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弥合与审美扩张——现代美历史生成的两种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机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B 83-09
审美关系重心着落点从客体向主体的跃迁移位，审美对实践和认识两种关系从依附到独立的自律调整，是美的现代形态生成的基础。重心着落点向主体的跃迁移位，一方面打破了古代审美意识的封闭状态，导致了主观情感和客观理智两个方面的分化对峙，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古代审美意识的残缺特性，将认知与意欲的两极分化控制在审美的界限之内。审美关系的变动导源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人性结构的主体化，则是这种变动的直接动力。本文在这里所关注的，是人性结构的主体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审美意识的深刻变动。
一、人性结构主体化与审美残缺的弥合
人性结构的主体化即感性与理性的人化，就是把被外化在自然中的理性和被抑制在生物水平上的感性召回到人自身，使之成为人本应具有的能力。感性的回升与理性的回归，既是人性结构的重建，也是审美意识的更新。就其对古代人性结构的超越而言，这种重建要求审美残缺的弥合，就其与古代人性结构的矛盾而言，这种重建导致了主体化进程的两极分化。因此，审美意识的更新，也就是审美意识在审美特性限定下的两极扩张；美的古代形态被新的历史形态所取代，正是这种审美扩张的结果。
1.主体化的历史基础 正如客体化的古代人性结构的形成有着它相应的历史条件一样，人性结构的主体化也是历史实践的产物。主体性形成于人将他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作为对象来看待的时候。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人的主体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古代审美关系以客体对象为重心，就反映了古代人的主体性处在不自觉状态的历史事实。主体性的崛起是在近现代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出现的，是近现代人对客观世界空前强化的能动性，把主体性从古代的地平线下召唤出来。我们常说，近二三百年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是古代无法比拟的，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发展，我们也可以作出相似的历史比较。因此，主体性的崛起真实地植根于实践的感性世界，实在地坐落在强大的生产力之上，而物质生产力正是人的主体创造力的体现。无视甚至否定主体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那种非历史地推崇主体性的观点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
古代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原初的统一，这种建立在低下生产力水平之上的关系，决定了古代人主体意识即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模糊微弱；个性的不发展，这是古代人主体性的一个基本特点。社会实践在近现代历史条件下的巨大进步，使主体意识的两个方面得到极大的强化，人开始自觉明确地意识到他与客观世界的对象性关系，并在其自觉能动地作用于世界的同时，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在古代历史重压下处于蒙昧状态的个性意识随之觉醒了。主体性的崛起在实践的领域中表现为能动地作用于对象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而在人本身，个性意识的觉醒则成为最明显最突出的精神标志。主体性的崛起也就是人的崛起，人文关怀从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在日益拓展的客观世界和迅速增长的社会财富面前，人们惊奇地看到了他的卓越的创造力和巨大的潜能，强烈地意识到人超越万物的特性和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价值与尊严。森严固定的社会等级和先天的家族血缘，不应被看作是合理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那种将人分为贵贱尊卑，以剥夺大多数人的权利，牺牲无数个体的自由为代价的僵硬的社会结构应当被打破，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应当重构。个体依附于社会群体的古代社会和谐，由此开始了瓦解的过程。
