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毛泽东思想萌芽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开端论文,萌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要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来的概念（在这以前有人提过，但不完整）。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须使其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包含了四个要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国的具体实际（国情和革命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独创的民族形式和内容。这四句话，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理解来看，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关系时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了科学。毛泽东回忆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最终落实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所以恩格斯论定：“现代的唯物主义和它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8页。）
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是从认识它的基本原理起步的。中共建党学说的首倡者蔡和森写道：“马克思的学说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论，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注：《蔡和森文集》（上）第51页。）其中“唯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特色，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负责人的施存统说：“我们如果真要使社会革命成功，除了遵守唯物史观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注：施存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载《新青年》1921年8月14日第9卷第4号。 ）毛泽东更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为缔造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矢”，是宇宙观、方法论；中国的具体实际是“的”，是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具体说是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矛盾、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同盟军、领导者，是中国历史的发展、革命经验，是中国文化传统、民情风俗，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这是前提条件，不然，不知结合什么，更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时，就懂得要掌握中国的国情。1920年3月， 他给周世钊的信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历来强调，理论联系实践，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实事求是，就是讲国情，讲实践，凡是符合国情的，又经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进一步阐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一种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更是一种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认识路线。因此，它在毛泽东思想萌芽中，起了中介作用。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结合，无疑具有中国的形式、内容和民族特色、风格、气派。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典型，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独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
二、唯物史观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理论根源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注：《马克思选集》第3卷，第574页。）这是说：马克思发现：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政治态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点。
毛泽东自确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后，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问题。1921年8 月他在湖南《大公报》发表《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指出“女子无财产权，女子要解决教育、职业、参政、婚姻等问题，都是说梦。财产是一个根本，教育、职业、婚姻等是枝叶。”这就抓住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质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一夫一妻制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经济是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最终根源。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人民的生存权是最基本的权利，没有生存权，就无所谓人身自由。因此宪法应该规定：“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他向社会呼吁，大家应来关心劳工的生存权。“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有多少人要饿死！大家注意劳动权，就请注意现在有多少人失业！”（注：毛泽东《更宜注意的问题》1922年5月1日湖南《大公报》。）他在《外办军阀与革命》一文中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分析中国军阀统治的存亡。他写道：“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然是军阀的天下。”其原因：一是帝国主义协调一致侵略中国，支持军阀，因为军阀割据，分而治之，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有利；二是“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看，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这种经济最便利于军阀统治。
他还以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这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首篇已有生动的描述。
三、实践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源泉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在这时期内毛泽东的著作和实践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载体，其实践证明正确的观点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显现。
在毛泽东思想萌芽中，最早萌芽的是教育思想。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就在该校附小任教，并打算以教育学作为终身研究之学术，以教育事业作为终身从事之事业。（注：1921年12月毛泽东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教育与社会改造的关系上，是教育救国论，以教育作为促进社会进化的工具；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是革命改造论，认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是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毛泽东在教育实践中获得这种认识。他批判罗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时写道：“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手，资本家有银行、工厂，又有为资产阶级教育服务的人员与政权。无产阶级非得政权，则不能安息其宇下，何况教育权呢？”（注：毛泽东《致蔡和森满子开及在法诸友信》1920年12月1 日）他在《农村教育》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封建教育的阶级性及其产生的特质基础作了精辟分析。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他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宗旨明确规定：“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作准备。”这宗旨强调了素质教育，很有现实意义。
教育是促进社会进化的工具还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通常情况下并非是区别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是不信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这里的关键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教育是促进社会进化的工具，“科教兴国”的战略就是以教育为基础，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内容，是随着中国革命进程、毛泽东的革命实践萌发、扩展其领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经历了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农民运动。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也是依循党的这些斗争历程渐次推进，毛泽东思想萌芽内容也随他的实践渐次出现。
在建党方面，他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凡是一个党，都应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即“代表大多数民众利益”为宗旨。“设使这个党不为大多数人谋利益，那就失去了党的意义”，（注：毛泽东起草的国民党二大《关于宣传决议案》。）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萌芽。在组织上注重基础，注重潜在、切实，“不能似群众团体，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注：《致欧阳泽信》1920年11月25日）在作风上，坚持原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致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彭璜信说：“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兄对于礼容，我觉未免过当，立意不十分诚，泄忿之意多，而与人为善之意少。”（注：《毛泽东致彭璜信》1921年1月28 日）当时彭璜想赴法留学，拟借用长沙文化书社的经费，受到经理易礼容的拒绝，彭为此激怒，大骂易礼容。为此，毛泽东写了这封信，批评了彭璜。
