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诗序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魏晋论文,诗序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序是随着诗歌的发展而日渐成熟起来的一种文体。吴承学先生在《诗题与诗序》一文中①，结合诗题的发展，考察了诗序产生发展的过程，并间及魏晋诗序，惜乎因篇幅限制而论之较略。今略就所见，详论之，以期对之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
诗序溯源，应以《毛诗序》为不祧之祖。三百零五篇，不仅有贯于书首，用以全面阐述儒家诗歌理论的大序，而且每篇前皆有表明其作诗缘起与旨意的小序。②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③准此以观《毛诗序》，所言确乎不出议论、叙事二体。如《卫风·木瓜》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此乃叙事；《齐风·甫田》序云：“《甫田》，大夫刺襄公也。无礼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此乃议论。一般认为，《毛诗序》大体完成于西汉中期，乃是总结先秦旧说，并加以润益，而非一时一人之作。④诗序的产生，诚如吴承学先生所言，“在诗歌创作领域中，诗人写诗作自序更主要是受到儒家《诗经》阐释学的影响。……当这种批评家对于古人诗歌的阐释，变为诗人的自我阐释时，诗自序便自然出现了。”⑤《毛诗序》因其特殊的性质，并未使已在各类书籍中广泛应用的序体立即施诸于诗，当然这还与其时文人自觉的诗歌创作贫乏有关。
最早可见有主名之诗序是韦孟《讽谏诗序》，《文选》卷19、《艺文类聚》卷24皆收载。然此序与《汉书·韦贤传》述韦孟事迹文字相同，实乃采摭《汉书》本传史事而成，非为韦孟自作也。《文选》编者乃目之为序，后欧阳询亦因袭之。方回《送佛陀恩归云门寺诗序》云：“束广微《补亡》六诗，自作诗，自作序，与孔子《小序》已自不同。《汉书》韦孟诗，《文选》取之，乃史官之序文也。”⑥所言甚是。东汉有张衡《四愁诗序》和《怨诗序》，但其可靠性值得怀疑。王观国《学林》（四库本）卷七“四愁诗序”条云：“观国详此序非衡所作也。岂有为相而斥言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自称下车治威严，郡中大治者。”并举《后汉书·张衡传》史实与《序》对照，认为“《四愁诗序》乃史辞也。辞有不同者，盖撰《后汉书》者非一家，后之编集衡诗文者增损之耳”。逯钦立据此乃云：“此序乃后人伪托，而非衡所作。”此论已得到普遍的认同。《怨诗序》仅见于《太平御览》卷983，张溥《百三名家集》、冯惟讷《诗纪》均未收入，非必为张衡所作也。《怨诗序》云：“秋兰，咏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此颇与《四愁诗序》“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相类，恐为好事者附益而成。此外逯钦立据《文选》注辑有蔡邕《初平诗》：“暮宿河南怅望，天阴雨雪滂滂。”并案曰：“《选》注引此或作《诗序》，若尔则此非六言诗，乃诗序之残文。”序耶？诗耶？《文选》已两置之，不足论也。乐府古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有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谴，自誓不嫁，其兄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诗歌的写作年代历来有汉末和六朝两种说法，⑦序之时代已无定论，亦姑置勿论。
