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胡史迹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代论文,史迹论文,太原论文,墓志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稽胡是十六国至隋唐时期活跃于甘肃东部至山西北部的杂胡之一，最先关注稽胡史迹的周一良教授，在《燕京学报》第39期（1948年）上撰《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一文，首次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此后，唐长孺、马长寿、林幹、周伟洲、蒲立本（E.G.Pulleyblank ）等中外学者相继加入讨论。（注：唐长孺：《魏晋杂胡考》，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39—444页；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版；林幹：《稽胡（山胡）略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 周伟洲：《中国中世纪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150页。E.G.Pulleyblank,"JI HU 稽胡：Indigenous Inhabitants of Shanbei and Western Shanxi",in E.H.Kaplan and D.W.Whisenhunt (ed.),Opuscula Altaica:Essays Presented in Honor of Henry Schwarz,Western Washington,1994,p.498—529.）
1999年7月，山西太原发现一座隋代浮雕石棺大墓。墓主人虞弘， 字莫潘，家出鱼国。祖父曾任北魏领民酋长，父亲改仕北方草原柔然汗国，任莫贺去汾达官。虞弘本人曾代表柔然出使西域，访问过波斯、吐谷浑诸国。北齐文宣帝时，虞弘回到中原，相继在北齐、北周和隋三朝为官。北周时，曾职掌祆寺和外交事务，最后死在并州晋阳府第，葬于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注：最初的报道见程书林、郭喜梅、 张兴民《太原清理—罕见隋代墓》，《中国文物报》1999年10月24日第1 版； 正式报道见张庆捷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 《文物》2001年第1期；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2000年7月， 北京大学召开“汉唐之间文化互动与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张庆捷、姜伯勤、荣新江在会上分别介绍了他们对虞弘墓志和石椁浮雕图像的研究成果。（注：张庆捷：《隋代虞弘墓志石椁浮雕的初步考察》；姜伯勤：《隋检校萨宝虞弘墓志石椁画像石图像程序试探》；荣新江：《粟特系祆教的流传及其在艺术上的影响》；收入《汉唐之间文化互动与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2000年版，第1—24、25—41 和111 —128页。）2000年夏，应山西省考古所张庆捷所长盛情邀请， 我到太原实地考察虞弘墓。据我初步研究，虞弘家族实乃十六国以来活跃于中国北方的稽胡，族源或与中亚突厥系统民族有关。
一、虞弘之种族
虞弘墓发现后，太原虞氏究竟属于什么种族？引起中外学人的普遍兴趣，但迄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虞弘墓志说：“公讳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也。”我们找到一些证据，说明虞弘实乃十六国以来活跃于甘肃东部至山西北部的杂胡之一，北魏称“步落坚”，北周称“步落稽”，隋唐称“部落稽”，简称“稽胡”（注：参见《魏书·尔朱荣传》、《北史·蠕蠕传》、《旧唐书·程务挺传》和《隋图经杂记》（《太平寰宇记》卷三五引）。）。《周书·异域上·稽胡传》记载：
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刘渊）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自离石（今山西离石）以西，安定（今甘肃泾川）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又与华民错居，其酋帅颇识文字。然语言类夷狄，因译乃通。虞弘墓石椁外部造型基本采用汉式建筑结构，为砖砌单室墓，带斜坡墓道，墓室平面呈弧边方形，长宽各3.8米，并使用汉文墓志， 几乎无异于汉族墓葬。（注：虞弘墓出土石棺呈房屋形，模仿木结构建筑形式。隋代李静训墓、唐代李寿墓、郑仁泰墓、永泰公主墓和章怀太子墓皆采用此种形制。）这和稽胡“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其酋帅颇识文字”完全相符。
十六国至隋唐时期，中国西北少数族可按语系分为四个系统：月氏、塞人、粟特、羯胡属于西胡，讲印欧语系的语言；氐、羌、党项、吐蕃属于西羌，讲汉藏语系的语言；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吐谷浑属于东胡，讲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语言；鲜虞、丁零、敕勒、高车、铁勒、突厥、回鹘、黠戛斯属于北狄，讲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语言。既然稽胡“语言类夷狄”，稽胡语当属突厥语族。稽胡的族名“步落稽”，古音可读buo-lak-kiei（注：高本汉：《汉文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38和237页。），疑为突厥语
（鱼）。 （注：A.von Gabain,Alttürkische Grammatik,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74,p.326；陈宗振等编《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48—49页。）而虞弘恰为鱼国人，恐非偶然。
