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红霞[1]1999年在《子宫内膜癌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文中认为近20年来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趋势，为最常见的妇科肿瘤之一，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和工业化进程，其发病率将持续上升。因此，子宫内膜癌的防治将成为我国肿瘤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原发耐药是中晚期子宫内膜癌及其复发、转移患者化疗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本课题尝试寻找另一种新的治疗途径。 肿瘤细胞普遍存在DNA甲基化模式的改变，异常甲基化与肿瘤的发生、演进密切相关。近年来，抑癌基因的高甲基化以及DNA甲基转移酶和去甲基化酶的研究，成为研究的热点。本课题选用目前常用于去甲基化研究的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5-aza-CdR，以常发生5’CpG岛高甲基化而导致基因灭活的P16基因为观察对象，观察其抗子宫内膜癌裸鼠移植瘤的作用，探讨其抗肿瘤效应可能的机制；并检测临床子宫内膜癌标本中P16甲基化水平及P16 mRNA表达改变，以了解子宫内膜癌P16基因甲基化状态以及与子宫内膜癌发生、发展的关系，为今后临床应用提供依据。研究结果如下： 临床部分： 1．PCR法检测临床标本P16基因第一外显子甲基化状态：8例正常子宫内膜和6例子宫内膜单纯及复和增生均无甲基化，6例子宫内膜非典型性增生中发现1例甲基化，说明P16基因甲基化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早期事件；38例子宫内膜癌中，13例甲基化(34.21％)，说明P16基因甲基化状态与子宫内膜癌关系密切。 2．应用RT-PCR检测临床标本P16 mRNA表达：以8例正常子宫内膜P16 mRNA表达为正常水平参照：6例子宫内膜单纯及复和增生中5例过表达，1例正常表达；6例子宫内膜非典型性增生中4例表达下降或不表达，2例正常表达；38例子宫内膜癌中27例(71.05％)P16 mRNA表达下降或不表达。统计学表明P16基因甲基化与P16 mRNA转录抑制高度相关。
杨巧慧[2]2013年在《基于络病理论探讨VEGF、MVD、LVD与子宫内膜癌的相关性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1、通过对络病理论的文献整理,结合子宫内膜组织血供丰富、代谢旺盛的特点以及女性特殊的生理病理特点,首次提出基于络病理论的子宫内膜癌病机。2、通过回顾性研究218例子宫内膜增生及子宫内膜癌病例的中医四诊资料及临床资料,分析子宫内膜增生及子宫内膜癌的中医证型分布规律。3、通过测定47例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癌病理组织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微血管密度(MVD,以CD105标记)和微淋巴管密度(LVD,以D2-40标记),探讨其在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与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规律。4、通过测定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癌VEGF、MVD、LVD,探讨其与中医证型间的相关性,以及与临床分期、组织学分级及肌层浸润的相关性,初步探索基于络病理论的子宫内膜癌病机的实验基础。研究方法：1、文献整理：分别以“络病理论”、“络病”、“络脉”、“络”、“肿瘤”、“癌”、“妇科”、“胞络”、“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rcinoma""tumor"、"cancer/carcinoma"、"TCM collateral disease theory"、"collateral disease"、"collateral"为关键词,检索出符合要求的文献,通过文献整理,总结络病理论在肿瘤防治的应用前景和VEGF与子宫内膜癌的相关性。2、理论研究：分别以“络病理论”、“络病”、“络”、“子宫内膜癌”“病机”、“胞络”为关键词,检索符合要求的文献,结合子宫内膜血供丰富、代谢旺盛的特点和女性特殊生理病理的特点,提出基于络病理论的子宫内膜癌病机。3、回顾性分析2]8例子宫内膜增生及子宫内膜癌病例的中医四诊资料,分析总结中医证型分布。4、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测定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和子宫内膜癌病理组织的VEGF、MVD、LVD,分析其在两者中表达的规律；5、根据VEGF、MVD、LVD检测结果,研究其与中医证型和临床分期、组织学分级及肌层浸润的相关性。研究结果：1、根据络病理论,结合子宫内膜的特点和女性特殊的生理病理特点,提出基于络病理论的子宫内膜癌病机为胞络虚滞、(火)毒损胞络、络息成积。2、218例子宫内膜增生及子宫内膜癌病例的中医证型可分为气虚证、血热证、血瘀证和湿毒瘀结证。随着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复杂性增生、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向子宫内膜癌的进展,气虚证所占比例逐渐减少,血瘀证、血热证比例逐渐升高,在子宫内膜癌病例中并开始出现湿毒瘀结证。在子宫内膜良性病变中,虚证表现突出,其中以肾虚和脾虚为主。在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及内膜癌病例中,血瘀和血热的表现比虚证的表现更加突出。3、测定子宫内膜癌病理组织的VEGF、MVD、LVD,结果显示测定值均高于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病例,具有统计学意义4、测定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和子宫内膜癌病理组织的VEGF、MVD和LVD。结果显示：不同中医证型其测定值不同。湿毒瘀结证中三者测定值均为最高。VEGF的表达以血热证中含量最低,其次为气虚证、血瘀证。MVD及LVD的表达均以气虚证最低,湿毒瘀结证最高；前者血热证高于血瘀证,后者血瘀证高于血热证。结合临床病理情况分析,三者的测定值还与临床分期、组织学分级、肌层浸润情况相关。结论：1、基于络病理论的子宫内膜癌病机为胞络虚滞、(火)毒损胞络和络息成积。其中,胞络虚滞为始动因素,(火)毒损胞络为根本原因,络息成积为关键环节。2、子宫内膜增生及子宫内膜癌中医证型可以分为气虚证、血热证、血瘀证和湿毒瘀结证。在子宫内膜良性病变中,虚证表现突出,气虚中又以肾虚为主,其次为脾虚。而在癌前病变及癌变后,血瘀和血热的表现比虚证表现明显；在癌变后,出现了湿毒瘀结证。提示在子宫内膜良性病变治疗中,应以补气扶正为主。在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癌治疗中,应注意解毒化瘀通络,同时辅以补气扶正。解毒通络和化瘀通络的选择根据证型中热毒与瘀血所占比重而有所侧重。3、在子宫内膜癌病例中,VEGF、MVD及LVD的表达高于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的病例,提示子宫内膜癌的血管生成及淋巴管生成比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4. VEGF、MVD、LVD的表达在湿毒瘀结证中均为最高,之后由高到低依次为VEGF—血瘀证、气虚证和血热证；MVD—血热证、血瘀证和气虚证；LVD—血瘀证、血热证和气虚证。提示在临床治疗中,应根据辨证选用通络的方法；不同证型对新生血管占优势还是新生淋巴管占优势有一定指导意义。VEGF、 MVD、LVD与临床分期、组织学分级和肌层浸润相关,三者联合可以作为子宫内膜癌生长、转移和预后的重要指标。
徐春红[3]2017年在《子宫内膜癌中TTF-1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和目的】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EC)为子宫内膜上皮来源的恶性肿瘤,是女性生殖道常见的三大恶性肿瘤之一。根据临床、内分泌等特征,子宫内膜癌一般被分为:I型和Ⅱ型两种。在世界范围内,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逐渐增加。相关数据表明:2008年后,我国发病率最高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为子宫内膜癌。早期子宫内膜癌,包括FIGO I、Ⅱ期,其5年生存率达到90%以上;然而,FIGOⅢ期、Ⅳ期患者的5年存活率仅仅为57%~66%及20%~26%。相关的基础实验研究进展表明,多种因素影响到子宫内膜癌的发生、进展,包括有不同的癌基因、抑癌基因及转录信号等,其构成的多种信号参与了子宫内膜癌的传导途径。子宫内膜癌给女性健康造成了极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增加了经济负担。临床中,主要采取以手术为主的方式治疗子宫内膜癌,必要时再结合一些相关的辅助措施,如放疗、内分泌治疗等,患者预后并不理想。改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预后:关键的问题是能否早期发现和早期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因此,明确子宫内膜癌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对临床中子宫内膜癌的靶向治疗尤为重要。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甲状腺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TTF-1)的表达,国内外已有少量的实验研究,但各研究的结论尚不一致,且TTF-1在子宫内膜组织中表达的相关生物学机制仍不清楚。本研究拟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TTF-1在正常子宫内膜、子宫内膜增生及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水平,探讨TTF-1在以上三种不同类型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差异,并分析子宫内膜癌中TTF-1的表达与肿瘤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材料和方法】选取大理大学附属医院病理科存档石蜡标本73例,时间在2010年1月~2015年6月之间。