古代社会的和谐关系是个体与抽象整体的统一。现在这种和谐关系已经成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桎梏；个体开始从这种关系中超逸出来，开始了对夷平人的个性、抑制人的潜能的社会结构的反叛、抗拒和冲击。这是一种向整个社会扩散的、可能导致动荡和无序状态的矛盾冲突，或者说，对于那狭小僵固的社会结构，这是一种破坏的否定的力量；但是对于未来，这却是建设的肯定的力量。需要强调的是，不应当在抽象绝对的意义上理解个体与社会的分离对立，我们在这里所指证的，是个性意识自觉的现代人与古代社会结构的矛盾，这种规定不仅没有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排除在外，相反，矛盾对立的发生恰恰是以对更高的和谐境界的企盼为前提的。我们的观点可能会引来各种批评。一种可能的批评是：以更高的和谐为目标而形成对古代和谐的否定，不过是重复了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的模式，对未来和谐境界的设想不过是一种宗教情感和空幻追求而已。但在我们看来，这种不乏真理性的批评却至少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如果没有对一种更高更为符合人的自由本性的社会理想的憧憬和向往，生活在古代社会中的人就不会普遍地感到被抑制、被束缚的痛苦，也不会产生突围的要求，或者说所谓个体和社会的矛盾冲突就不会出现。古代社会当然也存在矛盾，但却不是个性主体与浑整的社会群体的矛盾，而是原有社会结构的内部调整，那导向未来的契机和生命在这种矛盾中是不存在的，安于现状和恢复原状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否定和超越古代社会的矛盾冲突必须有一种不可能出现在古代的理想目标的激发和引导。这新的理想目标当然不是终极性的东西，但孕育这种理想目标的新的历史条件却赋予它值得憧憬和追求并且可能不断实现的价值。对于某一个体，他可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甚至有意识地否认和嘲讽这一点，但是历史提供给他的背景以及赋予他的行为的内在意义，却是无法超越的。如果说这就是黑格尔的正反合模式，那么这只能说明黑格尔是正确的；如果说这就是宗教意识，那么这只能说明“宗教意识”是必需的。人永远都在追求和设立着理想，而且只有人才能设立追求理想。如果这理想不过是虚幻的天国和渺茫的来世，那么它只能带来生存的安慰或个体意志的否定。引导着现代人走向更高的和谐境界的理想，却源于历史的客观运动。当人们痛切而惊异地发现人生而自由的本性和生而平等的权利这一朴素而伟大的真理，并为之强烈震撼的时候，重构社会人生的现实需求就会升华为具有深沉感召力的理想，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冲突，现代人那似乎是否定一切的突围的野性，那似乎是失去凝聚中心的“碎片”状态，就是在这理想的引发下形成的。
2.感性主体化和理性主体化 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主体性的崛起使现代人萌发了重构社会人生的理想，并引导了个体与古代社会结构的矛盾冲突。在人与其内部世界的关系上，主体性的崛起推动了感性与理性的主体化过程，并导致了古代人性结构的瓦解和分裂。感性与理性的主体化克服了古代审美残缺的局限，而人性结构的分裂则打破了古代审美封闭的状态。正如审美残缺和审美封闭作为前提条件决定了美和艺术的古代历史形态一样，由审美弥合形成的审美特性和由审美扩张形成的两极分化，成为美和艺术的现代形态生成的内在机制。这里首先提出感性与理性的主体化以及审美残缺的弥合问题。
与个体在古代社会结构中的依附性地位相适应，感性在古代人性结构中处于被理性抑制的状态，而感性向主体的回升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客体理性的超逸，则是个性主体对抗古代社会结构这种矛盾冲突的内化反应。感性主体化与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得到珍重是同一个过程；在个体恢复其尊严的过程中，感性也在摆脱它被贬抑在生物层面上的屈辱地位。在伦理学的意义上，感性不再被看作是应当受到排斥与抑制的卑劣情欲，人的自然的情感欲望恢复了它的合理性；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感性不再被看作理性的障蔽而受到否定，作为认识过程所必需的阶段和环节，感觉经验也确立了它的合法地位。