建安时期，曹丕、曹植昆仲乃有诗序数篇，这既与诗歌在此时得到大发展有关，也受到了赋序的滋养。徐公持先生认为，东汉时期诗赋二体的关系由疏隔而逐渐靠拢，历曹魏西晋而形成“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彼此吸收对方的某些艺术长处，以取长补短。⑧我们知道，赋序在东汉时已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如桓谭《仙赋序》、傅毅《舞赋序》、班固《两都赋序》，冯衍《显志赋序》等，充分利用序的特点，或用序介绍作赋时间，或述缘由与宗旨，篇幅普遍较长，既令人明了赋之背景，又能使作品不必旁衍及此而专意于铺张扬厉。其发展已比较成熟。建安中，赋序大量出现。如曹植《愍志赋》、《九华扇赋》、《离思赋》、《叙愁赋》、《东征赋》、《神龟赋》、《离缴雁赋》等，曹丕《临涡赋》、《戒盈赋》、《感物赋》、《寡妇赋》等，篇前皆有序，且体制短小，一改汉代赋序篇制较长之习。可以想见，在赋作中已得到成功运用的序，必然会被诗人搬到诗歌创作中来。曹丕存诗序三篇。《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序》，《玉台新咏》卷二以为乃王宋自作，《艺文类聚》卷二九以诗属丕，无序。观序口吻，似非王宋自作，然亦非必属曹丕也。《寡妇诗序》云：“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子孤寡，为作此诗。”这与《寡妇赋序》所言“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合辙，应视为子桓作。另外，《全三国文》据《初学记》卷十“皇太子”门，辑有《叙诗》一篇云：“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瑒等同作。”按，《文选》卷三一有《东阁诗》佚句曰“高山吐庆云”，《叙诗》或即其序欤？曹植现存诗序四篇：《鼙舞歌序》、《赠白马王彪序》、《离友诗序》、《喜雨诗序》，皆阐释创作缘起，叙事性明显。吴承学先生以《赠白马王彪序》为可疑，笔者不敢苟同。他说：“此诗最早见于《魏氏春秋》，但没有序文，《文选》李善注说此诗本集题为《于圈城作》，又引‘黄初四年’这段话（按，即序），但也没有明确说这段话就是曹植诗的自序，故此诗的序文，尚属可疑。”⑨按，《魏氏春秋》已于诗前略述作诗之背景，其例不容再胪列诗序。《文选》无序，逯钦立认为是昭明所删。又李善注云：“集曰：于圈城作。又曰：……”寻绎其语意，必以此为序文无疑。我们可以认为，曹丕、曹植的诗序应是文人自觉运用诗序的开端，这与诗歌发展到建安时期而发生新变的过程是一致的。虽然它们的形制短小，内容都很单一，局限于叙述诗歌创作缘由的层面，有着明显的《毛诗序》影响的痕迹，却也在诗国开拓出了一条新的河床，继而奔涌成一条大江，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一种“诗序合一”的现象，序诗辉映，留下了很多传世的名篇。
二
诗序在西晋开始大量出现。这自然与诗歌自身的发展密不可分。发轫于诗骚的诗歌经历建安这样一个高潮的洗礼，已经逐步走向成熟，诗人诗作剧增。显示诗歌自主性的诗题，摆脱了《诗经》、汉乐府基本无题、率尔命篇的状态，也于此时成熟，诗人已经有意识地运用诗题来阐明诗歌主旨，叙述作诗缘由、场合，使诗题成为了解诗歌内容不可或缺的部分。⑩既然诗题可以成为了解诗歌背景的重要材料，那么已经在赋体中得到普遍运用，并由丕、植昆仲在诗歌中初步尝试的序，为当时的诗人所接受也就不足为奇了。(11)
西晋诗人已开始自觉地运用诗序这一形式来补充诗歌本身因体制的限制在叙事、抒情方面的不足。在他们看来，许多缘情而绮靡的诗歌如果缺乏一个背景内容的交代，其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了诗序这一特殊的形式来标明作诗的缘由、时间、地点等要素，诗歌本身便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其畅情拟物的功用，更好地实现诗人体物写志的目的。兹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严可均《全晋文》所收，将西晋诗序，略作统计如下：傅玄1篇、应亨1篇、夏侯湛1篇、程咸1篇、枣据1篇、束皙1篇、江伟1篇、嵇含1篇、张翰1篇、潘尼3篇、郑丰3篇、石崇4篇、陆机5篇、陆云6篇、傅咸6篇，共15人、36篇(12)，运用诗序的诗人、诗作之数量是颇为可观的。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此期有序的诗多是四言。(13)可以认为，这些诗序是受到《毛诗序》的影响。陆云《赠顾骠骑二首序》、《赠郑曼季诗四首序》（实只三篇有序），郑丰《答陆士龙诗四首序》（依陆诗体例，亦只三篇有序）更是亦步亦趋地效仿《毛诗序》。《赠顾骠骑·有皇序》云：“有皇，美祈阳也。祁阳秉文之士，骏发其声，故能明照有吴，入显乎晋，国人美之，故作是诗焉。”这与《诗经》中的许多小序从结构到用词都较为相似！束皙《补亡诗六首》每篇前的小序虽然极为简短，因其补《诗经》之亡佚，其序不言而喻是从《小序》中来。此类作品沿袭陈规，其艺术价值自不足论，然因其处于文人创作诗序由萌芽趋于成熟的阶段，其对诗序的滋养和推广是极为重要的。四言诗在此时的诗坛还占据着比较重要的位置，诗人赠答与宴集多以四言为主要形式，乃是取其源出于《诗经》的雅润。与其相匹配的诗序效仿《小序》，其意亦应如此。