隋初一度依靠稽胡抵御北方突厥人，《隋书·高祖本纪上》记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一些稽胡将领因此立下赫赫战功而载入史册。虞弘时代，稽胡著名将领有鱼俱罗和虞庆则，《隋书》和《北史》有二人列传。
史载开皇十八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杨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之。（注：《隋书·杨素传》。）杨素“路逢（鱼）俱罗，大悦，遂奏与同行。及遇贼，俱罗与数骑奔击，瞋目大呼，所当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飞。以功进位柱国，拜丰州总管。初，突厥数入境为寇，俱罗辄擒斩之，自是突厥畏惧屏迹，不敢畜牧于塞上”（注：《隋书·鱼俱罗传》。）。鱼俱罗是冯翊下邽（今陕西渭南市东北）人。西晋以来，冯翊就是北方游牧人频繁出没之地。《晋书·北狄传》记载：
惠帝元康中，匈奴赫散攻上党，杀长吏，入守上郡。明年，散帝度元又率冯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后，北狄渐盛，中原乱矣。稽胡迁入长城以南后，一部分人慕义中原文化而逐渐汉化，改用汉姓。虞庆则就是这样一位汉化稽胡。《隋书·虞庆则传》记载：
虞庆则，京兆栎阳人也。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父祥，周灵武太守。庆则幼雄毅，性倜傥，身长八尺，有胆气，善鲜卑语，身被重铠，带两鞬，左右驰射，本州豪侠皆敬惮之。初以弋猎为事，中便折节读书，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为人。仕周，释褐中外府行参军，稍迁外兵参军事，袭爵沁源县公。
唐人林宝对灵武虞氏的族源已不甚了解。《元和姓纂》卷二灵武回乐县说：“状云，本自会稽徙焉。后周有沁源公虞祥；生庆则，隋右仆射、鲁公。孙操，唐长江令。”岑仲勉先生已指出其说有误。（注：岑仲勉：《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第1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9页。）虞庆则善骑射，通鲜卑语，自然和会稽虞氏无涉。从虞庆则本姓不难判断，此人当系稽胡。虞弘是鱼国人，他和虞庆则一样，本该姓鱼氏，二人皆因慕中原文化而改姓虞氏。
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步落坚胡刘阿如等人在汾、 肆二州（今山西隰县和忻县）作乱，后被肆州秀容酋长尔朱荣派兵镇压（注：《魏书·尔朱荣传》。），这是步落稽首次见于史籍。
据美国突厥学家波佩（N.Poppe）研究， 古阿尔泰语词汇常带有一个不稳定的尾音／n／。这个尾音有时可释为复数语尾， 相当于突厥语复数语尾-lar。（注：波佩（N.Poppe）著、黄建华、 曜堂译：《阿尔泰语和乌拉尔语复数语尾研究》，收入李祥瑞、牛汝极《阿尔泰学论丛》第1辑，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42页。 ）例如：蒙古语mori（马）， 复数作morin （马群）（注：Juhan Janhunen,"The Horse in East Asia:Reviewing the Linguistic Evidence",in Victor H.Mair (ed.),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vol.1,Washington: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1998,p.417.）；突厥语bod（部落），复数为bodun （诸部落）。又如：铁勒亦称“丁零”，茹茹或称“柔然”，结骨又作“坚昆”；三者分别为“铁勒”、“茹茹”和“结骨”的复数形式，表示“铁勒族”、“茹茹族”和“结骨族”（注：T.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Indiana University,1968,p.317.）。同理，“步落坚”实乃突厥语balaq（鱼）的复数形式， 意为“步落稽族”或“步落稽部落”。
史书对北朝胡姓采用两种处理方法，一般采用音译，如柔然姓氏“郁久闾”（首秃）；有时也采用意译，鱼国即为“步落稽”的意译。此外，北朝人姓氏与其氏族或所在部落名称基本上是一致的。《魏书·官氏志》说：“姓则表其所由生，氏则记族所由出。”所以，从姓氏往往可以找出该姓所出氏族或部落。
据墓志介绍，虞弘祖先迁入黄河流域后，首先“徙赤县于蒲坂”。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乡。这个地方历史上是否有鱼氏，史无明载。不过蒲坂以西不足百公里的冯翔却早有鱼氏入居。《元和姓纂》卷二九记载：“鱼姓，冯翔下邳。苻秦（公元351—394年）有鱼遵，元孙经，后魏吏部尚书，生徽、俊、代略。”（注：《元和姓纂》卷二九。）冯翔系“冯翊”之讹。下邳即“下邽”之误，因避拓跋珪讳，改作“下封”或“下邳”，故地在今陕西渭南市东北。（注：《魏书·地形志》雍州冯翊郡莲勺县注云：“有下封城。”岑仲勉先生以为“下邳”系“下邽”之讹（参见《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一○， 第2 册， 第1582页）。甘肃武威出土《大唐故右威卫将军武威安公故妻新息郡夫人下邳翟氏墓志铭并序》亦将“下邽”写作“下邳”，疑是避讳改字。墓志拓片及录文见《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隋初鱼俱罗即为冯翊下邽人，后来下邽鱼氏在唐代居然发展为冯翊郡八大望族之一。（注：敦煌文书（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卷一并序》：“同州冯翊郡出八姓：鱼、吉、党、雷、印、合、力、寇。”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虞弘和虞庆则皆从鱼氏改为虞氏，似属同一家族，那么虞庆则的家族史或许能向我们披露一些虞弘祖先的活动轨迹。《隋书·虞庆则传》说，“其先仕于赫连氏（公元407—431年），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可知鱼氏家族从蒲坂、冯翊一带北迁灵武约在5世纪初。 志文提到：虞弘祖父鱼奴栖，早年任鱼国领民酋长。领民酋长是北魏赐予不在编户的北方部落酋长的一种官职。（注：参见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史载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北魏破薄骨律城。 （注：《魏书·地形志》灵州注：“太延二年（公元436年）置薄骨律镇，孝昌（公元526—527 年）中改，后陷关西。”而鱼奴栖改任北魏鱼国领民酋长疑在是年。 《魏书·杨播传附弟椿传》又载：
