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哲学的命意及其当代旨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意论文,旨趣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Q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01-0002-05
面向问题而不是追求理论上的“花样翻新”，这是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应当采取的学术态度。但是，所谓的“问题”正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中才成其为“问题”，并随其视界的变化而变化的。“问题”的确定及其向研究“论题”的转换，往往与理论自身的内在进展乃至范式的调整分不开。哲学要能够思入并应答真正困扰、威胁着人类的那些历史地形成的根本性“问题”，也必须经由与人的实际生活的互相参照，不断地发现并解决自身的问题即为自己“解蔽”。可以说，生存哲学就较为明确地体现了现代哲学正在经历着的这种自觉。因而，所谓的“生存哲学”也不过是现代哲学的一种表述而已。
一
以“生存”作为“哲学”的前置词，说明这个词在该哲学中是一个关键的或核心的概念。而正是这个概念，标志着哲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向并使哲学的现代性凸显出来。
在生存哲学的视域中，“生存”不是一个外在的描述性概念，而是一个力求把握人的生存真谛的反省或反思性概念：它不是简单地指人的“生命的存活”，而是指人作为生存者是“生成着的存在”。人的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它总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开放，而不会最终完成于某一确定的状态。一旦凝固下来，它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张力，物化甚至腐化。生命本身是科学永远难以穷尽其奥秘的合目的存在，人的生命更是有意识地表现和体验其生命潜能的自成目的的存在。人的生存、生活自成目的，恰恰是因为它能够自我分化、二重化为目的与手段。目的要靠手段确立，手段要靠目的规定，两者互为中介，互相过渡，由此展开一种自否定自确证的关系和过程。
人的“生存”无疑是一个古老的事实，但“生存”的上述理解却是现代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哲学虽然缘起于并要回归于人的生存，但却是为“生存”寻找根据或支点。古代哲学认为这个根据或支点在生存之外，这就是神化的自然或自然的神化，这说明当时的人类还生活在“自然”——原始的天人合一状态——的襁褓之中：近代西方哲学则认为这个根据或支点是思维的主体或主体的思维，表明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和对自身的思维、理性的无限推崇，这可以说是人的神化或神的人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近代人不再听凭命运的摆布而能够肩负起自己的命运？是，又不是。对于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人类来说“是”，对于有限的个体来说则“不是”。而这里的所说的“人”显然是“大写的人”，即作为“族类”而非个体存在的人，并且指的是不受人的肉身和经验所规约的普遍理性或纯粹意识，其典型形式是数学的公理、逻辑或超验的信仰，个人的生存及其命运似乎已然被这种先天或者天赋的观念所决定，但实际上它却与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彼此外在、彼此抵牾。显然，西方近代哲学较之古代哲学的思维坐标虽然有了变化，但坐标本身却都是形上的超验本体或实体，都是要先在地确立起一个超时空的“终极本质”或“绝对价值”，既为人的生活提供信念的支撑和理想的希冀，又借以掩饰和安慰人的残缺的苦难的现实。
真正把目光投射到人的生存之域的是现代生存哲学。生存哲学认为，人是具体的生存者，人是通过在世生存而获得和变化其规定性的；生存作为每个个人生命的表现和体验活动，只能由他们自己选择或担当。因而，生存的根据或支点不仅在人的生存之中，而且取决于人在生存中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发展。生存哲学由此表达了现代哲学的范式转换：不再作为超验的终极尺度外在地审视和裁定人的生存、生活，而是自觉地作为人的生存、生活的内在要素发挥其反思功能，超验的外在的神性的判决转向感性的内在的人性的批判。
看到“生存哲学”这样的字样，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在讲基尔凯戈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哲学，西方生存主义各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例如在基尔凯戈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与萨特之间就有相当大的差异，海德格尔甚至不承认自己的思想属于“生存主义”，因为它是要由“生存”而通达“存在”。限于篇幅，本文只取它们较为接近或一致的思想倾向，即关于个人生存体验和生存信念的哲学。雅斯贝尔斯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本讲演集，书名就叫《生存哲学》。该书“导言”指出：所谓生存哲学，虽然不过是惟一的古老的哲学的一种形态，但目前以“生存”二字当作标示哲学特征的语词也并非偶然。