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对凯末尔革命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土耳其论文,教职论文,贡献论文,人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对凯末尔革命的贡献问题，国外有关著作有所论述。例如 ：土耳其的一些著作较多地强调是由于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性，故获得了 土耳其大部分伊斯兰教职人员的支持，当然也遭受到部分顽固的伊斯兰教职人员的反对 (注：参阅苏娜·基莉：《阿塔图尔克革命》(Suna Kili,Ataturk Devrimi)，安卡拉19 83年版；图尔汉·费齐奥卢：《阿塔图尔克道路》(Turhan Feyzioglu,Ataurk yolu)， 伊斯坦布尔1981年版；乌特坎·科贾图尔克：《阿塔图尔克和土耳其革命大事记，1918 -1938年》(Utkan Kocaturk,Ataturk ve Turk Devrimi Kronlojisi,1918-1938)，安卡 拉1973年版；D.埃尔吉勒：《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过去和现在》(Dogu Ergil,
Secularism in Turkey,Past and Present)，安卡拉1995年版等。)；前苏联学者比较 强调伊斯兰教职人员对凯末尔革命和改革的反动，认为伊斯兰教职人员在凯末尔革命时 期是封建保守势力的代表，“为了争取恢复哈里发对整个土耳其的支配和保全自己的特 权，伊斯兰教会也附和了凯末尔”革命，对凯末尔革命和改革起了阻碍作用(注：参阅 安·菲·米列尔著，朱贵生等译：《土耳其现代简明史》，三联书店1973年版。)。国 内没有专门的研究，甚至在研究凯末尔革命胜利和改革的原因时对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 员的贡献也闭口不谈。这说明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 主要从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号召民众为民族独立而斗争、同支持素丹哈里发政府的教 职人员抗衡、配合世俗化改革的实施等方面，论述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为土耳其凯末 尔革命的胜利和土耳其走向现代化做出的贡献，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号召民众为民族独立而斗争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执政的统一进步党领导人拖 入世界大战的深渊。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素丹政府战败投降后，被迫与 协约国签订了《摩德洛斯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土耳其军队立即解散，并且交出全部 军舰；开放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由协约国军队控制海峡地区要塞，协约国 军队在黑海自由航行；协约国对土耳其的铁路、交通、电信等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协约 国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占领土耳其的任何军事要地。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协约国先后 占领了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区、安拉托利亚的东南部和西南部、黑海沿岸 的重要港口城市、安拉托利亚沿线的重要城镇。1919年5月15日，希腊在英国和法国支 持下，出兵侵占了土耳其安拉托利亚的西部港口伊兹米尔城及其周围地区。同时，协约 国帝国主义还策划在安拉托利亚的东北部建立独立的“亚美尼亚国”，在东南部建立“ 库尔德斯坦国”，妄图肢解土耳其帝国。因此，土耳其成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半殖 民地。当时担任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公然声称，“我们用不着为土耳其将从舞台上消 失而惋惜。”(注：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现代卷)》，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协约国列强瓜分土耳其的活动加深了土耳其的民族灾难，给土耳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 民族危机。于是，挽救民族危机、争取民族独立就成了土耳其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1919年6月22日，凯末尔从阿马斯亚秘密通电全国各省军政首脑，呼吁：“国家完整、 民族独立正处在危险之中”，“中央政府已经无力履行其所承担的责任”，“唯有民族 的意志和决心才能拯救民族的独立”。1919年9月，在锡瓦斯召开的各民族主义组织参 加的大会上，选举出了以凯末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宣布：“竭尽全力甚至流尽最后一 滴血，来共同保卫自己的祖国，使其免受任何侵犯。”(注：安·菲·米列尔：《土耳 其现代简明史》，第163页。)