初，显祖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太和之末，叛走略尽，唯有一千余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镇将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诏许之，虑不从命，乃使椿持节往徙焉……遂徙于济州，缘河居之。
灵武原名薄骨律，所谓“显祖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当指献文帝皇兴四年（公元470年）击柔然降万余人之事。 （注：《魏书·蠕蠕传》。）那么虞弘之父改仕柔然疑在公元470—499年之间，他们一家很可能是随柔然降户，从灵武亡命漠北的。
总之，稽胡属于讲突厥语的北狄系统民族，至少在4世纪中叶， 就从欧亚草原某地迁入黄河流域，最初在山西永济至陕西渭南一带定居。5世纪初，鱼氏祖先入仕夏国赫连氏，迁到薄骨律城。 北魏破薄骨律后，虞弘祖父任北魏领民酋长。大约5世纪末，虞弘之父离开薄骨律城， 随柔然降户亡命漠北，改仕柔然汗国。
二、尉纥驎与b（a）krīn
虞弘墓志的第二个谜是尉纥驎城于今何处？虞弘之父改仕柔然后，曾以“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身分出使北魏。公元520年， 柔然发生内乱，同时受到高车汗国的沉重打击，柔然可汗阿那瓌一度逃到洛阳避难。此后，柔然分裂为二部。西部以婆罗门为主，东部以阿那瓌为主。
据《北史·蠕蠕传》记载，正光二年（公元521年）二月， “婆罗门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头六人将兵二千随具仁迎阿那瓌”。大官当即达官，译自突厥官号tarqan。虞弘之父以“莫贺去汾达官”身分出使北魏，疑为婆罗门所遣“大官莫何去汾”等六位使臣之一。
虞弘早年也在柔然效力，“年十三（公元546年），任莫贺弗， 衔命波斯、吐谷浑，转莫缘”。那么尉纥驎城必在柔然境内，虞弘在该城出生，故称“尉纥驎城人”。
柔然乃游牧民族，“无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毡帐为居，随所迁徙”（注：《宋书·索虏传》。）。不过《梁书·西北诸戎传》提到：柔然于“天监（公元502—518年）中，始破丁零，复其旧土。始筑城郭，名曰木末城”。丁零又称铁勒，这里当指高车汗国，王庭在今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附近。（注：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资治通鉴》称沃野镇（今内蒙古河套北）北有“木赖山”，突厥科罗可汗在此大破柔然邓叔子。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木赖山也可译作“木来山”，故疑木末城实乃“木来城”之讹。（注：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225页。）周伟洲教授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柔然筑此城是为了控制和防御高车，故可能在王庭的西南。”（注：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149页。 ）尽管松田寿男将木末城置于沃野镇之北有误，但是他对木末城系“木来城”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
木来，古音作muk-leg。（注：高本汉：《汉文典》，第536、 420页。）吐鲁番出土粟特语地名表（T.ii.D.94）也提到这个地名， 写作mykryk（部落名）。（注：W.B.Henning,"Sogdian List,"Sogdica,London,1940,pp.8—11.）英国伊朗学家亨宁怀疑：该部落就是波斯史家拉施特（约14世纪初）《史集》所言m（a）krīn部落。 据《史集》介绍，维吾尔人边境有个叫b（a）krīn（别克邻）的部落， “又称篾克邻（m（a）krīn）。他们的营地在畏兀儿斯坦的险峻山岭中。 他们既非蒙古人，又不是畏兀尔人。因为他们生活于山岭特别多的地区，所以他们惯于走山路，他们全都擅长攀登崖壁”（注：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4页。）。在古代西北方音中，汉语“伏”（b’iuk）有时译作“尉”（jwei），如唐代于阗王尉迟信或译“伏阇信”。我们怀疑，尉纥驎城很可能来自b（a）krīn部落之名。
金兴定四年（元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礼部侍郎吾古孙仲端访问漠北成吉思汗大帐后，由蒙古草原出访中亚。据刘祁《北使记》记载，他们一行“历城百余，皆非汉名，访其人云：有磨里奚、磨可里、纥里纥斯、乃蛮、航里、瑰古、途马、合鲁诸番族居焉”。（注：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77页。该书引德国学者布列茨施奈德尔《中世纪史研究》（卷1，第28页，注48）之说，以为磨里奚即勿吉（merkits）， 磨可里即蔑克邻（mekrin），纥里纥斯即黠戛斯（kirghiz），乃蛮即naiman， 航里即康曷里（kankalis），瑰古即回鹘（uigur），涂马即tumats， 合鲁即葛逻禄（karluks）。其说可从。）德国学者布列茨施奈德尔认为， 文中所谓“磨可里”就是《史集》提到的“蔑克邻”。
如前所述，古阿尔泰语族名尾音／n／有时表示复数， 而磨可里城的胡名疑即m（a）krīn的单数形式m（a）krī。同理，b（a）krīn的单数当为b（a）krī。我们还发现，这个族名似即敦煌吐蕃文献（P.T.1283）《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所载北方部落ba-ker （部落名）。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尧、陈践教授译文如下：
往昔回鹘王颁诏：北方究竟有多少国君？命五名回鹘人前往侦察。此即其回报文书，系取自玉府也。
