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卡特尔政党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特尔论文,述评论文,政党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理查德·卡茨(Richard S.Katz)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提出卡特尔政党以来，西方政治学家对西方政党出现的这一新现象进行持久而热烈的讨论，并以各国政党为案例进行了讨论，推进了卡特尔政党理论的发展。本文从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提出、发展和批评三个方面梳理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评析。
一、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提出
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提出经过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德裔美籍学者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最早提出政党卡特尔联盟的概念。卡茨和梅尔在对政党发展新趋势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出卡特尔政党理论。
(一)基希海默尔和阿伦·利吉法特较早关注到西方政党之间的合谋
基希海默尔在分析20世纪50年代西方政党功能转换时，发现政党存在三类政治合谋。
第一类是政党之间形成卡特尔联盟。这种卡特尔联盟试图稳定它们在政府的权力地位。二战结束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分享了国内80%以上的选票。两大政党开始瓜分所有内阁职位，在议会立法上合作。①第二类是国家与政党的卡特尔联盟。政党脱离它们社会基础，与国家合并在一起。传统三权分离消失。②政党与国家的广泛合谋，以及政党与社会联系的中断，表明权力从议会向政党转移。③第三类是政党、国家和利益集团三方势力的卡特尔联盟。政党试图通过它们的相关利益集团而不是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寻求选民的忠诚。政党的普通群众遭到忽视。政党日益脱离公民社会。④
美国政治学家阿伦·利吉法特(Arend Lijphart)也较早发现：长期以来就具有伙伴关系传统的荷兰社会就存在着卡特尔民主。社会精英在20世纪70年代努力在政党体制上“去卡特尔化”。他认为政党之间的合作也不是一种新现象。伙伴民主实际上类似政党卡特尔联盟。⑤
基希海默尔和利吉法特对政党卡特尔联盟的分析框架，为后来的学者分析政党的变化提供了新思路。
(二)理查德·卡茨和彼得·梅尔在政党研究中提出卡特尔政党理论
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卡茨对西欧政党发展新趋势进行了研究。他发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普通党员对领导人的重要性大大下降。电视已经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和党内精英与大众沟通的主要渠道。政党集会、政党的游说、政党的报刊被电视屏幕所取代。国家对政党的资助使政党从资金上与它们的党员相隔离。这些新变化改变了政党的角色，从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变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⑥
卡茨还专门讨论了普通党员对政党的成本与收益。他指出党员对政党的最大的收益是他们是本党的忠诚选民。当政党选举受挫时，党员构成本党选民的重要储备。党员对政党的另一个收益是政党资源的来源。党员为本党交党费，为党拉选票。不过，即使党员有价值，也不是没有成本。政党除需承担招募的物质成本、组织费用外，党员还会给政党施加其他成本，如向本党提出政策需求和个人需求，寻求政党的帮助，限制政党领导的行动自由等。在欧洲，党员对政党和公民同样失去了影响力，政党的党员人数大大下降，政党不再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渠道，相反成为国家的一部分。⑦
卡茨和梅尔进一步收集西欧主要政党在1960-1990年区间的党员人数和党员人数占本国选民中的比重(以下简称党员人数比重)的数据。他们发现党员人数总体增长的国家有西德、比利时、瑞典、挪威和意大利。党员人数下降的国家有芬兰、荷兰、奥地利、丹麦、英国。党员人数增长最快的两国——西德和比利时却拥有最低的党员人数比重。党员人数绝对数下降的英国，其党员人数比重也是最低的。
他们认为在过去30年，西欧各国的选民人数大幅度地增长，从而使政党可发展的党员池上涨。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选举到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次选举期间，人口结构的变化和选举年龄的降低，导致西欧各国的选民总数增加了30%。在选民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党员人数稳定不变或略有增加，实际上掩盖了党员人数相对下降的趋势。因此，党员人数比重变化更能反映一国党员人数变化的真相。从党员比重来看，在10个西欧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党员人数比重呈下降趋势，只有比利时和西德的党员人数比重例外。党员人数总体上跟不上选民规模显著增长的步伐。各国的党员人数比重平均下降了4.1%。西德的党员人数比重小幅上升了1.7%，比利时的党员人数比重也小幅上升了1.4%。丹麦更是在此期间大幅度下降了14.6%。⑧卡茨和梅尔对西欧10个国家政党的党员人数的考察，所得出的政党党员人数总体上下降的结论为提出卡特尔政党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党员人数以及党员人数比重的下降也成为卡特尔政党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们在研究政党党员人数变化的同时，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政党组织内部也发生了变化：政党内的执政组织已经超越普通党员组织和官僚组织，成为政党最高权力的组织。政党内有三种重要的组成部分：普通党员的组织、执政组织、官僚机构组织。普通党员组织具有规模的特点，它依靠党代会的力量作为最终政策的决策机构。党的执政组织植根于拥有公职党员的组织，它的力量体现在官员拥有者(包括议员)主导议会内外的支持组织。官僚组织的党员主要是政党的职业官员。⑨