感性的主体化同时也是理性的主体化，这两个方面是不能分割的。感性主体化有赖于理性向主体的回归，而理性主体化则必须以感性向主体回升为基础。理性主体化是理性外化倾向的克服，这种理性不再是游离于主体之外的实体性存在，不再是凌驾于感性之上的强制性力量，它与人的感性存在融为一体，成为人的主体能力的一部分。与感性主体化的两个侧面相适应，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古代人所设立的那种超感的实体性的宇宙法则，开始向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思维认知能力转化；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古代人所设立的抽象疏远的伦理规范，开始向以情感体验为基础的价值判断能力转化。对于古代那种凌驾于主体之上的理性，我们的态度是否定的，但我们也不赞同理性虚无主义，除非人退回为动物或兽类。现代人性结构之所以区别于古代，不是因为他在这个结构中取消了理性，而在于他转化了理性的性质；不是因为他更具有动物性，而在于这新结构更符合人的本性。正是为了否定古代客体理性，现代人对理性的希求就不是倾向于消失，而是倾向于强化，因为否定的力量不仅来自突围的感性，而且也来自回归于人的理性，来自这理性对感性突围的激发和支撑。可以说，没有现代人对理性的更为强烈的执著和追求，就没有对古代理性的彻底否定。
与个体在超逸古代社会结构的同时还企盼着重建社会关系一样，感性主体化也表现为两个过程，一个是对客体理性的冲击和消解，另一个则是与主体理性重建新的人性结构。前一个过程导致了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冲突，后一个过程则表现为两者的结合统一。这样，我们就要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规定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冲突是进入了主体化过程的感性与抽象而沉重的理性实体的矛盾冲突，而不是笼统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冲突；所谓感性与理性的结合统一，是向主体回升的感性与向主体回归的理性的结合统一，当然更不是古代人性结构的那种抑制性关联。要了解感性的主体化，必须区分出这两个过程，如果没有这种区分，那就只能片面地强调一种过程，但是这样一来，谈矛盾冲突就失去了根据，强调两者的结合统一则很难超出古代的模式。以上两种情况在当前的理论界仍然是常见的。单纯强调矛盾冲突的观点具有盲目推崇感性的倾向，因为它并没有将矛盾冲突限制在一定的历史界限之内。绝对排斥理性的感性实质上只能是动物性，而动物性如果不是在理性的引导下向主体回升，那就只能是回到理性抑制的底层；由此看来，激烈而又绝对化地强调矛盾冲突，与直白地肯定人性结构的抑制性关联的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单纯绝对地强调矛盾冲突的观点的另一方，是单纯理想化地强调感性与理性结合统一的完美境界，在表面上，这种观点具有超前的进步性，但是在人性结构的主体化过程正在启动，其古代模式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由回避和无视矛盾冲突而建立的圆满人性，实际上只能退回到古代水平；正如单纯绝对地强调矛盾冲突最后只能受到理性的抑制一样，单纯超前地强调结合统一也只能窒息感性的生机，导致人性的萎缩。因此，必须区分并同时顾及到这两个过程。矛盾冲突是扩张发散的，结合统一则是收缩聚中的；扩张发散向外显露，收缩聚中向内隐入，这一外一内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矛盾冲突的扩张发散使结合统一的收缩聚中成为能够开放的不断更新的结构，这就避免了向封闭僵固的古代人性结构的倒退，而结合统一的收缩聚中则使矛盾冲突的扩张发散向着更高的境界上升。这就不仅避免了它向古代的回落，而且在引导矛盾冲突的同时还发挥着催化的作用。
