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当代问题：新世纪以来国内科学史研究专题回顾——以五种重要刊物为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五种论文,刊物论文,史研究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7)02-0046-07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国内的科学史研究在选题方面出现了某些相当明显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对中国的当代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这与以前多年来主要研究古代课题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古代课题当然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迄今也仍然在研究课题中占据非常大的份额。但是更多地关注当代问题，则暗示了学人心态的某些转变。
这一方面固然可能有某些学术之外因素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反映了学人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关心、思考和有所言说的欲望。这种言说，可以通过科学史研究来间接表达——比如通过对某个相似的或有关的历史事件的考证和回顾，来表达对现今某些问题的思考(例如，考证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对于目前国内关于院士制度及院士遴选过程中某些问题的指责，就是一种间接的言说)。同时，学术之外的因素与学人心态的变化，当然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笔者选择国内与科学史直接相关的五种最重要的学术刊物，披阅了这些刊物从2000年第1期以来的全部文章，从中归纳出属于“关注当代”的六个具体方面。关于刊物及文章的选择标准，简要说明如下：
选择的五种刊物为：《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自然辩证法通讯》、《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自然科学史研究》作为国内最权威的科学史学术刊物，自无需任何说明。其余4种则有略加说明之必要：
《中国科技史杂志》在2005年之前为《中国科技史料》，理应入选。笔者也依例披阅了该刊从2000年第1期以来的全部，只是未能从中选出符合本文论述范围的文章。这一事实本身，也明显反映了改刊之后刊物编辑宗旨的变化。
《自然辩证法通讯》多年来一直有“科学技术史”栏目，一向就是国内最重要的发表科学史研究成果的高端刊物之一，自然也应入选。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从上海交通大学于1999年成立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之后不久，即设立了专门栏目，每期都发表科学史学术论文；2006年更进入了CSSCI刊物行列，故将其入选。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从2004年第1期开始，将“科学技术史·科学文化”作为该刊的特色主打栏目，现在也已成为国内重要的科学史刊物，故将其入选也有足够的理由。
文章的选择，除了符合“关注当代”的本文主题之外，也考虑了“言之有物”、“有创见”、“有新意”等标准。无可否认，在这种选择中难以将个人偏见(比如对某些问题的关注，对其重要性及当前意义的判断等)完全排除，故笔者也不敢许诺在本文中给出一个百分之百“全面公正”的评论。
以下分六个方面依次略述笔者管见：
一、中医问题
进入2006年以来，中医问题在国内忽然大热。指责“中医是伪科学”、要求“废止中医”等偏激甚至荒谬的言论充斥于互联网上。虽然网络言论因缺乏进入门槛且可匿名而不负责任，其公信力已日益下降，但这些言论毕竟也对公众视听产生了一定的混淆作用，而卫生部有关官员则已经正面驳斥其说。
非常巧合的是，在此之前，郝先中已经发表了《废止中医的领袖——余云岫其人其事》一文，[1] 2006年又发表了《中医缘何废而不止——近代“废止中医案”破产根源之分析》。[2]
在前一文中，作者虽称余氏为“废止中医”案之“始作俑者”，但也承认余氏为“一代名医”，“在中西医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在中医中药两界人士强烈抗议下，余氏之“废止中医”提案虽被国民政府取消，但作者认为余氏还是在理论上占得了上风，从理论上对中医造成了“重击”，余氏“比较春风得意”。对于余氏“废止中医”的理论，作者认为是“超越了时代和传统，脱离了中国的现实与国情。理想化的追求落入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怪圈”，谓之“思想方法上的迷误”。总体来说对余氏褒多于贬。而在后一文中，作者对中医的同情比较明显，认为“废止中医”提案之所以破产，是因为数千年来我国民间对中医有充分的信赖，“中医药具有公认的价值与效验”，而“当时的西医根本不具有将中医排除出去的技术能力”。文中也讨论了某些民国时期重要人物对中医的抨击和鄙薄，比如对于傅斯年攻击中医的言论，作者认为傅面对中医无法否认的疗效，“概念的扭曲与偷换不言自明”，等等。
这两篇文章，如果放到目下关于中医论战的背景中来看，都不失为持平之论。这也可以看出网络言论与学术刊物之间的区别。
二、现代中国科学体制及政策
近年国内学人对于科学体制、科技政策、评判科学技术的价值标准及考核方式、院士遴选等问题，都有大量争论。由于“计划学术”、“量化考核”、“SCI至上”等做法的弊端正日益显现，故对此的抨击也愈演愈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相当多的直接或间接的相关论文发表。