其中,正常子宫内膜组织11例、子宫内膜增生17例、子宫内膜癌45例。所有被纳入实验的标本,均通过两位资历较高的病理医师的再次确诊,并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诊断标准。正常子宫内膜作为对照组,实验组包括子宫内膜增生及子宫内膜癌。所有标本均取自术前未经过任何放疗、化疗及手术治疗的患者,但必要的诊断性手术除外。对73例标本进行常规HE染色及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各病例组织中TTF-1的表达,随后结合所选子宫内膜癌标本的相关临床病理信息进行数据整理及分析讨论。【结果】1.基本信息:正常子宫内膜11例,年龄范围25岁至57岁,中位年龄为45岁。子宫内膜增生17例,年龄在36岁到56岁之间,中位年龄是46岁。子宫内膜癌45例,患者的年龄在31岁到78岁之间,中位年龄为56岁。45例子宫内膜癌中,汉族21例、白族14例、其他民族10例;有详细月经史的26例、不清楚的19例。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即所选病例符合实验条件。2.临床病理信息:45例子宫内膜癌依据WHO分级标准分为:高分化的为25例,中低分化的为20例。参照2014年FIGO分期标准进行手术分期:Ia期子宫内膜癌有32例、Ib期及Ib期以上的有13例。在45例子宫内膜癌中,肌层浸润深度小于1/2的有35例、肌层浸润深度大于等于1/2的有10例;有脉管转移的2例、无转移的43例。3.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3.1 TTF-1在不同类型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正常子宫内膜组织、子宫内膜增生及子宫内膜癌中TTF-1的阳性率分别为45%(5/11)、35%(6/17)及16%(7/45)。TTF-1在正常子宫内膜与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0);正常子宫内膜与子宫内膜增生中TTF-1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01);同时,TTF-1在子宫内膜增生与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89)。45例子宫内膜癌中TTF-1的阳性率为16%(7/45),其中I型子宫内膜癌有33例,阳性率18%(6/33);II型子宫内膜癌12例,阳性率为8%(1/12)。比较了I型和II型子宫内膜癌中TTF-1的阳性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55。3.2 TTF-1的表达与子宫内膜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实验结果表明,TTF-1在高分化子宫内膜癌与中分化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但子宫内膜癌中TTF-1的表达与患者的年龄(P=0.465)、民族(P=0.826)、手术分期(P=0.180)、浸润肌层的深度(P=0.660)及有无转移(P=0.290)均无相关性。【结论】1.TTF-1在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与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再次提示:TTF-1有可能作为一种相关的生物学因子,参与了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及进展过程。2.高分化与中分化子宫内膜癌中TTF-1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在临床中,TTF-1有可能与子宫内膜癌恶性程度的判断、临床手术分期及预后判断有一定的关系。3.一定比例的子宫内膜癌表达TTF-1,当原发部位不明的肿瘤中出现TTF-1阳性时,临床医师需要鉴别肿瘤是否为子宫内膜癌来源。
李美灵[4]2016年在《Ⅰ型和Ⅱ型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181a与CA125的表达及其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rcinoma,EC)是发生于子宫内膜的一组上皮性恶性肿瘤,好发于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妇女,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吸烟、恶性肿瘤家族史、不孕等均是子宫内膜癌发病的高危因素,绝经后及绝经过渡期阴道流血为子宫内膜癌最常见的症状。子宫内膜癌与宫颈癌、卵巢癌合称女性生殖道三大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在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已高居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首位,在我国,其发病率仅次于宫颈癌,高居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第二位,约占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的20%.30%,且近年来其发病率逐年上升,患者呈年轻化趋势,其治疗仍无突破性进展,术后存活率仍较低,目前其病因及发病机制仍未明确。根据子宫内膜癌的临床和病理特征,Bohkman将子宫内膜癌分为Ⅰ型(雌激素依赖型)Ⅱ型(非雌激素依赖型),两型的高危因素不同。前者的发生与长期雌激素刺激(内源性或外源性)有关,多发生在子宫内膜增生症(包括单纯性增生、复杂性增生和不典型增生)的基础上,因无孕激素拮抗,内膜持续增厚继而发生癌变,主要的病理类型为子宫内膜样腺癌,ER(雌激素受体)、PR(孕激素受体)常呈阳性表达,这种病理类型占子宫内膜癌的大多数,肿瘤分化好,肌层浸润浅,预后较好,PTEN基因失活和微卫星不稳定是常见的分子事件；而目前研究发现,后者的癌变与雌激素刺激无明确联系,其发病早期内膜多萎缩,而非增生,主要的病理类型为浆液性乳头状腺癌和透明细胞癌,其ER、PR一般为不表达或低表达,多见于绝经后妇女,肿瘤恶性程度高,分化差,容易有深肌层浸润,预后不良。P53基因突变和HER2基因过度表达为常见的分子事件。为显著提高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期,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早干预是其关键,但是,目前为止,本病尚找到合适的早期诊断的特异性标志物。随着分子生物学及其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的飞速发展,微小RNA(microRNA, mir-RNA)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它是一类长约20-23 nt的非编码单链小RNA,具有高度保守性、时序表达特异性、组织表达特异性三大特性。通过在转录后结合到靶基因mRNA的3'-UTR(3’非编码区)诱导靶mRNA的降解或抑制靶mRNA的翻译,或其他形式的调节机制,实现在转录后水平的调控作用,进而影响各种生物学性状。miRNA在肿瘤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充当癌基因或者抑癌基因作用,其表达的变化与肿瘤的发生发展、诊断、治疗及预后密切相关。最近的研究报道显示发现miRNA表达谱的异常与子宫内膜癌的临床特征如分期、子宫肌层浸润、复发、淋巴转移等都存在明显相关性。如Yoneyama等人研究发现在子宫内膜腺癌中miR-200a、miR-200b、miR-429表达明显上调,可能通过下调抑癌基因PTEN(第10号染色体同源丢失性磷酸酶张力蛋白基因)的表达导致子宫内膜癌的发生。Lee等研究发现当miR-200家族的表达被抑制后,HEC-1A细胞及Ishikawa细胞生长均减慢,而且转染了miR-429的HEC-1A细胞,细胞对顺铂的耐药性减弱。Karaayvaz等研究发现子宫内膜癌中miR-200c和miR-205表达明显升高,其中miR-205与子宫内膜癌的预后明显相关,通过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miR-205表达水平越高患者总体生存率的越低。结果提示miR-205通过降低PTEN的表达导致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及不良预后。miR-181a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种miRNA,广泛存在于各种细胞中,在细胞的生长、增殖、分化和凋亡的过程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miR-181a的表达异常与机体免疫调节、白血病、乳腺癌、消化系统肿瘤、神经胶质细胞瘤、肺癌、口腔鳞状细胞癌和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目前,国外研究发现,在新鲜冰冻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181a的表达上调,其靶基因可能为PR, PR的表达与miR-181a的表达成负相关。而国内尚未见有关miR-181a与子宫内膜癌分型及临床特征关系的研究报道。本研究团队前期实验研究发现Hsa-miR-181a在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子宫内膜癌组织中表达上调,可能起到癌基因的作用,且Hsa-miR-181a在Ⅱ型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较Ⅰ型内膜癌组织明显上调。有大量研究者发现miRNA表达谱在Ⅰ型和Ⅱ型子宫内膜癌中存在差异,同时有不同的靶基因和分子信号通路,可能参与了Ⅰ型/Ⅱ型内膜癌的不同发病机制。如周静等选取了可能以ERa为靶基因的miR-100在细胞系Ishikawa(来源于Ⅰ型内膜癌)和KLE(来源于Ⅱ型内膜癌)体外培养细胞和体内成瘤组织以及10例临床内膜癌标本中进行了qRT-PCR验证,发现hsa-miR-100在Ⅱ型组的表达显著高于Ⅰ型组,其靶基因可能为ERa。Zhang等研究发现Ⅰ型子宫内膜癌中miR-143、miR-145明显下调,与DNMT3B(DNA甲基转移酶)过度表达相关,而在Ⅱ型子宫内膜癌中,miR-143、miR-145表达与DNMT3B并无明显相关性。