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本土文学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西论文,魏晋论文,本土论文,时期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13X(2002)03-0075-04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魏晋时期（含东汉建安时代）地位非凡。一方面，正是在魏晋时期，文学逐渐脱离儒学，由附庸蔚为大观；此期文学家之多，文学作品之富，也是周秦两汉远不能比侔的。另一方面，魏晋时期所逐渐形成的本土文学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本土文学风格的地域特征，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南北朝及其以后的文学发展史。（注：详细的论证，见拙文《魏晋时期的江东本土文学—兼论本土文学的研究方法》，《文学评论丛刊》第3卷第2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11月。）
以魏晋时期各地区本土文学的发展程度而言，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按衡量一个地区本土文学的总体水平是发达、一般还是落后，隶籍该地区的文学家数量的多少，是最重要的指标。文学自觉与独立的魏晋时期，更是如此。大凡出人多且空间分布密集的地区，可称为本土文学发达区域；相对而言，那些出人不多、空间分布零散或稀疏的地区，则本土文学不发达以至落后。（注：“本土文学”与“文学局面”、“文学活动中心”是不同的概念。本土文学发达的区域，文学局面不一定兴盛，也不一定就有文学活动中心；而本土文学不发达以至落后的地区，文学局面不一定冷寂，也不一定没有文学活动中心。“文学局面”、“文学活动中心”受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相当显著，故文学局面盛衰之间，可以变化迅速，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与转移，也可以完成于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本土文学则较为稳定、大体呈渐变状态。）“本土文学”某种意义上反映的是该地区的文学基础，其功能在于产生、输出文学家。具体到魏晋时期各地区本土文学的一般情形，由下表可以看出大概：
附表 魏晋时期文学家籍贯地理分布表（注：表中数字为文学家人数。据文学作品目录（《正史艺文志》、《补正史艺文志之集部·别集》）、文学作品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58年版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附录《先唐赋辑存》、《先唐赋存目考》、《文选》、《玉台新咏》）、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诗品》）、文学家传记（《后汉书·文苑传》、《晋书·文苑传》、《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元郝经《续后汉书·文艺传》）凡四类文献资料，可遴选出卒年在196年以后，生年在400年（东晋）、419年（十六国）以前的文学家722名，其中籍贯可考者578人。当然，此所谓722名文学家，自不必认作绝对数目。惟可以确认的是，艺文志有别集，正史列入文苑传，早期选本选录其作品，早期文学评论及其创作的诸人，是文学家，并且是当时文坛上较为活跃的文学家，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又以上四类文献资料，相互补充，彼此覆盖，如此遴选出来的文学家，标准自然“客观”，籍此可以弥补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中文学家标准的“主观”缺陷。又表中划魏晋全域为11区，其划区依据，详拙著《魏晋文学地理研究》（博士论文，南京大学1997年打印稿）各相关部分的讨论。）
由上表，则无论是魏晋两百余年间，还是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三个具体的时代，河淮都是本土文学最发达的地区，次为江东，河东、关陇也表现不弱，河北、巴蜀的起伏较大，河西则由野而文；辽东、淮南及江东以外的广大南土，本土文学尚处于落后状态。
关于河淮、江东、河东、关陇，前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注：详拙文《魏晋时期河淮本士文学的发达及其原因》（刊于《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昆明）论文集》）、《魏晋时期的江东本士文学——兼论本士文学的研究方法》、《魏晋时期河东地区本土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化背景述论》（《黄河文化论丛》第6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4月）、《魏晋时期关陇地区本土文学的成长过程与历史背景》（刊于《2000年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变迁与治理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安）论文集》）。）本篇再论河西。（注：按河淮、江东、河东、关陇、河西5个地区，本士文学的成长过程与历史背景等各不相同，而又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兴趣的读者，可据以比较。）
这里所谓的“河西”地区，东起今兰州一带，西止今敦煌一域；曹魏、西晋的凉州地域与其大体相当，两汉则为凉州的大部分；又十六国时期，河西前后有五个凉国政权割据称雄，这五个凉国是：汉族张氏建立的前凉(301-376)，氐族吕氏建立的后凉(386-403)，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397-414)，汉族李氏建立的西凉李(400-421)，匈奴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401-439)。
