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的理论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试论论文,特色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20（2006）04—0056—05
社会和谐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系指社会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各种要素之间所处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它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公民与政府、人与自然等多重互动关系，涵盖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日常生活。邓小平理论中内蕴着丰富的和谐社会思想，成为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根思想红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可靠保证，它极大地推动和实现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系统分析和全面总结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的理论特色，并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建议，这对正处在改革攻坚、社会加速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既承认合理拉开社会差距以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时刻不忘地以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目标，这无疑实现了差异和谐化与和谐差异化的有机统一。
差异是绝对的，而和谐则是相对的，将和谐社会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意味着对社会差异的承认，因为没有现实的社会差异，在近乎同质的基础上谈和谐，即使不能说没有意义，至少也是意义有限的。从逻辑上说，和谐社会就是社会在差异基础上所达成的和谐状态，和谐社会是以承认社会差异为前提和基础的。邓小平同志在吸取毛泽东过分强调社会“平均发展”、“同步发展”以及“同时发展”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一方面在坚持和谐社会价值观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价值观的基础上承认社会差异，即坚持实现社会和谐的差异化，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作为能够影响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提了出来，“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1]152 又指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2]52，“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大原则是共同富裕。”[2]166 与此相适应，力主改革，大胆开放，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认个体的社会差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者不劳动不能获得收入，这极大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邓小平承认社会差异，但并不认可差异的无限扩大，形成两极分化，而是合理拉开差距，是差异的和谐发展，即实现社会差异的和谐化。为此，邓小平主张，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既要合理拉开差距，又要防止两极分化，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应当以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事实上，“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2]149 另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 “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2]172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364 那如何实现社会差异的和谐化即由“先富”达到“共同富裕”呢？为此，邓小平在区域发展策略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277—278 另外，在实现途径上，邓小平主张通过制度的、税收的、政策的杠杆的调节来实现先富到共同富裕的转变。可以看出，如果说邓小平坚持和谐差异化的实质是要充分调动积极性，是一个“发展”问题的话，那么，差异和谐化的实质就是一个“平衡”或“协调发展”的问题即社会整合的问题，由此可见，就其实质而言，和谐差异化与差异和谐化是一种“发展”与“整合”的互动关系，是“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问题，而实现“发展”与“整合”、“效率”和“公平”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无疑是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的一个重大理论特色。
二、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既承认横向的非均衡协调发展以实现“两个大局”、达到“共同富裕”，又处处强调纵向的可持续发展，即“不要光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具备了时空意识，有效实现了“差异式”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不仅仅是一个差异和谐化与和谐差异化的有机互动即实现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横向共时态问题，也是纵向式历时态的代际发展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共时态与历时态的有机统一，具有时空意识。就共时态的空间发展而言，邓小平的和谐社会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状态，是社会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譬如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要素之间的“差异式”协调发展，也是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和逻辑互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良好的人际互动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邓小平同志强调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即“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2]378；在民族关系上，邓小平强调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2]362 “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1]186；在对外关系上，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64，“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78，强调要实现中国与世界接轨，此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开放格局也具有很强的空间意识。
就历时态的代际发展即可持续发展而言，邓小平并不是在否定当前的经济建设和自然开发的前提下强调保护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可持续发展，而是强调良性的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做到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即“要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底线是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邓小平多次强调，“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2]312 为此，邓小平同志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措施：首先，有效保护环境，“自然环境保护……很重要”[2]363 ，提倡“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2]21；其次，把发展科技和教育看作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论哪种形式的可持续发展，都必须以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为支撑点；最后，强调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这是因为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状况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关系到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是否有后劲。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丰富，这是加快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有利因素，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太大，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不高，这又给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和我们党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战略举措，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邓小平很好地实现了纵向的“可持续发展”与横向的“协调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无疑构成了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的又一重大理论特色。
三、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在发展方向上既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力倡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同时又毫不犹豫地将实现“社会现代化”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在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
在众多的和谐关系中，“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和谐就显得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或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作为衡量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两个重要理论维度，一方面，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革命运动、政治事件以及社会进步都可以看成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革命性变迁和整体性发展即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甚至可以说，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而另一方面，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革命化和半衰败化过程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才能获得巨大的胜利和成功，甚至也可以说，自1840年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社会主义化的过程。长期以来，我们在“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两者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模糊认识。“一种回答就是认为‘现代化’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质或目的，‘社会主义’只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进行‘现代化’的一种形式或手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在中国更迅速地实现‘现代化’而选择的一条发展道路……另一种回答则认为‘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质或目的，‘现代化’则是用来实现或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它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其所必需的物质基础。”[3] 其结果都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即要么用“现代化”来说明“社会主义”，要么用“社会主义”来阐述“现代化”，但是，单从“现代化”角度无法解释“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政社合一”、“党政合一”之类的社会现象，同样，单从“社会主义”角度也无法解释城市化、科学化、职业化、知识化之类的社会现象。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在处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者关系的问题上，也有过极为惨痛的失败教训：其一，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目的——手段化”，要么将当今“社会主义化”看成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质和目的，而将“现代化”当成只不过是用来巩固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而已，为此而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搞“人民公社化运动”；要么将“现代化”看成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质和目的，将“社会主义”看成只是当代中国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进行“现代化”的一种形式或手段，为此而追求工业化的“高指标”，搞“大跃进”。