那么miR-181a在Ⅰ型和Ⅱ型内膜癌不同发病机制中可能的靶基因或信号通路是什么?CA125是存在于细胞表面的一种大分子糖蛋白,广泛存在于体腔上皮起源的各种组织细胞中及这些组织细胞发生的肿瘤中,如在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输卵管及腹膜都能有极其微量CA125生成,在卵巢上皮癌、输卵管癌、子宫内膜癌及间皮细胞癌等肿瘤中CA125均明显升高。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泌尿生殖系统、消化系统等肿瘤的诊断和追踪。目前在临床上,CA125已被广泛应用于盆腔包块(尤其是卵巢上皮性肿瘤)的鉴别诊断、监测疗效及判断预后。目前有关子宫内膜癌CA125的检测大多局限于血清学检测,然而子宫内膜癌与血清CA125与的关系研究及检测价值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术前血清CA125与组织学类型、病理分期分级、肌层浸润及淋巴转移均明显相关,然而大部分学者认为血清CA125水平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肿瘤进展程度,与肌层浸润深度无关,对预测预后无帮助。可能与子宫内膜癌患者的CA125抗原量不足、进入外周血后被迅速清除,或经宫腔内脱落未进入血液循环有关,致使早期子宫内膜癌血清CA125阳性率降低。有研究者发现将子宫内膜癌组织中CA125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显著高于血清CA125,且与子宫内膜癌病理分级有关,病理分期越高,组织中CA125表达率越高。本团队早期实验研究发现,CA125在子宫内膜及其病变组织中的表达与内膜组织的病理演变进程一致,病变越严重,腺细胞生长和分泌越活跃,产生的CA125越多,但是在低分化及恶性程度高的子宫内膜癌中CA125表达有减弱的现象。鉴于Ⅰ型和Ⅱ型子宫内膜癌在病理特征方面的差异,那么在Ⅱ型内膜癌中CA125的表达是否有减弱现象?Ⅰ型和Ⅱ型子宫内膜癌中CA125的表达是否存在差异?有研究发现卵巢癌患者术前血清CA125与卵巢组织中miR-181a的存在关联性。相关性分析显示：卵巢癌患者术前血清CA125表达与miR-181a的表达成正相关,随着血清CA-125的增高的miR-181a的表达量逐渐升高。那么Ⅰ型和Ⅱ型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181a与CA125的表达是否也存在相关性?若子宫内膜病变组织中miR-181a与CA125存在相关性,其可能的病理机制或信号通路是什么?对临床诊断或预后判断是否存在意义?为此,本实验拟通过检测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子宫内膜组织中miR-181a、CA125在Ⅰ型和Ⅱ型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差异,分析miR-181a、CA125在不同类型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差异及其两者的相关性,探讨miR-181a在子宫内膜发生癌变过程中的意义及其可能机制。第一章 Ⅰ型和Ⅱ型子宫内膜癌中miR-181a的表达及其意义研究内容及方法：1、选择2011年1月.2013年12月,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收治的41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及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4例、南方医科附属南方医院收治的2例Ⅱ型子宫内膜癌患者。为了解子宫内膜癌变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选取了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收治的子宫内膜增生症患者18例,正常子宫内膜患者13例。患者年龄24-69岁,平均48岁。术前均未行放化疗及内分泌治疗,术后诊断均经病理证实。2、子宫内膜癌组织均经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其中ER、PR表达：以细胞核内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信号,否则为阴性。根据组织切片染色结果分Ⅰ型子宫内膜癌(ER、PR均阳性)和Ⅱ型子宫内膜癌(ER、PR均阴性)。3、总RNA提取：每例石蜡标本连续切片10张,每张厚10μm,取组织细胞含量在50%以上区域的切片每例2-5张(平均4张)制备总RNA。将切片放入1.5mL无水乙醇洗涤2次去除残余二甲苯。彻底干燥后严格按照QIAGEN总RNA提取试剂盒说明书提取总RNA。4、紫外线分光光度计检测提取的总RNA的吸光度(OD值),采用1%琼脂糖变性凝胶电泳检测RNA的完整性。5、通过microRNA茎环引物进行逆转录,以U6为内参,采用SYBR green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各组子宫内膜组织中miR-181a的表达。反应参数为95℃预变性6mmin；95℃变性10s；55℃退火10s；72℃延伸30s,共50个PCR循环。记录Ct值。miRNA相对表达量即ΔCt=Ct (miR-181a)-CtU6,计算ΔCt=(Ct(miR-181a)-CtU6)实验组-(Ct (miR-181a)-CtU6)对照纽,各实验组miR-181a相对对照组的表达倍数以Folds=2-ΔΔCt表示。结果：1、各组子宫内膜组织中miR-181a的表达：miR-181a在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可见表达,与正常子宫内膜组相比,miR-181a在子宫内膜癌组织、子宫内膜增生症组织中表达(△Ct值分别为.3.356±2.401、.1.893±2.568)分别上调11.228倍(P<0.05)、4.073倍(P<0.05)。且子宫内膜癌组织miR-181a的表达是子宫内膜增生症组的2.757倍(P<0.05)。2、Ⅰ型和Ⅱ型子宫内膜癌组织miR-181a的表达：与正常组相比,Ⅰ型和Ⅱ型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181a的表达(ACt值分别为-2.957±2.453、.4.832±1.524)分别上调8.515倍(P<0.05)和31.233倍(P<0.05)；且Ⅱ型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181a表达是Ⅰ型内膜癌组织的3.668倍(P<0.05)。与子宫内膜增生症组相比,miR-181a在Ⅰ型和Ⅱ型内膜癌组中的表达分别上调2.091倍(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669倍(P<0.05)。结论：从正常子宫内膜,到子宫内膜增生症,再到子宫内膜癌,miR-181a的表达呈逐渐上调的趋势,miR-181a在子宫内膜癌变过程中能参与了子宫内膜癌形成的早期分子事件,起到了癌基因的作用,甚至有望成为子宫内膜癌的早期筛查及诊断标志物。然而在子宫内膜增生症组织中miR-181a的表达相对Ⅰ型子宫内膜癌差别无统计学意义,相对Ⅱ型子宫内膜癌组织则显著降低,Ⅱ型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181a的表达明显高于Ⅰ型,miR-181a的这种差异表达可能在不同类型内膜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与Ⅱ型子宫内膜癌的发病机制相关。第二章Ⅰ型和Ⅱ型子宫内膜癌中CA125的表达及其与miR-181a的相关性研究内容及方法：将第一部分中子宫内膜组织标本均经过4%甲醛固定,常规作石蜡包埋切片,厚约4um,采用MaxVisionTM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组织中CA125表达。实验步骤严格按MaxvisionTM检测试剂盒KIT-5001说明书操作。完全不染色：阴性(.)；CA125阳性染色：在细胞膜和(或)细胞质出现棕黄色颗粒。弱阳性(+)：染色呈浅棕色,且阳性细胞率小于10%(观察10个高倍视野)；中等阳性(++)：染色介于(+)与(+++)之间,阳性细胞率10%-50%；强阳性(+++)：CA125染色呈深棕黄色,结构清晰,阳性细胞率大于50%。结果：1、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的CA125的表达以弱阳性为主,子宫内膜增生症和子宫内膜癌组织中则以中等阳性及强阳性为主。子宫内膜癌中,Ⅰ型内膜癌中以强阳性表达为主,Ⅱ型内膜癌中以中等阳性为主。且不同类型子宫内膜癌组织中CA125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一4.717,P<0.05)。2、子宫内膜癌变过程中miR-181a与CA125表达的相关性：在子宫内膜癌变过程中,miR-181a与CA125的表达呈负相关关系(P=0.026,r=.0.25)。结论：子宫内膜癌变过程中,CA125与miR-181a的表达呈负相关,这可能与低分化、恶性程度高的子宫内膜癌中CA125表达减弱的现象有关。全文结论：miR-181a在Ⅰ型和Ⅱ型子宫内膜癌间的表达差异可能与不同类型内膜癌的发生、发展相关。miR-181a可能参与了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尤其是Ⅱ型内膜癌,起到了癌基因的作用。其机制可能是miR-181a通过调控CA125的表达而影响子宫内膜癌变,但具体作用机制尚需细胞水平实验的验证。
