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僵化的根源及其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社会主义国家论文,体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列宁曾依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建设社会主义， 但在实践中遇到困难后，列宁适时启用“新经济政策”，并认识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走 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过早停止了“新经济政策”， 并 逐渐在苏联形成了一套后来被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 政治 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各民主国家也有 机会根 据本国特点发展社会主义，形成新的社会主义体制，但由于苏联的影响和干涉 而失败。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特别强调了“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 ”。在其名篇《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对我 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提出了许多闪光思想，但其探索未能成功， 而 是中途夭折。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邓小平理论形成为标志，社会主义僵化 体制 数十年不变的历史才得以结束。
一、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体制僵化的原因分析
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之所以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思想理论上的原因，既有客观的 也有主观的。这里重点分析思想理论方面的原因。
1.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是导致体制僵化的根本原因
恩格斯早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 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3页。)。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卢森堡也说过： 社会主义是一块“处女地”，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并且开辟 新 的道路，只有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到成千的新的形式、主意，保持创造力，自 己纠 正一切失误。现实并非如此。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并长期得不到 纠正。 究其原因，是思想僵化导致体制僵化，而思想僵化又缘于教条主义。
一是对书本的教条化，主要是照抄本本，甚至是误解、曲解马克思主义本本为己所 用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科学的、生机勃勃的 、富有战斗性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硬的、脱离实际的教条。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 路线，党的干部长期习惯于背诵马列主义的条文，对任何一种东西，他们都爱引经据 典 为其寻找理论根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死抱教条不放，如果从本本上没有找到理 论根 据，他们就采取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如在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上，前苏联一味强 调斯大 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发 展的动力 ；在思想宣传工作中，他们以自己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的那一套 垄断真理和 意识形态。一方面理论成为剪裁现实和实践的僵死的标尺；另一方面，理 论往往成为为 自己实践活动辩护和向论敌攻击的工具，表面上看来战斗力特强，实际 上离开了一言堂 的护身符就不堪一击。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照搬书本，照搬外国 的现象当属教条主 义的典型表现。最初是苏联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本搞教条，而后是 其他国家照搬苏联模 式，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较高发展阶段有关特征 的论述拿到现实社会中 付诸实施，把社会主义设计成固定不变的模式，期望社会主义 一经建立起来就达到最高 境界。其结果只能束缚各国党和人民的手脚，妨碍他们从实 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也妨 碍他们立足本国借鉴别国经验。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僵化的 根本原因，就在于对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理论的教条式的理解，在于对 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 停留在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模式阶段。
二是对历史经验的教条化，主要是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神圣化。世界上没有也不可 能有完全相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完全相同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在各个国家的具体 实践，都是在一定的国际背景和形势下进行的，不能不受不同时代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其建立之初也曾突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 ，在 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经济方面做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尝 试。但 苏联体制是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有严重缺陷、带有扭曲变形的一种社会主义版本 。尽管在 其推行的过程中获得过相当成效，但人们把特定时期取得的成绩扩大化、凝 固化，并形 成了对这种体制的僵化观念，从而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斯大林之后的 苏联几任领导 人也大都把这种陈旧的、带有缺陷的社会主义具体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等同起来， 自己不思改革，也不允许别人改革，结果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改 革的大好时机，使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累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包括中国在内 的社会主义国家，或 先或后、或大或小地都犯过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神圣化的错误。 教条式地对待历史经验 ，维护了早已僵化的体制。