卡茨和梅尔认为政党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体制。党内三种力量为争取自己的相对重要地位而进行斗争，不过，不同组织之间也会建立跨越界线的联盟。不同的个人之间，尤其是高层领导人之间存在着联系。党内执政组织极力降低普通党员组织的权力，来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
梅尔进一步指出政党日益强调与国家的联系，日益靠近国家，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脱离公民社会。政党不再保持自己的党报、广播电台体系，依靠独立报纸和国家控制的广播电视网络。大多数国家为政党总部提供了国家补贴。在奥地利和丹麦，国家为政党总部提供的国家资助已经与政党从其他渠道所能获得的资金总和大致相等。在芬兰、挪威和瑞典，政党所收到的国家补贴已经大大超过了政党从其他途经获得的资金总和。政党生活也日益受国家的管制。但是，无论是国家管制、政党法还是政党补贴其实都是政党在议会中作出的。⑩
卡茨和梅尔为此总结出西方政党逐渐脱离公民社会，融入国家之中，国家成为政党资源的源泉。通过这些资源，政党不但能确保自己的生存，而且提高了其抵制新政党挑战的能力。国家现在成为制度化的支持组织，支持体制内的政党，反对体制外的政党。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中间人不再存在，政党融入国家之中，政党现在已经成为准国家机构。由此，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党——卡特尔政党。政党和国家相互参透，政党之间合谋组成卡特尔联盟。(11)
随着卡特尔政党的出现，竞争再次受到约束和管理，政党之间的竞争减弱。卡特尔政党的资金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补贴。它的竞选几乎全是资本密集型的专家活动。
他们也指出，卡特尔政党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也会给自己带来挑战。首先，卡特尔政党之间的有限竞争也会使新出现的反对党受益。它们在卡特尔政党的合作协议的保护下，获得生存机会。其次，一些追求进入这个体制的新政党，尤其是追求新中间阶层的新党对体制内的政党形成挑战。最后，那些有着一定群众基础的绿党和一些极端右翼政党也会对卡特尔政党的提出挑战。
卡茨和梅尔对卡特尔政党的形成及其特征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使卡特尔政党理论成为西方政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引起众多的学者参与讨论。
二、卡特尔政党理论的发展
卡茨和梅尔提出卡特尔政党，西方各国的学者对这一理论能否适应本国，进行了检验和考察，进一步发展了卡特尔政党理论。
(一)麦克勒沃、扬等对加拿大卡特尔党的讨论
加拿大学者希瑟·麦克勒沃(Heather Maclvor)认为卡特尔政党的提出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政党研究方向。在此之前，西方国家的政党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党与其社会基础的关系，很少关注政党内部结构与国家的关系。
她对加拿大政党是否形成卡特尔政党进行了考察。她发现，从表面上看卡特尔政党理论不能应用于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没有像奥地利、瑞典那样具有政党合作的历史传统。但是，加拿大仍存在有利于卡特尔政党发展的因素，如国家对政党的资助等。卡特尔政党是否存在必须考察以下情况：政党存在合谋，排挤和阻碍新党的行为；体制内政党分享国家补贴；免除领导人有效责任。
麦克勒沃发现加拿大的三个老资格党：进步保守党、自由党、新民主党存在合谋行为。它们控制了众议院，并运用自己的权力，使《加拿大选举法》和《加拿大选举开支法》有利于自己，排挤小党和新党。与此同时，它们还分享国家补贴。因此，众议院中的三个政党确实具有卡特尔政党的某些特征。但是，它们实行更加开放地选举领导人，并不免除其责任的做法，并不是卡特尔政党所具有的特点。因此，卡特尔政党并不完全适用于加拿大政党。(12)
加拿大学者莉萨·扬(Lisa Young)认为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意义在于：该理论揭示政党依赖国家补贴的趋势，对政党组织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该理论对大众对现存政党的日益不满提供了可信的解释；该理论发现政党卡特尔联盟带来政党之间竞争性下降，也使政党与国家之间更加融合；政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卡特尔政党理论揭示了国家补贴损害了政党的竞争力。(13)
扬认为需要重新评估卡特尔政党理论对加拿大政党的适应性，重新考察国家补贴的规模与形式，以及加拿大政党竞争下降的证据。她认为加拿大政党确实形成卡特尔联盟，至少在1993年以前，这种做法排斥了新党。然而，加拿大国家补贴的规模和机制并没有使政党依赖国家。在1979-1988年选举期间，加拿大政府给三个政党：自由党、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国家补贴占三个政党总开支的平均比重为37%，未能达到50%，并呈下降趋势。由此，扬认为国家补贴并未构成加拿大政党的主要资金来源。扬的分析表明卡特尔政党理论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到加拿大国家补贴的特殊性，从而不能很好地适应英裔美洲人的政治体制。(14)
2004年，加拿大正式实施修改的《加拿大选举法》，对政党的收入来源作了修改，使加拿大政党主要从依赖个人、企业、工会的捐款转变为依赖国家资助，辅之以个人捐款。2005年，莉萨·扬、安东尼·塞耶斯(Anthony Sayers)等再次对加拿大政党是否符合卡特尔政党进行研究，着重分析新形势下政党的竞争性和政党与公民社会联系的强弱，探讨国家资助对加拿大政党的影响。