李文婷[5]2017年在《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coRNA及相关基因表达的研究》文中指出目的:(1)收集并总结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病人的临床资料,进行预后随访,探讨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病人的临床特点分布情况及临床病理特征各因素的预后意义;(2)筛选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差异micro RNAs,验证并检测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差异microRNAs的表达情况,初步分析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croRNA的分布特点及临床意义;(3)检测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DNMT3B,PTEN,hMLH1的蛋白表达情况,分析其表达特点与子宫内膜癌病人临床病理特征、micro RNA表达的关系,探讨microRNAs及相关分子标记在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发生发展、诊疗评估和预后转归的意义。方法:(1)收集并整理2009-2014年我院收治的492例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病人的临床资料,分析资料完整且样本合格的182例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情况,进行子宫内膜癌病人预后的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子宫内膜癌组织中ER、PR的蛋白表达情况;(2)运用miRNA芯片检测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和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的差异miRNAs,运用RT-PCR法在62例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验证并检测mi R-143,miR-145,miR141,miR-200a,miR-205,mi R-885,mi R-1243,miR-101,mi R-15a的表达情况及分布特点,分析其表达与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病人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3)运用免疫组化法检测154例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DNMT3B,PTEN,h MLH1的蛋白表达情况,比较表达特点及其与子宫内膜癌病人临床病理特征、miRNA表达之间的关系,探讨这些分子改变的内在联系及临床意义。结果:(1)(1)2009年-2014年我院收治492例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病人,维吾尔族77例(15.7%,77/492),汉族415例(84.3%,415/492),汉族女性多于维吾尔族;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病人在是否伴有淋巴结转移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6),在发病年龄、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ECs)、肌层浸润深度、有无血管侵犯各组之间的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2)182例子宫内膜癌病人(维吾尔族62例,汉族120例),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病人在ECs不同组织学分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0),在绝经情况、病理类型、肌层浸润深度、是否伴有淋巴结转移、有无血管侵犯、不同figo分期、er、pr表达状态各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3)随访结果62例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病人有11例死亡(17.7%,11/62),总生存率为82.3%;120例汉族子宫内膜癌病人中81例获得随访资料,其中有9例死亡(11.1%,9/81),总生存率为88.9%;单因素生存分析表明,病理类型(p=0.001)、血管侵犯(p=0.001)、figo分期(p=0.003)及er表达(p=0.048)、pr表达(p=0.020)是影响维吾尔族病人预后的独立因素;ecs组织学分级(p<0.001),淋巴结转移(p<0.001)、血管侵犯(p<0.001)、figo分期(p=0.001)是影响汉族女性预后的独立因素。所选182例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病人的总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汉族病人预后较好;(2)(1)mirnas芯片检测结果发现,与正常子宫内膜组织相比,共有90个mirnas在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存在差异,其中54个mirnas表达升高,36个mirnas表达降低;(2)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143,mir-145,mir-141,mir-200a,mir-205,mir-885,mir-1243,mir-101,mir-15a的表达均值分别为0.84±0.44,2.40±0.49,4.40±0.38,4.98±0.36,4.36±0.40,-2.49±0.47,-1.38±0.34,-2.43±0.33,-2.53±0.38,与正常子宫内膜组织(0.00±0.37,0.00±0.34,0.00±0.52,0.00±0.48,0.00±0.50,0.00±0.58,0.00±0.59,0.00±0.43,0.00±0.40)的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0,p=0.007,p<0.001,p<0.001,p<0.001,p=0.005,p=0.046,p<0.001,p<0.001)。其中mir-143,mir-145,mir-141,mir-200a,mir-205在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多呈表达上调,mir-885,mir-1243,mir-101,mir-15a多呈表达下调。(2)mir-143,mir-145,mir-141,mir-200a在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均值分别为0.84±0.43,2.40±0.49,4.40±0.38,4.98±0.36,高于汉族(-2.30±0.31,-1.32±0.43,2.72±0.36,3.04±0.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01,p=0.004,p=0.004);mir-1243,mir-15a在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均值分别为-2.89±0.69,-4.30±0.91,低于汉族(-1.38±0.34,-2.53±0.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6,p=0.047);mir-205,mir-885,mir-1243在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3)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200a表达在不同肌层浸润深度、pr表达各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8,p=0.029);mir-15a表达在pr表达状态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mir-143,mir-145,mir-141,mir-205,mir-885,mir-1243,mir-101在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ecs)、肌层浸润、淋巴结转移、血管侵犯、figo分期、er、pr表达各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4)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143表达与mir-145(r=0.612,p<0.001),mir-885(r=0.286,p=0.009),mir-1243(r=0.362,p=0.001),mir-101(r=0.396,p<0.001),mir-15a(r=0.396,p<0.001)均呈正相关,与mir-141(r=-0.324,p=0.003),mir-200a(r=-0.279,p=0.011)呈负相关;mir-145表达与mir-1243呈正相关(r=0.416,p<0.001);mir-141表达与mir-200a(r=0.736,p<0.001),mir-205(r=0.679,p<0.001)呈正相关,与mir-1243(r=-0.299,p=0.006),mir-15a(r=-0.362,p=0.001)呈负相关;mir-200a表达与mir-205,mir-885,mir-1243,mir-101,mir-15a表达均有相关性(p均<0.05);mir-205表达与mir-885,mir-1243,mir-101,mir-15a均有相关性(p均<0.05);mir-885表达与mir-1243,mir-101,mir-15a均有相关性(p均<0.05);mir-1243表达与mir-101,mir-15a表达均有相关性(p均<0.05);mir-101表达与mir-15a表达有相关性(p<0.05)。(5)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143,mir-145,mir-141,mir-200a,mir-205,mir-885,mir-1243,mir-101和mir-15a表达上调或下调的病人生存率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p>0.05);(3)(1)154例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dnmt3b蛋白的过表达率为60.4%(93/154),pten蛋白的失表达率为51.9%(80/154),hmlh1失表达率为21.4%(33/154)。(2)dnmt3b蛋白表达在民族、组织学分级(ecs)各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31);pten蛋白表达在民族、病理类型各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p=0.040);hmlh1蛋白表达在民族、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ecs)、肌层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血管侵犯、figo分期、er表达、pr表达各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3)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dnmt3b和pten蛋白表达呈正相关(r=0.186,p=0.001),与hmlh1蛋白表达层负相关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pten蛋白表达阴性、阳性两组间总生存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pten蛋白阳性的病人相比,pten蛋白失表达的病人预后更好。