西晋的诗序开始出现论诗的作品，即在序文中述及诗歌鉴赏、品陟优劣等文学批评方面的内容。如傅玄《拟四愁诗序》云：“昔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聊拟而作之，名曰《拟四愁诗》。”认为张衡《四愁诗》“体小而俗”，这是作品评论；傅咸《答潘尼诗序》云：“司州秀才潘正叔，以文学温雅为博士。余性直，而处清论褒贬之任，作诗以见规。虽褒饰之举，非所敢闻，而斐灿之辞，良可乐也。答之虽不足以相酬报，所谓盍各言志也。”他认为潘尼“文学温雅”，这是对诗人的品评。他又认为诗是规劝、言志的工具，而“斐灿之辞”又可娱心悦目，这是对诗的功用的评价；陆机《鞠歌行序》云：“三言七言，虽奇宝名器，不遇知己，终不见重。愿逢知己，以托意焉。”这涉及诗歌鉴赏中鉴赏者的识见力的问题。凡此种种，虽然只是零星地触及文学批评中的一些细小的问题，却在唐代得以张扬。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元结《刘侍御月夜宴会序》、韩愈《荆潭唱和诗序》，等等，皆借助诗序的形式来阐明自己的诗歌主张。追本溯源，上举诸例，应是其滥觞，以此观之，兹体亦大焉。
一般认为魏晋是骈文的初步形成期。刘师培《论文杂记》云：“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14)钟涛认为，“我国散文的骈化在西晋发生了质变，一种与散文并行的新文体——骈文，在这个时代初步形成。”(15)此时的诗序也存在骈偶化的现象。如陆云旧题为《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诗序》云：“大将军崇贤之德既远，而厚下之恩又隆……感《鹿鸣》之宴乐，咏《鱼藻》之凯歌。”《赠郑曼季诗四首》之《鸣鹤序》云：“收《硕人》之考槃，伤《有德》之遗世。”《南衡序》云：“愿言就之宿，感白驹之义。”郑丰《答陆士龙诗四首·鸳鸯序》：“然其劳谦接士，吐握待贤，虽姬公之下白屋，洙泗之养三千，无以过也。……思与其游道德之乐，结永好之欢云尔。”《南山序》云：“修道以养和，弃屋以存神，民思其治，士怀其德，或思置之列位，或思从之信宿。”潘尼《赠二李郎诗序》：“离俭剧之勤，就放旷之逸。”等等，皆于散文中加入了一定数量的对句，骈散兼行，显示了文章由散到骈的发展轨迹。同时用典也开始增多，陆云、郑丰之序已经在偶句中用典，具有鲜明的骈文特色。西晋诗序的另一个特点是篇幅开始趋长，叙事性更强，所述事实更加详尽，并往往在序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为诗歌正文本身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可资参考的背景资料。如傅咸《赠何邵王济诗序》云：“朗陵公何敬祖，咸之从内兄。国子祭酒王武子，咸从姑之外孙也。并以明德见重于世。咸亲之重之，情犹同生，义则师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尔亦作，二贤相得甚欢，咸亦庆之。然自恨闇劣，虽愿其缱绻，而从之末由，历试无效，且有家艰，心存目替，赋诗申怀以贻之。”在序中，傅咸交代了赠诗对象的身份，和自己之间的关系，作诗的大体时间、缘由，以及诗歌的情感基调。有了这样一篇序，对把握其主旨显然有很大的帮助。石崇《思归引序》、《金谷诗叙》更因其叙事详尽，描写细腻，已经不再是诗歌的附属物，而单独为人们所称道，显示出走向成熟之后的序已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后世之传世名篇如《兰亭集序》、《滕王阁序》等，皆序掩诗名，想必是肇端于此的。
西晋诗序的另一特点是多用于赠答、宴集诗中。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诗歌创作多是赠答、宴游之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类诗往往皆缘事而发，具有一个明确的创作背景。碍于诗的形式，这些内容又不能在诗歌中清楚地表述，叙事性强的序自然会得到诗人的青睐。傅咸存诗序六首、陆云存六首、郑丰存三首皆是赠答诗之序；潘尼三首，两首赠答、一首宴集；陆机存序五首，两首赠答、两首宴集……可以窥见诗序分布的情况。《金谷诗叙》是元康六年(296)金谷宴集赋诗结集的总序。此次宴集既是为石崇外任而兴办，又是为送别王诩而举行，具有赠别的性质。