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把土耳其民众紧紧地团结在这一爱国运动的 旗帜下。凯末尔的号召得到了土耳其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响应，特别是在土耳其具有重 要影响和特殊作用的大多数伊斯兰教职人员的赞同。他们使用伊斯兰教的教义来帮助凯 末尔阐述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性和正义性，用宗教理论作武器支持凯末尔领导的争取民 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在希腊侵略军占领伊兹米尔后，民族解放运动在开始时带有强烈 的宗教色彩，伊斯兰教职人员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中宣称“穆斯林是兄弟”，同 异教徒进行战争是“圣战”，“逃避圣战”是“七种不义者之罪”，为“真主之道出征 而死者”则是五类“烈士”之一。因而伊斯兰教职人员认为：民族主义者是为了保卫安 拉托利亚而和希腊基督教徒进行“圣战”，这就使民族主义者和土耳其人民的宗教意识 和宗教感情在战争中得到加强。战争的目的是要把“伊斯兰地方”和“伊斯兰人民”从 基督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伊斯坦布尔和安拉托利亚的许多伊斯兰教职人员就明确表示 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号召民众为民族独立而斗争。巴耶济德清真寺的一位布道师就明确 指出：“解放的惟一道路是人民直接掌握主权和行使其意愿，大家都集合在穆斯塔法· 凯末尔帕夏周围，我们就能拯救国家。”(注：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 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我们从这位布道师 的言论中不难看出：土耳其的一部分伊斯兰教职人员不仅赞成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 运动，而且还主张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思想，这正是对凯末尔领导的革命运动思想的精 辟阐释和高度的概括。德尼兹利的穆夫提(注：穆夫提是阿拉伯语Muftī的音译。指伊
斯兰教教法说明官，其职责为对各类诉讼提出正式的法律意见，作为判决的依据。其担 任条件是精通《古兰经》、“圣训”和其他伊斯兰教教法著作。现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 和地区仍然有此职。中国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也有此称呼。)对参加集会的群众说：“ 没有或只有很少一点武器和弹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阻碍战斗的理由。没有任何保 卫手段的穆斯林还可以从地上捡起三块石子扔向敌人。”(注：杨灏城、朱克柔主编：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第173页。)哈夫查清真寺的一位经师 说：“惟一出路是拿起武器……没有武器的可以拿起斧头，没有斧头的可以拿起结实的 木棍，立即开始战斗……”(注：S.塞莱克：《安拉托利亚革命》(S.Selaik,Anratulia
Devrimi)，伊斯坦布尔1981年版，第75页。)“如果你们逃避死亡，或杀戮，那么，逃 避对于你们绝无裨益。你们即使逃避，也只得到稍稍享受”(注：马坚译：《古兰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页。)。“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迫害消除， 一切宗教全为真主”(注：马坚译：《古兰经》，第134页。)。可见，德尼兹利的穆夫 提、哈夫查清真寺的经师公开鼓动群众拿起武器，那怕是最原始的武器同协约国帝国主 义列强及其支持下的希腊侵略军队、土耳其反动的素丹政府进行战斗，以争取土耳其民 族的独立和维护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当民族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时，使得安卡拉政权 与民族解放事业一致起来。“因而在土耳其人的眼里，似乎所谓人不忠不敬正是那些反 对安卡拉政权的人，而不是支持这个政权的人”(注：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 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3页。)。“圣训”中还告诫伊斯兰教徒“穆斯林 是兄弟。谁能满足穆斯林弟兄的需求，真主则满足其需求；谁能解除穆斯林弟兄的忧愁 ，真主则解除其在末日的一种忧愁。”伊斯兰教的“大教长”塞努西来到凯末尔革命的 中心地区安卡拉，并发表声明说，“要以自己本身和自己在宗教上的威信来为土耳其的 (民族解放)事业服务”(注：安·菲·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明史》，第187页。)。 塞努西的言行为其他伊斯兰教职人员公开支持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起到了重要的 表率作用。
在土耳其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地区安拉托利亚，有的宗教界人士虽然在思想感情上同 素丹哈里发有一定的联系，对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有过短暂的观望和动摇，但是 在整体上还是安拉托里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埃尔祖鲁姆、安卡拉、科尼亚等城市 “护权协会”的领导人大多数是伊斯兰教教界人士。1920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一届大 国民议会中就有61名乌里玛(注：乌里玛是阿拉伯语Ulamā(Alīm的复数词)的音译，原