(5)62例维吾尔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dnmt3b蛋白的过表达率为71.0%(44/62),pten蛋白的失表达率为64.5%(40/62),hmlh1蛋白的失表达率为16.1%(10/62)。dnmt3b蛋白表达在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不同肌层浸润深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6)mir-200a在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表达上调或下调分别与dnmt3b,pten蛋白表达不同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5,p=0.002);mir-205表达上调或下调与dnmt3b蛋白表达不同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7);mir-143,mir-145,mir-141,mir-885,mir-1243,mir-101,mir-15a表达上调或下调与dnmt3b,pten,hmlh1蛋白表达不同各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1)本研究所选的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病人临床病理特征中在是否伴有淋巴结转移有所不同,提示其生物学行为可能存在差异;(2)本研究所选的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病人的总生存率存在差异,汉族女性预后较维吾尔族好。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病人的预后可能与病理类型、肌层浸润、血管侵犯、figo分期、er、pr表达状态有关;汉族病人的预后可能与组织学分级(ECs)、肌层浸润、淋巴结转移、血管侵犯、FIGO分期有关;(3)ER、PR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密切相关且与子宫内膜癌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有关,可作为提示子宫内膜癌诊断和术后治疗的参考指标;(4)有90个microRNAs在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表达存在差异,其中54个表达升高,36个表达降低;miRNAs在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和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存在差异;miR-143,mi R-145,miR-141,mi R-200a,mi R-1243,miR-15a在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不同。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200a表达与肌层浸润、PR表达有关,miR-15a表达与PR表达有关;(5)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 R-143与mi R-145等几个miRNAs存在正相关或负相关,提示这几个miRNAs在维吾尔族子宫内膜癌发病过程中可能存在共同的表达调节;(6)microRNA在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表达上调或下调的病人生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其不能作为提示子宫内膜癌病人预后的独立因素;(7)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组织中DNMT3B蛋白表达与民族、ECs组织学分级有关,PTEN蛋白表达与民族、病理类型有关,且DNMT3B和PTEN表达存在相关性,提示其联合表达可作为提示子宫内膜癌病理诊断的指标;(8)PTEN蛋白失表达的子宫内膜癌病人的预后可能更好,PTEN可作为提示子宫内膜癌病人预后的参考指标;9)microRNA在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宫内膜癌组织中表达上调或下调与DNMT3B,PTEN,hMLH1蛋白不同状态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i RNA对于靶基因的作用存在复杂的调控机制。
李莉莉[6]2017年在《siRNA沉默YKL-40基因表达对子宫内膜癌HEC-1A细胞体外生物学特性的影响》文中提出目的:检测4株子宫内膜癌细胞株HEC-1A、HEC-1B、ishikawa、RL-952细胞中YKL-40基因的表达水平,筛选相对高表达YKL-40基因的子宫内膜癌细胞株。同时通过RNA干扰(RNAi)技术靶向抑制子宫内膜癌HEC-1A细胞中的YKL-40基因的表达,构建稳定沉默YKL-40基因的子宫内膜癌细胞株。方法:1、用荧光定量PCR(q PCR)的实验方法检测子宫内膜癌细胞株HEC-1A、HEC-1B、ishikawa、RL-952细胞中YKL-40基因的表达水平。2、通过RNAi技术构建YKL-40 siRNA慢病毒载体。3、细胞转染:用特异性YKL-40 siRNA基因序列制备的慢病毒载体,转染人子宫内膜癌HEC-1A细胞。4、实验分组:将人子宫内膜癌细胞HEC-1A细胞分为3组。实验组(E.G):转染含有YKL-40 siRNA的慢病毒,即siRNA实验组;空载体组(mock):转染只含有绿色荧光蛋白(GFP)的慢病毒;空白对照组(blank):未进行转染的人子宫内膜癌细胞。将人子宫内膜癌HEC-1A细胞置于5%CO2、37°C培养箱中常规培养。取生长状态良好的癌细胞进行转染。5、构建稳定转染的子宫内膜癌细胞株:用嘌呤霉素筛选稳定沉默YKL-40基因表达的子宫内膜癌细胞株。耐嘌呤霉素的细胞则用于后续实验。6、用q PCR实验检测转染前后子宫内膜癌细胞株HEC-1A细胞中YKL-40基因的表达水平,即YKL-40基因的沉默水平。7、用Western Blotting实验检测转染前后子宫内膜癌细胞株HEC-1A细胞中YKL-40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1、4株子宫内膜癌细胞株细胞中YKL-40基因的表达水平比较:HEC-1A、HEC-1B、ishikawa、RL-952细胞中YKL-40 m RNA的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1.0052±0.13,0.0024±0.00,0.0017±0.00,0.0032±0.00。4株细胞中均有YKL-40基因表达,HEC-1A细胞中YKL-40基因的表达相对最高,用于后续基因沉默细胞模型的建立。2、成功构建YKL-40 siRNA慢病毒载体,病毒滴度为1×108PFU/ml。3、细胞转染:转染成功的细胞则带有绿色荧光蛋白(GFP),未转染成功的细胞则不带有绿色荧光蛋白。转染效率(带绿色荧光的癌细胞)达80%以上。4、构建稳定转染的子宫内膜癌细胞株:用嘌呤霉素筛选的转染后的细胞,未成功转染未表达绿色荧光蛋白(GFP)的细胞则被嘌呤霉素杀死,表达GFP蛋白的细胞则被成功筛选出来。5、转染后HEC-1A细胞中YKL-40 m RNA表达水平的比较:实时荧光定量RT-PCR(q PCR)技术检测显示,siRNA组、空载组、空白对照组细胞中YKL-40 m RNA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0.31±0.27、1.33±0.62、1.01±0.12,siRNA组明显低于空载体组和空白对照组(P<0.05);而空载体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6、转染后HEC-1A细胞中的YKL-40蛋白的表达水平比较:经过Western Blotting实验检测转染前后子宫内膜癌细胞株HEC-1A细胞中YKL-40蛋白的表达水平未见明显差异(P=0.061),可能有基因翻译出来的蛋白质有关,或者检测的时候YKL-40蛋白降解。结论:子宫内膜癌HEC-1A细胞有相对表达量高的YKL-40基因水平,可用于沉默细胞中YKL-40基因的表达水平,作为后续实验的基础。构建的慢病毒载体可成功抑制干扰人子宫内膜癌HEC-1A细胞中YKL-40基因的表达水平,为后续细胞模型的建立奠定基础。目的:探讨siRNA沉默YKL-40基因表达对人子宫内膜癌HEC-1A细胞体外生物学性状(增殖、迁移、侵袭以及凋亡)的影响以及对顺铂化疗敏感性的影响。方法:1、实验分组同前。MTT实验检测3组细胞的增殖能力。2、Transwell小室迁移和侵袭实验检测3组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3、MTT实验检测基因转染前后人子宫内膜癌HEC-1A细胞对顺铂化疗的敏感性。4、顺铂处理子宫内膜癌HEC-1A细胞对细胞中YKL-40基因的影响。5、流式细胞仪检测技术(Annexin V-PE/7AAD双染法)检测转染前后3组细胞对顺铂化疗的总凋亡率。结果:1、转染后3组HEC-1A细胞增殖能力的比较:MTT比色法检测显示,与空载体组和空白对照组比较,siRNA组细胞的增殖能力明显受到抑制(P<0.05);而空载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2、转染后3组HEC-1A细胞迁移能力的比较:体外transwell小室迁移实验显示,siRNA组穿膜细胞数为(133±14)个,明显少于空载体组和空白对照组[分别为(178±11)和(179±19)个,P<0.05];而空载体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872)。3、转染后3组HEC-1A细胞侵袭能力的比较:体外transwell小室侵袭实验显示,siRNA组穿膜细胞数为(143±13)个,明显少于空载体组和空白对照组[分别为(238±26)和(227±18)个,P<0.05];而空载体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411)。4、顺铂对子宫内膜癌HEC-1A细胞YKL-40基因降低前后细胞生长的影响:加入不同浓度梯度的顺铂培养细胞48h后,细胞的生长明显抑制,实验组细胞(转染siRNA后)比空白对照组和空载组细胞生长抑制更显著(P<0.05),但空白对照组组和空载组无明显差异(P>0.05)5、顺铂处理前后对子宫内膜癌细胞中YKL-40表达的影响比较:经过相同浓度的顺铂处理子宫内膜癌后,子宫内膜癌中YKL-40基因的表达量上调(P=0.000)。6、经相同浓度顺铂处理各组细胞48小时3组HEC-1A细胞总凋亡率的比较:经过相同浓度的顺铂处理子宫内膜癌48小时后siRNA实验组的增殖能力低于空白对照组和空载组(P<0.05)。siRNA组、空载体组、空白对照组细胞总体凋亡率分别为(38.07±4.88)、(13.3±1.01)、(12.5±0.17),siRNA实验组的总体凋亡率高于空白对照组和空载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空白对照组和空载组无明显差异(P=0.776)。结论:siRNA沉默HEC-1A细胞中YKL-40基因表达可以降低HEC-1A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并且可以提高HEC-1A细胞对顺铂化疗的敏感性,经过顺铂处理细胞48小时后其凋亡率明显降低。因此,YKL-40具有促进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促进血管形成以及抗凋亡能力。YKL-40可能是未来子宫内膜癌分子治疗的潜在靶点。
