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自觉能动性的理论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动性论文,自觉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毛泽东关于自觉能动性的理论，在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在论及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时，没有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观能动性”这一概念，是有其深刻用意的。“自觉的能动性”这一范畴，更加明确地揭示了人在客观世界中应该具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自主性、自立性、自强性和自觉自律性的特点，这对于唤醒当时处于民族危亡中的中华民族团结奋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疑起到巨大精神动员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理论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特别需要塑造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具有新型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人格、精神状态、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的一代新人，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艰苦创业，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
自觉的能动性这一哲学范畴，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这一哲学范畴的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科学领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在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重温和研究毛泽东这一理论，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许多思想家就对人是否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但都没有真正科学地理解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的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从唯心主义的哲学前提出发，抽象思辩地发展了能动性的学说，远远高出于当时唯物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水平。但是，由于他们都脱离了现实的客观基础，片面歪曲和抽象地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结果把世界归结为由这种或那种观念、神、精神所任意创造的东西，人的主观精神在他们那里变成了一种离开客观物质前提的神秘力量。本末倒置的哲学终究被实践淘汰了。但他们杰出的哲学研究活动，还是起到了启迪人们思考和借鉴的巨大作用。旧唯物主义否认或轻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了解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尤其不了解人的精神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尽管象费尔巴哈那样杰出的思想家，也只能停留在“直观与思维结合”的肤浅命题上。旧唯物主义坚持了客观决定主观的反映论，但由于不能科学地理解实践观点，不能把辩证法运用于反映论，因而他们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只能是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论。
马恩科学考察了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尤其批判地考察了近代哲学，吸取了他们在哲学上的积极成果，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和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始了科学阐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哲学历史新阶段。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 〕马克思在这里宣告了旧哲学历史的终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所以恩格斯称这个文件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马克思看来，改造世界，这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真正目的，一切对于能动性问题的科学的理论说明，都要归结到改造世界的观点上来，归结到实践的观点上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能科学地阐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本质特征，也是它区别于旧哲学的主要标志。马克思一方面强调物质对于人的精神的决定作用，另方面又承认精神对物质有巨大反作用。在这里，认识的主体不再是旧唯物论消极直观的主体，而是在社会历史中实践着的主体，是社会地改变着周围世界的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所具有的一切属性都是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如果没有人的社会实践，就不会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不会有主体同自然界的分化，就不会有人类最终同动物区分开来因而能够获得自身发展的光辉历史。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坚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在哲学方面，他把马克思关于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概括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世界， 并且创造客观世界”〔2〕。并且提出了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强调观念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现实的东西，即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物质。
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活动，和马恩、列宁等革命家和理论家一样，不是关在书斋里空泛地坐而论道，而是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的生动的实践中，根植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鉴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他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了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问题，并把研究的成果贯彻到党的一切工作之中，具体化为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他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则是他认识论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地方。这个思想在他的军事论著中得到了全面阐发，放射出奇光异彩，仿佛生发出巨大的神力。
毛泽东关于“自觉的能动性”这一哲学范畴，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着抗日胜利或亡国灭种两种前途的严重关头，在斗争需要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恰当结合起来的紧要关头提出来的。他在《论持久战》这一杰出论著中写道：“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3〕在这里，毛泽东在论及能动性问题时， 没有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观能动性”一词来表达思想，而是用“自觉的能动性”这一范畴来表述，是有其深刻理论含义和实践意义的。在毛泽东看来，“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4 〕。当时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比较贫弱的中国要战胜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很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野蛮的、疯狂的侵略战争，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唤醒近代以来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的广大中国民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体意识，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发扬巨大的革命精神，有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进行战争，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因此，笔者认为，毛泽东使用“自觉的能动性”（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这一范畴表述“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5〕，从理论的层面讲，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观能动性”一词，更加明确而深刻地表达了人的能动性问题的本质含义，更加突出地强调了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自我觉醒意识，强调了主体的自觉性、自主性、自立性、自律性和主动创造性。这对于唤醒民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武装民众有着巨大的感召力量。从实践意义上讲，这一含义深刻明确的哲学范畴更能为人们理解、把握和运用操作，化为全党全军广大干部和指战员乃至于全体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成为战胜凶恶敌人，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源泉。因此，毛泽东关于自觉的能动性这一哲学范畴，在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斗争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能动性问题的理论。
二
毛泽东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理论，集中体现在一个完整的命题上：即要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对这一科学命题应从两方面准确把握，才能从更深层次上领会到毛泽东为什么要使用“自觉的能动性”这一哲学范畴，而不用“主观能动性”一词来表述他的思想。