当魏晋时期，河西计出文学家11人，如上表所示，即三国1人（注：魏张昶，敦煌郡渊泉人。），西晋1人（注：西晋索靖，敦煌郡敦煌人。），十六国9人（注：前凉宋纤（敦煌郡效谷人）、谢艾（敦煌郡人）、张斌（敦煌郡人）、索绥（敦煌郡人），南凉秃发归（河西鲜卑），西凉刘昺（敦煌郡人），北凉张穆（敦煌郡人），北凉、北魏宗钦（金城郡人），北魏段承根（武威郡姑臧人）。又与谢艾同时，有“河西文士”王济，具体籍贯无考，未计入。再有需要说明者：其一，此11人之“国别”的区判，仅是大致上的，因为此一时期王朝历运大多短促，许多人实际上是跨不同朝代的，或仕宦上由此及彼；其二，所谓“当魏晋时期，河西计出文学家11人”，也是相对而言的，不必认作绝对数目。）。这样的局面相对于其他文学发达地区，是远落于后了；不过河西本处文化上的边远地带，这十多位文学家的出现，意义仍十分重大；尤其敦煌一郡出了文学家8人，又十六国时期竟出文学家9人，更是值得称道。
第一位河西大文学家是被称作西晋“才艺绝人”的敦煌索靖。按索靖之前有敦煌渊泉的张昶。东汉末年，北地太守段煨从武威进占华阴，修建华山庙宇，张昶所作《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其序状盛，《文心雕龙·铭箴》比之于班固的《封燕然山铭》。张昶，张奂之子，张奂则是颇有文才的著名将领。论其武略，张奂是东汉王朝镇压羌族反抗的一员主将；说其文才，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他著述甚丰，曾删《牟氏章句》为九万言，撰《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又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二十四篇。[1]又张昶兄张芝，兄弟并善草书。张奂及张芝、张昶的相继显名于世，标志着河西豪族的兴起及其亦文亦武的特征，这为以后河西文学的进步打下了基础，并明显区别于西汉及其以前的文明不进。
按河西本是畜牧地区，鞍马骑射，民习战事，尚武而不修文。[2]及西汉武帝时代，以降汉的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并徙“关东贫民”戍边，于是河西农业有了很大的进展；而河西文化的有所进展，是在东汉。先是新莽末年，中原大乱，河西在窦融的割据下，却较为安定、富庶，于是“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3]，其中也有一些士大夫，如扶风孔奋、彭城刘般等，他们的到来，无疑有助于河西学风的生长。东汉建立后，一些地方官在河西兴办教育，推广儒学，（注：如东汉初任延之于武威，灵帝熹平时殷华之于金城。）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如武威“郡遂有儒雅之士”[4]，金城“缙绅之徒，谭讲雅诵”[5]，敦煌一郡则尤为突出。《后汉书》中，敦煌郡列传士人已达3人，不列传士人又有2人，敦煌郡人士著书更达7种，其中集部就占了4种。敦煌士人的影响也较大，如侯瑾（约140-195），“少孤贫，依宗人居，性笃学，恒佣作为资，暮还辄燃柴以读书，……覃思著述，……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称为‘侯君’云”，侯瑾因得列名于《后汉书·文苑传》；又张奂，与安定皇甫规、武威殷颍并誉为“凉州三明”。这些知名的文人学者的出现，说明了河西的由野而文。
然而予河西文学以长远作用的，还是在东汉一代习经风气的影响下，河西本土豪族的兴起及其重武修文的区域特征。作为政治上的边疆地带，河西的民族状况本相当复杂，民族矛盾也十分突出。而自东汉时代起，在经常性的汉羌战争中，河西逐渐成长起一批豪族。这些豪族不仅宗族强盛，习于兵战，也兼修儒业，习经诵文。习于兵战者，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使然；习经诵文，则是为了确保其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凉州三明”所属的安定皇甫氏、武威段氏及敦煌张氏均属此类。又敦煌索氏也颇为典型，西晋河西文学的代表人物索靖即为索氏中人。
据《晋书·索靖传》：靖“累世官族”，“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汜衷、张
、索紾、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其“四龙”并早亡，“唯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靖善草书，与河东卫瓘齐名而出其右，所作《草书状》，《晋书》全录其辞；又著《五行三统正验论》，辨理阴阳气运；撰《索于》、《晋诗》各二十卷。靖有五子：鲠、绻、璆、聿、綝，皆举秀才。又靖不独“才艺绝人”，亦精武略，靖少子，更以武略而致显宦。按如索靖这样的人物，没有一定的文化环境与长期的文化积累是难以出现的，“累世官族”正说明了这样的文化积累；而敦煌“五龙”俱诣太学、游学京师，也正指示出敦煌一域良好的尚学风尚。
西晋以降，河西文化仍稳步进展。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当时北中国其他地区文化的普遍衰歇，河西文化的这种稳步进展，便显得十分地突出。（注：关于这一点，论者众多，此处不赘。可参阅曹仕邦《论西汉迄南北朝河西之开发与儒学释教之进展》（载《新亚学报》第5卷第1期，1960年），赵以武《试论十六国时代河西文化的成就》（载《西北史地》1990年第3期）。）文学上也是如此，《北史·文苑传》说：
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矣。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至于朔方之地，蕞尔夷俗，胡义周之颂国都，足称宏丽。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
按“胡义周之颂国都”，据《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指的是胡义周的《统万城铭》，《魏书》和《北史》的《胡方回传》则说铭为方回所作。胡方回为胡义周子，安定临泾人，而安定属关陇地区，此处且不论；就河西地区言，由《北史·文苑传》的概述，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其一，十六国时期河西的文人作家与旧时的中原相当，文事活跃且有成绩；其二，西凉敦煌刘昺（字延明）的《酒泉颂》，既是河西文学的代表之作，在整个十六国文坛上也堪称“清典”。