扬和塞耶斯等指出加拿大政党资金的管理体制主要是通过限制大选期间的开支降低政党和候选人对资金的需求，同时通过了捐款税收扣除的制度，允许给政党和候选人捐款的个人获得补偿：捐款的75%作为税金扣除，旨在帮助政党通过个人小额捐款筹集资金。2003年，自由党政府修改加拿大选举法。自由党的立法活动没有向议会中的其他政党咨询。没有证据表明在立法之前，政党之间存在合谋行为。
因此，加拿大政党得到国家补贴的情况，跟2004年以前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4年前，政党选举年收入的1/3来自国家补贴。2004年后，魁北克集团和绿党几乎全部由国家资助。其他政党收入的4/5来自国家补贴。新民主党较少依赖公共财政，但是，其收入的3/5来自国家资助。
扬和塞耶斯等通过加拿大的经验发现，新体制当然会加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财政实力，同时，也会加强小党的财政状况。由于加拿大绿党能通过资助准入门槛，也会使它更具竞争力。这表明国家资助对一些小党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保守党的诞生，加拿大两大主要政党的竞争表明加拿大的政党体制具有以下特征：赢得多数议席的政党单独组成政府，并不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这种惯常做法和对抗性的政治阻碍政党竞争水平的下降。
为此，扬和塞耶斯等总结到，加拿大新的国家补贴制度对政党内部组织和政党行为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在这许多影响中，很少发现加拿大政党趋向卡特尔政党。加拿大的大党仍有较强的竞争关系，从而阻碍了它们之间卡特尔联盟的产生。(15)
(二)阿伦·西克和克劳斯·德里贝克对爱沙尼亚和德国卡特尔政党的认证
在麦克勒沃和扬对加拿大这样的成熟民主国家进行研究的同时，爱沙尼亚籍学者阿伦·西克(Allan Sikk)也对爱沙尼亚这样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党是否是卡特尔政党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爱沙尼亚政党的状况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竞争状况：选举活动的专业化，大众传媒主导竞选，突出领导人的形象，国家对政党的补贴等。
西克分析了卡特尔在爱沙尼亚政党中的表现。首先，从选民易变性看，爱沙尼亚政党体制的易变性比传统民主国家要高。较高水平的选民易变性水平既表示现存政党之间的变化，也表示新党出现。为此，西克转向新党的分析。他发现尽管相对高的易变性水平显示爱沙尼亚政党体制的不稳定性，但是，变化实际上是有限的。新党的参与政党体制在2003年前受到抑制。1999年以前，老党一直拥有议会几乎全部的议席90%以上，即使共和党兴起的2003年，那些老党也拥有3/4的议席。因此，爱沙尼亚存在某种程度的政党卡特尔联盟。其次，从国家对政党的资助来看，爱沙尼亚的各政党自1996年开始接受国家的补贴。在爱沙尼亚，只有议会中的政党才有资格获得国家资助。政党以拥有的议席数按比例分配国家资助，不存在对政党选举开支的报销制度。国家对政党补贴的增长与竞选开支增长相匹配。因此，对大多数政党而言，在选举期间所收到的国家补贴大体上抵偿了竞选支出额。因此，爱沙尼亚政党对国家资金的依赖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通过以上分析，西克认为爱沙尼亚政党部分地支持卡特尔政党理论。在爱沙尼亚，尽管选民易变性水平较高，但是，在政治舞台上的政党基本上不变，新来的政党很难成功。(16)
西克把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爱沙尼亚政党适应卡特尔政党的各种依据作了辨析，使人耳目一新。不过，由于爱沙尼亚这样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特殊性，以及新政党体制发育时间较短，卡特尔政党是否适合爱沙尼亚政党还应该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德国政治学家克劳斯·德特贝克(Klaus Detterbeck)从政党组织、政党的政治作用和政党竞争程度三个维度分析卡特尔政党理论。他指出卡特尔党组织内部具有“公职人员党”占优势地位的特点，即担任公职者主导了政党的行政机构和内部的决策程序；党越来越失去实现社会代表的功能；职业的政党领导人更加关心议会中的政策决定，而不关心如何阐释党的政策。他们开辟了新的财政来源，使他们相对独立于党员和捐赠者。因此，卡特尔政党具有普通党员参与党的活动程度低的特点，突出强调国家资源。
为此，德特贝克考察了德国、丹麦政党卡特尔联盟形成的原因。他指出在1959-1966年期间，德国政党组织获得一般政治活动(区别竞选活动)的国家补贴，以及竞选费用报销。自1967年开始，德国政党的政治基金也得到了国家的大额资助。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中央机构主要由国家提供资金。德国政党在国家机构中如此强的地位，使得它们不断提高国家补贴。由此可见，政党对共同利益的察觉导致卡特尔政党的形成，而不是政党脆弱性所致。在丹麦，政党向国家靠拢是因为其脆弱性所致。在20世纪70年代，丹麦选民的易变性大大提高。议会中的政党数目在1973年增加了两倍。自此，政党的碎片化处于很高的水平，党员人数急剧下降。丹麦政党通过寻求国家资源来适应这种危机。从1965年开始，丹麦实行对议会内政党的补贴制度。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补贴总额增加了四倍。丹麦政党越来越依赖国家补贴。德国和丹麦政党成为形成卡特尔政党的主要例子。(17)
德里贝克对卡特尔政党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认证，也是对卡特尔政党理论许多观点的纠偏，如提出卡特尔政党形成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政党危机或政党脆弱性所致，而是体制内主要政党发现共同利益进一步推动的结果。
(三)布莱思、卡茨和佩利佐运用寡头市场理论解释卡特尔政党
鉴于卡特尔政党类似于卡特尔寡头企业的行为，马克·布莱思(Mark Blyth)和理查德·卡茨运用寡头市场理论中的古诺-纳什博弈模型分析政党竞争市场，认为卡特尔政党的形成正是一国主要政党通过博弈达成的寡头垄断。
