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外交论文,主要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一边倒”与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注：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论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形成》， 《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 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注：章百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 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6页；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8册，第44—49页。）。
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 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 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8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 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
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注：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第48期，第153页。）。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话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2—1473页。）。 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其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1922年7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07—109页。）。 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3页。）。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认识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 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672、681页。杨奎松的论著详细分析了毛泽东当时提出上述论断的背景，见《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337页。）。毛泽东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4月24日。）。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 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注：毛泽东：《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434页；另可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9页。）。自1942 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只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注：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 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10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396页。）。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注：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1—1162页。）。
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注：《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70—372页。）。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注：《中共中央关于发布停止内战冲突的通告》，1946年1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12日。）。 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注：毛泽东：《关于政协成就和当前任务的谈话》，《新华日报》1946年2月9日。）。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
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注：关于“中间地带”思想的评价可参阅牛军《毛泽东革命外交战略的起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第14—16页。）。 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 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注：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8—1260页；另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 第446页。）。
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8年7月1日。）。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注：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日报》1948年11月1 日。）。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注：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第153页。）。从这个意义上说， “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共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注：《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72页。）。
“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注：章百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第63页。）。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注：参阅刘建平《苏共与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确立》，《历史研究》1998年第1 期。）。新公布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注：Andrei Ledovsly,"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Far Eastern Affairs,No.2,1995."The Moscow Visit of a Deleg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June to August 1949",Far Eastern Affairs,No.4 and No.5,1996；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问题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信》，1949年7月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29—34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424页。）。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注：《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问题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信》，第29—34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9—424页。）。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第1435页。）。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 第189、197页。）。
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05—806页。）。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30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6页。）。在中共领导人看来， 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 中共领导人在1948 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注：参阅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做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注：毛泽东：《对〈雷文和谈话摘要〉的批语》，1948年12月4日；《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4页；《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52—155页。）。
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注：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1页； 《陈毅传达毛主席十二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藏，编号6512／2，5。）。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注：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第1374页。）。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注：参阅杨奎松《论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形成》，第104—105页。）。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三大决策与新中国外交的“内向性”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注：有关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内向性”问题， 可参阅Niu Jun,On the Internally-Oriented Characteristic of China'sDiplomacy from 1945 to 1955,seen on Asia Center/Harvard HomePage,http:// www.fas.harvard.edu/ ～asiactr/tr.htm。）。
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注：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第15—16页。）。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注：《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5期。）。
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托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毛泽东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注：毛泽东：《周恩来赴苏参加谈判及签订条约》，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2页。）。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注：《毛泽东与维辛斯基谈话纪要》，1950年1月6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第10页。）。 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注：毛泽东：《周恩来赴苏参加谈判及签订条约》，第122页。）。 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注：刘少奇：《关于党派协商会议等情况给毛泽东的电报》，1950年1月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40页。）。同样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注：《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3日， 《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第20—24页。）
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注：毛泽东：《缔结中苏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1950年4 月11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1—132页。）。3 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注：刘少奇：《中央关于向群众解释中苏合办股份公司问题的电报》，1950年3月30日，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501—502页。）。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可见周恩来《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作用》，1951年4月9日，《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7页；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30—135页。）。 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 —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注：刘少奇：《军委关于援助越南问题给林彪等的电报》，1949年12月12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65页。）。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注：刘少奇：《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2月2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86—187页。 ）。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 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注：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668页。）。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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