三是对领导人的迷信。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犯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的错误呢?我们认 为这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的对领导人的个人迷信有关，而且是要害所在 。 马克思主义历来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一向反对对领袖个人的迷信。马 克思 曾经尖锐地斥责过这种状况，指出：“我们两人都把个人声望看得一钱不值。… …由于 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 国的使我 厌恶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6页，第678页 。)历史经验 证明，个人迷信的滋长，必然破坏民主集中制，践踏法制，变领导职务任 期制为实际终 身制。个人迷信给野心家、阴谋家、腐败分子可乘之机，对社会主义事 业造成极大危害 。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从不发达国家发展而来，不可避免的 存在着许多前资本 主义因素，尤其是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更容易产生个人迷信。个人 迷信产生的最深刻最 稳固的根源就是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和家族式的人际关系 ，这种小农自然经济以 温情脉脉的方式培养着人的依赖性，并为集权统治准备了最广 大、最深厚的温床。正如 马克思所说：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 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 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 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6页，第678页。)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到了无以复加和奴颜奉承的地步。赫鲁 晓夫曾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作过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利于 人们的思想解放，催化改革，但他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中也存在许多偏颇和失误，如 过多地强调斯大林个人的责任，甚至个人的品质，没有从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上去研究 产生错误的根源和防止重犯类似错误的办法。因此赫鲁晓夫最终也以“搞个人迷信”、 “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等斯大林式的错误被赶下台。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迷信又 死灰复燃，并进一步发展。
在东欧各国党内同样也曾严重地出现个人迷信和家长制现象，影响和压抑了广大干部 和党员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极大地损害了 党的形象。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不仅大权独揽，一人包揽了党的总书记、国务委 员 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等全党、全国、全军的最高职务，而且大搞个人迷信，欣 然接 受人们的种种溢美之词，甚至鼓励吹鼓手们为他编织顶顶桂冠。一时间，“英明 的伟大 领袖”、“杰出的民族英雄”等称号满天飞。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种专制传统也不能不影响到 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社会。到十年“文革”，个人迷信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 样的背景下，人们研究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就会丧失，对僵化的体制当然 不 敢越雷池一步。可以认定，只要陈旧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变，农村普遍存在的宗法式 的家 族人际关系不变，个人迷信现象就难以彻底根除，不时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表现 出来。 经验表明，人们往往容易对先辈及别国的个人迷信现象看得比较清楚，而对现 实社会上 存在的某些不正常的现象就不那么容易识别了。为此，我们必须确立这样一 个观念：在 现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要警惕和防止个人迷信等不正常现象的重 新出现。
2.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是体制僵化的制度根源
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僵化与长期存在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和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密不可分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和 优良传统。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按照民主集中 制 的原则建立统一共和制。列宁指出：“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革 命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注：《列宁全集 》第3 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这一建政原则同样适用于建党原则。俄 国社会 民主工党(俄共前身)建党初期就明确规定：“党内民主集中制是现在一致公认 的原则。 ”(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页。)我们党是 按照列宁 主义的建党思想建立起来的，历来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建党原则和 组织制度。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对民主集中制的含义做出系 统的解释，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内生活中对民主集 中制存在着一种不很科学的认识：即把“民主”和“集中”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以 集 中来排斥民主，尤其是列宁逝世之后，由于激烈的党内斗争和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 环境 ，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像列宁所叮嘱的那样向民主化方向转变，而是建立了一套 高度集 中的体制，这就使得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逐渐扩散。 斯大林之 后，苏联历届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种政治体制模式作了一些变革和调整 ，剔除了其 中极端的成分。但由于不触动根本体制是历届领导人在位的前提，因此即 使他们看到了 体制的缺点和毛病，也只能对之进行修修补补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
东欧各国的领导体制也都是以斯大林开创的党政体制为样板的。由于过分强调集中， 而忽视党内的民主建设，党的权力实际上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控制，形成了个人集权。党 的书记或主席不仅掌握了党的权力，同时又担任国家最高领导职务，这种集权制度不 能 不产生了个人迷信。在个人迷信的氛围中，似乎只要一个人的大脑在转动，其他人 无须 思考。人们习惯于在经典著作的词句上画地为牢，在最高指示的藩篱里反省思过 ，“上 级这么说的”，往往成为行为的终极原因。这一终极原因又成为思想僵化的诱 因，二者 恶性循环。
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也曾对我国权力高度集中体制的特点 及所产生的危害做过这样的描述：“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 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 ， 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过分集 中… …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 、集体 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 义的影响 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 有关。”( 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29页。)
总之，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最高领导人迷恋于过去的成效和自身的权威，不思有较 大的改革举措，而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既无改革能力又缺乏改革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 就形成僵化体制长期存在的体制性根源。
