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国大革命期间英国对法政策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政论文,法国论文,英国论文,大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5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83(2007)01—0035—05
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这场革命引起了欧洲各君主国的恐慌，他们组织起来，发起了长达20多年的反法战争，最终又在法国恢复了波旁王朝的统治。然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反法最积极、最坚决的国家并不是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国们，却是那个隔海相望、早已建立起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封建专制的君主国仇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所难免，但资本主义的英国竟然比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国们更加仇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实在让人费解。究其原因，则在于法国大革命破坏了欧洲原有的均势状态，对英国的国家利益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皆已构成了严重威胁。恢复欧洲大陆原有的均势格局、保护英国的国家利益和有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英国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一、18世纪英国的内政与外交
早在17世纪40年代，英国就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1689年议会颁布的《权利法案》明确规定：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停止法律的实施；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和招募常备军。国王的立法权力受到了限制，从此立法权力完全操纵到议会手中，国王成了一个只能依法而治的君主。18世纪以后，伴随着责任内阁制的形成，国家行政权力的中心在逐渐向议会下移，国王也在逐渐向一个“统而不治”的虚君过渡。但英国“光荣革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革命后建立的是一个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国王、封建贵族爵位和封建特权都被保留，土地贵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不仅完全控制着上院，而且在下院也占据着优势，来自各郡的中小贵族的代表在人数上也常常多于来自城市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国王则是英国最大的土地贵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王仍掌握着不小的权力，这一点我们可从1801年小皮特① 首相因与国王乔治三世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分歧而被迫辞职一事中看出。由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高额财产资格限制，资产阶级中只有大资产阶级才能参与国家的政权。尽管如此，资产阶级毕竟参与了国家的管理。此外，在13世纪的《自由大宪章》、《牛津条例》之后，英国又颁布了《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等法律文件。这一系列法律文件在英国的陆续出台和实施，使得私有财产权、人身安全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深入人心。
伴随着15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和随之而来的海外殖民扩张，英国和其他欧洲强国争夺海外殖民地和欧洲霸权的矛盾不断激化，并因之发生了一系列的争霸战争。通过这些战争，英国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荷兰、法国，最终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其中18世纪与法国的争霸斗争持续的时间最久，也最激烈。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到七年战争、北美独立战争，英、法都是作为敌对的双方进行作战，以至于在法国革命爆发时很多英国人还把法国看作是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国的天然敌人”，[1]95 因此，遏止法国的过分强大和对外扩张就成了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点。由于荷兰、奥属尼德兰（比利时）等低地国家是英国通过莱茵河与欧洲许多地区进行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欧洲国家进攻英国的跳板，因此确保低地国家不受强国特别是法国的控制也成为英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在18世纪后期，荷兰还是小皮特财政改革基金和伦敦商人钱财的主要来源地，荷兰也就成了英国神经最敏感的地区。1787—1788年间，英国先后与荷兰、普鲁士一起组建了三国同盟②，共同保证荷兰的独立地位，其矛头主要指向就是法国。