序的名头极响，王羲之闻兰亭雅集得比金谷宴游而暗喜，陶渊明亦曾率亲旧游斜川，赋诗，并作小序，论者以为乃效仿金谷之会。(16)诗序广泛地用于赠答、宴集类作品中，可能对“赠序”的产生具有一定影响。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云：“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姚鼐以先秦时人之间的赠言为赠序的远源，他只看到了事情的一半，即单纯从“赠”着眼，重心在于其内容，而忽视了“序”这一形式。唐人赠序以韩愈之作为翘楚。韩愈为赠别而作文，名之曰“序”，并敷演成长篇，使“赠序”基本成为独立的一类文体。但从其部分赠序中仍可看到脱胎于诗序的痕迹。如《送石处士序》云：“遂各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送湖南李正字序》云：“重李生之还者，皆为诗，愈最故，故又为序云。”《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云：“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这些赠序都与赠别诗并作，与两晋赠答诗序应当说具有一定联系。(17)
三
东晋诗歌，风力弱于建安，辞采不及西晋，诗坛相对沉寂。与之相应的诗序创作也不活跃，并没有在西晋诗序的基础上有多大的发展。兹将逯钦立、严可均所收诗序统计如下：王珣1篇、王彪之1篇、王羲之1篇、袁山松1篇、伏滔1篇、谢歆1篇、张翼1篇、慧远1篇、康僧渊1篇、佚名1篇、李暠1篇（存目）、孙绰2篇、湛方生2篇、曹毗2篇、桓玄2篇、苏彦2篇、支遁2篇、陶渊明13篇，计18人，36篇。与西晋相比，篇数虽然相同，人数却多了3人，并且陶渊明一人占了三分之一强。这既可见人们对诗序创作热情不高，也显示了陶渊明在东晋迥出时人的特殊地位。
东晋诗序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涉及赠答的诗序减少(18)，咏物、宴游的诗序增多。先看咏物，共有8篇。吟咏的对象非常广：白鹿、羁鹤、双鸿、鹅、舜华、屏风、二疏画、金昌亭。动物、植物、器玩、亭台，皆成为诗人描摹的客体。从序可以看出，这些诗既有单纯咏物者，如袁山松《白鹿诗序》是因白鹿山的传说而咏及白鹿，王彪之《二疏画诗序》是因画而及史事，谢歆《金昌亭诗叙》则是述亭得名之由来。更多的是借咏物以抒情。湛方生《羁鹤吟序》云：“乡人王氏有养鹤者，摧翮虞人之手，心悲志丧。后三年，羽翮既生，翻然高逝，有感余怀，乃为之吟。”这颇与支道林养鹤事相类，是高蹈远想的晋人不堪羁押、追求自由人格精神的外在展示。曹毗《双鸿诗序》云：“近东野见有养双鸿者，其仪甚美，又善鸣舞。虽志希青翠之游，身非己有，物之可感，良谓此也。”感慨的还是行动上的不自由。苏彦《鹅诗序》以鹅之鸣与不鸣，《舜华诗序》以花之朝不及夕，体悟到庄子的哲学意味，这自然是玄言风貌。这些诗虽皆不存，由序却可以知道其内容之大概。宴游诗序以王羲之、孙绰二人的两篇《兰亭诗序》最为有名，另有陶渊明《游斜川诗序》、桓玄《南游衡山诗序》、佚名《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支遁《八关斋会诗序》，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虽然是为佛家集会而作，与文人宴游赋诗也颇为相近，亦可归于此类。在玄风笼罩的诗坛，赠答诗占据着主流位置，却很少有序，相反大量的咏物与宴游诗序在诗大半亡佚的情况下却流传下来。这折射出诗歌主题在悄然发生变化，从中可以窥见咏物诗、山水诗发展的朕兆。
东晋诗序最著名者莫过于王羲之《兰亭诗序》。《世说新语·企羡篇》：“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徐公持先生说：“事实上，兰亭雅集在做法上有仿效金谷雅集迹象，如皆以游晏山水、饮酒赋诗为基本内容；不能赋诗者‘罚酒各三斗’，亦自金谷雅集中借来，《金谷集序》即有‘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之语。”(19)与王羲之同作的还有孙绰《兰亭诗序》，其命意构思大体与王羲之同。踵其步武者尚有陶渊明《游斜川诗序》。逯钦立说：“金谷集影响东晋人的，不只是一个王羲之，另外还有个陶渊明。陶五十岁时曾同二三邻曲游斜川，作了《游斜川》诗。诗云：‘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序云：‘欣对不足，率共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纪其时日。’