意为“学者”。一是指伊斯兰教国家有名望的教法学家和神学家，在大法官的领导下对 国家问题和民事纠纷提出意见或判决，影响很大；二是指由教法学家和神学家组成的机 构。)和八位教团的教长。宗教界人士占了第一届大国民会议议员总数的1/5，他们在民 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伊斯兰教职人员对凯末尔革命的支持，凯末尔也有 意识地利用伊斯兰教职人员的态度来推进土耳其的民族解放事业，利用他们的特殊影响 来组织民众，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凯末尔除了亲自给许多伊斯兰教长写信，阐明支持 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性外，还在从锡瓦斯去安卡拉的途中专程拜访了影响很大的贝克塔 什教团的大教长。为了团结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凯末尔在首届大国民议会政府中共设立 11个部，其中既有司法部，又有教法部。教法部的设立虽然是凯末尔对伊斯兰教职人员 带有妥协的色彩，但它确实是当时团结伊斯兰教职人员的一个理想的措施。首届大国民 议会政府中的教法部实际上就相当于素丹政府中的梅希哈特，即伊斯兰大教长署。凯末 尔通过这种形式的妥协同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结成了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战线， 获得了广大伊斯兰教职人员的支持和拥护，减少了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障碍，不失为 一个具有远见意义的举措。
此外，伊斯兰教职人员还从物资上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领 导土耳其人民同英法意等协约国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支持下的希腊侵略军队、土耳其素丹 政府军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维护土耳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斗争，就面临着物资资源十分 缺乏的困境，为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进行增添了极大的经济困难。1921年8月5日，凯 末尔出任大国民议会政府军总司令。为了克服物质上的极大困难，争取土耳其民族独立 革命战争的胜利，凯末尔总司令向全国下达了总动员令，要求土耳其人民克服困难，节 衣缩食，最大限度地支援前线的民族解放战争。总动员令中要求土耳其民众每户缴纳一 套衣服，一双鞋袜；商人和居民所拥有的衣料、棉花、羊毛、皮鞋、便鞋、铁钉、粮食 、口袋、缰绳等征调40%，其代价以后支付；小麦、大麦、面粉、大米、豆类、供屠宰 的牲口、糖、肥皂、油、盐、茶、蜡烛、橄榄油等日用品亦征用40%。
为了响应总司令的总动员命令，将土耳其有限的物力、财力集中起来用于支持民族解 放事业，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土耳其整个民族，包括伊斯兰教教职人员都全身心 地站在了民族事业一边。安卡拉大国民议会政府在1921年1月通过《国民税法令》后， 各地区根据《国民税法令》成立了“国民税委员会”，负责征税工作。这些委员会从省 到乡的负责人大多数都是伊斯兰教职人员，为了筹集前线所需要的各种物资，他们的足 迹遍及城市和乡村，他们的辛勤工作及时保证了前线对各种物资的需求，为土耳其民族 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同协约国帝国主义 及其支持下的希腊侵略军、土耳其素丹政府进行斗争，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这对于全 土耳其的民众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感召力，对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是一个强 有力的支持。
二、与支持素丹政府的教职人员抗衡
土耳其反动的素丹政府为了消灭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维护协约国帝国主义列 强的利益和奥斯曼帝国的封建统治，动用了素丹哈里发作为君主和宗教领袖的全部“权 威”，利用土耳其人民群众的宗教感情同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1920年3月，土耳其伊 斯兰教大教长迪里杂代·阿布杜拉颁布“法特瓦”(注：法特瓦是阿拉伯语Fatwa的音译 ，意思是“判决”、“决断”。伊斯兰教法专用词，指伊斯兰教法官根据本教法学派奉 行的基本原则和前例作出的判决。)，宣布反对土耳其素丹哈里发的人是“暴徒”，应 该被开除伊斯兰教教籍，不受伊斯兰教法的保护，杀死这些背叛伊斯兰教的人是全体穆 斯林的宗教义务，逃避斗争是最大的罪孽，其死后不能进入天堂，不能得到真主的宽恕 。实际上，“法特瓦”宣布了维护土耳其民族权利，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者是反对 土耳其素丹哈里发的“暴徒”。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还宣布缺席判处凯末尔等人 的死刑。土耳其素丹政府还在安拉托利亚组织了一支“哈里发”军队，向凯末尔领导的 民族解放运动发动进攻。土耳其素丹政府组织的这支“胸怀信仰，头顶《古兰经》，手 持诏书”的哈里发军队还策动了一系列针对凯末尔安卡拉政权的叛乱。一些拥护土耳素 丹政府的伊斯兰教职人员成立了“伊斯兰复兴会”，在他们散发的声明书和小册子中宣 传应把希腊军队当作哈里发的军队，其实质是公开承认希腊军队对安拉托利亚地区的侵 略，是公开出卖土耳其民族利益的卖国行为。