郭金海《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一文，[3] 认为此次选举“是现代中国学术界自主选举学术精英的典范”，“是现代科学建制化历程开始步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而胡宗刚“胡先骕落选学部委员考”一文则指出，先前多认为胡1955年落选学部委员是因为他“反对李森科”，但实际上此事还和胡在1949年之前的政治主张有关。[4] 熊卫民的《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罗登先生访谈录》，[5] 以口述史方式，回顾了“文革”之前对待科学家的一些极“左”行径，指出在那种体制和氛围下，好心人即使想保护正直的科学家，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围绕中国当代科技政策的演变，段异兵、樊洪业发表了《1935年中央研究院使命的转变》，[6] 认为此前中央研究院的选题多依据学者个人兴趣及见解而自由选定，此后则转向解决“实际急需问题”。作者认为这种转变“是中国社会对现代科学在中国本土化的要求”。与此在形式上相应的，有段治文《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本土化探索及其局限》一文[7] 讨论科学在中国本土化的成就(科学语言的国语化、教科书的中国化等)，并认为这一时期科学本土化在中国的工作并未真正完成。
胡化凯、勾文增发表《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关于数学‘唯心论’的批判》一文，[8] 指出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展开过一系列对自然科学领域中所谓“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运动，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医学、农学、宇宙学等领域，这些行为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该文对数学领域中这种“批判”的三次高潮作了初步梳理。而张志辉的《从“功利”到“庸俗”——关于“大跃进”时期科技价值取向转变的考察》一文指出，功利倾向原本就是1949年新中国初期科技主导思想的特征之一，至“大跃进”时期乃发展到“庸俗”境地，严厉批判“为科学而科学”，狂热推崇“理论联系实际”，大力动员“科学为生产大跃进服务”，严重影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文中依据史料，描绘了当时许多匪夷所思的荒诞场景。[9]
三、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是近年国内一些学者讨论比较热烈的理念之一。一些学者认为，以往传统的“科普”概念是单向度的，类似于“扫盲”阶段，故主张与时俱进，代之以科学界人士与公众交流互动的“科学传播”概念。这一主张遭到某些人士的反对，认为这是抹杀老一辈科普工作者的功绩——实际上当然并非如此，因为“科学传播”完全可以涵盖传统的“科普”概念。伴随着这些争论，一些学术性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出现。
韩建民是国内科学史界第一个“科学传播”方向毕业的博士，在《晚清科学传播的几种模式》一文中，讨论了晚清时期，也是中国最早期的科学传播情况。[10] 即使对于今天的科学传播工作来说，也不失为深具参考价值的个案。刘晓雪、刘兵的《布鲁诺再认识——耶兹的有关研究及其启示》，针对国内学界在布鲁诺问题上长期对西方研究成果缺乏了解，以及在大量普及读物中迄今仍延续谬说的现状，介绍并评述了耶兹(F.Yates)的布鲁诺研究。[11] 在考虑“科普”如何向“科学传播”演进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个案。
近年围绕科学与“正确”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不少争论。很多人原先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当然就等于正确，但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很容易表明这个等号是有问题的。江晓原《试论科学与正确之关系——以托勒密与哥白尼学说为例》一文，[12] 通过考察天文学史案例，综述了上述等号不能成立的理由。特别强调指出，如果我们坚持只有正确的才是科学，科学就将失去它的全部历史。而钮卫星《从光纤弯曲的验证历史看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问题》一文，则考察了科学史上另一个著名案例，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广义相对论何时成为“正确”、在何种层面上是“正确”的等问题。[13]
此外，江晓原《论科普概念之拓展》一文，提出了六点新的思考，通过案例分析，论述了何以传统的“科普”概念已经不适应今日的社会需求，故应代之以含义更广阔、内容更丰富的“科学文化传播”。[14] 袁维新《论科学史的教育价值》一文，回顾了国外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的历史，进而提出将科学史引入教育，有如下四方面的价值：理解科学本质、促进知识建构、提高人文素养、培养批判精神。[15] 这也是科学传播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四、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问题近年在国内引发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先是京沪两地一些研究科学史、科学哲学同时又活跃于大众媒体的学者，在2002年举行了首次“科学文化研讨会”，会后发表的“学术宣言”中，① 对“科学主义”(scientism)作了某些评论，争论遂由此而起，且有旷日持久之势，至今不绝。有人以为“科学主义”乃是“尊崇科学”之意，一见有非议科学主义者，就义愤填膺；其实此一词汇在西方早已成为贬义，这一点双方后来似无异议。而另一方面，未曾直接加入这场争论的学者中，也有不少人早就开始关心科学主义问题。不过，由于争论双方大都以非学术文本或准学术文本发表自己的看法，故在本文所选择的刊物中，对这场争论并不能给出全面的反映。
