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长远增长：期望与政策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长远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增长自1996年实现“软着陆”以来，出现了逐年减速的势头：1995年增长率为12.1%，1996年为9.7%，1997年为8.8%，1998年为7.8%，1999年预计为7%。与此相伴随，我国经济正面临种种困境：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旺，物价水平连续16个月负增长，企业产品大量积压，大多数工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总量和结构矛盾突出；国有企业困难加剧，亏损增加；城市下岗、待业和农村流动人员剧增，社会就业压力加大；在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较低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和积累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启动需求的余地不大；多年积累的金融风险困扰金融业，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的效力不尽人意。人们担忧：这种减速的势头是否还会继续下去？何处是尽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阶段是否已结束？解答和解决上述问题，都需要从中国经济的长远增长着眼。
一、增长的内涵与意义
我们所要考察的当然是有实际意义的增长，而不是虚假和空洞的统计数据，更不是让人民和社会所付出的代价高于其所得实惠的增长。一是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增长。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和人均量）的增加。通常以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GDP增长率表示。 二是有效供给的增长。有效供给即满足有效需求的供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已或可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进而实现其使用价值的商品和劳务，而不是积压库存。统计上的水份指的是“无效供给”甚至“莫须有供给”。真正的市场经济存在排挤水份从而保证统计真实性的机制。三是人民得到实惠的增长。首先是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其次是净福利的增加。后者要求在人均收入增长同时，工作劳动条件至少不能降低，工作劳动时间至少不能增加。四是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不能不计投入和成本。不能采取竭泽而渔或杀鸡取蛋的方式，以掠夺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去加速增长。
满足上述规定的经济增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第一，只有总产值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可能有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第二，不怕慢只怕站，经济停滞必然导致国家衰亡。据美国经济学家麦迪森（Augus Maddison）测算，1820至1952年，世界经济增长了8 倍，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均产值反而下降。中国在世界GDP 中所占的份额从1/3降到1/20。人均收入从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降到它的1/4。 第三，年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对一段时间后人均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这就是所谓“复利效应”，公式为：Y＝y（1+g）[n]。第四， 低收入国家要赶上高收入国家，其增长速度必须超过后者，只要其增长速度超过后者，或迟或早能赶上，其超速越高，追赶越快。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从1979年到1997年的19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 ）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9.8%，由3624亿元人民币增长到74772亿元，提前5 年实现了GDP比1980年翻两番的计划目标。到1997年， 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七位。同期，人均GDP由379元提高到6079元，剔除价格因素，平均每年实际增长8.4%。 世界银行专家评论道：“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同期欧美国家人均GDP增长率为1.5%，世界平均水平为1%。据麦迪森测算， 此间中国的人均GDP从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上升到1/2， 其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由5%上升到10%。从国际比较看，我国1997 年人均GDP为860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同期高收入国家均值为23700 美元。我国要赶上高收入国家目前这一水平，以6%的增长速度需58年。 假定高收入国家以后年均增长率为3%，我国为6%，赶上高收入国家需120 年。第五，经济增长速度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动态地位。60年代，亚洲国家经济普遍处于低速增长状态。1968年，一位叫冈纳·迈德尔的西方学者出版了一本研究“亚洲国家的贫困化问题”名为《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的书，曾风行一时。70年代以来， 东亚经济在增长速度上领先于世界，有关“东亚的奇迹”的研究文章、著作和报告汗牛充栋，大量国际资本流入该地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遭受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增长减速甚至出现负增长，“奇迹”消失了，国际资本大量流出。当中国经济1993年出现10%以上高速增长和1996年实现“软着陆”时，国际舆论或赞“巨人的步伐”、“中国之谜”，或别有用心散布“中国威胁论”。而当中国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增长减速时，诸如《下一个是中国吗？》、《红色警报》和《如何理解中国所说的外债数字》等文章，又充斥国外报刊。
二、未来2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期望值
（一）均衡、潜在与期望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当实际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即g[,r]＝g[,w]（＝s.[,τ]）＝g[,n]（劳动力增长率）时，增长达到均衡。这里的劳动力是有效劳动力即以一定生产能力表示的劳动力。因而，所谓均衡增长率实际上就是充分吸收劳动力自然增长和技术进步成果的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g[,w]和g[,n]的综合。经济增长的期望值，即期望g[,r]＝g[,n]。
