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刍议论文,共和国论文,中央政府论文,中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K263
政权的建设是和革命道路问题密切相联的，直接影响着革命的进程。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通过分散的农村红色政权波浪式推进扩大，形成对城市的包围，夺取了全国政权。从原来那种分散的、没有中央政府的、主要在农村的政权到建立起全国性的新政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愿望，又是一次质的飞跃。由于长时期里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型国家的任务异常艰巨，难以短期实现。一般说来，把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着手准备，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人民革命力量能在总体上取得优势，社会即将进入历史的转折点；另一个是建立新中国已成为全国大多数人的普遍要求。如果不顾革命的客观形势而急功近利，把理想中的目标付诸实际的行动步骤，必然是欲速而不达，给革命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严重的损失。
1931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建立的全国性的、也是唯一的与国民党政权相对峙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中央政权，中共为创造和维护这一成果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它对加强红军统一、促进根据地各项建设以及作为新中国的刍型为中国共产党积累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的初步经验，培养管理人才等方面无疑具有异常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如果历史地考查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客观条件，笔者认为是不成熟的，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诞生的新型国家政权，其历史时机又是同当时民主运动高涨的时局相左的，忽视了中国革命道路长期性、曲折性的特点，是机会主义在政权建设上的体现，根源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理论，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在军事上、心理上助长了左倾路线的发展，迟延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后的社会形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产生于“九·一八”到“一·二八”这段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出现了非常有利的革命形势，具体地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经过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和根据地都有了巨大发展，形成了包括中央根据地在内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和十几万的主力红军，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力量。二是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爱国学生在工人群众和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下，从四面八方涌向南京，向蒋介石及其政府请愿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工人群众也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禁令，纷纷举行爱国罢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也纷纷指责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爱国将领以各种形式表达了抗日要求。其三、在全国各阶层抗日救亡浪潮的冲击之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也陷入危机之中，从宁粤冲突开始，其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蒋介石在危机声中被迫下野。总之，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民族危机及蒋介石的妥协政策，造成了对革命非常有利的政治形势，使苏区及全国革命力量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时机。但社会的发展从总体上并没有进入新旧政权斗争白热化的转型时期，而必须在旧的、过时的和新的社会制度之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方向之间时进行抉择。阶级关系的变化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围剿”与反“围剿”的格局仍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显著特征，革命力量有待进一步的积累，缺乏在总体上与国民党政权抗衡的实力。各界人民的反蒋怒潮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所激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人民的强烈愿望，推动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开赴抗日前线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基本要求，国民党政府危机主要是其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利的利益调整，中国共产党虽然实力壮大具有了一定的影响与号召力，但其所倡导的苏维埃运动还没有被各界群众所普遍认识接受，其政治影响主要局限于南方少数省区。此时广大根据地不仅不存在和国民党进行决战的客观条件，而且面临的生存环境仍然异常困难，虽然民族战争已经爆发，蒋介石政府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及上层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拥有共产党无法比拟的军事经济实力。在特殊的政治、地理背景下发生发展起来的根据地属于中国的心脏地区，对国民党统治尤其主要中心城市构成严重威胁，而且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必然越来越接近交通干线及中心城市，
从而加剧国民党的恐惧心理，战争会更加残酷。诚然，在国民党一味地对日妥协，加紧剿共战争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需要坚决地巩固苏区与国民党的反共妥协政策作斗争，突出自己的旗帜，申明自己的主张，成为革命力量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并尽可能地加强对苏区和红军的统一领导，但在不利的军事形势及民族危机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高举抗日团结的旗帜，组织动员群众，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适应各界人民一致对外的要求，孤立蒋介石，建立广泛的抗日的反蒋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高涨，削弱蒋介石反共战争，迫使蒋介石改变甚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而不是人为地尖锐阶级矛盾，加剧国共两党的对抗。而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了与国民党相对峙的中央政权，把国共两党的对抗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使蒋介石在反共的口号下结成了反革命联盟，渡过了危机，也丧失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良好时机，带来了根据地的严重困难。
二、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理论的关系
毫无疑问，随着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及频繁的反“围剿”战争的开展，需要加强对苏维埃区域及红军的统一领导，但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屡次严厉督促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并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头等重要任务的出发点却是实现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