一方面，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不是可以任意发挥的，而是受到当时当地所处的客观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制约和限制。自觉的能动性要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正确的认识上，要同客观实际相结合，才能做得好。因此，毛泽东领导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总是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办好中国的事。他说，任何离开客观实际的思想、是空想、是假道理，任何离开客观实际的做或行动，是乱撞乱碰，没有不失败的。〔6 〕“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7 〕毛泽东坚决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能动性，由此与王明等主观教条主义者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只知背诵马列主义词句来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倾向作了坚决的斗争。主张要发扬的是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所谓“根据”，就是指人的思想、道理、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等主观的东西，必须从客观实际中，经过调查研究的实践得来，以实际情况为依据。所谓“符合”，就是指人们在把从实际中得来的思想、道理、计划等等运用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要同客观实际情况相一致。这就要从客观条件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因为客观规律、客观条件对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具有制约作用，规定着人们自觉的能动性发挥的限度。只有当人们正确认识了客观规律并能够在行动中自觉地运用了客观规律的时候，人们才能正确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我们行动的预期目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这一科学命题的另一方面是说，人在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面前，又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在客观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而且能够自觉地、最大限度地能动地认识世界，能动地改造世界。
自觉的能动性包括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即认识的能动性和实践的能动性。毛泽东说，这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为什么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呢？无机物，没有生命，当然不会有自觉的能动性。有机物和动物，也只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只有人，才能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改造自然和社会，创造自己的历史。对此，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一书中论述劳动问题时，就用了生动的比喻阐明了。他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也要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8 〕蜜蜂靠的是本能活动，而建筑师则是有目的性的、计划性的活动。其活动的结果，使认识的能动作用见之于实践的能动作用。所以，毛泽东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这是自人类以来最基本的事实。人们在进行活动之前，必须先有人根据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9〕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中，全面而深刻地阐发了他的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的理论。他指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正因为自觉的能动性在战争中有着巨大的作用，所以，毛泽东才总是反复强调要充分发挥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常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客观物质条件，但它仅只是具有胜负的可能性，要分胜负，还需加上主观努力，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在这个意义上，主观努力就常常具有决定的意义。战争是力量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10〕“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11〕
毛泽东认为，战争的胜负有其客观条件，但是，条件再充分也只是可能性，而不就是战争的胜负，要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还需加上人的自觉的能动性这个重要的一条。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人被日寇的疯狂进攻吓破了胆，又有一些人则过低估计了日本的力量，一时间，“亡国论”和“速胜论”等论调大有搅乱人心之势。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我们面临的战争，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敌强我弱这个基本事实，并没有改变。因此，抗日不能速胜。但中国地大物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其人力、物力、财力能够支持长期战争。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慨，有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因此，“亡国论”是缺乏根据的。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发挥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自觉的能动性，唤醒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体意识，发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自觉的能动性，就能逐渐地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就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毛泽东从充分的事实根据论述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人民的科学论断，极大地鼓舞了我党、我军全体指战员和全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能动性的理论和古今中外军事家关于战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中以运动战和游击战为主的许多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12〕毛泽东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战争的指导规律，它的科学价值超出了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深邃的道理。其内涵就包括了认识的能动性和实践的能动性两个方面。仍是科学的真理。他认为：“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将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13〕“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14〕因此，大有发挥自觉的能动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认为，历史上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事实，就证明了主观指导对战争进程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因此，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15〕但又必须注意主动性和灵活性。他认为主动性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灵活性是实现作战主动性、创造性的保障。“将在外，君命可以不受。”又说：“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16〕从发挥自觉的能动性角度看，可以说，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就是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的军事哲学思想。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常常是站在哲学的高度来总结概括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常常是从塑造人的角度来谈论战争和指导战争实践，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许多奇迹，使中国革命多次转危为安，夺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事实上，毛泽东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理论，并不只限于军事斗争艺术，而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党的领导方法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方方面面，在他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几十年中，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当然也有失误）。
三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精神的东西又对物质的东西有巨大的反作用。由此，毛泽东认为，当作客观条件大体上具备了的时候，人们能否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其主观因素的作用就是主要的和决定的了。军事斗争是如此，其它如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等等方面的工作也是如此。
毛泽东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理论，从塑造人的角度看，他特别重视和强调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自我觉醒意识，强调主体的自觉性、自主性、自立性、自律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他看来，要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灾难深重的国家，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从事一项伟大的革命事业，没有一个成熟的革命政党，一个成熟的革命理论，一大批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有着高度革命热情，高度政治觉悟，高度吃苦耐劳精神，不怕牺牲，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党的各级各类干部，红军的指挥员，这个伟大事业就是很难成功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总是强调在客观限度的范围内，主观因素的决定作用，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他认为，为了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就必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就要唤醒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自我觉醒意识，自立自主意识，自律性、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由此而生发。这就要求，首先，人们要有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正确的认识路线；其次要有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高度的责任感和进取心，勤奋忘我的劳动和创造精神。所以，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要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认为，只有真正懂得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才会有端正的思想路线、远大的革命理想和清醒的头脑，才能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抛弃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只有掌握了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学习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在实际中善于发现问题，善于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在生动的社会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自觉地认识世界，自觉地改造世界。因此，毛泽东自体力行，倾注了大量精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的放矢地将其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结合起来，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创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曾在延安时期一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如果我们党有几百个真正精通马列主义的干部，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就能取得成功。陈云同志后来回忆毛泽东时，曾指出，我们党整整一代干部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熟起来的，中国才有今天的局面。