生存哲学强调指出了长期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哲学任务：从本原上观察现实，并且通过我在思维中对待我自己的办法，亦即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生存”(Existenz)乃是指示现实的字眼之一，它带有基尔凯戈尔所强调的重点，它意味着，一切现实的东西，其对我们所以为现实，纯然因为我是我自身。我们不仅是存在在这里，而且我们已被赠予我们的实存(Dasein)，已被赠予以作为实现我们本原的基地（注：见卡尔·雅斯贝尔斯著，王玖兴译《生存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1页。）。现代西方生存哲学的确是我们进行生存哲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它从人的生命感受、内在信念方面来理解、看待“现实”的思想，是现代哲学共有的思维倾向，和马克思哲学也不无相通之处。但是，现代西方生存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相通又相异，而我们更为看重的是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生存哲学的对话和思想撞击，是通过这种对话和思想撞击敞开、催化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思想，并同时用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思想对现代西方生存哲学合理因素给予拯救和吸取。
如果把“生存哲学”的产生理解为西方哲学“生存论”转向的产物的话，那么，马克思无疑是这一“转向”的重要启动者或开创者之一。因为正是马克思在批判与宗教神学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并扬弃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人本学的过程中，在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抽象的”、“死的”社会力量和符号对感性“具体的”、“活的”人及其生活的统治和扼杀中，有力地扭转了人们对“现实”的非现实看法即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看法，把现实理解为由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所创设并为人直接地感受着的实际生活过程，从而深刻地把握住了人类历史从“附魅”向“祛魅”的现代转型。
诚然，马克思本人没有而其他人也没有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生存哲学”。如果从马克思哲学与西方生存哲学的区别来看，这似乎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未把人的存在、生存归结为个人内在的生存感受即个体性生存，马克思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存在，包括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个体生存的社会性这两个方面，但更为内在的原因则在于马克思认为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而包括人的生命感觉在内的生存现实，都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形成和变化的。因而，马克思哲学的旨趣就不可能只是停留于唤醒人们的生命体验和个体意识，而必定通过强调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展开而使“人的感觉变成人的感觉”，“创造与人的本质和自然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0页。）使每个人都真正成为“人”。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人的生存性状作出某种解释，而在于通过改造世界即创造人化世界使人的“全部丰富性”得以形成和展现。人们处身于深感“异化”之痛苦（“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的私有制社会，更应当通过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页。）据此，马克思把自己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而非“生存主义者”就是完全恰当的。然而，这丝毫不说明马克思的“实践”是外在于人的“生存”的，或者马克思不看重个人的生存或生存的个体性，相反，他强调“实践”概念正是为了揭示人的“生存”而非生物“存活”的自我生成着的本质属性或类属性，正是为了找到通达每个人自由生存的现实途径。
把马克思的实践观点进一步表达为实践生存论，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思想可能性作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展示和创造性阐释，正是要凸显马克思重视实践的本意。
二