罗见今《对“人定胜天”的历史反思》一文，[16] 着重指出，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阉割和窜改了古人的原意”之后，“人定胜天”在事实上作为指导思想，成为反自然、反科学的口号，“对生态环境大规模灾难性的破坏，起到直接的作用”。罗文虽未直接提到科学主义问题，事实上却构成当下对科学主义进行反思的富有说服力的个案。
李侠、邢润川的《论科学主义的起源与两个案例的研究》，是国内关于科学主义问题的一篇相当重要的文章。[17] 文章认为，“科学主义起源应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期之间”，为此考察两个案例以支持其论点：1.尼采对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的批评，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科学第一次全面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必然结果，……即使在今天仍能发现它的影响”。2.哈耶克和波普尔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如对理性滥用的批判、对乌托邦主义(极度的计划经济等)的批判等，主要是基于方法论的。文章认为，现今科学的社会功能“被人为地夸大了，它日益成为一种权力话语，这势必影响到其它思维方式和文化多样性的生存空间”。王延锋的《科学史与后人文主义——析皮克林的后人文主义科学史观》一文，则分析评述了皮克林(A.Pickering)的带有折中主义色彩的科学史观。[18]
对于西方世界的“科学大战”，科学主义阵营的文献首先被译介进国内，但是随后反科学主义阵营的几乎所有重要文献也都被次第译介进来，而且后者似乎更受到人文学者们的青睐。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关洪的长文《哲学对科学和科学哲学——温伯格〈仰望苍穹——科学反击文化对手〉读后感》就显得别具一格了。此文是一篇学术书评，所评之书的作者温伯格(S.Weinberg)是科学主义阵营中的干将。关文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对温伯格观点和立场的欣赏，但也时时注意到作持平之论。[19]
王延锋的《“科学大战”与正在进行的一场争论》一文，分析了西方世界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科学大战”，重点则是指出，在我国目前也存在部分科学主义者与人文学者之间的一场类似的争论。文章分析了争论中普遍关注的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等概念。[20] 江晓原的《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一文，则是对当前国内科学主义与人文文化之间冲突和争论的综合评述，文中依据已公开发表的文献，特别指出：当代反科学主义的一些新的理论成果，已经被中国有关的高层官员所接受，并见诸他们所发表的公开言论。[21]
五、李约瑟问题
关于李约瑟其人其书，以及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或称“李约瑟难题”)，一直是国内科学史界不能忘怀的话题。由于“李约瑟问题”涉及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对中国当代科学的期望等，它已经成为学者们言说中国当代某些问题的一个“入口”。围绕这一问题，近年也有相当多的争论。
王纪潮发表了长文《亚美文化连续体背景下的科学——“李约瑟问题”的人类学观察》，指出“科学”是西方话语霸权中的术语，而“亚美文化连续体”是西方文明以外的普遍性的人类学现象，亚美文化连续体中的“科学”，与西方文明中的“科学”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而“李约瑟问题”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它是“亚美文化连续体中的一个悖论”。[22]
江晓原的《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纪念李约瑟诞辰100周年》一文，论述了与李约瑟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并介绍了一些海外学者对李约瑟其人其书的评价，这些评价是国内读者原先不熟悉的。文中还论述了作者认为“李约瑟问题”是一个“伪问题”的理由。[23] 一些习惯于忘情歌颂李约瑟的人士，不赞成江文的论述。而江文因被《南方周末》注意到，就此发表了对江的长篇访谈。这篇访谈引起了广泛注意，以致一些不同意江文观点的人士，往往忽略了上述学术文本，而仅针对《南方周末》的访谈发表议论。[24]
董英哲等四人的《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一文就是这样的例子。此文对质疑“李约瑟问题”的主张，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反驳对象包括吴大猷、钱兆华、刘兵、田松、刘华杰、江晓原、吴国盛、董光璧、王禹凡等众多中国学者，以及席文(N.Sivin)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文章对“李约瑟问题”则给予极高的评价。