针对土耳其素丹政府的行为和伊斯兰教大教长发布的“法特瓦”，以凯末尔为首的安 卡拉政权紧密依靠和团结广大爱国的伊斯兰教职人员，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 策略，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了土耳其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正义性。由安卡 拉地区的153位穆夫提联合签名发表“反法特瓦”，他们站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祖国 领土、主权完整的立场上，阐明为民族解放和民族利益而斗争的人绝对不是“暴徒”， 而是土耳其民族的英雄，理应受到土耳其人民的尊敬。指出从协约国帝国主义列强的奴 役下拯救素丹哈里发是全体穆斯林的宗教义务，反对争取民族解放的人将受到审判。安 卡拉独立法庭还以叛国罪褫夺了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素丹政府首相费里特的国籍。
尽管在土耳其素丹政府和安卡拉政权之间发生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法特瓦战争”中， 表面上看支持凯末尔民族解放运动的安拉托利亚地区的153位穆夫提的宗教威望一时间 还难与素丹哈里发的宗教权威相抗衡，但伊斯兰教大教长迪里杂代·阿布杜拉颁布的“ 法特瓦”也很快在穆斯林群众中失去了作用和影响。1920年8月10日，土耳其素丹政府 同协约国帝国主义列强在法国巴黎近郊的色佛尔签订了《色佛尔条约》。《色佛尔条约 》是凡尔赛体系中最带有奴役性、最苛刻的一个条约，不仅使土耳其丧失了4/5的领土 ，而且完全剥夺了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把土耳其推向了亡国的边缘。凯末尔的安卡拉 政权在《色佛尔条约》签订之前，曾经严厉地警告土耳其素丹政府，不许签订这样丧权 辱国的条约。土耳其素丹政府在卖国的《色佛尔条约》上签字的行为与凯末尔的安卡拉 政权维护土耳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结果是彻底动摇了土耳其 素丹哈里发的政治形象和宗教权威，而凯末尔的安卡拉政权的威望却随着独立战争的深 入进行而与日俱增。1921年2月21日，在英国与法国、意大利的策划下，土耳其素丹政 府和安卡拉政府两个政府的代表团参加伦敦会议，这实际表明协约国承认了凯末尔的安 卡拉政府。会议在讨论土耳其政府对伊兹米尔地区的主权问题时，土耳其素丹政府代表 团团长、首相陶菲克帕夏主动地把发言权让给“土耳其人民的真正代表——大国民议会 政府”的代表(注：阿费特·伊娜：《土耳其革命史和土耳其共和国》(Afet Inan,A History of the Turkish Revolution and Turkish Republic)，安卡拉1980年版，第9 0页。)，这一事件正好给“法特瓦战争”的结局做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注释。当民族解 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时，使得安卡拉政权与民族解放事业一致起来，“因而在土耳其人 的眼里，似乎所谓人不忠不敬正是那些反对安卡拉政权的人，而不是支持这个政权的人 ”(注：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63页。)。这正说明了凯末尔领 导的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得到了土耳其人民，特别是伊斯兰教职人员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
围绕伊斯兰教大教长迪里杂代·阿布杜拉颁布的“法特瓦”而展开的“法特瓦战争” ，尽管当时支持凯末尔革命行动的153位穆夫提发表的反法特瓦还不能和素丹哈里发的 宗教权威相抗衡，但它彻底动摇了土耳其素丹哈里发的政治形象和宗教权威，加上安卡 拉政府对《色佛尔条约》所持的否定态度，进一步提高了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声威，使之获得了更多土耳其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支持和承认。
三、配合世俗化改革的实施
凯末尔在领导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就注意团结伊斯兰教的大部分教职人员进 行世俗化改革，这些改革获得了大部分伊斯兰教职人员的支持或容忍，为土耳其共和国 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土耳其独立战争胜利后进行大规模的世俗化改革扫清了 道路。
第一，有关废除素丹制的问题。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决定废除素丹(君 主)制度，从法律上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分开，实行政教分离制度。大国民议会在讨 论废除素丹制度时，反对废除素丹制度最激烈的人并不都属于伊斯兰宗教势力。有的曾 经是积极参加和领导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级人物，有的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 担任过重要职务并同素丹哈里发具有一定联系的人。他们主张既保持奥斯曼王室对土耳 其的政治统治，但是又赞成进行适应历史潮流的某些社会改革。例如安卡拉革命政府的 主席拉乌夫对土耳其素丹瓦希德丁一方面表示不再信任，可是他另一方面又表示，“在 良心上感情上，我是离不开素丹和哈里发的。