。
哲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当世界走向全球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中国传统哲学所固有的历史性局限和结构性缺陷就显露出来，中国传统哲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第一，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已不再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同时也摆脱了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正在向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发展。这种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要求社会的上层建筑（包括哲学在内）必须适应新的基础，向前发展。奠基于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哲学，它的原有形态当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比如，建立在现代社会生活上的价值体系，把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上升到极其重要的地位，十分注重个体的发展和人性的张扬，在社会生活中强调进取、竞争、强调永恒追求和自我超越，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体系是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的。
第二，当代人类实践的深化，提出了无数新问题，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无法解决的，它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局限性之所在。世界从工业化时代走向信息时代，使全球化成为一种潮流。高新技术正在以加速度在向前发展，与实践密切相关的人类的认识能力，在当代也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同时，世界文明发展中所产生的全球性困境，如生态、人口、能源以及高科技背景下的伦理问题等，在传统农业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传统哲学无法面对诸如信息高速公路、试管婴儿、安乐死等之类的问题。现代社会所出现的这些前所未有的现象，必须有新的、现代的哲学理论予以概括。
第三，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现代民主精神主张人民主权原则，即主权在民，一切权力归人民所有和行使。它肯定公民的民主权利是不可剥夺的神圣基本权利，所有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力都是平等的，国家政治生活必须法制化、程序化、公民有权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在公共事务中应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多数应当尊重少数，在决策失误时有相应的机制予以纠正等。现代科学精神是尊重客观事实、探讨自然规律、追求真理、反对愚昧的精神，是求实创新、崇尚理性的精神。现代科学是人类自身进步的强大杠杆，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中国传统哲学中不可能包含现代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中国封建社会是专制主义的社会，所谓“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水以载舟”等，其实质是维护封建政权，而非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中国传统哲学重视道德理性和实用理性，而不重视科学理性。这种道德理性和实用理性不探讨自然本体的知识，不追求科学与“真”，甚至对生产技能也是鄙视的，只求现实生活中的伦理纲常之“善”，只求确立人际关系的和谐。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必须向前发展，吸纳现代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才能适应时代需求。
第四，中国传统哲学是训解或阐述古代经典之学，在很多场合都是用“注经”的方式来表述哲学思想，因此难以“别致其新”。这里首先是个思维朝向问题。“我注六经”（或者是“六经注我”），都是以“经”为本、为据，最早、最古的，才是最权威、最典范的。中国历来是以“尧舜之治”、“三代之盛”为楷模的。这是一种向后看的思维方式。在当代社会迅猛发展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固守向后看的思维方式，势必落后于新的社会潮流。其次是治学方法的古今之别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治学方法固然有其优长之处，但若要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要在当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恐怕还要适当地吸收西方学者的逻辑的、分析的、实验的方法。
中国传统哲学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产生困惑，受到挑战，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我们说中国传统哲学要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它，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料。任何文明的创造，都是以“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2〕的。 毛泽东也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我们需要的中国现代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植根于民族哲学的深厚传统之中，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当代的优秀文明成果，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践，创造性地建构富有蓬勃生命力的新哲学形态。
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话题，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旋律。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灵魂和核心，更是受到普遍关注。无论是“文化激进主义”者，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今天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都无可回避地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面向现代化。
中国改革开放10多年来，是中国有史以来生产力发展得最快、成就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应该说是处在一个极有利的发展前夜。本世纪的前50年，战争连绵不断，“洒向人间都是怨”，国家和民族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全国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政治运动彼伏此起，哲学几乎成了政治的理论拐杖，谈何发展。从70年代末开始，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首要任务，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使中国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进入一个新纪元。哲学家们思考中国哲学的前景问题，有了一个较好的历史机遇。我们讨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进化问题，无论就其社会前提、思想积累，还是舆论氛围、交流手段，都已是十分现实的和可操作的。