3.“权贵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是社会主义体制僵化的社会根源
如果说个人迷信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国家犯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错误的原因，那么社会 主义国家中“权贵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其体制僵化的社会阶级根源。苏共党 内腐败由来已久，俄国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就有不少官僚主义存在。斯大林在位 时 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虽然那时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 主客 观条件，但为后来特权阶层的形成埋下了隐患。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 执政后 期，终身制在事实上的确立，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 朽思想对 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形成。罗·亚·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 判》一书中 说：苏联“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 在他们的行为 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 的利益，出现官 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 的官吏”。(注： 参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下)，江苏人民出 版社，1982年版， 第720页。)据俄罗斯学者估计，苏联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 层”大约有50—70万 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 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和企业开始转轨改制。但在变革 过程中，实施变革的主 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羽毛已经丰满的 官僚权贵阶层成为实施这 个过程的主体，并以国家名义，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 用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 本。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或许并非一定要急于直 接搞垮苏联和苏共，但它反对 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改革。因此，他们既反 对失去任何特权的各种变革，又 希望出现能够保住既得利益的“变天”。戈尔巴乔夫 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 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 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 ，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正如有的学者指 出的，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 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因此，苏共 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 团的“自我政变”。他们早就希望“变天” ，以“合法地”保护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 会财富。当党外反共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 时，党内腐败分子便起而呼应，煽风助燃，成 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最大受益者。
4.国际共运中的大党大国主义和“西强东弱”的国际环境为社会主义僵化体制的强化 提供了外部条件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新经济政策结束后逐步形成 了高度集中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主要是战争逼迫下的产物， 因此，也可以把它称作战时经济体制。它在经济运营上的主要概念就是保障、生产、 短 缺、管制、配给、供应、调整、补贴、救急等等，它的宗旨其实是为了适应战时的 需要 ，保障战时的后勤供应和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它以限制人民的需求作为发展生 产、主 要是重工业生产的一个条件。因此，从根本上说，它不是以经济全面繁荣为目 标。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不仅没有对这种陈旧体制进行改革，转变经济发展 手段与社会 主义生产目的相偏离的情况，而且是和以往一样，把这种具有应急性、特 殊性的体制普 遍化，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广泛的宣传。由于 苏联作为世界上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泛影响力，这种体制被奉为经典，成为后来 的社会主义国家纷 纷效仿的模式。
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的世界“两制”斗争态势来看，长期存在“西强 东弱”、“资强社弱”的格局。尤其是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长期处于帝国 主义的包围之中，又有二次被武装干涉侵略的痛苦经历，不安全感一直萦绕着这个国 家 ，为保卫自身安全，便不惜牺牲他国主权和利益。故长期以来苏联视自己一国的利 益为 全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外交都要服从于它的利益。他 们混淆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大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界限，不承认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 道路，要 求别国无条件照搬照抄苏联模式。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僵化的重要根源 。
二、对社会主义体制僵化的弊端及原因的理论思考
体制僵化破坏了社会主义形象，造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较量中处于劣势，最终 导致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变色，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对社会主义体制僵化的弊端 及原因，我们还可以从理论上作深层次的思考。
1.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混淆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社 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实现模式两个不同概念，导致体制僵化
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指规定社会主义的总准则、总方向的制度(比如公有制和按劳分 配等)，这些根本制度集中反映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全过程 ，而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这种优越性，又必须通过各种 具 体的制度才能得到体现，才能被人们所认可。而具体的带有操作性制度的制定与实 行要 受到历史的发展和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不可能一下子就尽善尽美，它需 要不断 地进行调整和变革，需要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由于事物的发展和 变化是绝 对的，因而人民的探索和变革是无止境的，可是长期以来人们片面理解社会 主义的根本 制度，死抱社会主义的抽象教条，以不变应万变，社会主义体制怎能不僵 化呢?