某地，汉语称为室韦（ji- vur ）， 突厥语称之为莫贺婆力（ba-ker-pa-lig）。以此为主体，在其上，有突厥默啜（vbug- chor）十二部落。（注：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默啜是后突厥汗国的第二代可汗， 天授二年至开元四年（公元691—716年）在位。从语言分析，地名ba-ker-pa-lig（莫贺婆力）是由ba-ker和pa-lig两词组成。前一词为b（a）krīn的单数形式， 而后一词pa-lig则为突厥语
（城），相当于蒙古语balgasun （城）。（注：N.Poppe,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altaischen Sprachen,I,1960,p.122.）那么其名意为“b（a）krīn城”。在以往的研究中，b（a）krīn常与突厥鲁尼文碑铭的
（部落名）相混淆。（注：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第681页。）然而， 两者在这份敦煌吐蕃文献中同时出现，ba-ker相当于b（a）krīn（别克邻），而相当于mug-lig（高句丽），不可混为一谈。（注：mug-lig指高句丽，唐礼言《梵语杂名》将高句丽称为mukuri，可为佐证。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92—893页。）
另一个问题是，室韦偏处大兴安岭一隅，而默啜可汗南庭在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其下（南）不可能有室韦部落。 吐蕃文ji-vur是否指室韦？需要重新考虑。
研究者早就注意到，室韦和鲜卑实乃同一词的不同音译（注：沈曾植：《鲜卑语与蒙古语》，收入《海日楼札丛》卷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那么敦煌吐蕃文献中相关文字似应译作：
某地，汉语称为鲜卑（ji-vur），突厥语称之为b（a）krīn城。 以此为主体，在其上，有突厥默啜（vbug-chor）十二部落。这个记载相当重要，说明b（a）krīn有城郭。 此城或即虞弘出生地——尉纥驎城，也即柔然所筑“木来城”。柔然人属于鲜卑族，所以尉纥驎城人亦被称为ji-vur（鲜卑）人。
三、尉纥驎城与墨离城
柔然可汗社仑统一漠北之后，“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注：《魏书·蠕蠕传》。）。东魏兴和三年（公元541年），天山北麓的高车汗国被柔然所灭。 （注：《魏书·高车传》：“天平（公元534—537年）中，越居复为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适复杀越居而自立。兴和中，比适又为蠕蠕所破。越居子去宾自蠕蠕来奔，齐献武王欲招纳远人，上言封去宾为高车王，拜安北将军、肆州刺史。既而病死。”《魏书·孝静纪》将去宾来奔之年系于兴和三年（公元541年）。 ）木来城本是柔然人为防备天山北麓高车人（即铁勒人）东山再起而筑。据周伟洲教授考证，木来城当在柔然王庭西南。（注：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149页。 ）史载柔然汗庭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以北某地（注：公元402年，柔然社仑统一漠北， “常所会庭”，设在“敦煌、张掖之北”（《魏书·蠕蠕传》）；公元429 年，北魏世祖讨伐柔然，“沿弱水（今内蒙古额济纳河）西行，至涿邪山”（《魏书·崔浩传》），其西南则为今新疆哈密北山。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耿秉出张掖居延塞，击匈（句）林王，到沐楼山，度莫（漠）六百余里，绝无水草。得生口，辞云匈（句）林王转北逐水草。”（注：参见袁宏《后汉纪·明帝纪》，或作“三木楼山”，参见《后汉书·南匈奴传》和《窦固传》。）度漠，指度过居延之西的莫贺延碛，那么沐楼山应在居延以西六百里哈密北山东端。木来城大概地近沐楼山而得名。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地志屡次提到哈密北山有墨离城，而“墨离”古音作mek-ljie，疑为木来城之别称。（注：高本汉：《汉文典》，第405、14页。）《新唐书·地理志四》瓜州晋昌郡记载：“有府一， 曰大黄，西北千里有墨离军。”唐代边镇，或曰军，或曰守捉。墨离城地处边陲，故称“墨离军”。《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凉州条亦载：“墨离军，瓜州（今甘肃安西县琐阳城）西北一千里。管兵五千人，马四百匹。东去理所（今甘肃武威市附近）一千四百余里。”
从瓜州到伊州治所伊吾（今新疆哈密市附近）不过900 里（注：《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伊吾县记伊州八到说：“东南取莫贺碛路至瓜州九百里”。《太平寰宇记》记瓜州“西北至伊州九十里”。九十当系“九百”之讹。），而瓜州到墨离城却长达1000里，比瓜州到伊吾还要远100里。从墨离城养有400匹马看，该城只能在适于畜牧的哈密北山草原地带。
唐代文献将哈密北山分为两个部分，西部称“俱密山”，东部称“折罗漫山”（注：《元和郡县图志》伊州条纳职县（今哈密市四堡）：“俱密山，在县北一百四十里。山北二十里正抵蒲类海。”）。《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伊州条说：“天山，一名白山，一名折罗漫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如果加上从伊州到折罗漫山的120里， 瓜州到折罗漫山凡1020里，正是《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瓜州到墨离城的里程。
折罗漫山，亦作“时罗漫山”，由伊吾和柔远县分管。据《唐光启元年（885）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志》， 柔远北部天山有“源泉水（原注：县北十里）、第二水（原注：县东北五里）、第三水（原注：县东北九里），凡三水皆临崖涌出，南流入碛即绝”（注：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40页。）。源泉水， 《元和郡县图志》称“柳谷水”。该书伊州柔远县条说：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置。县东有柔远故镇，因以为名， 兼置守捉。天山在县北二十里。柳谷水，有东西二源，出县东北天山，南流十五里合。