在工运方面，确定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注：毛泽东《所希望于劳工会的》1921年11月21日）争取生存权、劳动权和劳动组合权是工人运动的最低纲领；创办工人夜校，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在斗争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构筑工人运动的坚强堡垒；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争取社会各界同情；“二七”惨案后，采取“弯弓待发”策略，走工农结合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早期工运思路与实践。
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方面：国共合作的思想在1923年4 月《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很明朗了。他说：国内各派势力归结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民主派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新兴的共产党只有同国民党合作，才能最终战胜反动派。1924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上，首次阐述独立自主政策。 会后，他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中共中央15号通告，告知全党同志：一方面要注意革命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另一方面要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政策不可稳忍不加纠正。在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自始至终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并主张在工人、农民中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到国民党这个“空房子”里去当主人。
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巩固国共合作的关键。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有超群独特见解。他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西欧的资产阶级，有特殊的阶级属性，经济上的脆弱性，政治上的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他论述资产阶级两面性，最早是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内。他在肯定民族资产阶级主张“裁厘加税”，有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性，又告诫全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再蹈从前商教联合会拒绝工人加入的覆辙。”当时判断革命派的标准，一是反帝反封建，二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毛泽东彻底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则是在五卅运动之后。在五卅运动中各阶级都作了充分表演。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了生动描述。他说：这个阶级在整个大革命时期都是动摇的。一个自称戴季陶的忠实信徒，曾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
农民运动方面：毛泽东是对农村各阶级分析最全面、最深刻的代表。在毛泽东看来，农民本身并非单一的阶级，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他把农民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游民五种，从属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三个阶级、十二个阶层。农民占全国人口80%，遭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残酷压迫，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所以“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在毛泽东看来，农民问题又是一个有广大联系的、多层次的、立体结构体系，诸如贫农的土地问题，佃农的地租问题，田赋问题，高利贷问题、苛税、苛捐问题、高贵的工业品和低廉的农产品，农民资本匮乏，农业生产工具落后，天灾、雇农失业、农民文化低落等等，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农民问题。在这些农民问题中又有主次之分，其中最主要的是贫农问题。贫农是“革命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在这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述：“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一是政治没收，把大地主、大军阀的土地由革命机关没收，交农民耕种；二是经济没收，把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而且鲜明指出，湖南农民运动已进到经济没收的阶段，“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注：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
武装斗争方面：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没有单独论述武装斗争问题，而是放在农民问题内说的，当时全党也没有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中，响亮地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大革命失败后，创造性地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些观点，反映中国革命特点，将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注：毛泽东《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1927年7月4日。）
政权方面：他在1920年就有一句名言：“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保护革命，完成革命。”政权的重要性，他早就看到了。在农民运动中，他明确指出，农民问题的解决，“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在农民运动的“革命时期”，他讴歌“农民协会专政’；提出要克服农民革命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必须实行“乡村自治”。他写道：“农民运动与城市的工人运动不同，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拚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页。 ）他号召农民“目前的斗争目标，应为建立乡村自治而奋斗”。（注：《全国农协临字第四号训令》载于1927年6月15日 17日汉口《民国日报》。）
在这时期，毛泽东的宣传、新闻思想也有萌芽，这里不再叙述了。
四、唯物辩证的分析综合，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中介
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涌现了大批杰出人才，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等，群星璀灿，数不胜数，但最终成就者是中专生毛泽东。
毛泽东除有超群的天赋外，更多更重要的是他的实践经历和辩证思维，超越于他的同辈们。他有多方面的实践，从事过教育、工人运动、国共合作、农民运动，担任过中共湘区委书记、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全国农民协会执委会常委……；他重视调查研究，了解国情、民情、工人、农民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阶级特性。他掌握了唯物史观，重视经济的决定作用，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各阶级的经济地位进行综合分析，从纷繁复杂现象中抓住事物本质，发现事物发展规律。这些，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主观因素。
最能集中显现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是关于中国革命最初的战略构想和革命策略。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最初的战略构想，集中显现在1925年11月《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他说：“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注：《毛泽东文集》第1集第18—19页。 ）这段话凝聚着时代、国情特征、阶级矛盾、革命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前途及本人的信仰、现时的政治主张。这段文字，实质上是新民主革命总战略总路线的雏型。这段文字也蕴含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深藏着相信和依靠群众力量和智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对于未来革命胜利后的政权性质、政体也作出了构想。
他最初的革命策略，集中显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即是矛盾分析法在社会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军队中，未有他的向导领错了路而可以打胜仗；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这个革命可以不失败。”“我们要认识这重要的策略，要分辩那真正的朋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他通过对各阶级经济地位的科学分析，找出了各阶级的阶级特性和对革命的态度，分清了敌我，制定了革命的总策略；“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做了革命的主力”，即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这个总策略，贯彻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关于革命总战略总策略的论述，代表了当时全党理论上的最高水平，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集中显现。但它仍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成果，如“革命的主力”与“领导力量”，毕竟有含糊与鲜明之别；对农村阶级分析，有套用城市阶级分析的印记；何况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尚没有出现；何况他的哲学观点还和政治观点溶为一体，而没有专论；何况完整、系统的新民主主义论更没有形成。所以，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还只能称为毛泽东思想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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