（二）2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均衡和潜在值。1979～1997 年我国GDP年增长为9.5%。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的运行轨迹显示，GDP增长11～13%以上是引发高通胀的关节点，8～10%为高增长低通胀区间。如1987、1988年GDP增长分别为11.6%、11.3 %， 1988 、1989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8.5%和17.8%；1992、1993、1994、1995年GDP增长分别为13.6%、13.4%、11.8%、12.4%，1993、1994、 1995年通货膨胀率为13.2%、21.7%、14.8%。这表明：11～13%的增长率，是总供给曲线趋于陡直的拐点，8～10%为高增长低通胀区间。 据世界银行计算，1979～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其中 46%来自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制度改革的结果（世界银行，1998：《2020年的中国经济》）。
（三）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期望值。世界银行预测（如右表）：储蓄率从目前的40%降到35%，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略微下降到1.5%，1995～2000年年均GDP增长率为8.4%，2001～2010为6.9%，2011～2020为5.5%。这意味着202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接近葡萄牙现在的水平，但仍只是美国的一半。有三种力量造成这种减慢现象：一是人口，由于人口总体增长减慢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到2020年劳动力实际上将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预计每一个增加的资本存量对产出的作用会减少。三是随着经济的成熟，资源配置会更有效，于是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将日益减弱。特别是，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一次性”效率提高中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少。四是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麦迪森预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放慢，由每年7.5%降到6%，人均增长率将降到4.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认为9 %是目前中国经济景气循环的界限，但从深层次看，经济增长达到9 %以上都有巨大的制度变革发生。如果缺少制度变革，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致在5 %的水平。综上所述，未来20年我国经济应可保持7—9%、人均收入5—6%的增长率。以人均收入6%的增长速度计算，到2001年我国人均收入将达到1087美元，2011年将达到2062美元，2020年将达到6679美元。
世界银行预测1995～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几种可能情况（%）
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
1 1.5 2
20 4.2 4.95.5
25 4.8 5.56.4
30 5.4 6.17.2
35 5.9 6.67.6
40 6.4 7.27.9
一是有这种客观需要。第一，就业需要。据测算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数值保持在0.08～0.15之间，平均值为0.11，即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就业人数可增加0.11%。 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数值还会进一步下降，从而为吸收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就业，便要求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我国目前有经济活动人口约71253万人， 每年新增1000万人，官方统计的失业率1998年底为3.1%，计有1150 万人失业，实际失业人数可能高于此数。据官方统计，就业压力为2150万人。另据预测，国有企业今年可能再下岗分流700万人，比去年多100万，这可能使必须向政府领取救济者达到2600万人。要消除这一就业缺口和吸收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就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第二，保持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脱贫的需要。我国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0.953%，目前人均收入900多美元，仍属世界低收入国家，相当于日本1965 年的水平。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占30%（据世界银行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因此，还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在它们达到中国1995年人均收入水平后的20年里所取得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是5.0%、7.2%、6.8%、7.2%、7.0 %。第三，实现生产能力的需要。据考察，我国一般工业消费品在90年代初就已出现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目前不仅一般工业消费品，而且生产资料产品也大都供过于求。早于1995年，我国已有900 种主要制成品供过于求。1996年我国彩电产量达到2100万台，需求量为1700万台；汽车产量为155万辆，而实际需求量为150万辆左右。由于市场饱和，半数以上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在60%以下，即使如此，诸多产品的库存积压仍有增无减。统计显示，目前605种主要商品已有70 %供过于求，库存产品约为3万亿人民币；在供过于求的商品中，60 %的生产能力严重开工不足，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高达GDP的40%。 要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就需要加速经济增长。第四，使企业摆脱市场空间狭窄困境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一空间与经济增长速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总需求小于总给，企业必将面临市场空间狭窄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日子普遍难过，并可能形成不景气恶性循环。因此，为使企业获得必要的生存发展空间，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五，保持一定财政收入水平的需要。据测算，在目前水平上，经济增长每降低一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就减少一个百分点。而目前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已捉衬见肘。所以，没有一定高度的经济增长，财政的日子很难过。