李军丽[7]2014年在《HIF-1α及CD105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文中研究指明子宫内膜癌是发生于子宫内膜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临床上诊断为子宫内膜癌的80%癌灶局限于子宫体，故又名为子宫体癌，其中以子宫内膜腺癌最常见，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三大恶性肿瘤之一，且每年发生率有逐步上升的趋势，而且发病的年龄日趋年轻化，严重威胁着女性的生命和健康。目前早期内膜癌具有较高的治愈率，而伴发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的患者预后较差。由于取材的局限或误诊为月经不调，子宫内膜癌的早期诊断率低于宫颈癌，因此，探索采用新的检测指标，研究其在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浸润及转移中的作用机理，将对子宫内膜癌的临床诊断、预后评价及靶向治疗产生极大的指导价值。目前大多数人都认为恶性肿瘤的两大特点是细胞快速增殖和血管生成。同样子宫内膜癌也具有这两大特点，子宫内膜癌是实体肿瘤中的一种，对于实体恶性肿瘤细胞的特点是增殖极快。肿瘤微环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缺氧，所以使肿瘤细胞适应缺氧微环境同时新生血管生成为肿瘤组织提供氧分和营养是维持肿瘤增生和侵润生长的关键。HIF-1α（缺氧诱导因子-1α）是肿瘤细胞为了对缺氧微环境适应从而生成的一种蛋白即核转录调控因子，研究证明在多种癌前病变及恶性肿瘤中均有HIF-1α的过度表达，能调节缺氧反应基因产物的合成，在肿瘤细胞的能量代谢、细胞增殖转移及血管形成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同肿瘤血管生成、生长浸润转移密切相关。HIF-1α在多种恶性肿瘤中高表达，在肿瘤新生血管生成中起重要作用。CD105是一种新型的特异表达于新生血管内皮的标记物，是位于内皮细胞上的一种细胞膜抗原，与增生相关，在新生血管的生成中有重要作用，强烈表达于肿瘤相关的新生血管内皮细胞上，更能反映肿瘤的增殖状态和预后。目前国内外关于同时监测HIF-1α及CD105表达对子宫内膜癌发生发展、浸润及转移影响的相关研究报道较少。本实验研究对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不典型增生子宫内膜组织及子宫内膜腺癌中的HIF-1α与CD105表达水平进行检测，分析两种蛋白表达与子宫内膜腺癌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关系及二者间相关性，来探讨HIF-1α与CD105在子宫内膜腺癌组织中表达及意义。将对子宫内膜癌的靶向治疗、预后判断以及关于恶性肿瘤的生物学行为的认识方面产生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研究目的：实验通过检测HIF-1α及CD105在正常子宫内膜组织、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腺癌中的表达水平，以探讨两种蛋白与子宫内膜腺癌的发生、发展、侵袭及转移的关系，同时分析两种蛋白与子宫内膜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包括手术-病理分期、组织病理分级、肌层浸润深度、淋巴结有无转移的关系以及二者在子宫内膜腺癌中的相关性。从而探索HIF-1α与CD105在正常子宫内膜向子宫内膜癌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为子宫内膜癌的临床诊断、预后判断、肿瘤靶向治疗提供重要的生物学检测指标。研究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S-P）检测HIF-1α与CD105蛋白在20例正常子宫内膜组织、20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组织和50例子宫内膜腺癌组织石蜡标本中的表达情况，分析两种蛋白表达情况与子宫内膜腺癌的各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及两种蛋白间的相关性。实验结果应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分析。研究结果：HIF-1α蛋白在子宫内膜腺癌、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子宫内膜，三者两两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CD105在子宫内膜腺癌、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组织中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子宫内膜，差别有高度的统计学意义(P＜0.001)，而在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组与子宫内膜腺癌组中表达接近，无统计学意义。50例子宫内膜腺癌患者中，HIF-1α蛋白的表达与子宫内膜腺癌的手术-病理分期、肌层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移都相关，P均＜0.05，而与子宫内膜癌的患者是否绝经、组织病理分级无关（P＞0.05）。CD105的表达与子宫内膜腺癌的手术-病理分期、肌层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移都相关，P均＜0.05，而与子宫内膜腺癌的患者是否绝经、组织病理分级无相关性，在高（G1）、中(G2)、低(G3)分化程度三组中，任意两组间进行t检验比较，结果P均＞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肌层浸润深度分组中可见，浸润深度＜1/2和浸润深度≥1/2之间比较，P＜0.01，差异有显著性意义；有无淋巴结转移分组中可见，有淋巴结转移组和无淋巴结转移组比较，P＜0.001，统计学分析差异有显著性。本实验研究结果显示HIF-1α蛋白阳性表达组的CD105-MVD值31.87±6.53显著高于HIF-1α蛋白阴性表达组的CD105-MVD值24.73±5.68，两者呈正相关(P＜0.001)。研究结论：1、HIF-1α在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腺癌中的表达均较在正常子宫内膜中的表达增高，与子宫内膜腺癌的手术-病理分期、肌层浸润深度及淋巴结转移相关，而与是否绝经、组织病理分级无关。2、CD105在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腺癌中的表达均较在正常子宫内膜中的表达明显增高，与子宫内膜腺癌的手术-病理分期、肌层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相关，而与是否绝经、组织病理分级无关。3、HIF-1α与CD105在子宫内膜腺癌中的阳性表达呈正相关。4、检测HIF-1α与CD105的表达可能对子宫内膜腺癌的靶向治疗、预后判断及关于恶性肿瘤的生物学行为的认识方面产生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冯坤[8]2010年在《RRM2作为人子宫内膜癌治疗靶点的体内实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与目的实验的前期研究发现体外实验中应用小干扰(siRNA)核糖核苷酸还原酶亚单位(RRM2)对人子宫内膜癌细胞株的增殖有抑制作用,并可以诱导细胞凋亡。本研究旨在探讨靶向RRM2的siRNA (siRNA-RRM2)对人子宫内膜癌裸鼠皮下移植瘤生长的抑制作用。方法应用人子宫内膜癌Ishikawa细胞株构建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18只Balb/c裸鼠随机分三组：RRM2-siRNA组,阴性对照组,空白脂质体组。瘤体内分别注射脂质体LipofectamineTM 2000包裹的pRNAT-CMV3.2-Neo-RRM2, Lipofect-amineTM2000包裹的pRNAT-CMV3.2-Neo-neg和等容积的空白脂质体,每日一次,共七日,治疗结束后观察移植瘤生长情况；计算肿瘤增殖抑制率；RT-PCR方法检测肿瘤组织中RRM2mRNA的表达；Western blot方法检测肿瘤组织中RRM2蛋白质的表达。用SPSS13.0分析所得数据。结果RRM2-siRNA组肿瘤重量为(0.2600±0.0529)g,阴性对照组肿瘤重量为(0.3867±0.0831)g,空白脂质体组肿瘤重量为(0.4017±0.0624)g。三组治疗前肿瘤体积分别为(0.1011±0.0316)cm3,(0.0949±0.0254)cm3,(0.0954±0.0437)cm3,处理结束时,三组肿瘤体积分别为(0.1666±0.0481)cm3,(0.2375±0.0499)cm3,(0.2811±0.0168)cm3,阴性对照组和空白脂质体组肿瘤体积较RRM2-siRNA组明显增大,统计分析有显著差异,而阴性对照组与空白脂质体组肿瘤体积比较,无显著差异(P=0.075)。RRM2-siRNA组肿瘤组织中RRM2 mRNA及蛋白质的表达均较另外两组减弱。结论利用靶向RRM2的siRNA可抑制人子宫内膜癌裸鼠皮下移植瘤的生长,RRM2可做为子宫内膜癌的分子治疗靶点。目的研究华蟾素对人子宫内膜癌Ishikawa细胞株裸鼠皮下移植瘤生长的抑制作用及对肿瘤组织中核糖核苷酸还原酶亚单位(RRM2)表达的影响。方法应用人子宫内膜癌Ishikawa细胞株建立子宫内膜癌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随机分为两组,分别应用华蟾素和生理盐水瘤体内注射治疗1周。观察治疗前后移植瘤体积的变化；计算肿瘤增殖抑制率；RT-PCR方法检测肿瘤组织中RRM2mRNA表达；Western blot方法检测RRM2蛋白质表达；所得数据均用SPSS13.0分析。结果华蟾素治疗组移植瘤体积(0.1314±0.0304)cm3,对照组为(0.3600±0.1145)cm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肿瘤增殖抑制率为38.87%。治疗组肿瘤组织中RRM2mRNA光密度比值及蛋白质光密度比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9,P=0.001)。结论华蟾素具有抑制子宫内膜癌裸鼠皮下移植瘤生长的作用,并可能与其抑制肿瘤组织中RRM2表达有关。