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发展，必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掘传统哲学的思想精华，使之与人类最新文明成果相结合，从而更加适应现代社会。中国传统哲学中蕴藏着丰富的珍宝。如先秦殷周时期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对事物矛盾的统一作了精辟的说明。老子的哲学思想，更是为人们所熟悉，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以及“反者道之动”等，都具有较高的辩证法水平。这些优秀的思想遗产，应该很好发扬和继承。除了继承之外，还应运用现代认识成就予以阐释，予以发挥和提升。如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模糊性思维的观点，揭示了人类思维的一个重要特性，很值得重视。在客观世界真实地存在着许多模糊事实，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时候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往往只能作模糊的说明。这种模糊性表现了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差异的中介过渡性。反映在思维中，就必然会产生思维的模糊型。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模糊性思维，带有很浓的古代朴素的色彩，与现代模糊思维有很大差距。现代的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是对精确数学和传统二值逻辑的发展，它远远超过了古代模糊思维的水平。很显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模糊性思维，必须向具有现代水平的思维发展。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唯物主义思想、辩证法思想、认识论思想、系统思想、人文主义思想、伦理思想、历史进化思想等等，都有必要经受当代人类文明的洗礼，使传统哲学演变为现代哲学。
第二，吸取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补充和完善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有着诸多区别的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这两种形态各有其优长，也有其缺陷。相对而言，本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学派蜂起，争执激烈，在深入的学术探讨中发展了哲学理论，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就学术而言，比中国传统哲学取得了更好的成就。其代表性的哲学家如诗恩、维特根斯坦、乔姆斯基、马尔库塞、海德格尔、德里达、哈贝马斯、罗蒂等，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这些哲学大师的研究方法，如历史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心理体验、结构主义、发生学、现象学、解释学、批判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其中的语言分析的方法，主要探寻命题的一般形式和分析个别命题的确切意义，以及如何消除自然语言的含混与歧义，近些年来发展到借助现代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作为手段来研究语言和推理等方面，它在实践中有助于解决计算机人工语言的语义问题。这种方法是中国传统哲学所缺乏的。如何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有积极意义的研究方法吸收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框架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其次在表述方式方面，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微言大义”、“语录体”以及很多含混的、易生歧义的表述，应予改造。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借鉴现代西方哲学中严格定义、精确论证、在某些场合甚至运用数学逻辑符号等方式。当然，在吸纳西方哲学成果时，应坚持中国哲学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点，其中主要是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包括传统哲学中的一些范畴，如物我、能所、天人、阴阳、形神、道器、和同、体用、知行等，经过重新改造诠释后均可加以运用。
第三，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理性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无疑是重视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一般来说是实用理性（或道德理性），它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实用理性不可能追求高高悬浮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哲学理论体系，也不可能追求科学与“真”，而只求现实生活中的伦理纲常之“善”。这并不是科学理性，中国传统哲学不注重逻辑演绎和科学推理，而强调意会、体悟、直觉、灵感，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有人推崇国外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潮，认为过去中国人太理性化，现在需要加以反省，也要提倡非理性主义。其实这是对国情的一种误解。理性在西方走过启蒙、弘扬的历程，在20世纪初当理性走向极端、暴露出弊端之后，西方人才开始反思理性。哲学批判达到这个高度，已是走出中世纪400年之后，因而，西方的反思理性， 是历史水平的批判，或当代理性的批判。在当代中国，最迫切需要反思的绝非理性，而是要反思非理性、非科学、非逻辑。只有弘扬科学理性，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克服自身结构性的缺陷，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现代哲学，应该是奠基于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理性主义哲学。有学者提出了“新理性主义文化”的概念，认为这种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1）人们更重视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同时更加高扬人文精神；（2）整体化精神和个体化精神互相补充， 建立公众自治社会的新共同体；（3）与自然保持谐适关系；（4）各民族在世界交往中取得优势，保持自己的特色。〔4〕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 很需要吸纳这种富有时代精神的“新理性主义”，以利形成新的哲学形态。
第四，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最根本的途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在实践中总结和提升时代精神，以此作为自身形态改变的土壤和养分。中国现实社会中，原来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向富有生命力的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引起世人瞩目。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景观，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巨大变化，以及现代技术、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现代“社会病”、道德困境、全球性问题等，都迫切地需要哲学作出说明。“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中国哲学只有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才能真正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进程，其反映出来的，正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3〕《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99页。
〔4〕 参见姜义华：《人类需要新理性主义文化的崛起》，载《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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