当代，令人困扰的诸多严重问题在哲学上可以概括为“人”的问题以及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包括生态环境）的问题，而这两大问题其实又可以归结为同一问题，即人的“生存”和“生存方式”问题。我们在今天研究生存哲学，引入生存哲学的思考维度，就是为了更好地切入并解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人”的问题多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为什么人们认为哲学的当代形态是“人学”？当然，这说明人们对传统的“自我认识”发生了疑问，人的“自我认同”成了问题，人们要重新确认“人”的规定性并希望借此解答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但进一步省思，则不难觉察，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急剧变化导致了人的自我把握的失度，是人的严重的生存悖谬造成了人的自我理解的困惑；人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关于人的一般概念问题，而是现实的人的具体生存问题。我们固然可以说人的生存问题是人自己造成的，关键在于人要“认识自己”。但是，这个两千年前人就向“自己”提出的任务，不可能有最后的结论，作为一个“终极”性设问，它的意义在于向人们提示了永恒的“思”的向度——反思，所以这个问题总是向新的可能的答案开放。实际情况也的确是，即使有了关于人的一般知识，我们依然不知自己当如何生存，别人将如何生存。所以，马克思反对把人类历史归结为“一般的人”或“纯粹的个人”的历史，而主张从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个人”出发，并认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人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他就是怎样的人。人作为生存者，根本上而言是以“生存”规范自身的。所谓以“生存”规范自身，就是以在生存中产生并有益于生存的人的属性、机能或行为法则来规定、范导自己。因而，理性、感性或者真、善、美、圣都曾成为人的自我理解、规定或要求。但笔者认为，上述这些属性对人来说都是相对的，而具有“绝对”意义的惟有人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辩证思维和精神向度，这种辩证思维和精神向度对人来说之所以具有绝对意义，就在于它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革命的批判的”本性的自觉表达。
值得检讨的是，尽管我们已经把“实践”设定为“人”的问题的理论前提，把“人学”界定为“实践人学”，但是，我们的人学研究却未能由此敞开人的生存之域，仿佛“实践”可以在人的生存之外展开；也未能导向人的实践活动的自审视、自批判，似乎实践就是“改造”外部世界。究其原因，这正是因为“实践”在我们的语境中遗失了生存论的底蕴，即遗失了实践作为个体的生命表现和体验活动的生存境遇性与内在目的性。
人的“实践”的本质属性是它的“感性对象性”，“感性对象性”本身就意味着人与周围世界原初的、本然的生存联系，即人与周围世界互相区分又互相规定、互相独立又互相隶属的中介性关系。这样，人作为从事着感性对象性活动的主体，其真实存在就必定关联于他生存于其中的境遇或场域，作为某种关系的纽结和过程的承担者而存在。马克思强调人在现实性上是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性”、“历史性”存在，正是要把人从一个抽象化了的实体“还原”到具体而多样的“在世生存”的状态。“在世生存”并不是说人的生存已与周围世界“打成一片”、“水乳交融”。人的对象性活动总是对象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的双向展开，而“对象性”本身就包含着“异化”的可能：如果人的对象性活动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如果对象化出去的力量不再回复到人自身，如果人的对象世界反转来与人作对、以人为敌，那么，人与周围世界甚至人自身就会陷入分裂和冲突之中。而这些“如果”事实上都不是假设，而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历史设定。因为人的“对象性”活动方式恰恰意味着人的自我区分、自我对峙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人的“两重化”，这既表现在每个个体身上，也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
其实，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并不限于人的“对象化”这一环节，它还包括“非对象化”的环节。非对象化既指向对象性的物，也指向对象性的人。只有通过对象化之“非”即对对象化出去的人的生命机能及由此形成的对象世界（以对象的形式存在的物、人和各种符号、规则）的扬弃，对象现实地被人的感官所感觉、享受，外在独立的对象变成人的生命要素或生存的有机构成，人的活动才最终实现了生存所要求于它的内在目的性，重新回到自身。在这里，人对对象的感觉、享受不是指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占有”（尽管这在历史上也是人的“感觉”“享受”的异化形式），而是指人与对象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即双方亲密无间的融合、共生。而要实现这一点，仅有外向度的变革、改造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人的内向度的自我批判、自我扬弃，因为人类内部和个体自身同样有“自我”与“对象”的二分，有对待、有区分，就会有亲疏、有计较。所以，人的自我批判、自我扬弃，首先是批判和扬弃人的自私心和排他性，而这里所说的“人”即指个体，又指族类。
可以说，传统哲学之所以推崇“大写的人”、“一般的人”、“纯粹的个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人”是消除了内在矛盾和差异的“非对象化”存在。然而，孰不知这样的“人”虽未像福柯宣称的那样“已死”，却完全是理想的，是人自我幻想的“乌托邦”，它同样应当成为人的自我批判的对象。现代哲学首先要消解的就是人的“乌托邦”。事实上，人的“非对象化”不仅是一个总在“化”着的过程，而且与“对象化”构成互斥互补、互相转化的关系。因此之故，人的生存活动所具有的以对象为中介的自生成自相关的循环结构，才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说正是人的活动使人的在世生存陷入困境，那只不过说明这种活动未能成功地建构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从而使人的生存的开放式循环出现缺环而难以为继。不管造成人的生存困境的具体原因有多少，就人是活动的自觉主体而言，人显然应当批判地反省和调整自己活动的取向和方式，努力在人与自己的生存环境之间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