从个体主体的自我觉醒意识，自立自主意识来说，毛泽东强调党的各个高级干部、红军指挥员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提高主体的思想认识水平。从群体主体的自我觉醒，自立自主意识来说，毛泽东号召把哲学变成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倡导将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解放出来。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把广大农民从狭隘的农民意识教育成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他又坚信群众、依靠群众，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7〕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兵民是胜利之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曾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18〕“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的。
我们在重温毛泽东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理论时，重视和研究主体的自我觉醒意识，自主自立意识，以及由此而生发的主体的自律性、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非常重要，这对于我们今天从事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今天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来说，有其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正在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大社会系统工程。这一宏伟事业是前无古人的艰巨工程。要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很底，脱胎于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贫穷落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工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城市化工业文明社会的全面转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个异常艰难、复杂而长期的改革和奋斗过程。面对这样的客观实际，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就有了全新的意义。懂得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决定作用也具有了全新意义。毛泽东曾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历程中总是强调，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干革命，打天下，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根本不行的，没有甘当革命孺子牛的精神，吃苦耐劳和团结互助的精神也是不行的。在战争中，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战斗下去。五十年代末期，面对苏联的压力，国际国内的严峻局面，他曾指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9〕今天，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事业的时候，面对异常艰巨、复杂的局面，也要保持一股革命热情，一种拼命精神才能成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才大声疾呼：“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20〕这里谈到的“一股子劲”，“一种拼命精神”，“闯的精神”，“冒的精神”，就是强调一定条件下主观因素的决定作用。面对艰难复杂的局面，要尽力发挥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自觉的能动性，我们从事的现代化事业才能从可能变成现实。
从主体的自我觉醒意识，自主自立意识，以及由此生发的自律性、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来看，正确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就表现为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一个成熟的党的领导集体，一个成熟的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一大批精通经济、科学、管理而又有高度政治觉悟，廉洁自律的，经受得起改革开放和执政考验的党的各级各类好的干部，以及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在整个社会建立起与社会发展，特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适应的一代新人，他们的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人格、精神状态，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必须成为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精神动力。〔21〕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十几年来，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作了率先垂范的大量工作。他在领导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2〕他曾明确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3〕“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24〕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要善于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坚持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国家的建设道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完成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曾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5〕又说：“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26〕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一科学理论的哺育下，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在成熟起来，一大批各级各类干部正在成熟起来，全党、全国人民对我们从事的宏伟事业已经形成共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已经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影响必然会乘机而入，同我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滋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等消极现象，对人们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冲击，也会侵蚀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队伍，甚至毁掉一些意志薄弱者。因此，加强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教育，从根本上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长期任务，大力宣传、灌输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无私奉献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宏扬祖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腐朽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好一代青年，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长期任务，加强社会的文化、舆论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管理好文化出版市场，以积极健康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有较高水准的作品去占领阵地、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建设好改革开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文化氛围，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长期任务。
总而言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科学的精神武装是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在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重温和研究毛泽东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的理论，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是深远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
〔2〕《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3〕〔4〕〔5〕〔6〕〔7〕《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986年版，第228至229、195、228、228、22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9〕《毛泽东著作选读》1986年版，第228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57—458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1986年版，第229页。
〔1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6页。
〔13〕〔14〕《毛泽东选集》1964年版，第459页、458页。
〔15〕《毛泽东著作选读》1986年版下册第629页。
〔16〕〔17〕《毛泽东选集》合计本第455页、932页。
〔18〕〔1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227页、420页。
〔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21〕《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119页。
〔22〕〔23〕〔24〕《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1995年6月版第12、13、13页。
〔25〕〔26〕《毛泽东选集》第498、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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