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就业收入的相关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997(2007)04-0004-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悄然发生代际更替，新一代农民工正逐渐代替第一代农民工群体而成为农村流动人口的主力。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具有年龄轻、受教育程度较高、更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等特点[1]。本文将从实证角度分析“80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和就业收入的相关性。
人力资本理论的开创者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经历、经验和熟练程度[2]。这里可以将人力资本大致分为三种形态：一是体能或身体素质；二是智能或科技文化素质；三是德行或道德素质[3]。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中，个人的道德素质是一种思想状况，很难客观衡量，为此笔者将人力资本的概念操作化为健康、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由于就业状况通常反映在劳动时间的长短和工资收入的高低等方面，因此笔者将就业状况操作化为劳动时间、收入两个变量。
本文运用严翅君教授主持的2006年课题《进城农民工消费方式转型》抽样调查中的部分数据，即在数据中挑选出80年代后出生的样本，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80后”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就业收入的相关分析。
二、“80后”农民工身体健康和就业状况关系
在抽样数据中，“80后”农民工计579人，就健康状况而言，身体一般及健康的548人，身体较差及有残疾、重病的6人，分别占94.7%、1.1%，系统缺失25人，占4.3%。可见农民工的身体状况良好。这一方面与他们年纪轻、抵抗力强有关，另一方面，身体较差者一般是不会出来打工的，或者即使外出打工，但如果出现重病，基本也会回家乡治疗。
那么农民工的身体状况与其劳动时间和收入是否有一定的相关性呢？即：是否身体越好，就出现劳动时间越长、收入越高的情况呢？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80后”农民工的身体状况和工作时间、月收入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P1=0.150(P＞0.05)、P=0.054(P＞0.05)，说明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其工作时间、月收入没有显著关系。笔者通过访谈得知，个人的工作时间主要与公司的近期业务有关，如果生产具有季节性，正好是旺季（如夏天的饮料、啤酒，或者近期公司的订单多），则职工的生产时间普遍延长，当然报酬也相应增多，反之工作时间减少甚至停产，收入相应减少。而个人月收入的多少主要与农民工所在单位的效益好坏及从事职业的技术含量有关。
三、“80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收入的关系
教育的最主要功能是筛选、分流功能，通过教育，可以帮助社会成员获得某种自致角色，促进个体实现角色转移[4]317。然而在现代教育高消费的环境下，部分农民常以是否能考上大学为标志来判断自己的教育投资回报，而没有将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未来的工资收入相联系。那么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呢？
由表二可以看出，“80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时间、月收入在0.01的水平上均呈明显相关关系。就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时间的关系看，由于相关系数R=-0.185，P=0.000(P＜0.01)，说明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时间呈显著性关系，且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即如果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其工作时间越少。就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的关系看，因其相关系数R=0.212，P=0.000(P＜0.01)，说明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即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月收入也就越高。
那么“80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呢？
在本次抽样数据中，小学及文盲的比例占5.7%，初中46.2%，高中21.7%，中专17.7%，大专以上8.7%。虽然以往的研究认为，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80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但他们中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人数仍超过半数，占65.6%[1]，而本次抽样数据中，初中及以下的人数也超过半数，为51.9%，这说明“80后”农民工中，具有或低于初中水平教育程度的仍有过半人数，这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要求，也与目前来临的信息社会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
为什么“80后”农民工具有不高的受教育程度特征呢？
(1)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系，使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方面存在场域区隔，政府在农村进行的财政教育投资远低于城市，农村的教学设备、师资力量也比不上城市。
(2)家庭资本不足。在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收入水平，还有文化发展水平、社会地位的差别，它们都对子女的教育形成巨大影响。
第一，家庭的低收入水平。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指出，欧洲的教育制度乃是社会再生产的机器，上层家庭的子女比较容易受到好的教育，而好的教育又能使人获得比较好的地位[4]318。寒暑假期间，当城市居民用经济资本换取文化资本（即为孩子请家教、上各种辅导班）时，农村孩子却游玩于伙伴之间，父母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农村也没有像城市一样丰富的教育资源。
第二，父母知识水平不足。林南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父辈的学历往往与子辈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有正相关关系，因为高学历的父辈更有可能为子女提供高质量的教育[5]。“80后”农民工，出生于农村，其父母多为农民，没有文化，成天忙于生计，就算他们希望帮助子女提高学习成绩，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父母望子成龙心切，常常使用简单、粗暴的棍棒教育，教育结果适得其反。
第三，父母监督的缺位。“80后”农民工都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的父母早已先行进入城市谋生，而将子女托付给老人照顾，负责食宿起居。但因老人无法承担对孙辈教育的重任，这样，在学校放学之后，孩子便处于“放羊”状态，无人看管、负责，作业不能及时完成，长此以往，孩子厌学，谋求外出打工，改变生活现状，从而出现教育贫困的再生产。
“80后”农民工，如果受教育程度不高，不仅限制了个人在城市社会的经济收入和发展机会，而且对国家、社会的发展来说，也缺乏与国际社会竞争的有利条件，因此应努力提高他们的受教育水平，鼓励他们在初中教育的基础上继续学习。