二是有这种潜在可能。第一，后发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数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难度也较小。此外，由于同发达国家的技术上存在很大差距，我国在技术进步的成本上有后进优势，即：很多技术不必自己研究开发（据统计自己研究开发成功的概率仅5%，成本很高），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我国1978年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大于日本5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60年代和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后两者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第二，高储蓄优势。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85～1989年我国国民储蓄年均增长为9.9%，1990～1995年年均增长为 13.1%；1980～1989年，我国的储蓄率水平平均为32%，1990～1995年平均为39.4%，1992～1997年平均为41%。这一储蓄率水平仅次于新加坡而居世界第二位。第三，二元结构优势。由于历史和制度原因，我国城乡、工农劳动者之间的收入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且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例高于同样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69.6%），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高。这种二元结构的存在，可为城镇工业的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与此同时，人力资源从低附加值的农业转向高附加值的工业本身就有增长潜力。所以，二元结构是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落差或势能。第四，大国大市场优势。从一个方面看，国家大、人口多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劣势。但国家大人口多同时也潜存着大市场的优势。大市场既是总量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些需要相当规模的行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以改革开放为契机的我国经济增长目前正处于第二次跨越。20年前，我国经济增长的起点是极度贫穷的经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379 元人民币，多数国民尚未解决国民基本生存需要的生存满足型增长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消费热点是吃、穿及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和缝纫机等初级耐用消费品，作为经济增长点的行业是食品、纺织及上述耐用消费品行业。这一阶段到80年代末（人均GDP500美元）已结束。此后中国经济增长便转向改善多数国民生存条件的生存改善型增长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消费热点是洗衣机、电视机和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作为经济增长点的行业是生产这些家电的行业。这一阶段到2000年（人均收入美元）基本结束，目前已开始向满足多数国民生活基本现代化需要的生活基本现代化增长阶段跨越。与此阶段相对应的消费热点是住宅、汽车、现代通信工具和电脑等，作为经济增长热点的行业是提供这些产品的行业。到2020年人均收入达到6679美元时，这一增长阶段将结束而向生活高级现代化增长阶段跨越。
三、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减速原因分析
既然我国经济增长有如上所述的高期望值，又怎样解释如前所述的减速问题呢？这就要对造成我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造成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减速的直接原因：一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1993年以来实行的适度从紧财政与货币政策，要降低通货膨胀率，必须降低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1992、1993、1994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4.2%、13.5%和12.6%），况且这样的宏观调控必须产生滞后紧缩效应。二是经济周期的表现。周期性流动是经济增长的规律性表现。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仍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周期（见下表一）的下降阶段，是否已到谷底，还要看1999年的情况。至于此轮周期延续时间之长，又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显然是一重要原因。三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大大提高（1998年外贸依存度为33.8%，外资依存度为29%）。这对加速我国经济增长是有积极作用的（1997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3.6%）。但同时使我国经济易受外部世界动荡和危机的冲击。东亚金融危机就对我国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指标上：1998年出口总额1838亿美元，增长0.5%，其中一般贸易出口下降4.8%，加工贸易出口增长4.9%；全年对亚洲出口下降9.9 %； 全年实际利用外资589亿美元，下降7.9%，其中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456亿美元，增长0.7%，对外借款110亿美元，下降8.5%。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1998年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至少是1个百分点。1999年一季度出口372.17 亿美元，下降7.9%，进口143.6亿美元，增长11.6 %。这表明， 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还在继续。四是国内总需求增长趋缓的影响。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资源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总需求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据测算，1997年几项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下：消费为55.7%，资本形成为39.0%，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33.9%，净出口为5.3 %，其中出口为23.6%，进口为18.3%。 从1988～1997年宏观经济运行的历史数据看，支撑9.5 %平均年增长率的两大国内需求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平均年增长速度分别为22.4%和17.5%。但如下页表二所示国内消费增长率在1996年达到13.2%以后，1997年降至9.3%，1998年再降至8.7%；国有部门投资增长率， 从1995年到1997年连续三年徘徊于6.17%至7.45%之间，1998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强刺激下提高到19.6%；但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长率，1997年和1998年仍在6.94%和7.98%的低位徘徊。国内需求不旺，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表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流动情况