3.审美弥合与审美独立性格的形成 审美意识的生成有赖于偏重感性的实践意欲和偏重理性的认知思维，在感性的层面上形成制衡关系；由于感性在古代贫弱的素质和低下的地位，审美的感性制衡出现困难，理性对感性的超越导致了古代审美意识的残缺。然而人性结构的主体化却使审美的感性制衡成为可能。在人性结构的主体化过程中，感性与理性重建着不同于古代抑制性关联的统一关系。感性主体化表明了理性的融入和引导，而理性主体化则表明了感性的融入和推动。这是一种完整的符合人的自由本性的结构，因而也是一种符合审美本性的状态。感性能量的聚积、感性承受力的强化和感性活动的扩张等等，这是人性结构主体化最明显的特征，主体性的崛起为审美活动提供了不可能出现在古代的审美制衡的历史基础。在这里，感性第一次有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实现它与理性的结合，第一次有可能以独立的方式建立它与理性的联系，因而它也第一次有可能以独立的方式将思维认知的抽象化解为现象的直觉，以物象感知的方式将实践意欲的冲动，化解为形式的观照；古代审美意识缺乏现象保持力和形式构造力不足的局限开始被克服，因缺乏抽象倾向阻断力和缺乏实践冲动阻断力而形成的审美残缺，开始出现弥合。审美的独立性格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历史的要求和成果出现的。对于感性薄弱的古代人性结构来说，审美残缺是正常的、合理的，审美的独立性格只能在审美封闭中以附带的自发的或暗合的形式表现出来，不仅如此，在美善混同的总趋向下，这种凭借审美封闭而得到的脆弱的审美特性常常是畸形的，它是以回避现实人生、孤守空灵境界的方式维护其存在的，因此出现在古代的审美特性也只能在准审美的范围之内。
但是我们在审美弥合中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形。审美弥合不是审美封闭，审美弥合是感性强化的结果，而审美封闭则缘于感性的脆弱。因此，主体性崛起不仅为审美弥合提供了感性基础，而且也使审美活动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向主体的内外世界开放，第一次有可能以审美的方式将来自实践的欲求和来自认识的思维包容进来，有可能使真和善转化为美。审美弥合并没有堵塞通向现实人生的道路，相反，感性的现实品格要求它开拓出这种道路；由审美弥合带来的审美的独立性格，并不以回避实践的意欲来维护，相反，感性的动情品格要求它尽可能充分地吸纳那来自生活的真实的情感。在独立性格与包容真善之间，审美弥合带来的是正比的关系。那种认为强调审美特性就是排斥真善的观点必须限定在古代水平之上，也就是说它理解问题的角度和立场不是审美弥合，而是审美封闭。从审美封闭出发评说古代审美特性，不论是欣赏其排斥真善，还是批评其排斥真善，都与古代审美活动的基本缺陷相符合。但是如果仍然从这个立场出发去评说建立在审美弥合之上的审美特性，那么不论是指责其排斥真善，还是维护其排斥真善，都与现代审美活动的基本倾向相左。
二、人性结构主体化与审美封闭的裂解
1.两种人性结构的矛盾交织 在论述感性主体化问题的时候，我们提出要区分两个过程，即进入了主体化过程的感性与具有客体化倾向的古代理性的矛盾，以及向主体回升的感性与同时也向主体回归的理性的融合。这是从感性主体化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对于理性的主体化也同样可以区分出两个过程，即向主体回归的理性与同时也向主体回升的感性的融合，以及进入了主体化过程的理性与具有生物化倾向的古代感性的矛盾。可以看出，除了矛盾的过程与感性主体化的过程有所差别之外，理性主体化的过程与感性主体化的过程是大致相同的。实际上，主体感性与客体理性的矛盾，主体理性与生物感性的矛盾，不过是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都同时包含着对方的矛盾关系。这就是说，主体感性在与客体理性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也包含着它与生物感性的对立以及对生物感性的转化；这种对立转化与主体理性同生物感性的矛盾冲突相吻合。而主体理性在与生物感性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也包含它与客体理性的对立以及后者向前者的转化；这种转化与主体感性同客体理性的矛盾冲突在本质上相同。这多重矛盾关系，只要接触到其中的一种，就可以同时涉及到其他关系，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主体感性与客体理性的矛盾冲突，因为古代和现代两种人性结构的交织和转换，正是以这种矛盾冲突为焦点而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以上多重矛盾关系可以概括为下面的图式：