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的出游，同样等到五十岁时，同样各疏年纪乡里，而且直接沿袭《金谷诗序》，写出‘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二语，足以证兰亭集或斜川游，都不过是仿效西晋时代的风流雅事而已。”(20)确实，《金谷诗序》是开山之作，两篇《兰亭诗序》及《游斜川诗序》皆是对《金谷诗序》心慕手追的产物，显示了金谷雅集的巨大影响力。正是由《金谷诗序》开始，序文趋长，集叙事与抒情于一体，成为一种可以独立于诗歌本身而存在的新文体。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说：“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认为柳宗元的部分记事的小序，可以当作游记看待。其实这些序文又何尝不可等而视之呢？何况柳宗元之作恐怕也是滥觞于此的呢。
另外有桓玄《南游衡山诗序》，其写景颇具风貌，“涉湘千里，林阜相属。清川穷澄映之流，涯涘无纤埃之秽。……或垂柯跨谷，侠献交荫；或曲溪如塞，已绝复开；或乘步长岭，邈眺遥旷；或憩舆素石，映濯水湄。”以对偶、排比之文来描写山水风景，颇具齐梁山水骈文的体格。佚名《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不仅是一篇山水写景美文，而且是一篇东晋很有价值的山水诗论。其写庐山风光云：“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峦阜周回以为障，崇岩四营而开宇。……清泉分流而合注，渌渊镜净于天池。文石发彩，焕若披面；柽松芳草，蔚然光目。”“霄雾尘集，则万象隐形；流光回照，则众山倒影。”确乎写出了庐山的神丽。他们已经以超功利的态度去审视自然山水的美丽。“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游览的目的就是欣赏自然山水，“虽乘危履石，并以所悦为安”，“众情奔悦，瞩览无厌”，面对山水，他们能够感受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欢畅。他们同时也认识到自然山水有“神趣”，可以“开兴引人”：“夫崖谷之间，会物无主，应不以情，而开兴引人，致深若此。”这确乎再现了晋人对自然山水的认识，从一个侧面表明山水审美意识在东晋已经成熟。
陶渊明作为东晋诗人的殿军，其诗序独多，除了前面论及的《游斜川诗序》外，其他的一些序文也很具特色。《停云诗序》云：“《停云》，思亲友也。樽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时运诗序》云：“《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慨交心。”《荣木诗序》云：“《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有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三首诗皆是四言，序也仿照《诗小序》的体例和句式，既是解题，又标明主旨，当然还突破了《小序》美刺说诗的窠臼。其形式极为整饬，可以看出渊明的匠心，而又浑然不觉其雕刻。语极短小，看似平淡，却蕴涵深情。序诗交相辉映，使四言诗在经历曹操、嵇康的短暂复苏又陷入僵化后，再一次获得了新的生命。《答庞参军诗序》：“三复来贶，欲罢不能。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杨公所叹，岂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辄依周孔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笔随人意，纯任自然，不事文采而味自隽永，颇与王羲之之杂帖相类。对友情的眷念和珍视也流溢于笔端。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二云：“陶公小序，多雅令可诵。序（即《答庞参军诗序》——引者）中起数语，何等缠绵，令人神往。至其与人款接，往往於赠答之什，自有一种深挚不可忘处，此古人所以不可企也。”日人近藤元粹云：“序文简净，自是小品佳境。”(21)皆对此序褒扬有加。