与传统哲学所表达的希望相反，当代西方的某些哲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再去构建“神话”自欺欺人，让人生活在虚假的、梦一样的“圆满”、“安乐”中；相反，认为人的自我分裂和冲突才是人的本真状态，人的命运注定处于“绝境”，处于“荒谬”之中。人所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感伤的咏叹和绝望的反抗。
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的确是严重的，但决非意味着人已走向绝路。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仍然在于人的利己的“征服”、“占有”取向以及由此导致的生存的“物化”。
如果就人的生存感受而言，最为突出的也许是传统生活的稳定性、和谐性、神圣性的丧失；不确定、偶然、外在、表浅，成为人的现代生活的基本特征。在这样一个由高科技支撑的无“魅”的现代社会，人们在忙碌和兴奋之余，的确会有很深的孤独感、漂泊感、虚无感乃至荒谬感。但是，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人的现代生存纯然消极的结论，人生的不确定、偶然、差异，本来应像大自然的多样性一样正常。只有不确定、偶然、差异、才有人的个性、自由和创新可言。人不首先成为“偶然的个人”，就不能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正是在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社会，才有了自主意识和主体能力的空前提高。而西方社会的发达和文化的强势，也正是得益于长期实行的市场经济。真正严重的问题也许在于，市场经济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人的生存目的性而成为自行运动的“利维坦”？
不管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启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有多大正确性，市场的确在它的运行中获得了自己的动力与机制，这就是“竞争”。“竞争”这个无形的手指挥着人们“想方设法”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因而，市场经济极大地强化了人的生存所固有的“效率”原则，强化了人的知性思维、技术能力。但同时也弱化了人的生存所必需的“公平”原则和“超越”原则，弱化了人的道德意识、价值理性。这不能不造成人的身与心，肉与灵的分裂和失衡，导致人与人“生存斗争”的加剧和两极分化，强化人对自然利己主义的肆意掠夺，使人类与自然环境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完整的意义世界分崩离析。由此，人的“生存”不仅单面化、外在化、物化从而成为简单的“肉体生命存活”的同义语，而且连这种生存本身能否持续下去也成了问题。
人类追求效率、开展竞争，本来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到头来却发生了起码的生存问题，这是为什么？当然，这是由于作为生存手段的竞争成了目的，而“效率”失去了“公平”和“超越”的制衡与范导；但就人的生存境遇而言，则是人类在形成一个“生存共同体”，在与自己生存的母体—地球全面的互动中，仍旧沿袭甚至恶性地发展了传统的生存智谋和方式。在人类走向普遍交往的初始阶段，各民族必然都要以自己为本位并根据自己的利益展开“生存斗争”（这反过来也会加剧各民族内部的“生存斗争”）。这种“生存斗争”由原来的所谓“丛林”法则过渡到有规则的市场竞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市场竞争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生存斗争”的取向和实质，而越是随着人类一体性的加强，尤其是到了当今“全球化”时代，激烈的竞争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类内部冲突，与人类作为生存共同体所需要的“和平共处”的反差就会越加强烈。这不能不促使人反躬自省、改弦更张。人的生活是人最好的老师，生存本身会教育人。
人类的实践已经表明，通过废除市场经济这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经济形式，是不可能给人带来更大自由的，市场本身可以规范、完善，而社会的政治、文化也完全可以在市场之外相对独立地发展并帮助人们建立起自由交往的公共空间；现代交往应当是以差异和个性为前提，以理解、宽容为原则，以共生和双赢为目标的交往。只有这种交往，才能通向马克思所企盼的“自由人联合体”。就整个世界而言，人类更加内在的一体化以及由此所要求的社会本位、人类本位将为缓解并转换以民族、个体为本位的生存竞争创造前提条件。一旦作为统一的生存共同体的人类缔结成“自由人联合体”，人与自然也就会建立起合乎人与自然本性的共生共荣的生存论关系。
笔者认为，在今天，对于个人和人类具有同样意义的将是这样一句话：“学会生存、学会做人”，这大概就是生存哲学在当代的最高旨趣；而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所蕴涵的辩证思维和批判态度，对于我们理解和处理当代人类生存问题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