按照寡头市场理论，布莱思和卡茨指出卡特尔是通过限制竞争使寡头企业共同利润最大化。企业可以以价格、产量或者两者并用达成合谋。当最大化的合谋带来利润最大化时，这种合谋就具有多人囚徒困境的特性。寡头市场带来古诺-纳什均衡。这种均衡是由于每一个企业同时选择与其他企业决定有关的产量而带来的稳定状态。他们假定竞争政党体制的数目一般少于10个，其中有5个以下的政党是主要政党。由于产量代表产出，政党的产出便是各种政策。他们认为财政限制和全球化使政党从竞争者转向合谋。环境的变化促使政党采取新的适应性策略，如逐步降低选民的预期和政策承诺的表面化。这两个策略共同促进政党体制形成卡特尔联盟，卡特尔政党形成。(18)
他们还指出在开放资本账户的条件下，一国越来越不能单边管理国内经济。各国政策处在蒙代尔-弗莱明的困境中，即完全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在放松管制和开放的国家中政党行为进一步受到限制。在寡头市场理论中，寡头们给其他竞争者信号：他们正在限制产量，从而鼓励共同利益最大化。如果国内政党也这样做，它们就能使竞争市场卡特尔化，获得更多的利润(官职)和安全(选举失败成本最小化)。政党还通过政策承诺表面化，减少政策空间形成寡头，如寡头企业通过减少产量获得共同利润最大化。政策承诺表面化把政治家与选民隔绝开来，从而有效地使政策供给曲线向内移动，从而导致政党体制中出现卡特尔联盟。(19)
意大利学者里卡尔多·佩利佐(Riccardo Pelizzo)也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政党之间的竞争格局是否模仿或在多大程度上模仿寡头市场的功能，考察了政党对选民的政治供给是否满足选民政治需要的情况。通过假设政党等同于企业，政党体制等同于市场，选民份额(得票率)等同于企业控制市场份额，他发现西欧政党体制与寡头市场有着许多共同的组织特征。不过，西欧政党体制是否像寡头市场，需要知道政治供给的变化是否能够竞争性地适应需求的变化。由于选民对政党政治供给的认知并不是简单地反映客观情况，相反，受到一些主观因素，如偏好、预期等的影响。为此，佩利佐提出对卡特尔的感知并不是由政党客观的寡头实践所决定，而是建立在对寡头行为感知的基础上。
佩利佐认为如果寡头市场的特性是竞争的扭曲，表现为供给的变化不能对需求的变化作出有竞争性的适应，那么，唯一检验是否有卡特尔的办法，是询问选民是否能选择他们需求的政策。当有关政党的立场和政策建议如此相似，以致选民在政治市场上无法选择时，选民就会感知到卡特尔联盟。
佩利佐发现正是以下事件造成选民需求和政治供给差距的产生。首先，政党不能满足选民的需求是由于选民的偏好和需求发生了变化，而政党的供给固定不变。其次，选民的需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此时，政党的政治供给没有发生足够的变化，因此，政党的政治供给不再适合满足这些新的需求。最后，选民的需求和政党的政治供给两者都发生变化，但是，它们的变化是朝着扩展它们之间差距的方向发展。所以，选民认为政党的政治供给相似，从而感知政党卡特尔联盟的存在。(20)
里卡尔多·佩利佐、布莱思和卡茨尝试用寡头市场理论论证西方主流政党具有卡特尔特征，解释卡特尔政党产生。但是，他们的分析仍然停留在推理分析上，缺乏严格的定量分析。
三、西方学者对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批评
卡茨和梅尔提出的卡特尔政党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遭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从政党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卡特尔政党的微观基础、政党对国家依赖、选举波动情况等方面批评了卡特尔政党理论。
卡茨和梅尔提出卡特尔政党后不久，荷兰政治学家鲁德·库勒(Ruud Koole)便对卡特尔政党理论提出了批评。库勒认为卡特尔党的概念倒是挺吸引人的，不过，仍存在许多问题。他们没有对卡特尔党作出清晰的定义，把卡特尔党在政党体制的属性，当作单个政党的特性。
库勒指出卡茨和梅尔以相对静止的观点看待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区分在20世纪已经变得日益模糊，国家的干预不断增加。政党对国家的日益认同，并不意味着政党离公民社会越来越远。为此，政党从公民社会向国家靠拢的观点值得商榷。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选举权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公民社会，社会与公民社会重合。社会越来越受国家的渗透。现在，国家承担了复杂的任务，国家几乎无处不在。(21)为此，库勒不同意卡茨和梅尔的观点：政党只是在两者之间起着桥梁和联系人的作用，如(图1)所示。
库勒的观点是政党的中间人作用应该是不断地使公民社会和国家交织在一起，政党不是桥梁而是结合者(图2)。
对此，库勒解释到，除非战争和独裁统治时期，普选权会成为现代社会的永远特征，有变化的只是国家干预的程度。这种干预在福利国家时期达到了顶峰。一旦福利国家已经建立，个人与那些建立时为了捍卫特殊宗教和阶级利益的政党失去了联系。政党再也不能自动地依靠任何来自特殊选民阶层的选票。选民的易变性开始增加，选民开始了自己的选择。
库勒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政党普遍向国家靠拢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此之前，政党也是以执政为目标。当国家和社会的重叠程度提高到相当高的程度时，卡茨和梅尔提出的政党现在已经被国家所吸收的观点，就失去了意义。库勒认为在西方国家存在允许新党进入体制的现象。由于选票越来越不稳定，更多的新党有机会在议会中赢得议席。在有些国家，选举制度使得新党很难进入议会。即使有人认为还存在其他方式阻碍新党成为重要政党的话，也没有足够多的事实支持这一观点。实行国家对政党的补贴确实是一种重大的变革，国家补贴有利于体制内的政党维护它们的地位。但是，得出国家补贴会必然导致政党卡特尔化的观点，则是走得太远了。(22)
针对库勒的批评，卡茨和梅尔也承认，他们从未提出一个严谨的卡特尔政党定义。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尽管他们相信已经察觉到政党发展的新趋势。但是，这一趋势仍然处在最初的阶段。如果现在就给这一趋势以精确地定义，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尽管如此，他们已经意识到卡特尔现象在政党体制和政党内部组织上所呈现的各种特点。他们对国家和社会不断重叠的现象关注不够。他们主要关注政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库勒对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观察更为宽泛。(23)