据钟兴麒先生调查，唐代柔远县在今哈密市东北95公里的沁城附近。“沁城北有大天生圈，小天生圈二水，至南城合流，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相符。”柳谷水，或称“甘露川”，即今伊吾河，唐代景龙年间曾在此地设伊吾军。（注：钟兴麒：《唐伊吾军驻所甘露川考》，《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这些都是正确的。
隋末唐初，伊吾一度在东突厥统治下。贞观四年，唐朝才得以收复伊吾。《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载：“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内属，置伊吾郡；隋乱，臣于突厥。颉利（东突厥可汗）既灭，举其七城来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与此同时，柔远北部天山被西突厥处月部占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七月记载：“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诏以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于碛口贮粮，来者赈给，使者招慰，相望于道。”西突厥种落，指西突厥处月部，亦称沙陀。《新唐书·沙陀传》记载：
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龙朔初（公元661年）， 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有学者将沙陀碛置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庭故城）西北（注：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第42—43页。），不一定正确。沙陀碛是指伊州、瓜州之间的莫贺延碛，汉代称“沙头”。《汉书·地理志》记，“酒泉郡，县九……玉门、会水、池（沙）头、绥弥、乾齐”。敦煌悬泉出土汉简记酒泉郡有“沙头县”，不见“池头县”。文中说：“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 ）可知池头系“沙头”之误（注：参见《汉书·地理志》王先谦补注。）。《汉书·地理志》酒泉郡乾齐县本注：“西部都尉治所西部障”。据李并成先生考证，西部障在今甘肃玉门市北石河十二墩西南障城。（注：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1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那么沙头县约在汉代西部障之东85里，今玉门市东北。沙陀碛则因在汉代沙头县而得名。《新唐书·沙陀传》提到的蒲类，是指唐代蒲类县城，故址在今新疆巴里坤县大河古城。蒲类之东则为折罗漫山，汉代称“祁连山”，今新疆伊吾县北哈尔里克山。山上有大草原，水草丰美，本系月氏人牧地。《汉书·霍去病传》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骑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鳐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长……汉代居延泽在今内蒙古额济那旗的苏古淖尔（东居延海）。霍去病对匈奴作战的路线是：首先经过苏古淖尔，再到小月氏牧地，然后到祁连山。这个地方今天仍有大片草原，中国最大的军马场——伊吾军马场就建在此地。（注：关于月氏故乡在哈密北山的讨论，参见林梅村《吐火罗与龙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 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唐会要》卷七八：“墨离军，本是月氏旧国，武德（公元618 —626年）初置军焉。”再次表明墨离城在月氏故地。 从处月酋长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看，处月牙帐或在墨离城。
墨离城近在伊州北部天山，但归瓜州统辖，墨离军使亦由瓜州刺史（或都督）兼领。例如：景龙四年（公元710年）， 李思明任“墨离军使、瓜州都督”；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 张守珪任“瓜州刺史、墨离军使”；景福元年（公元892年）， 索勋任“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墨离军押蕃”（注：参见《命吕休璟等北伐制》（载《唐大诏令集》卷一三○）、《旧唐书·张守珪传》及《索勋纪德碑》（载罗振玉《西陲石刻录》，云窗丛刻本）。）。
关于墨离军的方位，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阴氏条又载：
守忠……充墨离军副使……蒙凉州都督郭元振判録奏：谋略克宣，勤劳久著，当王（五）凉之西面，处四镇之东门。（注：唐耕耦、陆宏基编：《郭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102页。）安西四镇东界在柔远县东境，阴守忠驻守的墨离城应在柔远与瓜州分界处瓜州一侧。据考古调查，新疆伊吾县下马崖乡西南3 公里有一座古城。该城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01—103米，高约4米，城墙为两次筑成， 下部墙基，高约2.5米，厚约4米；上部筑女儿墙，高约1.35米，厚0.5米，每隔3米有一个城垛。南北各开一门，门宽5米。城墙四角分筑角楼。城内尚存部分房屋遗迹，布局以南北城门为轴心，东西两侧有房屋，房屋多为长方形， 有回廊相连。出土物很少，偶见清代钱币。古城东北1.5公里处有烽燧遗址。（注：王毅民主编：《哈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调查者将下马崖古城定为清城，不一定正确。从古城附近有烽燧看，该城疑为唐代边镇，沿用至清。关于伊州东界，杜佑《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记载：
北至伊吾郡界三百里，北戎界。东南到敦煌郡碛，无行路马道……西北到折罗漫山一百四十六里，其山北有大川连大碛，入金山哥罗禄住处。东北到折罗漫山三百四十里，其山北有大川入回纥界，马行三十日，无里数。其中，“西北到折罗漫山一百四十六里”指伊州北界；“北至伊吾郡界三百里”指伊州东北界；“东北到折罗漫山三百四十里”则为伊州到柔远县的里程（注：《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伊州柔远县本注：“西北至州（伊吾）二百四十里。”）。故知柔远县到伊州东北界不过60华里。而柔远县（沁城）和下马崖古城之间皆为沙漠，两地交通须绕道而行，先北行小堡、大石头，再东行下马崖，全程至少200华里。 那么下马崖古城已不在唐代柔远县境内。