其二，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直观化”或“简化”。在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化”问题上，曾经把社会主义制度当成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纯洁无瑕的空中楼阁来对待，继而，为了提高社会主义制度化的水平，将社会主义直观地理解为“公有化”和“计划经济”，为此而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迅速地从互助组——初级社——合作社——人民公社，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对待“现代化”问题上，先是将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然后又将工业化理解为“钢铁化”和“速度化”，为此而盲目追求数量和追求速度，盲目“赶英超美”，甚至最后将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只不过是“钢铁”再加上“原子弹”罢了。其三，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对立化”。由于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直观化”理解，即曾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而就容易对建立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形成误解，即把“现代化”看成是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东西来看待。先是强调计划经济而限制市场经济，继而完全否认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主要发生在“文革”中），最后甚至把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这事实上大有将“社会主义”同“现代化”当成了两个完全对立、势不两立的对立物的倾向。历史一再证明，任何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者对立化、直观化、目的——手段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当然，失败教训也远不止这三个方面，譬如用革命手段如群众运动来推动现代化等做法就严重地忽视了两者的理论区别，在此就不详加论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地认识并有效地协调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发展方向上既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力倡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同时又毫不犹豫地将实现“社会现代化”作为发展的价值目标，“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在实践中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理论本质。邓小平正确地认识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化”的本质，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 事实上，现代化就其本质上来说，也就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最为本质的地方也就是“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256 针对这一点，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样，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发展生产力这一点上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其二，正确地认识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实现途径，邓小平认为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直接动力，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则是促进社会现代化持续、快速与健康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即“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370 其三，正确认识了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认为现代化的充分发展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概念，坚持认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尚处于不发达的低级阶段，即小康社会阶段，并以此为根据，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四，正确认识了作为现代化资源配置手段的计划与市场同社会基本制度的区别和联系。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373 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效地统一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实践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和谐发展，这自然构成了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的又一重大理论特色。
四、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在实现方法与途径上既重视感性选择，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同时又注重理性选择即重视“科教兴国”、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效实现了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有机统一。
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无现成的经验，马克思列宁那里又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这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到底是相信感性经验还是坚持从理论中寻求理性的答案，即如何协调和处理好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无疑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正确处理了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相互关系。一方面，邓小平十分重视感性选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邓小平重视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运用，其和谐社会与现代化建设理论就是在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国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学习别国现代化建设经验的重要性，尤其是苏联的经验，“学习苏联的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可以少受损失。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5]263—264 “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 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也要善于学习自己的经验。”[5]264 “历史上的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5]234—235 “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2]234—235 其二，邓小平的感性选择是以“感性活动”为实践基础的，这实现了对毛泽东现代化战略的感性化超越，毛泽东现代化战略最大的困惑不在于其缺乏真知灼见的现代化思想与和谐社会思想，而恰恰在于其思想主要是一种主观的、脱离实际的以及超越现实的“臆造”，譬如“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等，这种过分依凭满腔热情的发展战略完全脱离了实际的“感性活动”，是一种“感性超越论”式的乌托邦；邓小平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在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他坚持一切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以现实的“感性活动”为基础，“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强调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强调“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那一步不妥当，就赶快改”[2]113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强调人的感性生存和物质利益的满足，力主改革，大胆开放，极大地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良性、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以“感性生存论”取代了毛泽东的“感性超越论”，从而真正解决了毛泽东的现代化困惑，实现了对毛泽东发展战略的超越。
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在坚持感性选择的基础上同样强调理性选择，从而实现了感性选择理性化与理性选择感性化的有机统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邓小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感性选择，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佳选择，其本身就是一种理性选择，也就是理性地选择了感性选择，这是作为方法的理性选择；其二，邓小平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坚持“科教兴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重视科技理性知识在现代化建设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运用，这无疑是一种理论选择，这是作为内容的理性选择；其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43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364，这是作为思想路线的理性选择；最后，邓小平坚持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创造性地进行了理论创新，敏锐地把握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力主改革，大胆开放，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邓小平大胆理性选择的产物。
五、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在理论出发点和归宿上都真正坚持了“以人为本”，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人的和谐，这是因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公民与政府、人与自然等多重和谐关系的核心是“人”，人的因素是影响和制约社会能否实现和谐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的实质和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意思是指“人的各种潜能素质的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的丰富完整，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显现等。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6] 首先，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7]；其次，人的全面发展也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6；再次，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非均衡协调发展观，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颇有见地：首先，邓小平“以人为本”与“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马克思也认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于某种幻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8]；其次，邓小平特别重视人的自由个性的发挥，尊重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实行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极大地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邓小平重视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坚持经济建设与打击犯罪活动两手抓，一系列的“两手抓”正反映了邓小平在人的社会关系上全面发展的思想；最后，坚持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等作为评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志，像“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阶段目标就体现为能用美元计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小康”思想的提出也无不反映出了这一点。毋庸讳言，邓小平始终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其和谐社会思想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展开的，“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无疑成为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的又一重大理论特色。
收稿日期：2006—04—01
标签：共同富裕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人的全面发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