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属／社会性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别论文,社会论文,性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5)01-0045-04
概说
性属(Gender)，或译社会性别，是对人类性别从社会文化层面进行的界定，其关注点旨在对社会所赋予的人类性别特征进行文化考察。性属／社会性别概念和研究是20世纪后半期随着西方社会运动和思潮所引发的对既定观念系统质疑的背景下逐步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它与20世纪后期兴起的、以跨学科研究为方法论标识的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同性恋以及族群研究等构成相关性领域。性属即历史时段中，支配性社会文化系统所强加在人类自然性别之上的社会性别属性，这种属性在取得普遍“赞同”的基础上，形成性别支配与被支配的意识形态和等级制，因而也称为社会性别。性属／会性别研究就是对人类性属进行全面的社会文化构成性的考察和清理。
综述
人们在认识世界时，首先是采用了以语言构成的理解方式进入理解的过程当中，而语言中所内含的观念在长期的使用中会以人们认同的方式形成“常识”或不需证实的观念，而这种语言所隐含的观念形态在长期的隐性强化中实际上形成了人为等级。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境遇与观念系统相关时，自然首先对语言本身进行清理，这一点也是性属／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逻辑支点。英文“Gender”一词本身的含义一是生理学所特指的性，二是语法学中词汇的性，即阴性、阳性和中性词汇。该词在社会人文科学中被借用，和生理学层面上的性(sex)相区别。因此，当前学界用“sex”主要指涉生理意义上的自然性别，而用“gender”指涉文化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在性属／社会性别研究的推进中，人们对性别问题的探讨开始在不同层面上获得了合法性和学理性。
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这两次重大的思想和方法论转向中，问题性研究范式获得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认同。人们开始对社会文化和思想文化中一系列先在的结论、观念和预设的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并在清理的基础上进行质疑。其中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存在于文化生活中的“陈述”拥有大量的所谓“中性”和“普遍性”的指涉，而这些中性或普遍性实际上是指男性，或以男性为中心的普遍性和同一性，女性则完全是被排除在外的。随着社会性别意识的逐步高涨，人们开始大量借鉴后结构主义思潮中的方法论策略，针对西方文明主流思想中的支配性观念、臆断、预设等的形成的过程和知识再生产，进行“知识学考古”或“知识谱系”清理，挖掘“过去”以重新认识“现在”，从而扩大现有的认知图示(cognitive mapping)。在这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观念形态的清理过程中，人们认识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生理学意义上的男女概念，性别问题一直是与历史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问题。仅在现存的历史文献，包括文学文本中，就有大量的理论空白点需要重新说明或弥补。于是，性别问题在文化和文学研究中逐步凸显，这一词汇不仅覆盖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同时也自然迁移到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之中，成为当代文学评论和文化批评的重要关键词。
基于后结构主义有关人类主体性是被语言和社会双重力量所建构的观点，性属／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的前提就成为：人类个体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段，其自然性别所拥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并不仅仅是其自然性别或生理特征的外在表现，或生理必然的附加物，而是该个体在具体的历史时段中，在某种社会文化支配性观念的作用下，在社会和文学两类文本中被建构而成的。社会文本包括社会表征系统(representation)，即一切公共领域中由人类所创造的符号所再现的，以及文化传统、伦理传统所形成的制约性行为规范。文学文本是广义的文本，即实用意义缺席后由社会文本转化而成的、对象化的文学文本。在这两类文本中，人类性别的社会文化性被表征、再现、强化、接受、迎合、规定或限制，形成了人们对性别差异的统一认识。人类的性属或社会性别在这两类文本的作用下，不断完成历史时段中社会文化的规定性。
因此，性别具有生理学和社会文化的双重内涵。性属／社会性别研究与女性研究有所不同，后者集中研究女性，而且在其前期主要关注的是欧美世界中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而将同一文化区域中的少数族裔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排除在外。而性属／社会性别研究则将人在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中密不可分的男女两种性别都加以考察，认为男女性别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女性的问题必须在男性研究中才能充分显现，反之亦然。换言之，只有将男性的社会性别梳理清楚，使其并不真正代表普遍性的人类，也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男性。因此，性属／社会性别研究旨在检验“男性”与“女性”如何在具体的时空中、在支配性观念系统的作用下产生并拥有某种含义，性属／社会性别研究尤其强调这些含义的相互关联。所以，性属／社会性别研究使天经地义的性别界说和性别含义发生了蔓延，使原有的假定难以支撑，同时也就极大地扩大了女性主义固有的研究范围。（参见Childers，1995，第122页；Hawthom,2000，第139-140页）