从地理环境上看，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是一个海岛国家。在过去航海技术不甚发达的时代，英吉利海峡就成了一道保护英国免受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纵观整个英国历史，外来军队入侵英国的事情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公元前55年罗马人的入侵；一次是1066年的诺曼底征服。这种地理环境的优势使得英国历史上不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陆军。没有强大军队的支持，英国的专制王权就先天发育不全，从而为英国人民抵制专制王权和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常备陆军的相对弱小，也使得英国在长期的海外争霸战争中常常采用一种独特的政策：尽可能地与别国结盟，在陆战中实行由英国人出钱、别的国家出兵的方式进行战争，英国则利用自己的海上优势从海上打击对手。英国人也因此获得了“盟国的付账人”的称号。[2]40 海洋的阻隔，还使得英国对争夺欧洲大陆上的土地不太感兴趣，而更多的是把争霸的注意力放在了海洋和殖民地上。尽管如此，英国仍然十分关注欧洲事务，因为它担心大陆某一国家的过分强大将会对英国的国家安全和海外霸权构成挑战。因此，每当欧洲有某一强国或国家集团突起，导致欧洲各国之间力量失衡，进而对欧洲和平、乃至英国的利益构成威胁时，英国就运用均势原则，扶弱抑强，使欧洲大陆的国际力量对比重新趋向平衡，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最大利益。16世纪以来英国与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的争霸战争，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均势外交的一种反映。均势外交构成了16世纪以后英国对外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正是这种传统的均势外交的政策决定了英国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根本立场与态度。
二、法国革命初期英国的中立政策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自然会引起欧洲其他国家的关注。但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统治者都认为法国大革命与1788年奥属尼德兰（比利时）爆发的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斗争没有太大区别，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甚至认为法国的内乱会使法国无暇关注欧洲其它地区的事务，为他们对欧洲的争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正是趁法国大革命期间，俄、普、奥三国把波兰彻底瓜分了。俄、奥两国还借机加紧了对土耳其的掠夺。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还觉得“法国革命会让人至少多年内不要对法国抱太大的希望”，[3]190 而且她也乐意继续做一个“最冷静的隔岸观火的看客”。[3]223 于是她对法国大革命仅仅是骂了几句“为盼子而焦急，可生的却是一个腐烂发臭的早产儿”[4]337 而已。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还认为法国大革命会有效地“阻止法国以任何形式对德意志皇室（奥地利）进行支持”，[3]190 为此他还“……曾向法国革命献过殷勤，甚至通过驻巴黎的公使与国民议会的民主党派建立了亲密关系”。[5]86 奥地利也一度对法国大革命持观望的态度。欧洲大陆各国的态度陆续被英国驻各国大使传递到英国国内。
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后，绝大多数英国人都对法国大革命持同情或支持态度。他们很高兴地看到欧洲大陆上典型的封建君主制在法国的崩溃，认为革命后的法国将会仿效上一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也建立起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当时的辉格党领袖福克斯就持这种观点，他称赞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是世界上发生的一次最伟大的事件，最好的事件”，认为“波旁王朝的推翻有利于欧洲自由……因为它伴随着专制主义的垮台”，[1]97 积极支持法国大革命。还有一些人被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那些激励人心的浮夸之词所打动，认为法国大革命可能会带来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的新时代的曙光。[2]37 但也有一部分人对法国大革命持保守和反对态度，其主要代表是辉格党人柏克。柏克认为人们应该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革，反对激进的革命。他把英国的“光荣革命”看作是“人类活动的终极标准”和所有革命的样板。[6]274 法国大革命发生后，他于1790年出版了《法国革命论》一书，猛烈地攻击大革命的原则，把巴黎人民称为“暴民”，[7]218 把没收教会的财产称为“掠夺”，[7]300 甚至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人类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谋诡计之集大成的表现。但当时柏克的观点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因为法国大革命虽然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和基于封建土地依附基础上的封建义务，但保留了国王和有产者的特权。1791年的宪法宣布法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并把公民按照纳税额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只有纳税的积极公民才享有选举权。这些都未超出当时英国社会政治实践的范围。