继库勒之后，另一位对卡特尔政党理论提出批评的是德裔美籍学者赫伯特·基奇特(Herbert Kitschelt)。基奇特着重批评了卡特尔政党理论的微观基础，认为卡茨和梅尔的假设缺少理论上的一致性。他发现卡茨和梅尔使用了大量早由罗伯特·米歇尔所提出的假设，并在认定西方民主政党体制许多新发展的基础上，扩大了米歇尔的强寡头理论。(24)在米歇尔思想的影响下，卡茨和梅尔认为当代政党是专家们的合伙企业，而不是为公民服务的组织。他们宣称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已经很少成为社会代表组织，认同米歇尔的强寡头理论。正如梅尔所总结的政党代表功能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都已经削弱。政党的代表性削弱意味着政党领导人可以按照不同的政治倾向行事，而不必顾及他们的选民所支持的政策。
对此，基奇特质疑到为什么政党愿意放弃选民偏好？政党的资助又是如何推动这一进程的？是否选票-追求和官职-追求的政治家不通过比竞争者更多反映选民的意愿的政策来实现它们的目标呢？基奇特认为卡茨和梅尔对这些问题没有作出回答。
基奇特进一步指出卡特尔政党理论主要围绕着政党能够以两种形式“关闭”选举竞争的市场：现有政党联合起来，限制选民的其他选择；现有政党能够阻止新政党的进入，或者使卡特尔联盟之外的政党中立或者是边缘化。按照寡头市场理论，卡特尔面临着囚徒困境。每一个参加者都有保护自己的动机。政党正是满足其选民的意愿而不是卡特尔成员的意愿来获得选举的成功。即使我们把卡特尔联盟的维护看成另一个囚徒困境游戏，不会受到新进入者的干扰，但是，政党在分享选举成果的合作只会是许多长期均衡结果之一。它只有通过采取有力的制裁，才能使政党保持在卡特尔联盟之中。国家对政党的资助本身不可能取得这种效果。因此，政治家们仍然有强烈的动机去胜过他们的竞争者。因此，政党之间的囚徒困境最终阻止了卡特尔的产生。(25)
乔恩·皮埃尔(Jon Pierre)等通过考察西欧各国国家补贴的政治影响，反驳了国家补贴导致政党对国家依赖的观点。他们发现西欧各国对政党的补贴有很大的差别。各国有不同政党补贴制度。芬兰政党对国家依赖程度最高，接下来是西德、瑞典和挪威。芬兰政党对国家依赖程度虽然最高，但是，第二个五年的国家补贴占政党收入的比重只是前一个五年比重的71%，相应下降了29%。丹麦对政党的补贴推行较晚，国家补贴还没有占到政党收入的1/5。(26)
皮埃尔等认为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组织模式。政党对国家依赖的程度有所不同。瑞典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一直依赖有大量党员的组织，并与利益组织有紧密联系。国家对这些政党的影响不同于那些党员组织薄弱的政党。许多后来成立的政党尽管经常能取得选举的胜利，但是，它们却发现很难发展党员。如挪威社会主义者左翼党、德国绿党。因此，国家资助对这些新党比老党更为重要。在奥地利、丹麦、德国的新党与社会民主党相比，在财政上更依赖国家。在挪威和瑞典，情况则相反，新党的国家资助占本党的总收入的比重要小一些。总之，哪一种政党倾向于最依赖国家的资助，没有明确统一的格局。反过来，补贴在巩固新党方面却起着关键的作用。
皮埃尔等还考察了自国家补贴实行以来，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社会党和保守党家族党员人数的变化。他们发现这些政党家族党员人数的变化并不是围绕着国家补贴。在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家族中，党员人数在实行国家补贴之前，有微小的波动。在实行了对政党的补贴后，党员人数持续增加。在保守党家族中，政党的党员人数在实行国家资助之前出现下降的趋势。在实行政党补贴之后，有一段时间的下降，但是，随后呈上升趋势。自由党家族中的政党党员人数变化趋势同保守党家族。基督教民主党家族中的政党党员人数在实行对政党补贴之后出现了强劲增长。因此，以上现象并不支持卡茨和梅尔认为国家补贴干预政党的组织发展，导致党员人数下降。党员人数的发展变化与国家对政党的补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27)
皮埃尔等对国家补贴对政党影响的考察，涉及了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核心依据：国家补贴导致政党对国家依赖、党员人数的下降。他们运用有关数据对卡特尔政党理论提出了批评。
英国政治学家乔纳森·霍普金(Jonath Hopkin)通过分析西欧选举波动增大的情况，不同意卡特尔政党有助于西欧政党体制稳定的观点。他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党的卡特尔战略联盟越来越不成功。他收集了1950-1999年西欧各国净选举波动(Net Electoral Volatility)(28)的数据。他发现西欧国家净选举波动的平均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不断增长。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在90年代的选举波动比80年代低。奥地利、芬兰、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在90年代的选举波动比战后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高。在西欧，政党不再依靠其庞大的固定选民队伍。政党另想其他办法维系其得票率。如果政党能够操纵国家补贴，为自己提供资金，那么，政党就能利用各种补贴去交换选民中的选票。但是，政党利用国家权力和资源去弥补其所缺少的社会资源，也会带来腐败和犯罪。一旦公众知道政党的腐败行为便会给政党和政治家带来选举惩罚。因此，利用国家资源不能保证政党稳定的选举支持。当政党出现利用的国家权力谋私行为时，公众不满会带来投票行为的急剧转变。
霍普金进一步指出政党利用国家资源的能力受到一国公共开支的制约。20世纪90年代以后，公共开支基本上处于零增长阶段。政党只有向选民宣传紧缩理念。紧缩政策带来公众不满也给其他替代政治力量，如极端主义政党，提供了机会，挑战现有的政党体制。总之，卡特尔党不一定带来政党体制的稳定。(29)
四、如何看待西方卡特尔政党理论
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提出对于我们观察西方政党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敏锐地揭示了西方政党发展的新特点。正因为如此，卡特尔政党理论成为继群众党理论、全方位党理论之后的重要的西方政党类型理论。但是，卡茨和梅尔借用经济学寡头市场理论中的卡特尔的概念来作为新政党类型的名称存在许多固有的缺陷。