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sex)概念是相对的。如前所述，尽管男女性别(female/male)是自然生理属性，但是男女性(feminine/masculine)的性属则是社会文化观念系统的作用所产生的问题。男女性别虽然是自然法则所规定的，然而男人和女人要表述其男女性特质(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却明显地存在着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因而在西方文明中，由支配性社会阶层所控制的社会表征系统通过每一历史时段中人们所认同的表现形式，尤其是以公共领域中的媒体和文学艺术的形式，对性别特征加以“再现”时，文本中所附加在男女身上所固有的特性，如细腻温柔的女性和勇猛强悍的男性等程序化的表述，就会形成某种自然而然的观念形态。人们被内置了这种观念形态之后，再对社会中的男女进行观察或与之接触时，他们就带入了一种天经地义的前理解。当然，社会文化所形成的观念形态在文本中会有诸多不同的具体表现，但其中心就是性属／社会性别问题。那么，既然社会文化系统可以形成性属特征，也就表明社会文化系统可以改变性属特征。性属的界定与再界定，无疑也涉及到了人类社会的认知行为方式。（参见Edgar，1999，第158页）
如同文化与自然的差异一样，性属与性既密不可分，也同时存在着差异。因此，性属与性本质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一个问题：男女的差异在社会文化层面中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即人们在谈论人类性别时可否脱离社会文化？性属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反映出社会文化中的复杂性，性别或性属实际上是历史文化中最基本的问题和范畴之一。透过社会表征系统重新看待社会文本中的男女，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揭开自我和社会置于性别之上的面纱，将一些建立在这种自然面纱背后的问题揭示出来。这一点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所起到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因为，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获得了一种新的语境，新的题域，而人们在这种语境和题域中，可以通过一种新的视野去考察过去那些天经地义的二元对立范畴，认清现在的能指与所指关系所造成的真实境遇，文学研究的学理性也因而得到加强。将性属引入到文学批评增加了由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关注点和范畴的分量，而从性属和社会性别观出发，文学批评家可以拥有更为深刻和广泛的视野。（参见Jehlen，1990，第264-273页）
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的社会文化场中，每一意指符号(sign)在某种程度上都难以脱离性属和社会性别问题。换言之，对所有重要问题的讨论，如意识形态、语言、差异、主观性及主流与边缘，甚至后现代情境，都难以避免性属问题。而性属／社会性别问题本身实际上涵盖了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所有领域。依据著名学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伊索普(Antony Easthope)的归纳，性属本身涉及到一系列相关问题，如种族、阶级和性等，但其中与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相关的主要有3种相关性分析方式。
第一是精神分析与性属(psychoanalysis and gender)的关系分析。20世纪有关性属／社会性别的大量讨论都是由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分析论著所激发的。“弗洛伊德”能指本身往往在性属理论论争中提供了一种检验立场的方式。在这些论争中弗洛伊德的原创性观点，或被大量借用和重新解读，或面对来自不同文化立场的抵制性辩护，由此生成了新的题域。在弗洛伊德看来，性属身份(gendered identity)的精神／性(psycho-sexual)的习得本身，是身份本身的全部问题之所在。婴儿期、性属差异、压抑、成人性等观点立足于性属化主体(gendered subject)的观点之上。由于社会文化的不确定，这种性属化主体在根本上也是不稳定的，或易于改变的。然而，人们对于这种作为有待变化效果的性属差异加以理论化时，并不能完全脱离生物学的某种决定性。正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复数性(plurality)引发了当代理论家着意发展弗氏的观念。如一些人所提出的性属身份理论，就是强调无意识的复数性和不稳定性，以及在父权社会的规范和禁忌中男女个体的压抑等。但无论这些观点是什么，弗氏理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参见Easthope，1994，第134页）
性属研究也考察社会中的男性和女性是如何看待一些重要的、得到广泛流传的术语及其定义的，诸如“伦理”、“真理”、“身份认同”、“社会”等，与此同时对文学经典(canon)进行考察，对家庭、性和女性再生产的定义进行重新检验，其目的是建立一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哲学和阐释学基础。于是，女性书写(écriture feminine)的本质也在性属／社会性别研究的考察之中。这种研究结合了女性主义的文学观和后殖民理论话语，而研究的目的则在于对业已建立的文学经典进行分析和挑战，对一系列限制人们对自身进行有效界定的错误臆断和偏见进行质疑，使男性和女性可以重新界定他们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和目的。（参见Bressler，1999，第270-271页）因此，第二种相关性分析就是女性书写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一些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如西苏(Hélèn Cixous)和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人，在自己的论著中对性属也多有涉及。尽管她们的许多观点都是基于拉康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再解读，然而也十分明显地强调一种对控制性能指的语言加以抵抗的话语方式。在她们看来，性属身份的重要性是存在于语言之中并通过语言实施的，而这一语言是社会政治权利和差异运动的产物，即语言中并不存在纯粹的意义，而是隐含着多种观念，人们在使用语言的同时强化了其中内含的观念。这些理论家将语言作为一个场地，对性属涵义产品、对异性行为规范化的禁忌加以抵制，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分析模式。西苏特别看重人类同一性中的潜在的双性恋倾向，认为应从“女性”身体中产生一种书写形式。这一论点打破了性属差异原有的准则，但与此同时，由于是对这一能指的自由运用，也就将身份本身的问题性引向复数性和不可预测性之中。（参见Easthope,1994，第135页）