与福克斯式的满腔热情和柏克式的尖锐批评两种观点都不同，英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则主张对法国大革命保持中立态度。英国首相、托利党领袖小皮特认为，革命将给法国以沉重打击，至少使法国在短期内不再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国。他在1792年的预算演说中宣布，他“相信欧洲会有十五年的和平时期。”[8]232 “英国的对手至少在目前被消灭了”在英国外交部门也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3]202 小皮特还相信英国社会机构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认为这种力量使得英国能对法国式的革命产生免疫力。[3]217 英国例外论成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解毒剂。英国外交大臣格伦维尔虽然表示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会传入英国的担心，但他把维持不干涉的政策看作是尽快恢复法国正常秩序、减少这种传入可能的有效方式。[3]218 国王乔治三世虽然同情法国王室，但他又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一种天意，是上天对法国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支持英国的敌人所给予的惩罚，他也因此不支持任何想缩短这种惩罚的企图。[3]218 在1791年8月底“国王陛下仍决定……不偏离严格的中立”。[3]212 1791年6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与王后逃跑事件发生后，奥皇利奥波德希望乔治三世与其他君王一起，采取解救法王和王后（奥地利公主）的行动，但遭到了英国国王的冷遇。
在此期间，英国对外政策的注意力也被土耳其的事务与美洲的事务所分散。在土耳其，俄国兼并了奥佐可夫要塞。小皮特担心俄国的力量会通过黑海进入南欧和地中海，决心与俄一决雌雄。1791年3月他给俄国发了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否则英国舰队将在波罗的海进攻俄军。由于当时大多数英国人认为不值得为此事大动干戈而反对，最后小皮特只好收回了最后通牒。在美洲，发生了卢德卡松德事件。1789年夏，西班牙扣押了几艘闯进西属美洲卢德卡松德的英国船只。消息传到英国，全国震惊，议会拨了100万镑军费，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西班牙开始强硬，但后因得不到法国的支持，被迫向英国让步。
总之，在法国大革命的初期阶段（1789年7月—1792年11月），在英国国内同情法国大革命的舆论占上风、欧洲大陆各君主国都持观望态度的情况下，由于英国的国家利益还没有受到来自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威胁，英国政府对法国大革命采取了长达三年之久的不干涉的中立主义政策。
三、英国从中立政策向干涉政策的转变
1791年6月法王路易十六出逃失败，8月奥皇利奥波德二世、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联合发表了庇尔尼茨宣言，要求法国保证国王路易十六的王位和行动自由，解散议会，并以战争相威胁。法国要求奥地利和其它德意志王侯放弃对法国革命的敌对态度，但遭到了奥地利的拒绝，于是法国决定先发制人。1792年4月法国对奥宣战，战争爆发。瓦尔密大捷后法军节节推进，并越过国境作战，挺进到阿尔卑斯山脉和莱茵河流域，占领了包括萨瓦、尼斯、莱茵河左岸地带以及奥属尼德兰等地区，法兰西共和国的三色旗也插到了荷兰边界。在胜利热情的鼓舞下，整个巴黎都洋溢着“世界革命的思想。”[8]232 11月19日，法国国民公会宣布“它将向一切要求恢复自由的民族提供兄弟般的援助，并责成政府命令所有将军援助这些民族和保护那些为自由事业而受到或可能受到迫害的公民。”[9]218 为了防止在被占领地区发生反革命，法国还先后把萨瓦、比利时、德意志莱茵地区和前巴塞尔主教辖区并入法国。[9]220 法国领土与势力的扩张打破了欧洲旧有的均势，使欧洲各国感到本国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了威胁；而法国输出革命的做法，更让各国统治者担心法国革命的一幕会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上演，他们的地位、财产和生命安全都将在革命的烈火中被烧得粉碎。为了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欧洲君主国们决定改变原来的旁观与中立做法，联合起来，共同扼杀法国革命之火，恢复欧洲旧的统治秩序和旧的国家间的均势。英国对法政策的转变就是这一变化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造成英国对法政策转变的首要原因是法国输出革命和扩张领土与势力的做法打破了欧洲原有的均势状态，对英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构成了威胁。1792年11月，在法国军队占领了奥属尼德兰、荷兰的独立地位岌岌可危时，英国政府就决定要积极介入欧洲大陆的事务，放弃了原有的中立立场。当荷兰驻英国使节就法国的威胁向英国寻求建议与帮助时，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它“在任何时候都将忠实地履行1788年条约规定”。[3]226 1792年11月16日，法国当局命令它的将军追击敌人，声称即使敌人躲在荷兰境内，法军也要追到荷兰。[3]225 同一天，法国国民公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斯凯尔特河和马斯河可以自由航行，而按照《威斯特伐里亚条约》，斯凯尔特河在荷兰境内的航道属荷兰拥有。[3]225 这两个命令都是对荷兰中立和独立地位的明显威胁，也是对英、荷、普三国同盟的公然挑战。一个星期后，法国军舰炮轰荷兰的安特卫普城，并于11月28日攻占了该城。“法国人占领了佛兰德海岸，尤其是控制了斯凯尔特河的入海口，英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同大陆的贸易受到损害，英吉利海峡也不安全了。……世界革命即将爆发，这一威胁迫在眉睫，已难避免。”[8]233 欧洲原有的脆弱均势已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卫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英国政府决定积极干涉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行动。12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照会法国大使，对法军公然侵犯荷兰的中立和领土，表示严重抗议。照会宣称：“英国决不允许法国。……随意否认通过庄严的条约建立起来的、经各国同意的政治制度。……决不会坐视法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低地国家的主人，或者成为欧洲权利与自由的主宰。”[8]233 与此同时，英国还开始了与其它大国的磋商行动。但法国并未对英国的照会给予重视。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英国王室为之服丧志哀，并把法国驻英大使逐出英国，断绝了与法国的外交关系。1793年1月31日，法国国民公会在丹东的富有挑战性演说的鼓动下，宣布把奥属尼德兰并入法兰西共和国。2月1日，法国又率先对英荷两国宣战。