人性结构的主体化是以感性与理性求得新的统一关系为目标的进程，但是两种人性结构的矛盾交织却导致了这个进程两极扩张的趋向，导致了感性主体化和理性主体化相对独立的片面分化的发展态势。具体而言，导致主体化进程两极扩张的机制，是作为两种人性结构汇合点的主体感性与客体理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尖锐对抗的，感性主体化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一次与客体理性的较量，而客体理性的每一次重现都将导致感性主体化的中断、停滞甚至向生物感性的回落。因此感性主体化必须以剧烈凸爆的方式显示其存在，推进其进程，否则它将无法从客体理性的异化控制中解脱出来。矛盾对抗产生着能量，释放着能量，对于僵硬的古代人性结构，这是破坏的力量，对于人性结构的主体化，这是扩张的力量。感性和理性都具有伦理学和认识论的双重意义，在主体感性与客体理性的矛盾对抗中，感性的伦理学意义即感性作为情感意欲的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因为感性的认识论方面是趋向于稳定和静止的，而情感意欲的方面则是奔突跃动的。主体感性首先是以强化它的伦理学方面和动势的方面来对抗客体理性的抑制，并破坏其僵硬结构的。这样，感性的认识论方面在感性主体化的进程中相对淡化了。然而感性主体化对伦理学的偏重，还只是人性结构主体化扩张趋向的一个方面。正如主体感性与客体理性的对抗，实际上也包含着主体理性与古代人性结构的矛盾关系，或者说它对抗客体理性的过程与理性主体化是一致的、相互依存的。然而由于必须强化自身特别是强化情感意欲的方面，感性主体化呈现出片面倾斜的有别于理性主体化的过程独立发展的倾向，相应地，理性主体化的过程也凸现出来，呈现出片面倾斜的有别于感性主体化的独立发展的倾向。在感性主体化那里，伦理学方面得到加强而认识论方面相对淡化，感性主体化在认识论方面出现的空缺，在理性主体化那边得到补充和加强。正如感性主体化以强化伦理学的方面相对独立地扩张一样，理性主体化是以强化认识论的方面相对独立发展的，而理性主体化在伦理学方面出现的空缺，则在感性主体化那边得到补充和加强。
2.两极分化与审美扩张 古代审美意识的残缺和封闭，是以感性与理性抑制性关联的古代人性结构为基础的。人性结构的主体化改变了古代审美意识的这两种状态，从主体化带来的感性与理性的新的结合关系看，审美残缺出现弥合，审美的独立性格和特有界限开始形成；从两种人性结构的矛盾所导致的主体化两极分峙讲，古代审美封闭开始瓦解，审美扩张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现代审美活动的主导倾向。现在的问题是：审美弥合的基础是感性和理性的有机融合，而审美扩张的基础则是感性和理性的两极分化，那么当我们说弥合与扩张是共存于现代审美意识中的两种状态或特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陷入了一种论证的矛盾？如果说审美弥合或审美独立性格的形成，需要感性和理性的有机融合，那么作为审美扩张基础的感性与理性的两极分化，岂不是否定了审美的独立性格；或者反过来，如果说审美扩张的形成需要感性与理性的两极分化，那么作为审美弥合基础的感性与理性的有机融合，岂不是构成了对审美扩张的否定。我们前面所说的有机融合和审美弥合，是从主体化本身的内部关系来看的，而我们所说的两极分化和审美扩张，是从主体化的过程或方式来看的。因此真正应当提出的问题是，感性与理性因主体化而形成的融合关系，是怎样在它们分化发展的过程或方式中实现的，或者说由审美弥合划出的审美界限是怎样体现在审美扩张的两种基本倾向之上的。
（1）以情感意欲扩张为主导倾向的结合方式。
感性和理性主体化过程的两极分化并没有割断两者的内在联系，却影响了两者的结合方式。感性主体化偏重伦理学方面，情感意欲成为扩张的主导倾向，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方式服从于这种扩张的倾向；理性主体化偏重认识论方面，理智认知成为扩张的主导倾向，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方式受到这种扩张倾向的制约。以不同的主导倾向为基础，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方式分别包含着三重关系的交织融合。以情感意欲扩张为主导倾向的结合方式包含着感性与理性在伦理学意义上的结合，其次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结合，再次是以上两种结合的审美统一。