社会主义制度与实现模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决于社会主义社会 的性质，它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是不可动摇的；而社会主义实现模式是实现社会主义的 手段和具体方法，它既受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又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 化 ，所以具有多样性和可变性的特点。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社会主义实现模式，社会主 义实 现模式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各种社会主义国家是基本相同的，而 社会主 义实现模式则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各国现实情况呈现出多样性；社会主义制度可 以通过社 会主义改造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基本确立起来，而社会主义实现模式则需要通 过许多年的 长期探索才能逐步完善起来。无疑，这也是个不间断的过程。
2.长期颠倒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关系是体制僵化的要害所在
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经典作家有许多精辟论述。马克思主义认为， 社会主义只有在大多数劳动人民关心和自觉支持下才能获得发展。列宁就一再主张让工 人、农民参加管理国家，主张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独断专行。在《共 产 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 是由 政党来领导的，而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经验，被选取出来担任领袖的人 们所组 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对此，卢森堡也有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她在《 斯巴达克 同盟想干什么》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多数劳动群众不 再是被统治 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并且在有意识、自 由的自决中领 导着这全部生活。”她认为：无产阶级是“阶级的专政，是一个党或一 个集团的专政。 ……如果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就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的逐渐衰 退。如此下去，无 产阶级就有蜕化为集团统治的可能性。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 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 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 出人物在领导”，从根 本上说，这是一种集团(派系)的统治，是少数政治家的专政， 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她 还在《破灭了的希望》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领袖的“惟一 作用在于启发群众认识他们 的历史任务”，领袖应该“使群众成为领袖，使自己成为 群众自觉行动的执行人和工具 。”(注：参见《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490—491页。)然而，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做法与上述思想格格不放，社 会主义本来是千百万人民的事业 ，许多国家的政府机关却往往以救世主自居，替代群 众搞社会主义建设，不尊重人民群 众的首创精神，无视人民的生活，忽略人民的真实 想法，强迫群众实施自以为是的政策 。这样就自然使人民群众的独立精神生活被窒息 。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失去了人民群众 的信任和支持，党的事业必然失败。
从苏联解体的教训来看，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在于不易正确处理好领袖、政党、政权 、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稍有不慎，极有可能把他们之间的正确关系颠倒了。领袖成 为临驾于党和群众之上的“救世主”，党和国家的干部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可 见 ，从理论上认清上述几者之间的关系，是稳步推进体制改革，防止类似悲剧重演的 重要 条件。
3.社会制度变迁过程存在的“路径依赖”现象，是社会主义体制僵化的惯性所在
研究社会主义体制僵化问题还可以借鉴新制度学派的观点。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诺斯 创立的制度变迁和国家理论，目的是从制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国家并没有走同样 的道路，为什么有的国家长期陷入不发达、总是走不出经济落后和制度低效的怪圈等 问 题。诺斯考察了西方近代经济史以后，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制度变 迁存 在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现象。路径依赖指的是一种制度一旦形成， 不管 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就好像进入一种 特定的 “路径”，制度变迁只能按照这种路径走下去。广义上的路径依赖说明“历史 上某一时 间已经发生的事件将影响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狭义上的路径依赖意味 着“一旦一 个国家或地区沿一种轨迹开始发展，改变发展道路的成本非常高。尽管存 在其他的道路 选择，但已建立的制度会阻碍对初始选择的改变”。(注：Pierson.P.,I ncreasing
Return,path Dependence,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in American Politics
Science Review,Vo.94,No.2000,P.262)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 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相同方 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种 情 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 ，那 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无 效制度 安排，进入了“锁定”(lockin)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
我们用这种模式分析政治过程，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变迁同样存在着路径依 赖现象，如苏联模式在其运行过程中，一方面具有鼓励个人和组织主动维系原有社会主 义制度的功能；另一方面个人和组织的所有活动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一制度，由于在建 立 这一制度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国家付出高昂的成本，因此，为了避免再次承担高 成本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行为者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 效阶段 。另外，如上所述，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里，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不平 等的。当 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 地位，这个 特点使得掌权一方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样便使得国家普遍 缺乏制度创新 机制。
同时，在政治过程中观念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人大都倾向于坚持 自己已经形成的见解。个人关于社会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其原因是世界观和 价值观的建立成本高。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强烈的学习效应，这也是一种正反馈。 在 其作用下，便形成路径依赖。政治文化一旦形成，通常也有这个特点。“个人对政 治的 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府某些具体方面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 的态度 ，一旦形成，通常是非常难以改变的。”(注：Sewell,W H,Three Temporaliti es:
Toward an Evertful Sociology.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ed.
Terrance J.McDonald.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p.262—263)
综上所述，由各种原因导致的僵化体制几乎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我们要使社会主义 运动在21世纪得到复兴，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坚 持以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推动体制创新。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 创 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 及其 他各方面的创新”。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 思想认 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 错误的和 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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