又《饮酒诗序》：“余闲居寡饮，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言语简约，状其质性自然如画，真意妙趣，沛然如肺腑中流出，绝无斧凿痕迹。吴承学先生目之为“相当有情致的艺术小品”(22)，可谓知言。另外《有会而作诗序》也很有特色。序云：“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序文描述秋日田家的饥乏和自己的感怀，落落有远致。故明人钟惺云：“序与诗，句句是饥寒衣食之言，真旷远在此。”(23)序文语言朴素自然，颇具“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况味。通篇四言，且句皆散行，在两晋诗序中别具一格。“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是苏轼对陶诗的总评，由上观之，渊明的诗序也具有这样的特色。
陶渊明以平淡至极的诗笔施之于序，一人独创了13篇诗序，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将自建安兴起的诗序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其后的南朝诗序虽不乏佳作，然而皆难以与之比肩。等到唐代诗歌走向高潮，诗序创作勃兴，始将诗序推向另一个高峰。
注释：
①⑤⑨(22)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5-86页、79页、80页、81页。
②就对后世诗序的影响而言，小序的作用更为明显，本文所指《毛诗序》除特别说明外，皆指小序。
③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35页。
④参见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400页。
⑥方回：《桐江集》卷一，“宛委别藏”本。
⑦参见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254页。
⑧徐公持：《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两汉魏晋诗赋关系寻踪》，《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
⑨参见《诗题与诗序》。
⑩徐公持先生曾认为两汉至魏晋存在着“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现象，赋题曾直接转化为诗题，那么赋序影响诗序的产生自然是不容置疑的。参见《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
(11)按，束皙《补亡诗六首》有总序一，另每篇前尚有短序，不单独计算。陆机《祖会太极东堂诗》逯钦立案云：“《书钞》又引陆机《祖会太极东堂诗》‘于是四座具醉’云云，当是诗序残文。”此篇未计算在内。陆云《赠顾骠骑诗二首序》两篇、《赠郑曼季诗四首序》三篇，皆分别计算。郑丰答诗亦如此。
(12)据笔者统计，36篇诗序中，诗存者30篇，其中四言20篇，五言7篇，七言及杂言3篇，可见四言所占的比重之大。
(13)陈引驰编《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34页。
(14)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15)(19)逯钦立：《兰亭序是王羲之作的，不是王羲之写的》，《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442-443页。
(16)关于唐人赠序和赠答诗序的关系，可参见拙文《赠序源流考论》（《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
(17)仅有陶渊明4篇，张翼、康僧渊一赠一答2篇。
(18)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2页。
(20)转引自《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7页。
(21)钟惺：《古诗归》卷九，转引自《陶渊明诗文汇评》，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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