另一方面，《新唐书·地理志》说瓜州府（今甘肃安西县）“西北千里有墨离军”。今甘肃安西县西北1000里，正是新疆伊吾县下马崖乡所在地。从自然环境看，下马崖乃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气候温暖，冬夏季均饮川泉水及灌溉农田，为利非鲜”（注：《哈密专区兵要地志》。）。这个地方既可从事牧业，亦适于屯垦戌边。唐代墨离军疑在此城。
下马崖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汉武帝时，霍去病“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就在此地。宋永初元年（公元420 年），南朝高僧昙元谒从南朝到青海吐谷浑国，北上西海郡（今额济纳河），渡流沙，到高昌。（注：《高僧传》卷三《昙无谒传》记载：“释昙无谒……姓李，幽州黄龙人……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 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赉幡盖供养之具，发迹此土，远遁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西海）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昙无谒所渡流沙当即下马崖附近的莫贺延碛，只是此地当时尚未建城。
北宋王延德出使高昌时，途经下马崖。《王延德使高昌记》记载：“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今内蒙古额济纳河），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汤泉池……次历阿墩族，经马騣山望乡岭（今甘肃西境马鬃山），岭上石龛有李陵题字处。次历格啰美源，西方百川所会，极望无际，鸥鹭凫鴈之类甚众。次至托边城，亦名李仆射城，城中首领号‘通天王’。次历小石州（今伊吾大石头乡）。次历伊州（今哈密），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注：《古行记四种校录》，《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小石州似在唐代伊吾军城，而托边城则为唐代墨离军城——今下马崖古城。
一部分墨离城人后来从哈密北山迁到额济纳河流域。《明实录》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记载：“麦克零部属，今居亦集乃，迁徙无时，恐为边患。上命遣人招谕，如其归来，即与官赏，择善地处之。”亦集乃系西夏威福监军司的城名，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旗哈拉浩特古城。麦克零就是《史集》的m（a）krin，明代亦称“乜克力”。《明史·罕东左卫传》记载：“闻罕东左卫居哈密之南，仅三日程，野乜克力居哈密东北，仅二日程。是皆唇齿之地，利害共之。”由此可见，明代仍有墨离人在哈密北山至额济纳河一带游牧。
总之，尉纥驎本为中国北方草原一个地名或部落名，北魏称“木来”，唐代称“墨离”，元代称“篾克邻”，明代称“麦克零”或“乜克力”。柔然可汗曾在此地建城，名曰“木来城”或“尉纥驎城”，历代沿用，直至明清。结合考古资料分析，该城很可能就是新疆东境伊吾县的下马崖古城。
四、稽胡之族源
关于稽胡的族源，史书有三种不同说法。其一匈奴说，“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其二赤狄说，“或云山戎、赤狄之后”（注：这两种说法并见《周书·稽胡传》。）。其三白翟说，“今其俗云丹州白室，胡头汉舌，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白室即白翟语讹耳。近代号为步落稽胡，自言自翟后也”。“石州……春秋时属赵，亦为白狄之地，今步落稽其胄也”（注：《太平寰宇记》卷三五《丹州·风俗》引《隋图经杂记》；《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丹州》。）。
现代研究者对稽胡的族源亦无统一认识。周伟洲教授认为，“稽胡应是以南匈奴五部后裔为主体，融合了西域胡及山居土著（包括汉族）而形成的一种杂胡”（注：周伟洲：《中国中世纪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第147 页。）。这个看法基本代表了当前学界对稽胡族源的主流意见。蒲立本的看法有所不同，主张稽胡主体与陕北和晋西土著居民义渠、山戎或北狄的关系更为密切。（注：E.G.Pulleyblank,"JI HU稽胡：Indigenous Inhabitants of Shaanbei and Western Shanxi," in E.H.Kaplan and D.W.Whisenhunt (ed.),Opuscula Altaica:Essays Presented in Honor of Henry Schwarz,Western Washington,1994,pp.498—529.）虞弘墓志的发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稽胡先后依附于南匈奴后裔刘渊和赫连勃勃，自然和南匈奴有所融合，但是族源似与匈奴无涉。匈牙利人是从东方迁到欧洲的，并被视为匈奴后裔。如果稽胡源于匈奴，语言应和匈牙利语残留的匈奴词汇保持一致， 但是两者却明显有别。 例如：稽胡族名“步落稽”译自突厥语balaq（鱼），但匈牙利语却将鱼称作szalka（鱼骨）， 相当于蒙古语zagas（鱼）（注：朱学渊：《Magyar人的远东祖渊》， 载《欧亚学刊》第1辑，1999年版。）。 又如：稽胡将奴隶称作“库利”（注：《太平寰宇记》卷三五《丹州》云岩县条说：“库利川，在县西，从西延州临真县界人。当县土谚云：‘昔有奴贼居此川内，稽胡呼奴为库利。’因此为川名。”），源自突厥语qul或kul（奴隶）（注：陈宗振等编：《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第420—421页。）；而匈奴人将奴隶称作“赀虏”或“赀”（注：《三国志·魏书·东夷乌桓鲜卑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相当于匈牙利语szloga（奴隶）或蒙古语zarts（奴隶）（注：朱学渊：《Magyar人的远东祖渊》。）