众所周知，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运动过程中，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与指导下产生的，以城市中心论为基本特征，对中国革命形势、革命对象等都作了错误的估计，否认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曲折性。按照这一理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胜利的客观要求，只有建立起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的中央政权才能影响号召非苏区群众，把一省与数省的胜利推向全国。早在1930年初新军阀混战、农村革命根据地相继创建之时，共产国际便要求苏维埃政权集中化，把成立中央政府作为现实任务。“为准备苏维埃的版图进一步扩大起见，召集苏维埃省份的成立大会，以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为实际的问题了”。（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1930年7月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则把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作为摆在苏维埃党面前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的胜利”。（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9页。）李立三出于对全国革命形势普遍高涨、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极端动摇与崩溃的末日的错误估计，决定于1930年11月7日举行全中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正式的全中国的苏维埃政府，并认为“这一伟大的任务，仅只有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总策略才能实现”，因此号召“坚决的准备全中国武装暴动”。（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则把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视为全党的最急迫的任务。在关于红五月运动决议案中决定：“成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国民会议为他们（苏区）的中心任务”，（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宣称“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苏区政府来对抗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以揭破国民会议所允诺的统一和平建设都是欺骗的，这是苏区最迫切的任务”。（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事实上对于被分割包围而战争频繁的各根据地来说，连选择适当的地点去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都是困难的，但为了“影响和兴奋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及全世界的革命群众”，中央于1931年6月
又训令“江西中央苏区必须在八一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而且为了突出这一任务的紧迫性，出席苏大会的代表只要“多数到达，苏大会即应在中央苏区指定的地点开幕”。（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中共中央之所以屡次训令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致力于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是其首要考虑和基本出发点。在冲破第二次“围剿”之后，认为“中国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继续增长，造成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日渐成熟，直接革命形势在湘鄂赣这几个主要区域正在逐渐生长着和成熟着”。因此，“首先就是江西省区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的军阀战争，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力争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实现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区，也成当前的紧急任务”。（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页。）尽管中央苏区正处于第三次反“围剿”的激烈战事之中，中央也估计到难以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但又要求中共苏区要有决心使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十月革命节所召集的苏大会中产生出来，因为“建立苏维埃临时政府的中心意义，却愈因敌人进攻的激烈，愈显示出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对抗意义的重大”。（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8页。）也就是说既然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已近在眼前，只要在首先胜利的区域建立中央政权，加剧两个政权的对抗，苏维埃政权也就可以成为号召苏区内外群众对抗国民党统治的最严重武器，兴奋与鼓舞非苏区群众，把一省与数省的胜利推向全国，一举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正如中央在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中所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动员一切力量”，“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以坚强红军和在最短的时间内创立苏维埃中央政府”，是“为着利用良好而顺利的客观环境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0页。）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打破第三次“围剿”后出现的有利形势，左倾领导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和国民党的危机，认为“这一革命浪潮的高涨，必然要根本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页、434页。）把各界群众对国民党对日妥协的不满与对苏维埃政权的向往等同起来，判断一省与数省的胜利即将实现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也为时不远。“一切革命势力急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的日益崩溃的丝线，织成了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这一图画很明显的画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因此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在他们看来，阶级关系的变化，敌我力量的对比已经改变了敌强我弱的状态，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敌我决战的阶段，据此估计，提出了党的紧急任务：“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学习”、“中央苏区必须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政府，坚决的与那些借口军事紧张而推迟这一工作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9页。）按照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理论，敌我双方的决战即将来临，自然迫切需要把零星分散的苏区联成一片以集中力量，那么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以促进组织其集中统一，并通过两个性质根本不同政权的对峙增强对苏区内外群众的号召力，就成为革命最急迫的任务了。
三、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引发的消极影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历史意义是巨大的，尤其是它所进行的各项建设事业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下也确实极大地振奋了各阶层爱国民众，特别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坚决的抗日主张与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妥协形成了鲜明对照。但也不可否认，苏维埃中央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被“围剿”的劣势条件下，而且民族矛盾逐渐上升民族危机严重的整体形势下，左倾中央把加剧阶级对抗准备与国民党决战作为最急迫的任务而成立的，从总体上看它不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也不符合抗日民主运动的客观需要，必然造成相应的负面作用。