十六国时代河西文学之有成就，也反映在文学批评著作中。《文心雕龙·熔裁》：“昔谢艾、王济，河西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注：河西又或作“西河”，今按谢艾，敦煌人，则作河西是。）须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是很少论及十六国时代北方作家的（注：谢艾、王济以外，又有两人，一为身在后赵、但每以任异族之官为恨的卢谌，一为效忠晋室的十六国前凉君主张骏。），其对河西谢、王的评价，说明河西文学作品在南朝享有一定的声誉，从而引起了刘勰的重视与赞叹。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事。《十六国春秋·南凉录》[6]：“傉檀子归，年十三，命为《高昌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览而异之，拟之曹子建。”按归，南凉主秃发傉檀之子。秃发氏是由塞北迁徙而来的鲜卑族游牧部落（注：《晋书·秃发乌孤载记》“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又说：“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按东晋时，今兰州市东北有麦田城，浇河在今青海省贵德县，牵屯、湿罗无考。大漠与浇河之间，晋时为武威、西平二郡地。），本身的文化素养很差，曾视“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7]，却也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及至后来，秃发傉檀已是“机变无穷，辞致清辨，……信一代之伟人”，后秦使臣韦宗以为可与汉族一流士人比美。[8]傉檀的手下有一批文武人才，其中的张穆、边宪，号称“文齐扬（雄）班（固）”。[9]然则秃发归之少年早成，文才英发，既说明了河西浓郁的学风对非汉民族的影响，也反证了河西本土文学总体水平的提高。今人赵以武更通过具体考证与赏析，结论“五凉时期河西的文学创作，无论就文人的数量，还是就作品的质量言，都居于北中国文坛之首的地位”。[10]
河西文学居十六国北中国文坛之首的原因，论者多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五凉（特别是前凉、西凉、北凉）政权的重视文教，五凉统治者的招揽人才，一定的文化传统与家世之学的遗传不坠。（注：详见齐陈骏《河西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齐陈骏、陆庆丰、郭锋《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赵以武《五凉文化述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不过这样的现象也出现于十六国时代其他的诸侯国中，（注：详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且就文化传统言，河西也实在谈不上深厚。笔者倒以为，河西文学繁荣的最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河西相对僻远的地理位置——这一点原因，论者或有提及，却未给予充分的重视。
按河西的僻远，无待赘言。而一般来说，当和平统一的时期，僻远之地远离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相对落后势所难免，而一旦分裂动荡，则僻远反而可以转化成某种优势，传统文明在僻远的环境中往往得以延续以至发展，政治上也能维持相对的和平安宁。十六国时代五凉政权控制下的河西地区，正是如此。陈寅恪先生指出：
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11]
以此，五凉河西文学的兴盛，关键在于河西地域的边隅性质。因其边隅，“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12]；文化学术之一种的文学亦复如此，河西文学的身价正是借着中原的残破荒落而提起来的。又河西文学风格也与河西之僻陋遐方有关。河西文学在河西“本土世家”与外来“儒英”的双重刺激下，表现出清典纯正的儒家文学特征。（注：前凉后期，玄学之风流播河西，在一部分学者中，经学与玄学开始合流。不过总的来讲，五凉学者治学还是沿袭汉魏传统，以经学为重，潜心用力于儒家经典。）这种特征，颇类似于孙吴时代的江东文学，而区别于三国西晋玄风影响下的中原文学。
河西文学的上述特征，在河西本土文学家的身上有充分的体现。张昶、索靖前已论及；若前凉宋纤，“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不应州郡辟命。……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13]西凉刘昺，父宝“以儒学称”，“德冠前世，蔚为儒宗”，著述繁富；[14]北凉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15]又北凉宗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16]至于前凉谢艾，“兼资文武，明识兵略”，精《春秋》之义；[17]前凉索绥，善讲论经义，“以著述之功，封平乐亭侯”。[18]这些河西人物，既为儒者，复是文家，甚是明显。
河西地理位置之僻远与河西本土文学之兴盛的关系，又尤以敦煌一域为典型。十六国河西文学家9人，谢艾、张斌、索绥、宋纤、刘昺、张穆6人均隶籍敦煌，如此，敦煌又可称为河西本土文学的中心，而这并非偶然。历史地看，河西文学，敦煌居首；且不仅文学，敦煌一地所出经、史人才及总体文化水平，东汉以还，包括整个五凉时期，也都居凉州之首，这与敦煌居河西西陲、更加边僻，相对而言也更加稳定有关。（注：即使河西发生变故，敦煌所受的影响往往也不大。如在魏初、晋初的河西混乱中，敦煌就未遭扰乱。）正是由于敦煌的稳定，发展到西凉时，在河西诸郡中，敦煌已以“郡大众殷”著称；文化方面，敦煌也号称名邦，西凉李暠就曾戒其诸子曰：“此郡（按指敦煌）世笃志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19]名邦多文家，此属事之自然；而稳定的政局，宁静的生活，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文学得以成长的温床。
收稿日期：2002-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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