我有责任继续对君主保持忠诚，我对哈里 发的爱戴是我所受教育的结果。废除素丹和哈里发，而另设其他性质的官职来代替，结 果将会造成失败和灾难，这是万万做不得的。”(注：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 的兴起》，第268页。)政府的另一位领导人雷费特一方面劝说素丹向“事实低头”，解 散伊斯坦布尔政府，“以结束违反民族利益的双重政府”，另一方面又保证素丹将成为 立宪君主。从他们的主张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安卡拉革命政府内部反对废 除素丹制度的主张与宗教势力的主张是有原则的区别的。宗教势力主要是从宗教角度坚 持哈里发制度和素丹制度在土耳其是无法分离的，认为世俗政权和伊斯兰教权的分立是 同伊斯兰教相抵触的，不能剥夺国王拥有的君主特权。当安卡拉大国民议会在是否废除 素丹制度问题上争论不休时，在辩论中发言的凯末尔首先引证了历史事实，指出哈里发 制度是从16世纪起才在土耳其存在的，在此以前只有素丹制度。“主权和政权都不能用 学院式的讨论而让给任何人。主权是通过实力、威力、甚至是通过暴力获得的。奥斯曼 的子孙们通过暴力取得了对整个土耳其民族的统治权，他们在六百年间统治了土耳其民 族。现在，这个民族起来反对篡夺者，把他们打回老家去，并且着手实现理应属于它的 主权。这是一个既成事实，假如所有在这里集会的人……都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在我 看来，他们就会极其明智地行事”(注：安·菲·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明史》，第2 35-236页。)。凯末尔认为：“在这个世纪，文明国家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文明 的交往已经使人类的文明部分成为相同的东西。”(注：M.Y.盖伊克达格：《土耳其的 政党，伊斯兰作用》(Mehmet Yasar Geyikdagi,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The Role of Islam)，纽约1984年版，第46页。)凯末尔最后凭借个人的威望和掌握的全部 军政权力，使反对废除素丹制度的人退却了。由于在大国民会议中有影响的伊斯兰教职 人员对废除素丹制度的支持，议会当天就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废除素丹制度的决议，宣 布土耳其素丹“政府从1920年3月16日(指英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素丹政府与它沆瀣 一气之日)起已不复存在，至此已经永远成为历史”。
第二，有关建立共和国的问题。1923年9月，凯末尔在共和主义、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 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党”，表明土耳其宣布共和的时刻已经到来。凯末尔当时在和外 国记者的谈话中指出：“土耳其的主权应该属于人民，它的行政、立法权将集中在大国 民议会。”这两点用一个词表达的话，“这个词就是共和国”。在酝酿建立土耳其共和 国的过程中，在议会内外均没有遇到强烈的抵制。虽然在大国民议会中一位伊斯兰教会 的代表手拿《古兰经》在议会的讲坛上大声叫道：“我不打算出席除了承认它(即《古 兰经》)以外还承认别的法律的会议。”阿訇和毛拉们在大国民议会中宣称：“宗教就 是一切”，“宗教可以征服东方和西方。”(注：安·菲·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明 史》，第215-216页。)他们反对在土耳其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主张土耳其仍然建立以伊 斯兰教为主宰的宗教国家政权。但是巴耶济德清真寺的布道师早在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 初期就明确指出：“解放的惟一道路是人民直接掌握主权和行使其意愿，大家都集合在 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周围，我们就能拯救国家。”这反映了部分伊斯兰教职人员主张 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思想。此时，大国民议会议员、历史学家阿卜杜拉赫曼将共和国比 作先知穆罕默德建立的国家时，没有任何一位宗教学者感到需要加以驳斥。10月29日晚 8时30分，大国民议会在“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中通过了建立土耳其共和国的决定， 凯末尔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的首位总统。在土耳其安卡拉政府废除素丹制度和共和国成 立后，当时影响很大的贝克塔什教团的大教长甚至向教团伊斯兰教徒散发通知，说明他 们忠诚于祖国和新体制(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兰教著名的学者阿基夫为了表示支持土耳 其的民族解放运动，还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国歌作词(注：J.萨伊德：《伊斯兰教和现代 化：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的对比研究》(Javaid Saeed,Islam and Modernization, A Comparative of Parkistan,Egypt,and Turkey)，伦敦1994年版，第183页。)，歌颂 新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第三，有关解决哈里发制的问题。