庄妍[9]2017年在《MDH2通过抑制PTEN发挥促进子宫内膜癌增殖和侵袭作用的初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子宫内膜癌是威胁妇女健康的三大生殖道肿瘤之一。在北美和北欧,子宫内膜癌是最常见的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占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的6%,肿瘤死亡病例的3%。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发病率最高的是北美和北欧,其次为东欧和拉丁美洲,发病率最低的是亚洲和非洲。早期子宫内膜癌总体生存率在74-91%,而晚期仅为20-26%。按照临床表现,病理学特征及预后等,子宫内膜癌可以分为两类,Ⅰ型子宫内膜癌通常以内膜样腺癌为主,由内膜增生发展而来,常发生于生育年龄及绝经后妇女,被认为与无拮抗的雌激素暴露相关,Ⅰ型内膜癌预后较好;Ⅱ型子宫内膜癌以浆液性癌或透明细胞癌为代表,通常由萎缩内膜发展而来,多发生于绝经后妇女,是非雌激素依赖型,预后差。雌激素在子宫内膜癌的发病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拮抗的雌激素暴露被公认为是Ⅰ型子宫内膜癌的重要风险因素。大样本研究也已证实,无论Ⅰ型还是Ⅱ型子宫内膜癌,肿瘤组织中雌激素含量都高于正常组织。经典的雌激素代谢理论认为,雌激素通过与细胞核的雌激素受体ER结合激活转录因子和下游信号通路发挥生理学效应,这个过程通常需要数小时。事实上,雌激素还可以通过与细胞膜上的G蛋白偶联受体GPR30结合启动仅耗时数分钟甚至数秒钟的快速雌激素信号通路。我们之前的研究中已经证实,雌激素可以通过与GPR30的结合激活MAPK途径促进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分子生物学研究揭示了雌激素在促进子宫内膜癌进展的生物学活动中PTEN,PIK3CA,K-RAS,P53,P16等基因突变或失活以及微卫星不稳定现象等的作用。研究表明,PI3K-AKT-PTEN-mTOR,Wnt-β-catenin等信号通路对子宫内膜癌细胞的生存与增殖,基因的转录与表达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而肿瘤抑制因子PTEN在几乎高达80%的子宫内膜腺癌,近55%的子宫内膜增生过长病例中存在突变或失活。诸多研究数据提示,PTEN基因的突变是子宫内膜癌病变早期的致病因素之一。80多年前,Otto Warburg提出了瓦氏效应,开启了肿瘤代谢研究的新纪元。瓦氏效应指出,即使在氧供充足的情况下,肿瘤细胞仍优先选择糖酵解的方式提供能量。众所周知,有氧氧化可将一分子葡萄糖完全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同时产生34分子ATP;而糖酵解途径在生成乳酸的同时,仅产生2分子ATP。肿瘤细胞选择这种产能效率低的代谢方式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Warburg认为肿瘤细胞线粒体功能的损伤使其不得不选择糖酵解途径产能。然而,数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数据显示,大多数肿瘤细胞的线粒体功能并未受损,不仅如此,肿瘤细胞的线粒体中还发生了代谢重编程。在重编程过程中,代谢酶对肿瘤的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们发挥自身酶的催化作用,或是发生基因突变,亦或通过抑制细胞的死亡途径等提高肿瘤细胞酵解途径的代谢活性,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近年来一些研究显示,部分代谢酶不仅可以发挥酶的催化作用,还可以作为一种转录调节因子直接调控肿瘤抑制基因,从而影响肿瘤细胞的生物学行为。苹果酸脱氢酶是三羧酸循环中的重要代谢酶。MDH催化苹果酸与草酰乙酸的相互转化。事实上,真核生物中,MDH通常有两种亚型,MDH1和MDH2。MDH2参与线粒体TCA循环,而MDH1通常参与苹果酸-天冬氨酸穿梭。MDH在多种肿瘤组织中过表达,如分化较差的消化系统鳞状细胞癌,恶性副神经节瘤,前列腺癌等。MDH在肿瘤组织中表达上调,活性增加,通过提高癌细胞代谢率发挥促进癌细胞的增殖的作用。有趣的是,一项关于MDH1与肿瘤抑制因子p53的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无葡萄糖的环境下,MDH1通过与下游基因启动子的P53反应元件相互作用反式激活抑癌基因P53的活性。敲除MDH1可显著降低乙酰-p53转录激活组蛋白编码与启动子结合。而且,MDH1还调节p53依赖的细胞周期停滞及凋亡。可见,MDH1可作为一种转录调节因子调控抑癌基因的活动。本实验希望通过科学研究探索苹果酸脱氢酶MDH2与子宫内膜癌抑制因子PTEN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肿瘤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并初步探讨雌激素膜受体GPR30在雌激素对MDH2和PTEN表达调节中的作用,为进一步研究子宫内膜癌的能量代谢机制奠定基础。实验的第一部分,我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子宫内膜癌组织和正常组织MDH2表达情况及表达部位。同时,对临床病理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找出MDH2与子宫内膜癌患者发病年龄,肿瘤的期别,级别,淋巴结转移等生物学特征之间的关系,以揭示MDH2的表达在子宫内膜癌临床病理方面的意义;第二部分,我们采用Realtime-PCR,Western-blot,细胞转染,RNA干扰等方法研究MDH2和PTEN之间的相互影响,并用免疫荧光法直观的展现MDH2与PTEN的表达部位与相互关系。第三部分,采用CCK8,流式细胞学分析,Transwell,凋亡检测,细胞转染,RNA干扰等方法,分别研究MDH2和PTEN对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侵袭,转移及凋亡等生物学行为的影响;第四部分,采用Realtime PCR法,研究雌激素,GPR30激动剂和抑制剂对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的影响。第一部分MDH2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病理意义对60孔子宫内膜癌组织芯片进行苏木素染色,结果显示,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DH2呈过表达状态,且其表达部位是细胞质。对这34例子宫内膜癌组织标本的临床病理资料进行的统计学分析显示MDH2的表达与子宫内膜癌的级别相关。这些数据提示MDH2可能在子宫内膜癌的发病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部分MDH2和PTEN间的相互关系构建RNA干扰质粒MDH2 RNAi敲减MDH2,从细胞水平和蛋白水平均检测到PTEN表达的上升;而过表达质粒GV219-MDH2则会使PTEN的表达水平下降。同样的,用RNA干扰质粒PTENRNAi敲减PTEN,MDH2在细胞水平和蛋白水平的表达都有所上升;而过表达质粒GV219-PTEN则会使MDH2的表达下降。这些结果说明,MDH2和PTEN之间存在相互调节。免疫荧光检测中,我们看到,MDH2和PTEN共同表达与子宫内膜癌细胞HEC-1-A的细胞质中。因此,二者很可能通过直接结合发挥相互调节作用,当然这一猜想还有待实验进一步证实。第三部分MDH2和PTEN对子宫内膜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构建RNA干扰质粒MDH2 RNAi及过表达质粒GV219-MDH2,并分别转染到子宫内膜癌细胞系HEC-1-A和AN3CA中。结果显示,敲减MDH2抑制了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转移,促进了肿瘤细胞的凋亡;而过表达MDH2的子宫内膜癌细胞系AN3CA却表现出增殖,侵袭和转移增强而凋亡减弱的情况。由此可见,MDH2促进子宫内膜癌的增殖侵袭,抑制其凋亡。类似的,我们再分别构建RNA干扰质粒PTEN RNAi和过表达质粒GV219-PTEN并转染内膜癌细胞,结果显示,敲减PTEN后,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转移的水平上调,而凋亡却受到抑制;相应的,过表达PTEN后,内膜癌细胞增殖侵袭减弱,凋亡增强。这也再次证实了 PTEN作为肿瘤抑制因子阻碍子宫内膜癌细胞生存侵袭的作用。第四部分雌激素对MDH2和PTEN表达的影响用雌激素,GPR30激动剂G1和抑制剂G15分别刺激子宫内膜癌细胞,在子宫内膜癌细胞系HEC-1-A(ER阳性,GPR30阳性)和AN3CA(ER阴性,GPR30阳性)细胞系中,雌激素和G1刺激MDH2表达上升,而G15使MDH2表达下降。相反,雌激素和G1的刺激使PTEN表达下降而G15使其表达上升。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雌激素对MDH2的表达上调及对PTEN的表达下调,很可能是通过GPR30相关的信号通路完成的。综上所述,MDH2很可能在雌激素的刺激下,通过GPR30相关的信号通路抑制PTEN的表达,发挥促进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侵袭的作用。MDH2与PTEN相关性的探索为子宫内膜癌代谢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实验基础。更为深入的实验研究将揭示MDH2在子宫内膜癌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式。MDH2很可能成为临床上诊断治疗子宫内膜癌的新的靶点。