首先，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使国共两党间的斗争发展成为两个政权、两个国家和两种命运的决战，造成在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环境下，本已激烈尖锐的阶级矛盾进一步升级，斗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面对“九·一八”事变后阶级关系的变化、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左倾领导者在强调革命危机成熟的同时，片面强调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的一致性，忽视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和国家灭亡的危险，把中国教条地看成是国际两大阵营对立的缩影，把满洲事变看作是“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中国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侵略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中国领土”。（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页。）从抽象的国际政治角度理解革命，把苏维埃中国不加区别地与苏联捆绑在一起，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等一系列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主张和口号，看不到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政治态度的变化，也否认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统治者间的矛盾，不但一概拒绝“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吁，反而采取更加严重的步骤加剧阶级的对立，使之上升为国家、政权的对峙，实行向国民党全面进攻的策略，公开宣布“日本侵略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52页。）并高举“武装保卫苏联”的大旗，把日本的侵华步骤看作进攻苏联的序幕，以“抗日必先反蒋”对应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这种民族矛盾反而掩盖在阶级矛盾之中，“苏维埃中国”与“国民党中国”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民族的概念被抽象为无确定内容的形式，给蒋介石一再宣称的“红军在后方捣乱”、“共产党没有民族”、“中国无力抗日”找到了依据，给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制造了借口。此外中央政府成立后，从两个中国严重对立非我即敌的认识出发，认定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无疑是划地为牢把中间力量推向了蒋介石一方，在客观上对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因此成立苏维埃国家、建立中央政府的作法，在全国人民热切盼望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的历史时刻，人为地激化阶级矛盾，反而因此自我孤立自降威信，偏离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要求。另一方面随着苏维埃中央政
府的成立，被蒋介石视为心腹之患的红色根据地声势更加浩大，尤其成立与之分庭抗礼的国家，以推翻其统治作为奋斗的目标，这不能不加剧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仇视和恐惧心理，以至恼羞成怒，使战争愈发扩大与残酷，这对长期处于被“围剿”状态的红军和根据地来说，无疑增大了生存的困难。
其次，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是基于对客观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之上的，反过来又被当成革命形势高涨的证据，助长了机会主义的军事行动。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都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看作中国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最重要标志，确定“获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争取这个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要求“在争取一省首先胜利的总任务之下，应该首先将大江以南与大江以北的各个苏区汇成两个大的苏区，在这一任务之下，红军的行动应该更加积极化”，（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531页。）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盲目进攻城市，强调扩大、进攻，结果是消耗疲惫了自身力量，失去了战争主动权。同时苏维埃国家的成立对中共临时中央来说，也形成了一个心理情绪，“国家”的观念被强化，把自己看成一个大国的统治者。“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的作战，大军和大军的作战。”（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205页。）苏区、根据地等实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现有领土，红军的进退胜败，成为关系整个国家命运的问题，因此一味促进国家、战争和红军的正规化，急于把分散的苏区连成一片，而且军事的考虑不得不让位于政治的考虑，因为“害怕丧失土地，危害人民，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211页。）本来经常处于流动中的苏区，根据地只能是有进无退，面对敌人的军事进攻机械地坚持寸土必争，以保守地方为原则，声称“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同样，红军行动的积极化与互相呼应是目前最主要的，保守与等待，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533页。）在此心理之下必然顾虑计较根据地的每一寸得失，不惜牺牲红军的有生力量以竭力维持苏区的稳定状态，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单纯的军事防御代替了红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最终导致了危机的到来。
其三，由于中央政府的成立缺乏客观条件，严重限制了其职能的发挥。在大部分革命根据地仍处于被分割包围的状态下，中央虽然一再强调统一、集中、事实上根据地之间交通不便，联系不畅，各地情况又异常变化复杂，中央政府对各地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如湘鄂西、鄂豫皖省因与临时中央政府相去甚远，其联系时断时续，中央政府实际只能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况且中共临时中央指派到各地的“钦差大臣”凌架于各级政府之上，更使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大打折扣。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黄克诚认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只是个空架子，使当时被挂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的毛泽东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执行主席只能是个空头衔，不起任何作用”。（注：《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中央政府成立后为壮大声势，促进正规化，在军事上扩大红军编制，组建新军团，“表面看起来主力红军编制扩大了，由原来的三个军团增至六个军团，但实际上是摆空架子，徒有虚名”，（注：《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不承认现存的苏维埃实际上是农村区域的苏维埃，主要的工作对象是农民，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具备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要素，堪称文明的人民共和国”，（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0页。）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唤起大城市工人同情与支持的政策法规，虽然为此付出了极大动力，其结果也多是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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