周期 年份 GDP增长率 周期长度 周期 年份 GDP增长率 周期长度
1997 7.6
198711.6
197811.7
198811.3
Ⅰ1979 7.65年
Ⅲ
1989 4.14年
1980 7.8
1990 3.8
1981 5.2
1982 9.1
1991 9.2
198310.9
199214.2
198415.2
199313.5
Ⅱ
198513.55年199412.6
1986 8.8 Ⅳ
199510.5 8+?年
1996 9.6
1997 8.8
1998 7.8
1999
1997年底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决策者已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内需，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迄今为止，其效果并不尽人意。这表明，在消费与投资需求不旺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些原因不是短期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能消除的。制约消费的因素表现在如下：
表二：国内消费与投资增长情况
年份 国有实际固定 非国有实际固定实际社会消费品 实际GDP
资产投资资产投资零售总额增长
1988 11.20 16.98 11.3
1989 -15.27 -15.84
4.1
1990
0.77 -10.03 0.4
3.8
1991 14.83 13.4210.5
9.2
1992 32.79 21.9011.7 14.2
1993 17.54 72.7613.4 13.5
1994 10.91 33.92 7.2 12.6
1995
7.45 16.9110.4 10.5
1996
6.17 15.5813.2
9.6
1997
7.34
6.94 9.3
8.8
1998
19.6
7.98 8.7
7.8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1991～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0.2%、8.8%、4.9%、3.3%、3.3%和3 .1 %；1996～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率分别为9%、4.6%和 2.5%。
第二，不合理的体制抑制了新消费热点的形成。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日本1965年（925美元）的水平， 但居民消费结构却大大低于日本当时的水平。1965年日本居民消费中食品类约占40%，住房类约占15%，而我国目前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中食品类为48.6%，住房类为7.7%，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食品类为55%，住房类为13.9%。世界银行1984年在《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的考察报告中曾预测在2000年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如下表三。但显然我国目前消费结构与世界银行的预测有很大距离。这表明，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住宅、医疗保健、服务和汽车等消费品会明显上升。但由于我国目前体制因素的制约，使这两个消费热点无法形成，从而使一部分潜在的购买力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如医疗制度、信贷制度、土地制度等。
表三：世界银行预测2000年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
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翻两翻 中速 平衡
食物(包括加工食品) 48 4944
制成品29 2825
服务(包括商业)20 2027
燃料、电力、交通
4 4 4
第三，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原来由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社会保证，现在正转变为由职工自己承担。特别是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分流、政府机构减员增效等改革全面推开，使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消费行为必然比以往更加谨慎，所以尽管多次降息，居民储蓄倾向仍很高。
第四，农村居民的消费受较多因素的制约得不到应有的提高。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前的收入水平已相当于1990年城镇居民的水平，但消费水平比那时城镇居民的水平低得多。1990年城镇居民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普及为80%，而目前农村居民上述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仅20%。农村居民消费受限制的原因：首先是城镇化受到人为限制，城镇人口比例（1998年为30.4%）低于同等收入水平，使消费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向城市化过渡。城市化不仅可使企业共享基础设施体系，获得规模经济和凝聚经济的好处，也可使消费者获得同样的便利。其次是基础设施落后（如电网）。其三是无基本社会体系。
制约投资的因素表现在：第一，国有企业：资本金不足，亏损严重，机制不健全，很难成为有效的投资主体。据国家计委报告，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比1997年下降17%，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增长22.1%。第二，非国有企业：外部融资困难，进入某些行业和地区存在障碍，经营者自身素质欠缺，尚难有大的作为。第三，金融体系：受风险制约，缺乏增加有效贷款的人才、技术和机制，缺乏将居民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发达的资本市场。第四，政府部门：赤字、负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能力和效果有限，其投资还会产生挤出效应。第五，结构：存量与增量结构不合理（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重复建设）的问题均未得到解决。第六，科技成果的转化：缺乏风险投资机制，转化率低。
四、摆脱目前困境进入新增长阶段的战略调整
从经济增长阶段论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减速及其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趋于终结时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换言之，是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趋于结束时的困境。因此，我国经济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就必须跃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
20年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一是政府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二是国有企业高度垄断的公有经济；三是闭关自守的封闭经济；四是资源约束型短缺经济。上述四项初始条件与起点构成一种“计划——垄断——封闭——短缺——贫穷”的恶性循环，使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和潜在能量长期受到压抑。改革开放，为突破这种恶性循环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和潜在能量的压抑提供了契机，从而使我国经济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