“李约瑟问题”直接关涉到“中国古代有无科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影响到“李约瑟问题”在逻辑上能否成立。相当奇怪的是，国内科学史界人士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截然不同的见解，却很少有人以学术文本的形式来讨论这一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王扬宗的《杨铨与“中国无科学”问题》一文，就深具价值了。此文讨论了杨铨(杏佛)及任鸿隽关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见解，不过作者自己表达了较为和缓的立场。[25]
六、科学史理论
科学史理论本来可以与当代问题不发生什么关系，但是对于科学史来说，科学史理论是二阶的，它所针对的对象是科学史，而近年科学史在国内文化界正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故将其纳入本文论述范围，亦属顺理成章。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科学史界当数刘兵和他的博士生章梅芳用力最勤。
章梅芳、刘兵的《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的意义——对两个相关科学史研究案例的比较研究》，通过对国内学者“概要式的研究”个案和国外学者费侠莉(C.Furth)的研究个案的比较，指出两者在框架与分析视角、研究目的与重点、研究文本与研究结论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并认为“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在拓展传统科学史研究范围等多方面都体现出了启发意义。[26] 章梅芳、刘兵的《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与中国科学史研究——科学编史学意义上的理论可能性》一文，则讨论了“后殖民主义科学史”和“女性主义科学史”对于中国科学史的理论上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的影响与意义。[27]
刘兵、章梅芳还有《科学史中“内史”与“外史”划分的消解——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看》一文，[28] 虽不在本文所选五种刊物之内，但对国内科学史理论研讨来说相当重要。文章认为，以往国内科学史研究者多以“内史”为重，即使是一些关注“外史”的学者，也往往坚持要内外史结合，然而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看，由于科学知识本身(它们通常是“内史”研究的对象)被认为是社会建构的，故对这些知识本身就需要进行社会学分析，这样，独立于社会因素之外的纯粹的科学“内史”将不复存在，“内史”与“外史”的界限也将由此被消解。
此外还有两篇论文虽不直接讨论科学史理论，但对于思考科学史理论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略述于此。
江晓原《经不起推敲的理论结构——评雷立柏〈张衡，科学与宗教〉》一文，指出了雷氏所著《张衡，科学与宗教》在理论框架上的问题。雷氏作为一个西方学者，而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课题的张衡及其思想，用力甚勤，洵属不易，然而他的问题是，孤立地使用材料，而没有考虑到还有许多同类材料，如将那些材料置入他书中所采用的理论框架中，就将引出荒谬的结论。[29]
章梅芳、胡化凯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特点》一文，选题独特，论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内展开的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该运动旨在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这是一场为满足政治需要而对中国古代科技史进行考查和总结的带有学术意味的活动”。文章认为，这场运动“客观上仍取得了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如《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之类，并且“意想不到地为随后的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吸引和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30] 文章所论情形，有多方面启发思考的价值。
最后，笔者必须说明，本文上述六个方面的诸问题，在国内绝非只有科学史界才关注，在其它领域的刊物上，也有许多学者(当然也可能包括科学史界人士)发表了涉及这些问题的文章。但本文目的只是考察国内科学史界对当代问题的关注，且考察范围又仅限于国内科学史界的主要刊物，故对于他方珠玉，只能“视而不见”也；即使是在本文自己设定的范围之内，也不敢说已经巨细靡遗，识者谅之。
注释：
①柯文慧：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中华读书报，2002—12—25。
②“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2001—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