第一，目的理性激发引导感性意欲。这是决定情感意欲扩张的基础性关系。我们说感性主体化的片面倾斜表现为对情感意欲的偏重和强化，对于古代人性结构，这种偏重和强化是对客体理性的对抗，对于人性结构的主体化，这种偏重和强化是对理性的认识论方面的淡化，而理性的伦理学方面即目的理性，却是这种偏重和强化不可缺少的精髓和灵魂。应当重复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是感性主体化，因而这里的所谓偏重和强化，是人的情感意欲的冲动而不是生物本能的放纵；生物本能的放纵是古代人性结构理性抑制的负面效应，而情感意欲的冲动则是主体化人性结构理性激发的结果。目的理性是人的价值判断和目标设立的能力，感性之所以出现主体化并形成对伦理学方面的偏重和强化，情感意欲之所以能够有力量对抗客体理性并不再回陷于古代人性结构，就在于有主体的目的理性的激发、引导和支撑。可以说，现代人价值判断和目标设立的能力的强弱，与其情感意欲的扩张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
第二，认知理性进入感觉经验。感性主体化向伦理学的情感意欲倾斜，它的认识论的方面即感知反映物象形式的方面相对淡化，然而淡化不等于消失。情感意欲要作用于外物不能没有对它的外部结构的具体感知和对其内部结构的抽象思维。因此，情感意欲的扩张除了感性与理性的伦理学的关系之外，还包含着物象感知和抽象思维这种认识论的关系。但是在情感意欲扩张占压倒优势、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在伦理学方面居支配地位的情况下，那种认识论的结合关系只能作为辅助的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高扬的意欲活力扩充开放的认知形式。如果仅有以上两种关系，那么感性的主体化仍然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主体化，即感性与理性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关系被吸纳掩蔽在情感意欲的实践倾向中。而我们所说的第三种关系，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关系与认识论意义上的关系的审美结合，也就是说，在情感意欲的扩张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尽管认识论的方面只具有辅助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并不是以被伦理学方面同化的方式发生的，认识论方面对伦理学方面的辅助性介入始终保持着物象感知的特性，这种介入也就是审美制衡，即感性与理性在感性的层面上结合。与一般的审美形成机制问题不同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感性主体化向情感意欲强烈偏倾的审美制衡，是感性与理性分别向伦理学和认识论两极扩展条件下的审美界限。对于感性向伦理学方面的强烈偏倾或单极扩展来说，其审美的界限在于积极地投入并能动地扩展认知形式。在这里，为古代审美意识的主观倾向所欠缺的两个要素出现了。一是感性作为情感意欲得到极大强化，对善的需求空前强烈的自觉；二是意志外化的缺陷被消除，审美制衡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是主体化的内在的需求。在古代主观意欲倾向那里，审美活动是以理智的封闭性介入来控制弱化的情感，或是以外化的意志冲破审美的界限；然而在人性结构主体化引发的感性意欲的扩张中，古代审美活动只能舍此而顾彼的两个相互排斥的方面，现在却有机地综合在一起，强化的意欲冲动与开放的认知形式实现了审美的统一，这就是既不同于静态品味又不同于意志外化的动态观照。
（2）以理智认知扩展为主导倾向的结合方式。
理性主体化偏重认识论方面，以理智认知扩张为基础，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方式也包含三重关系的交织融合，不过与以情感意欲所包含的结合方式相反，即首先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结合，其次是伦理学意义上的结合，再次是以上两种结合的审美统一。