造成英国对法政策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国大革命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运动的发展，从而威胁到英国现有的统治秩序与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法国革命爆发后，为了驳斥柏克对法国革命进行的攻击，当时返回欧洲的潘恩写了《人权论》一书③，歌颂法国大革命，阐述人权思想，批判英国的贵族制、君主制和继承制。《人权论》在英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处都有人在读这本书；到处都可以听到要求改革的呼声：改革刑法……而最主要的是，改革那个贵族的、无代表性的国会”。[10]147 与此同时，法国革命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大，1792—1793年间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没收和拍卖逃亡贵族土地、废除和处死国王、实行普选权、进行恐怖屠杀（九月大屠杀）等事件对英国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英国国内资产阶级激进民主运动、工人运动和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要求进行议会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各种激进团体雨后春笋般涌现，法国新宪法的原则和潘恩的人权思想在这些组织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响应。一些重要团体“同巴黎的雅各宾党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向国民会议和后来的制宪会议派出代表。”[8]231 1791年10月，沃尔夫·托恩组建了爱尔兰统一党，领导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国内形势的发展引起了英国统治阶级的不安，从国王、贵族到资产阶级都感到自己的地位、财产和人身安全处于威胁之中，他们担心英国的“暴民”会仿效法国的革命者拿着长矛、砖头袭击豪华住宅，杀害名门望族的后裔。[1]97 英国社会传统的财产权与人身安全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为了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为了保护有产者的财产与人身安全，托利党政府被迫采取了多少代来都未曾实行的高压手段：“暂停《人身保护法》的实施（1794—1801）；颁布《惩治叛逆条例》、《惩治叛乱集会条例》（1795），严格限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颁布《综合条例》，宣布工会违法；并通过印花税来限制出版自由。政府的特务充斥于各个领域，随意逮捕和欺诈性审判则把数千人投进了监狱或流放出境。”[2]39 伦敦法院还以《人权论》攻击英国政府为理由，对该书的作者潘恩进行了缺席审判。[11]366 爱尔兰的运动也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残酷镇压。为了从源头上消除危险，有产者还强烈要求干涉法国大革命。
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英国政府决定直接参加反对法国的军事行动。皮特于3月在下议院的一次讲话中以沉痛的心情首次建议拨款备战，并且概述了冲突的根源：“我们参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国人……妄图干涉我国的内政，煽动我国人民反对政府；他们诬蔑我们所感激、尊敬和爱戴的君主，企图把王室同人民分开，说它别有目的并代表着其他利益。……我听到过为了整个欧洲的安全而进行的多次战争。在那些战争中，欧洲可曾受到法军长驱直入和大肆扩张的威胁吗？……我们正在捍卫世代相承的君主制，正在同企图摧毁我国政体的人进行战争……”。[8]233—234 1793年2月，英国纠集普鲁士、奥地利、荷兰、西班牙和撒丁王国正式组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从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一次又一次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围剿，英国则成为历次反法同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沿袭英国的传统，在海上和殖民地对法国进行打击，并对欧洲大陆的同盟国提供巨额的补助金。英国的黄金和舰队成了扼杀法国大革命最强大的敌人。
由此可见，英国之所以反对法国大革命，是因为英国人认为法国大革命已经威胁到了英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威胁到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威胁到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当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势力达到最强盛的时候，这种威胁也达到了鼎盛，英国人反对法国的意志也最为坚决。因此，“英国人只有当自己的利益看上去受到绝对威胁时才下决心去战斗”，[3]211 可以说是英国敌视法国大革命原因的真实写照。
收稿日期：2006—09—07
注释：
① William Pitt,the younger，因其父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William Pitt,ear of Chatham）曾于1766—1768年任英国首相，故人们称其为小威廉·皮特。
② 由三个双边条约组成：1787年的英荷条约；1788年的英普条约和荷普条约。
③ 《人权论》第一部分于1791年出版，第二部分于179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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