肖敏[10]2013年在《MMSET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及其基因沉默对子宫内膜癌细胞生物学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背景和目的: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rcinoma)是三大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约占女性恶性肿瘤的7%,占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的20-30%,近年来其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趋势,且发病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其病死率也有所升高,严重危害女性的健康[1]。尽管子宫内膜癌的预后要比卵巢癌、宫颈癌等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要好,但是子宫内膜癌的5年生存率仍不令人满意,FIGO分期为I-II期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在为83%,III期则为73%,IV期仅为62%[2],因此对子宫内膜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子宫内膜癌的发病原因及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而且目前用于子宫内膜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后监测的生物学指标诊断敏感度低。因此从基因水平进行早期诊断及治疗已成为国内外各大研究机构的热点课题。MMSET(multiple myeloma SET)基因是新近被发现的一个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及侵袭转移密切相关的原癌基因,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MMSET在胶质母细胞瘤、肺癌、结肠癌、肝癌及前列腺癌等多种人类恶性肿瘤中高表达,而且与部分恶性肿瘤的预后密切相关。然而,至今MMSET基因与子宫内膜癌发生发展及侵袭能力的关系国内外仍缺乏相关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1)研究MMSET蛋白在正常子宫内膜组织及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并分析MMSET蛋白的表达水平与子宫内膜癌患者年龄、FIGO分期、组织学类型、病理分级、淋巴结转移、子宫肌层浸润深度、血管/淋巴管浸润、复发及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2)筛选稳定高表达MMSET的子宫内膜癌细胞株,构建针对MMSET基因的特异性重组sh RNA表达质粒,转染筛选出的子宫内膜癌细胞,筛选稳定表达重组sh RNA质粒的细胞,为下一步研究MMSET基因对子宫内膜癌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奠定实验基础;(3)采用RNA干扰技术研究子宫内膜癌细胞中MMSET基因沉默后对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材料和方法:(1)本研究第一部分应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62例正常子宫内膜组织、161例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MSET蛋白的表达情况。(2)本研究第二部分应用Western blot筛选出高表达MMSET的子宫内膜癌细胞,以质粒p IRES2-EGFP为基础构建MMSET sh RNA的表达载体,并将其转染至子宫内膜癌细胞,G418筛选稳定表达该载体的细胞株,并应用Western blot技术鉴定干扰效果。(3)本研究第三部分采用MMT法和单细胞平板克隆形成实验检测MMSET基因沉默后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能力的变化;采用单层细胞划痕实验检测MMSET基因沉默后子宫内膜癌细胞迁移能力的变化;采用Transwell小室细胞侵袭实验检测MMSET基因沉默后子宫内膜癌细胞侵袭能力的变化。结果:(1)MMSET蛋白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其在正常子宫内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P<0.001)。(2)MMSET蛋白的表达水平与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年龄及组织学类型无关(P>0.05);其表达水平与病理分级、FIGO分期、淋巴结转移、肌层浸润深度、血管/淋巴管浸润、复发以及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P<0.05)。(3)Western blot技术检测结果示MMSET蛋白在HEC-1A、HEC-1B及ECC-1细胞中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972±0.028、1.265±0.043及0.904±0.023,在子宫内膜癌HEC-1B细胞中表达水平最高,故本实验选定子宫内膜癌HEC-1B细胞作为研究对象。(4)利用软件设计合成了MMSET的特异性干扰片段,并成功构建p IRES2-EGFPMMSET sh RNA表达载体,将其转染至子宫内膜癌HEC-1B细胞,倒置荧光显微镜检测转染效率为60-70%,Western blot结果提示干扰组MMSET的表达在蛋白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t=28.975,P<0.001),干扰成功。(5)从第3天开始,干扰组细胞的OD值显著低于对照组细胞(P<0.05)。细胞生长曲线显示:干扰组细胞的生长速度明显慢于对照组(P<0.05)。(6)培养2周后,于低倍显微镜(100×)计数大于10个细胞的克隆数,计算细胞克隆形成率,转染空质粒的对照组HEC-1B细胞组的克隆形成率为:(84.23±8.62)%,实验组MMSET sh RNA组细胞的克隆形成率为(39.45±4.37)%,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单细胞克隆集落形成率显著降低(t=10.361,P<0.001)。(7)干扰组细胞的划痕距离明显宽于对照组(图15及图16),对照组细胞迁移了(23.23±1.75)%,而干扰组细胞迁移了(15.72±3.12)%,干扰组细胞的侧向迁移能力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694,P<0.01)。(8)在包被Matrigel基质胶的聚碳酸酯膜的下室计数出的细胞个数分别为:实验组p IRES2-EGFPMMSET sh RNA组为(16.3±2.8),对照组空质粒转染的HEC-1B细胞组为(39.4±4.2)。与对照组细胞相比,聚碳酸酯膜的下室的实验组细胞明显减少(t=10.231,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1)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MSET蛋白的表达明显升高,其表达与子宫内膜癌的病理分级、FIGO分期、淋巴结转移、肌层浸润深度、血管/淋巴管浸润、复发以及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P<0.05),提示MMSET基因可能参与了子宫内膜癌发生发展及侵袭转移的过程,可能成为预测子宫内膜癌预后的一项重要生物学指标。(2)成功构建针对MMSET基因的特异性sh RNA的表达载体,并成功筛选获得稳定表达MMSET sh RNA质粒的子宫内膜癌细胞,为下一步研究MMSET对子宫内膜癌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奠定了实验基础。(3)MMSET基因沉默后可明显抑制子宫内膜癌HEC-1B细胞的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表明MMSET可能参与了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及侵袭转移,提示MMSET具有作为子宫内膜癌预防及治疗的基因靶点的潜在可能性,为子宫内膜癌潜在的分子靶向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子宫内膜癌的临床与实验研究[D]. 晁红霞.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1999
[2]. 基于络病理论探讨VEGF、MVD、LVD与子宫内膜癌的相关性的研究[D]. 杨巧慧.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3
[3]. 子宫内膜癌中TTF-1的表达及临床意义[D]. 徐春红. 大理大学. 2017
[4]. Ⅰ型和Ⅱ型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181a与CA125的表达及其相关性研究[D]. 李美灵. 南方医科大学. 2016
[5]. 维吾尔族和汉族女性子宫内膜癌组织中MircoRNA及相关基因表达的研究[D]. 李文婷. 新疆医科大学. 2017
[6]. siRNA沉默YKL-40基因表达对子宫内膜癌HEC-1A细胞体外生物学特性的影响[D]. 李莉莉. 广西医科大学. 2017
[7]. HIF-1α及CD105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D]. 李军丽. 吉林大学. 2014
[8]. RRM2作为人子宫内膜癌治疗靶点的体内实验研究[D]. 冯坤.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0
[9]. MDH2通过抑制PTEN发挥促进子宫内膜癌增殖和侵袭作用的初步研究[D]. 庄妍. 南京医科大学. 2017
[10]. MMSET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及其基因沉默对子宫内膜癌细胞生物学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D]. 肖敏. 哈尔滨医科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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