第一，抽象思维寻求感觉经验的实证。这是体现理性主体化偏重认识论倾向的结合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感性首先不是情感意欲而是物象的感知和反映，理性也不是价值判断和设立目标的能力，而是对感知和反映进行分解和综合的抽象思维能力。在人性结构的主体化过程中，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表现出它不同于古代理性的两大特性：一是作为回到主体并受主体支配的能力，理性摆脱了它作为宇宙法则或本体存在的那种恒定性，能够以流动的概念跟随事物的发展并深入其底蕴；二是摆脱了它作为客体存在的超感性，产生了贴近和依据感觉经验的内在要求。在这种关系中，物象感知和感觉经验尽管要被抽象思维分解和扬弃，但它不再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有害有碍于认知的遮蔽；作为理性必须经过的中介环节和建立深度模式的不可缺少的根基，感性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肯定。
第二，价值判断融入情感意欲。这种关系在感性主体化那里是主导性的，但是对于理性的主体化，它只具有辅助作用，在认识过程逐渐从感觉经验转向抽象思维的同时，情感意欲也逐渐被排除。但这并不表明伦理学的方面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作为抽象思维能力的理性之所以能够从客体的恒定而转向对感性的贴近，就在于有伦理学方面对主体能力和价值的充分肯定，就在于有融入价值判断的情感意欲对现实人生的强烈关注，因此尽管情感意欲并不直接进入抽象思维的认识过程，但作为将理性从天国拉回到人世的力量，作为推动认知思维进入并揭示事物本质规律的基础和背景，情感意欲始终间接地发挥着作用。
第三，深度认知化合在生动的体验中。以上两种关系的结合还未能超出认识论的范围，理性主体化向认识论方面的倾斜还不是审美的扩张。审美的界限在于情感意欲作为辅助直接介入理智认知，使理智思维的抽象倾向溶解在情感意欲的生动体验中，这就是审美制衡，即情感意欲以对个别性、具体性的专注而阻止了抽象思维对物象感知的分解和扬弃。在感性主体化的审美扩张中，我们看到了对古代主观意欲倾向的情感弱化和意志外化的克服，高扬的意欲和开放的形式取得了统一。在理性主体化的审美扩张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对古代客观认知倾向局限的克服。伦理学方面对理性主体化的审美制衡也只是消除了它的抽象倾向，而未改变它对认识论的偏重。在这里，理性作为理智思维的求真倾向反而更为突出。古代客观认知倾向可以被动地接受现成的、预设的理性实体，而理性主体化的审美扩张却除了对感性现象的紧张探索和能动解读之外别无它路可走；也正因为如此，古代客观认知倾向道德内化的缺陷被克服了，理性主体化的审美扩张无需回转到主观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意识，那客观真实的外部世界就完全可以满足它探索认知的要求。强烈的求真意识和具体的感性体认，这两个方面形成了理性主体化的审美统一，也就是既不同于客观象征也不同于道德内化的外倾直觉。
感性与理性的两极分化及其审美界限，实际上涉及到了美的现代生成的主体调控机制。这里包含着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两极分化，即感性与理性在人性结构主体化过程中分离发展并形成对认识论和伦理学的不同偏重；第二个要点是审美界限，即分化和偏重并未否定人性结构对更高的统一关系的要求和审美弥合这一历史的成果，但分化和偏重却影响和规定了结合统一的方式，形成以分离和偏重为主导的审美制衡。动态观照和外倾直觉就是以上两个要点统一的结果；作为审美扩张的两个端点，它们分别标志着现代审美关系大规模开发主体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趋向。动态观照向内部世界扩张，外倾直觉向外部世界扩张。就扩张而言，这是现代审美关系重建它与实践和认识两大关系的关联：动态观照所必需的情感意欲只能从实践中激发出来，而外倾直觉所必需的理智思维也只能来自认识的领域，也就是说，与实践和认识建立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已成为现代审美关系建构的内在要求。但就扩张只能是审美的扩张而言，这却表明现代审美关系开始从古代对实践功利的依附状态中解脱出来，表明它是从自身的独立性出发而建立起与实践和认识的关联的，是以符合审美特性的方式吸纳来自实践的情感意欲和来自认识的理智思维的。简言之，就扩张而言，现代审美关系不是孤立的，而就审美界限而言，它却是独立的。扩张的一个侧面求真，另一个侧面求善，但审美界限却是一个侧面以善求真，另一个侧面则以真求善；以善求真突出了美与真的结合，而以真求善则突出了美与善的统一。美的现代形态就是在这种审美关系的重建过程中生成的。
收稿日期：1998—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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