(一)西方主流政党向国家靠拢是政党和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政党是阶级的组织，其本质特征是阶级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由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所控制。资产阶级政党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与演变，体现为以共和党、保守党、自由党、自由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等主流右翼和中右政党。这些政党代表社会中的金融寡头、大企业主、高级官员、部分中产阶层等中上层阶层的利益，实际控制这些政党的是国家统治精英。曾经代表工人阶级和中下层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民主党、绿党等主流中左政党，经过多年演变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代表中产阶级、部分工人阶级、小企业主等社会中下层利益的政党。实际控制这些政党仍是国家统治精英们。其他非主流政党，如共产党、工人党代表是大部分工人阶级和社会弱势群体。地区主义政党代表着某一地区利益的政党。还有一些单一议题党的阶级成分比较复杂。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左右翼主流政党的“国家统治精英”是“总统、首相和他们大臣的官僚；高级文官和其他国家行政官员；高级军人；议会两院的一些领导人，尽管这些人常常又是政治执行机构的官员；以及在他们后面躲得远远的一些次中央单位的政治和行政领导人。”(30)这些国家统治精英队除高级军队领导人不参与政党活动外，其他都是政党各方面、各层次的领导。按照彼得·梅尔的观点，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政党中的公职人员党成为政党的核心与领导，而地方基础党员党与总部机关工作人员党这两部分相应衰落。(31)政党中的公职人员正是以上国家统治精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国家具有阶级性，阶级性是国家最深层次的本质。国家的阶级性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的地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中，国家总是由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所掌握，是对被剥削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32)。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33)。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由在经济上占统治的金融寡头，大企业主，大农场主，及其他国家统治精英所控制。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政党与国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统治精英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通过资产阶级政党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上升为约束整个社会的法律秩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政党通过赢得选举，组织政府或联合政府，向议会提交议案，并通过在国会的议员通过议案，从而成为国家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政党向国家靠拢是政党的本质所决定的。在当代的西方国家，议会将政党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党通过议会内的组织，操纵或影响议会活动，进而控制和影响政府的活动，实现其掌握国家政权或参与政权的目的。正如卡特尔党理论的提出者之一彼得·梅尔发现：无论是国家管制、政党法还是各种政党补贴其实都是政党在议会中作出的。因此，与其认为是国家帮助了政党，还不如认为是政党在帮助它们自己：它们管制自己，为自己付酬，为自己提供资源，尽管这一切都是以国家的名义。(34)因此，我们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政党向国家靠拢是政党和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
(二)西方主流政党之间存在的合谋是西方政党在长期执政参政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政策趋同现象
西方主流政党的阶级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演变为代表国家统治精英阶层的利益，为此，西方主流政党的政党目标相互靠近，使用同样的政策工具，所处的政治环境日益相似，从而出现西方主流政党的政策趋同。政党政策之间出现较大程度上的相似性，类似西方主流政党之间的一种合谋。其实，这是西方主流政党阶级属性演变的结果。西方主流政党的阶级属性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向于中间阶层，其政策走向中间化。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寡头、大农场主、大企业主的主流右翼政党仍然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保留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但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结构和选民思想的变化，这些右翼政党也会向中间阶层靠拢，以赢得更多选票，巩固或获得执政机会。那些代表工人阶级、中下层和边缘化阶层利益的西方共产党、工人党等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虽然受到时代变化带来的冲击，但是，仍然是代表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阶层的政党。