经过20年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上述初始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复存在了。首先，政府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已很大程度上被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所取代；其次，国有企业高度垄断的公有经济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所取代；其三，闭关自守的封闭经济已被开放度较高的经济取代；四是资源约束型短缺经济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需求约束型经济所取代。这就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和起点都已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概而言之，新的条件是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混合经济、开放经济和需求约束型经济；新的起点是温饱经济。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今后要在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混合经济、开放经济和需求约束型经济的基础上，从温饱经济向小康经济增长。这就是我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阶段性转折。
如果说，上述变化是2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那末它同时也增加了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难度，使我国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为赢得此挑战，就要有相应政策调整。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一是调整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提法。因为一方面资源约束型经济已转变为需求约束型经济，通货紧缩已成为主要危险，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本身是因应各个时期经济情况的变化或周期性波动而采取的短期性政策，无所谓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情况瞬息万变，硬要坚持一种不变的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只能束缚自己的手脚。二是财政政策的调整：（1 ）可考虑发行特种国债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补充养老金缺口、补助下岗职工）。（2 ）增加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分配。三是货币政策的调整：（1 ）降低准备金率（目前为8%）和准备金利率（目前为3.24%）。（2）适当增加再贷款投入。1993～1998年，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占其资金来源总量比持续下降，除农行和中行对再贷款还有一定依赖外，工行和建行已很少使用中央再贷款。到1998年底，农行和中行占比分别为21.9%和11.8%，分别比1993年下降11.81和24.6个百分点； 工行和建行分别为1.3%和0.2%。可考虑降低再贷款利率刺激商业银行使用再贷款。还可考虑给资信较好的中小商业银行安排一定的再贷款授信额度，允许其在额度内连续借款，给这些机构以信心支持。还可安排一部分再贷款用于清欠和支持一些暂时遇到流动性困难的中小金融机构。（3 ）积极发展再贴现业务，引导商业银行增加票据融资。取消对再贴现额度的限制。近年来，受票据市场发展缓慢、社会信用观念淡薄等因素的影响，中央银行再贴现操作实际上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具体表现为再贴现新增额逐年下降（1994～1999年各年度分别为143.45、135.22、74.13、－88.94和－1.91亿元）。因此，还要从发展再贴现业务做起。（4）进一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1998年，中央银行及时恢复了以国债回购为主的公开市场操作，以单方面向商业银行融出资金为主，全年累计净融出资金 1761亿元，投入基础货币701亿元。但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的特点，商业银行体系庞大，资金管理粗放，资金变化同向性明显，再加上大部分金融机构的资金较为宽松，当前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收回资金容易，投入资金则较为困难。为此，应增加一级交易商成员，完善一级交易商制度；扩大交易品种，适时增加交易频率。（5 ）疏通货币供给传导机制，扩大贷款领域，增加有效贷款。目前货币供给的主要问题，是商业银行备付率相对偏高（1998年12月为7.6%），资金使用不充分， 开拓市场、开发用户的内在激励和动力不够，适当增加货币供给量的渠道不畅。因而，需要疏通货币供给传导机制，扩大贷款领域，增加有效贷款。这要通过深化商业银行的改革来达到。
第二，国际竞争战略的调整。这主要是指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机遇与挑战。从机遇方面看主要有四个方面：（1）更廉价消费品；（2）更多外资进入；（3）更大国际竞争压力；（4）更多国际分工好处。根据美国高盛亚洲研究部最近进行的模拟测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2005年后完成降低关税各项限制，对中国的GDP每年潜在的贡献可达0.5到0.6个百分点。据分析，降低关税对消费者和投资者均有利，同时还可抑制走私和腐败。据测算，未来5年降低关税和开放投资， 中国贸易量将迅速增长，到公元2005年，贸易量将从1998年的3200亿美元增加到6000亿美元，随着世贸组织取消纺织品配额等措施的实施，中国在纺织、家电产品等消费的出口将有很大优势。新行业市场开放，对跨国公司特别有吸引力，将引发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投资。这都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从挑战一方面看：（1）无竞争力企业面临灭顶之灾；（2）相当部分市场被国外企业占去；（3）民族工业受挤压；（4）失业问题更严重；（5）经济国际化—殖民化？受冲击的行业主要是电信、金融、 汽车、航空、电影、酒店。加入世贸组织后，难免要经历一个痛苦的适应和调整期。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调整。
第三，市场战略的调整。一是国际国内市场以依托国内市场为主。二是国内市场以开拓农村市场为主。三是城市市场以启动住房市场为主。
第四，产业战略的调整。一是解决产业趋同、重复建设的问题。二是解决产业升级的问题。即发展：（1 ）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耐用消费品、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行业；（2）住宅业；（3）轿车业。三是发展知识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问题。四是解决产业结构动态优化的产业政策和微观基础问题。
第五，制度调整。一是国有与非国有、公有与非公有经济公平竞争协同发展的混合经济制度。二是有利于企业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三是有序竞争和开放的市场制度。四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经济管理制度。
收稿日期：1998—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