。 正如陈寅恪指出的，现代汉语“苦力”就来自古突厥语的“奴”字（注：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67页。）。 此外，稽胡将城堡称为“可野”，来自突厥语qoruq（围墙）， 相当于突厥语图瓦方言kerem （堡垒）（注：陈宗振等编：《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 第414—415、417页。）。尽管匈牙利语也有类似的词汇，含义却不是“城堡”（注：匈牙利语有gyuru（圆圈）和kor（圆环），相当于蒙古语kuriya（圈子）。参见朱学渊《Magyar人的远东祖渊》，第101页。）。换言之，匈奴属于讲蒙古语的东胡， 稽胡属于讲突厥语的北狄，不可混为一谈。蒲立本将稽胡归入北狄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把稽胡和先秦时期迁入陕北和晋西的赤狄、义渠等古代游牧人混为一谈，则不可取。
虞弘墓志明言，鱼氏祖先“奕叶繁昌，派枝西域”，说明稽胡主体来自中亚。尽管我们目前仍不十分清楚稽胡的确切来源，可是无论族名还是习俗，都可表明稽胡原为渔猎兼畜牧的部族。虞庆则之子虞孝仁“性奢华，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而自给”，而稽胡“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一直保持着古老的渔猎传统（注：参见《隋书·虞庆则传》、《周书·稽胡传》。）。所以稽胡主体不太可能源于匈奴。
虞弘祖父曾任北魏领民酋长，这是北朝授予散居长城内外，不在编户的部落酋长的一种封号。据周一良教授分析，“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敕勒、匈奴、契胡族”（注：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90—214页。）。敕勒即铁勒，而中亚铁勒确实有渔猎部落。《隋书·铁勒传》说：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康国（粟特）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嶻、拨忽、比干（千）、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未渴达等。比干之“干”因与“千”字形近而讹，也即拜占庭史家所载9—10 世纪活跃于欧亚草原的铁勒pe
eneg部。俄国突厥学家克利亚什托尔内发现，比千人的经济非常独特，属于“那种半定居的原始经济，已经把畜牧业、农业和捕鱼业结合起来”。因为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利西《地理志》说比千牧地附近有大湖，“这是个很大的湖……里面有很多鱼，它是该民族的主要食物……湖畔有许多属于比千的牧场和肥沃的土地。这种古斯人经常携带武器，他们对待毗邻的突厥种是异常小心而又勇敢的”（注：克利亚什托尔内著、李佩娟译：《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198页。）。既然虞弘祖先“派枝西域”，来自中亚某“鱼国”， 有可能源于中亚靠渔猎为生的比千部落。
比千人一度在康居统治下，两者互有融合。东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七世（Constantinus VII，公元911—959年）的《帝国行政论》称比千八族中有三个族属于kangar（康居）人。（注：Mooravcsik Gy (ed.),De Administrando Imperio,Budapest,1949,p.171.）正如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的，kangar人就是突厥鲁尼文碑铭提到的kangaras，汉代称“康居”，唐代称“弓月”或“康曷利”（注：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93—427页。）。康居本是锡尔河北岸讲东伊朗语的斯基泰部落，南与粟特以锡尔河为界，北与丁零（即铁勒）为邻。（注：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6 —117页。）汉代以来，粟特一度在康居统治下，故粟特人亦被称为康居人。
此外，康居联盟中还融入不少中亚北方草原的铁勒部落。《资治通鉴》卷九四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记载：“初， 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赵。”丁零即铁勒。赵，指后赵。既然前秦时（公元351—394）黄河流域始见稽胡鱼氏， 那么虞弘祖先或许随3—4世纪中亚粟特、铁勒向东方迁徙的浪潮，从西域展转迁入了中原。
五、虞弘之宗教信仰
关于北朝人姓名，周一良教授分析说：“北朝人往往先取胡名，其后更取汉名，则以胡名为小字。”例如：周明帝“讳毓，小名统万突，太祖长子也……永熙三年太祖临夏州，生帝于统万城，因以名焉”（注：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252—253页。）。虞弘墓志说：“公讳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也。”那么莫潘应是虞弘的胡名。许多粟特人或铁勒人叫这个名字。例如：吐鲁番文书中有“何莫潘”和“曹莫盆”等（注：参见《唐神龙三年高昌崇化乡点籍样》，载唐长孺主编《吐鲁番文书》第七册，文物出版社1985版。）。 我们怀疑，其名来自伊朗语，相当于婆罗钵语bayaspān（主使、神使），像是个火祆教徒的教名。