为了排斥西方共产党、工人党和其他要求变革的进步政党参政，西方主流的右翼和中左翼政党在立法与政策上相互呼应，进行合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以多党竞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只是政权在统治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转换，以确保资产阶级统治的根本前提。马克思在评论一次英国议会斗争时，指出：“议会斗争的技巧恰好在于：短兵相接的格斗中打击的不是职位，而仅仅是占据职位的人，并且在进行打击的时候，要使这个人在作为大臣下台以后，马上又能作为大臣的候选人上台。寡头政体不是靠把政权经常保存在同样一些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35)经典作家在这里形象地描述了西方主流政党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进行合谋掌控政权的情况。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西方主流政党的党员人数大幅下滑，政党收到的党费也相应大幅减少，而在当前媒体社会中，政党的竞选开支居高不下。为了生存，西方主流政党只有抛弃政党本应中立化的形象，公开进行合谋，操纵议会，利用国家税收为自己提供资金，提高了议会准入门槛，规定了有利于自己的议席分配方式，应对非主流政党、新党和共产党的挑战，实现合谋掌控政权的目的。
(三)卡特尔党理论的根本缺陷是缺乏判断卡特尔政党的具体测量标准
许多西方学者试图用政党提出的政策相似性来作为判断某类政党为卡特尔政党的标准。像寡头企业通过限制自己的产品生产来控制价格那样，卡特尔政党也通过限制自己的产品——政策来实现联盟。但是，这种政策相似性，实际上就是政策趋同，也无法进行定量分析，没有量化标准。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主流政党便已经出现政策趋同的现象，而卡茨和梅尔认为卡特尔党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一种新的政党类型。因此，政党相似性不是卡特尔党所特有的特征。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政党之间的政策趋同是一种普遍现象。
如果以政党之间的合谋作为判断标准，则更难判断，因为政党之间的合谋是心照不宣的。如果有，只会是秘密的。如果有公开的合谋的行为和协定只能招致整个社会的质疑与批评，因为政党之间的竞争是西方民主所标榜的核心。
卡特尔党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借用寡头市场理论中卡特尔垄断的概念。如何解释政党之间形成垄断是问题的核心。由于卡特尔政党理论无法提出具体的测量标准，卡特尔党只能是一种假设。尽管卡茨本人和其他学者也用寡头市场理论试图解释，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推理分析。正是因为有许多缺陷，卡茨和梅尔有时经常称卡特尔党为“执政型政党”，(36)以弥补其缺陷。
(四)西方政党的卡特尔联盟表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西方学者认为，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中，政党必须独立于外在因素的限制，才能更好地行使其作为中介机构的职能。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政党之间自由竞争，轮流执政。但是，西方主流政党建立卡特尔联盟，排斥新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减弱政党之间的竞争。在当今西方社会中，左右翼的主流政党通过实行联合政府甚至是大联合政府，长期垄断政权。原来意义上的反对党不再存在。基希海默尔在研究当时西方议会反对党衰落时，发现政党中的卡特尔联盟导致议会制中的主要反对党消失。(37)作为负责任的反对党的消失表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西方主流政党通过建立卡特尔联盟操纵国会，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立法和政策，排斥新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非主流政党，使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乏利益表达机会，使非主流政党的主张无法进入政府议程。这种表面上相互竞争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实际上成为代表统治精英的“一党制”。在这种政党体制下，主流政党通过公开的立法和政策，满足这些政党统治精英阶层的利益。它们通过政府对自己的补贴，使政党摆脱了对普通党员、群众的依赖，加强了党的中央机关、总部机关的地位，使控制党的办公系统的干部地位上升。党的公职与官僚人员可以不必顾及地方基层组织、一般党员的感受直接决定党的政策，包括与其他政党的合谋，放弃党的原则与意识形态，放弃普通党员的利益，也失去了广大普通党员的监督。总之，这种卡特尔政党，发生质变，脱离广大普通党员与基层组织，成为满足统治精英利益的组织。正如西方学者自己所描述的那样，“事实上，政党组织酷似好莱坞的电影布景：在面向观众一面，政党看上去很健康，而看不见的一面，它却由脆弱、正在腐烂的支持物支撑着。”(38)
总之，西方主流政党的卡特尔联盟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与政党的本质所决定的，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统治精英集团的利益，显示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这种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政党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具有适应性。
①Otto Kirchheimer,"The Waning of Opposition in Parliamentary Regimes",Social Research,Vol.24,No.2(Summer,1957),pp.127～156.