四、“80后”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和就业收入的关系
尽管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民工阶层兴起的过程中，将问题指向了户籍制度[6]，但随着城市化进展，此问题已经在政策层面上得到一定缓解。目前在城市激烈的工作场域中，“80后”农民工常将工作尴尬归因于自身境遇，认为是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导致经济状况和社会待遇低下，而非社会性因素造成的后果[7]。
本次问卷数据也同样说明了此问题。在“您认为在本市找工作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54人认为是户口，占9.3%，195人认为是学历，占33.7%，265人认为是技术，占45.8%，43人认为缺乏招工信息，占7.4%，59人归因于其他原因，占10.2%，可见学历和技术仍是他们在城市寻找一份理想工作的主要障碍（见图一）。
图一 “80后”农民工求职的影响因素
那么，对于没有接受过培训（含政府培训、自费培训等）的农民工，他们在工作时间和月收入上是否存在相关性呢？本文培训费用的依次编码为：没有参加培训、家乡政府培训、本地政府培训、单位培训、自费参加培训。
由表三得知，从培训费用和工作时间的关系看，由于显著性水平P=0.245(P＞0.05)，说明培训费用和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关系，即不管是否参加过培训及何人支付培训，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时间。个人具体工作时间的确定，前面已经分析过，这里不再赘述。从培训费用和月收入的关系看，因显著性水平P=0.000(P＜0.01)，相关系数R=0.224，说明培训费用和月收入之间存在显著性关系，即从没有接受培训到家乡政府、本地政府、单位、自费培训的阶梯顺序中，“80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走势是向上走的，这个过程既说明了没有接受培训和已经接受培训的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也进一步表明，在农民工的培训费用中，其自费培训的学习内容，是根据自身兴趣需要自主选择的结果，收益最明显，对月收入的影响也最大。
既然是否接受培训对“80后”农民工的月收入影响很大，那么农民工的培训状况如何呢？
在问卷数据中，有249人未参加培训，占46.8%；参加家乡政府培训11人，占2.1%；参加本地政府培训7人，占1.3%；参加单位培训107人，占20.1%；自费参加培训158人，占29.7%。数据显示，有近一半左右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培训。那么，为什么“80后”农民工明知道参加培训后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长，但却仍有很多人没有参加培训呢？
第一，地方政府不够重视。按照农民工的流向，政府可分为输出地政府和输入地政府两类，他们都很少承担其培训农民工的职责。在输出地，抱着对城市生活的长期向往，中学毕业后，“80后”农民工就经过亲戚、老乡联络，或者同学结群，直接进城，寻找一份简单的技术活或体力活。在输入地政府，由于城乡分割的管理体系，各级政府重点关注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突出清理拖欠工资的维权工作，而对农民工的服务和培训未纳入重要日程[8]150。
第二，企业投资动力不足。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农民工群体最明显的特征是流动性[9]，他们是就业群体中最不稳定的阶层，其就业具有灵活性大和职业转换快的特点，因此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培训动力不足。在笔者与一私人业主的访谈中得知，他的最大忧虑就是这些刚培训好的熟练工羽翼丰满后飞走。他说，城市竞争的空间很大，尽管我已经最大程度地提高职工待遇，但某种程度上，我还是为其他企业做了嫁衣裳。
第三，个人培训资本缺乏。工资水平普遍低下和超时间、超强度的工作劳动量使得农民工缺乏个人培训的资本。据国家统计局调研组调查，2004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80元，有超过1/3的农民工月收入水平在500～800元之间，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消费支出高于农村，农民工的低收入无法支撑他们在城市定居[8]104。同时调查发现，对于农民工群体，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农民工日工作时间11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6天，76%的农民工在节假日加班未领取过加班工资[8]12-13。如果农民工要进行培训，在低廉的工资收益范围内，除了支付正常的生活成本外，还得交一定的培训费用，并保证下班后的培训时间。公司不定期的加班，时常让他们无法获得必要的时间自由，在具体生活和工作情境的压迫下，许多农民工选择了放弃，以保证正常的生存节奏。
五、结论和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得知，“80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就业收入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第一，“80后”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与劳动时间、月收入没有关系；第二，“80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与工作时间呈负相关关系，但与月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即他们受教育程度越高，月收入也越高，但工作时间会相对减少；第三，农民工是否接受培训及何人支付培训费用，与工作时间没有关系，但与个体的月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由此笔者得出的建议是：
第一，加强农民工的安全健康保护。虽然健康与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月收入没有显著关系，但健康是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政府应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保证农民工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时农民工自身也应有健康保护意识，拒绝对身体健康有害的工作。
第二，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一方面，在普通教育层面，国家的财政开支应对农村有所倾斜，改善农村的教育设备，增强农村教师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城后，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阅览室等应向农民工开放，让他们丰富自己的生活信息来源，提高知识视野和文化素质。
第三，重视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一方面，输入地政府应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从促进城乡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本地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组织本地农民工的外出技能培训工作，输入地政府也应着眼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潜力，以常住居民户口登记为原则，将农民工纳入培训管理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企业可以从签订劳动合同的服务期限和提高待遇入手，降低农民工的流动性，加强他们的培训工作。同时，农民工个人也应从长远目标考虑，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参加相关培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综合竞争素质。
收稿日期：2007-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