北周时，虞弘任“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北周管理火祆教的机构。虞弘之所以担任这个职务，与他本人信仰火祆教不无联系。据文献记载，唐代并州晋阳郡（今山西太原）有鱼、仪、景三大姓（注：《太平寰宇记》卷四○《并州》姓氏条：“晋郡三姓：鱼、仪、景。”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书（新编354：8418 号）《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记载：“［晋］阳郡三姓（原注：并州），仪、景、鱼。”张庆捷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这个材料，谨致谢忱。）。而虞弘墓志首揭太原鱼氏信仰火祆教。这将有助于了结火祆教研究史上一段公案。唐开元年间，太原一度流行弃尸饲狗的陋俗。《旧唐书·李暠传》：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岑仲勉教授认为，“此实祆教之习俗，所谓黄坑，西人称曰无言台”（注：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9页。）。 韦节《西蕃记》中也有关于中亚祆教葬俗的一段记载：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干）“俗事天神，崇敬甚重……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注：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康居》。）。由于《新唐书·李暠传》将“僧徒”改作“为浮屠法者”，所以有些学者对岑仲勉之说表示怀疑。这个习俗则被释为天竺古法——印度式野葬（注：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页。）。虞弘墓的发现可证岑仲勉的判断是正确的。
并州以犬食人的陋俗可能在北齐年间业已流行。《隋书·五行志上》毛虫之孽条说：“武平末，并、肆诸州多狼而食人。《洪范·五行传》曰：‘狼，贪暴之兽，大体以白色为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祸也。’”并、肆二州是稽胡主要聚集地之一，稽胡曾在肆州作乱。（注：《魏书·尔朱荣传》。）信仰火祆教的稽胡采用弃尸饲狗的葬俗，结果导致饿犬食人。所以武平末年这场狼灾或许与稽胡弃尸饲狗而引起的犬祸有牵连。
据前文讨论，稽胡主体属于讲突厥语的北狄系统民族，源于中亚铁勒。受中亚粟特文化影响，许多铁勒人信仰火祆教。而突厥系统民族信仰火祆教后，将火祆教传统葬具——纳骨器加以改造，出现了帐篷式的纳骨器。（注：G.Pugachenkova and A Khakimov,The Art of Central Asia,Leningrad:Aurora Art Publishers,1988,p.128.）新疆博物馆藏有这样一件纳骨器。据日本学者影山悦子调查，这件纳骨器出自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附近，长62.5厘米，宽45厘米，高44厘米，呈帐篷形，器盖上有人头塑像（保护神），器内盛有人骨。（注：影山悦子：《东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のオツスァリ（ゾロアスタ－教徒の纳骨器）につぃて》，《ォリェント》第40卷第1号，第73—89页。 ）类似的葬器在中亚屡有发现，年代约在7—8世纪，皆为突厥系火祆教徒葬具。
铁勒迁入中国后，或以“翟”为氏，并把中亚祆教带入中原。洛阳出土《翟突娑墓志》曰：
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日月以见勋效，右改宣惠尉；不出其年，右可除奋武尉，拟通守……春秋七十。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岁次乙亥正月十八日疾寝。 卒于河南郡洛阳县崇化乡嘉善里。葬在芒山北之翟村东南一里。（注：参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第131页。）翟突娑即铁勒人，而萨宝译自粟特语s＇rtp＇w（商团首领）， 亦表示“祆主”（注：日本伊朗学家吉田丰最近从敦煌出土第五封粟特古书信中检出火祆教教长s＇rtp＇w一词。参见吉田丰《ソゲド语杂录》， 《ォリェント》第31卷第2号，1989年版，第168—171页。）。 翟突娑出身祆教世家， 他的胡名“薄贺比多”译自伊朗语， 相当于婆罗钵语mgwpt’（祆教牧师）。（注：D.N.MacKenzie,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56.）既然突厥系民族信奉火祆教，那么魏文成帝时高车五部“合聚祭天”之“天”或许也是胡天神——阿胡拉·玛兹达。（注：《魏书·高车传》记高车“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此外，信仰火祆教的铁勒人还有伊州（今新疆伊吾）祆主翟槃陀。敦煌写本S.O367《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
时罗漫山，（原注：与柔远县分管）……火祆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有祆主翟槃陀者，高昌未破以前，槃陀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因以利刀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徵验。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授游击将军。（注：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真迹释录》， 第1辑，第40—41页。）耐人寻味的是，这所祆祠距离虞弘出生地——尉纥驎城不远。
1923年，陈垣教授首次系统研究了祆教入华问题，提出“中国之祀胡天神，自北魏始”（注：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期；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 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不过《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为镇压冉闵的反叛，“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唐长孺教授援引这条史料，提出后赵石勒所奉“胡天”当为中亚粟特敬奉的祆神。（注：唐长孺：《魏晋杂胡考》，第416—417页。）上述考证对后来的研究影响至巨，以至于一些本来和粟特无关的祆教史料亦被比附为波斯或粟特祆教。虞弘墓志的发现提醒我们，火祆教不单为波斯人或粟特人所独有，中亚铁勒以及讲突厥语的稽胡也曾信仰火祆教，并为祆教传入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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