②André Krouwel,"Otto Kirchheimer and the Catch-all party",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6,No.2(Jun.,2003)pp.23～40.
③④Richard S.Katz and William Croty(ed.),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6,p.258,pp.258～259.
⑤Arend Lijphart,Verzuiling,Pacificatie en Kentering in de Nederlands Politiek,Haarlem:Becht,1968,p.211.
⑥⑦Richard S.Katz,"Party as Linkage:A Vestigial Function?",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28,No.1(Jan.,1990),pp.143～161 pp 143～161.
⑧Richard S.Katz and Peter Mair,"The Membership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European Democracies,1960-1990",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22,No.3(Oct.,1992),pp.329～345.
⑨Richard S.Katz and Peter Mair,"Three Faces of Party Organization:Adaptation and Change",University of Manchester:The European Policy Research Unit EPRU Working Paper Volumes 4/90,1990,pp.1～32.
⑩Peter Mair,"Party Organizations:From Civil Society to the State",in Richard S.Katz and Peter Mair(ed.),How Parties Organize:Change and Adaptation i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4,PP,7～12.
(11)Richard S.Katz and Peter Mair,"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Party Politics,Vol.1,No.1(Jan.,1995),pp.5～28.
(12)Heather Maclvor,"Do Canadian Political Parties Form A Cartel?",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9,No.2(Jun.,1996),pp.317～322.
(13)(14)Lisa Young,"Party,State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Canada:The Cartel Model Reconsidered",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1,No.2(Jan.,1998)pp.339～358,pp.339～358.
(15)Lisa Young,Anthony Sayers,Harold Jansen and Munroe Eagles,"Implications of State Funding for Party,Organization",Paper for Presentation to the 2005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 .Sept.,2005,pp.1～4.
(16)Allan Sikk,"A Cartel Party System in a Post-Communist Country? The Case of Estonia",Paper Presented for the ECPR General Conferrence,Marburg,September,2003,pp.18～21.
(17)Klaus Detterbeck,"Cartel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Party Politics,Vol.11,No.2(Mar.,2005),pp.173～191.
(18)Mark Blyth and Richard Katz,"From Catch-all Politics to Carteliz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artel Party",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8,No.1(Jan.,2005),pp.33～60.
(19)Mark Blyth and Richard Katz,"From Catch-all Politics to Carteliz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artel Party",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8 NO.1(Jan,2005),pp.33～60.
(20)Riccard Pelizzo,Cartel Parties and Cartel Party Systems,Ph.D Dissertation of the John Hopkings University,Baltimore Marland,November 2003,pp.1～80.
(21)(22)Rund Koole,"Cadre,Catch-all or Cartel? A Comment on the Notion of Cartel",Party Politics,Vol.2,No.4(Oct.,1996),pp.507～512,pp.507～512.
(23)Richard Katz and Peter Mair,"Cadre,Catch-all or Cartel:A Rejoinder",Party Politics,Vol.2,No.4(Oct.,1996),pp.525～534.
(24)指罗伯特·米歇尔提出的一部分政党建立了强势“卡理斯玛型”领导层，其选民因为政党领导人努力建立权威与服从的卡理斯玛关系而被忽视的理论。
(25)Herbert Kitschelt,"Citizens,Politicians and Party Cartelization: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State Failure in Post-Industrial Democracie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37,No.2(Mar.,2000),pp.149～179.
(26)Jon Pierre,Lars Svasand and Anders Wildfeldt,"State Subsides to Political Parties:Confronting Rhetoric with Reality",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3,No.3(Jul.,2000),pp.1～24.
(27)Jon Pierre,Lars Svasand and Anders Wildfeldt,"State Subsides to Political Parties:Confronting Rhetoric with Reality",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3,No.3(Jul.,2000),pp.1～24.
(28)选举波动是指再次选举之间选民投票行为的变化。净选举波动指每一个政党得票率的变化，即所有政党得票率变化的绝对数之和除以2。
(29)Jonath Hopkin,"The Emergence and Conv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Parties,State and Economy in South Europe",Paper Presented a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30/01/2003,pp.1～9,www.Bham.ac.uk/polsis/department/staff/publications/hopkin-%.
(30)拉尔夫·密利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第5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1)(34)Peter Mair,"Party Organizations:From Civil Society to the State",in Richard S.Katz and Peter Mair(ed.),How Parties Organize:Change and Adaptation i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4,pp.7～12.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9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36)Richard Katz and Peter Mair,"The Cartel Party Thesis:A Restatement".Perspective on Politics,Vol.7,No.4(Dec.,2009),pp.753～766.
(37)Otto Kirchheimer,"The Waning of Opposition in Parliamentary Regimes",Social Research,Vol.24,No.2(Summer,1957),pp.127～156.
(38)Ruth K.Scott and Ronald J.Hrebenar,Parties in Crisis:Party Politics in America,New York:John Wilev & Sons,1984,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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