第三是社会惯例(social constitution)与性属的关系。一些理论家旨在将性属／社会性别视为社会与文化惯例的后果。福柯对此提供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性属化人群是由具体的社会形态中的知识形式推论所构成的，这些有关身体、家庭、性等一系列论述在形成人们的性属主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福柯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建构中的主体所固有的权利关系，但同时也带来了对性属化主体性(gendered subjectivity)严格的二元对立范畴进行抵制的可能性。而在批评和文化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主体观念作为性属身份推论式的建构和解构立场往往处于中心的位置。美国著名的女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调查了女性身份潜在的不确定性的内涵，同时也揭示了在男性哲学论著中作为文本运作样式的适当性，正是斯皮瓦克的论述使这一点清晰起来。在难以简单化的性别差异的物质维度中，男性解构主义者旨在置换女性立场，将其作为自己的立场，而且在为自己取得这一立场时将女性进行了双重的置换。而斯皮瓦克的理论说明，在男性社会中，理论领域本身是权利不公平运作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日益瓦解的性属差异(gender difference)的内涵得到揭示。（参见Easthope,1994，第136页）
于是，性别认同、性别身份或性别同一性(sexualidentity)的本质使人们在重新看待那些天经地义的观念时，拥有了新的视角和批评观。就文学研究而言，它至少在5个方面为人们的清理和批判提供了场所。第一，原有的文学观念框架中普遍存在着中立观念的现象，如“人性”观，这些中立的观念是否真正具有普遍意义？可否用“中性”来替代在历史事实中遭到忽略的、或被蓄意边缘化的性别？这就涉及对观念系统的考察和清理。第二，是对大量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中的性别缺席现象进行知识考古。第三，对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中存在的“表征”系统进行考察和清理，即历史各个时段中的男女是如何在文学文本的诸种构成性要素中得到叙述和再现的？这些文本在何种层面上与社会文化系统共谋，将那些理所当然的性别特征，以情节、对话、隐喻、修辞、结构等方式艺术地附加到男女角色上？第四，各个历史时段中的读者以何种观念性的前理解面对文学文本，并形成了何种期待视野和审美旨趣？第五，主体（作者、读者与文化市场或传媒主体）是否是性属化的主体(gendered subject)？这种主体在文本生产、传播、接受的过程中拥有何种结构性功能？对文学过程的考察和研究，分析性属化主体的潜在意义是什么？显然，这5个方面有待于人们进行系统的相关性研究。
由于文学作品中的男女性别并非自然性别特征，而是社会文化系统的观念作用，那么，男女角色所反映的就不是纯自然的东西，而是和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的东西，即性属／社会性别是作为特定的、重要的文化观念与阶级、种族、民族、心理以及宗教等范畴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一种问题性视域中，文学作品中的那些臆断和面具在性属观念介入之下露出了本来面目。表征的过程，经典化的过程，男女性别特征的固化过程，也由此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文学既然包涵了性属、阶级和种族，文学批评就避免不了文化与意识形态，那些声称避免意识形态的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当前人们对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属性化(denaturalization)的努力，是对以往关于人性所有的概念范畴加以非自然属性化的文化工程的一部分，由于性属／社会性别既是一种社会建构同时也是一种语言建构，于是，人们一般从这两个方面，尤其是从语言建构中进行解构和重构。
结语
总而言之，性属／社会性别是女性主义者用以强化男女性别的社会文化构成，以此对男女分类源于自然的观点形成挑战。性属研究也是极有争议的一个领域。一些理论家并不同意sex决定人类的自然性别，而gender决定人类的社会性别。（参见Hawthorn,2000，第140页）一些批评家担心，在文学解读中大量运用性属和种族等因素，会降低文学性阅读，这种阅读是将文学含义具体到某一方面。而另一些批评家则认为，并不存在超越性的文本，人类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是难以回避的，将文学语言的社会与文化内涵加以揭示，只会丰富文学阅读。一切从先在的文学观念出发对文本的解读，或对新观念的排斥，均是文本解读的乌托邦。性属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基本的观念，这些东西一般来说不会自然显现，读者必须在文本中读出性属。所以，阐释在文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文学批评包含了批评者的主体立场和行为，而对性属的解读则可以使这种立场和行为更为清晰。虽然性属／社会性别丰富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扩大了人们的研究范围，然而，当性属／社会性别有效地介入文学研究时，人们依然要注意，文学文本并非纯粹的社会文本和政治文本，它拥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试图用一种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的“陈述”完全取代文学言说，并不能使这种陈述完全有效。目前国内学界在借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上已经拥有了相当的成果，但在性属／社会性别观念的理论借用、改写和语境化的实践上还有许多工作有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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