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人民党从政治角度考虑最终 解决哈里发的问题就提上了日程。1922年11月，安卡拉新任长老宣布了一项“法特瓦” ，授权国民议会选举一个只拥有精神权力的哈里发，因而新任哈里发阿布杜拉·麦积德 二世仅仅是一位精神领袖而不具备任何世俗权威。192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推行了废除 哈里发制度的法律，“它不仅在土耳其内部引起很大震动，而且也引起整个穆斯林世界 的反响，土耳其国内反对共和的教权主义认为，废除哈里发制危及土耳其人民和自己的 伊斯兰过去以及自己的帝国过去的联系，同时危及他们与长期以来一直以人民为首的那 个更广大的穆斯林世界的联系”(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有些人在共和国成立后企图将哈里发作为共和 国议会的当然议长和国家元首，甚至断言任何人都无权废除或改变哈里发的权力和职能 。他们认为：如果土耳其没有了哈里发，它将失去作为一个主导的伊斯兰教国家的作用 ，因而也就会大大地降低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议员絮克吕鼓吹所有的法律和政府决定 都应该经过哈里发批准，遵守未经哈里发批准的法律和决定意味着背叛安拉意志。著名 的宗教学者吕特费·费克里发表致哈里发的公开信，希望关于哈里发即将辞职的谣传永 远消失，因为没有哈里发，土耳其将失去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性，我们在欧洲政界人士 眼中将下降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1923年11月，印度穆斯林领袖阿加汗和阿米尔·阿 里写信给土耳其总理伊诺努，说“哈里发-伊玛姆目前在广大的逊尼派穆斯林人口中的 不确定地位产生了非常混乱的效果。”要求将哈里发置于“能够获得各穆斯林国家的信 任和尊敬，同时能够给予土耳其国家以特殊力量与尊严”的地位(注：尼亚兹·贝克斯 ：《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发展》(Niyazi Berkes,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蒙特利尔1964年版，第458页。)。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的这一信号，正好给 土耳其政府废除哈里发制度提供了最方便的理由。关于废除哈里发的议案在议会中进行 了长时间的争论，伊斯兰教的教长、议员萨费特埃芬迪等53位议员为了避免反对派的纠 缠，在提案中明确指出：阿拉伯文明证明宗教任何时候都不阻碍社会进步，土耳其如此 落后的原因责任全部在统治者身上。伊斯美特在大国民议会人民党党团会议上说明了凯 末尔党人对于哈里发制的看法，宣称：“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哈里发的军队曾把我们整 个国家变成了废墟。我们也不能忽视建立新的哈里发军队的可能性还没有消除……我们 的国家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了。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哈里发的‘法特瓦’曾使我们遭 受世界大战的惨祸。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民族希望举行起义的时候，哈里发的‘法 特瓦’曾引起了比来自敌人方面更为可恶的对民族的诽谤言论。……如果一旦某一个哈 里发突然想企图影响我们国家的命运，那么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将把他的脑袋拿 下来。”(注：安·菲·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明史》，第268-269页。)司法部长塞 伊德还在议会上论述了哈里发制度的起源及其发展，说明这纯粹是民族的事，应该服从 时代的要求。土耳其议会终于在1924年3月3日通过了著名的第431号法令，宣布废除哈 里发制度，标志着土耳其封建君主制度和神权统治的结束，土耳其揭开了现代历史的新 篇章。
土耳其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世俗化改革的实施，其中就包含了土耳其 伊斯兰教各级教职人员的贡献。民族解放战争大大地降低了土耳其民众对素丹哈里发的 期望值，广大的土耳其穆斯林习惯了没有素丹哈里发照样生活的事实，这无疑为土耳其 实现国家世俗化、现代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土耳其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土耳其伊斯兰教的大部分教职人员从总体 上来说同民族主义者结成了政治联盟，进行了较友好的合作，对民族独立战争中的各项 政策和法令持支持和容忍的态度，为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土耳其由封建神 权国家走向现代化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和世俗化改革能够获 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对凯末尔革命的贡献的研究，说明 只要革命者或政府对宗教界人士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和政策，适当地照顾到他们的 政治经济利益，就可以为我所用，起到其他阶层人士无法起到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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