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管制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04）01-0078-04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管制（Regulation）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是社会公共机构（政府）为了矫正市场失灵“而依据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1]从国内已有的文献来看，对管制的影响分析一般是围绕着两个层面来进行的。一是从中观层次来分析管制对产业的影响，二是从宏观层次结合政府职能的转变来分析管制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但是不论从哪个层次来看，定性分析的居多，定量分析的少；建立图表模型来分析的多，而建立数学模型来分析的甚少。尤其是从宏观角度来分析管制的影响时，基本上都是采取定性的逻辑推演的方式来论述问题。本文拟从定量的角度出发，采用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管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计量方法的选择和模型的设定
一般而言，评价管制的影响有五种方法：经济计量分析法、支出测算研究法、工程成本分析法、生产率研究法和一般均衡分析法。[2]后四种方法需要关于行业和企业乃至政府管制的比较全面详细的数据资料，然而一般而言这些数据很难获得，而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比较简洁，且数据来源也比较方便和容易，指标设计也较简单。因此，本文建立生产函数，采用经济计量的分析方法来分析管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理论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因素归纳为制度因素（包括经济结构的转变）、劳动力因素、资本因素等。而管制可纳入制度因素来进行分析，这样利用对数线性型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建立模型：
其中，β[，0]代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其他未显示的进入生产函数的增长因素，Y代表国内生产总值（GDP），reg_p代表政府的价格管制指数，officp代表政府官员的数量占年底总人口的比例，nonsta代表非国有化率，welfaf代表福利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enviro代表环境治理投资，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力，ε代表误差。
二、指标和数据说明
政府管制主要可分为两大类：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就其内容而言，经济管制主要包括价格管制、进入管制、投资管制和质量管制。而价格管制和进入管制是经济管制的基本方面。价格管制用三种价格形式即社会零售商品、农副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国家定价比重、国家指导价比重、和市场调节价比重来表示，其计算方法是用上述三类商品的国家定价比重加上国家指导价比重，或用1减去市场调节价比重。由于没有服务业价格决定方面的统计数据，只能用上述三类商品涵盖。进入管制是为了保证自然垄断行业的独家垄断地位，使之生产成本最低和保证生产，但转轨经济中，我国的进入管制不光限于自然垄断领域，还广泛存在于许多其他领域，并且由于存在所有制歧视，其主要针对非国有企业，因此我们用非国有化率（nonsta）来近似代理进入管制的变化，其计算公式nonsta=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全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进入管制的另一方面是审批制度，但是我们无法获得时间序列数据，故无法将其纳入。社会性管制主要是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卫生、以及环保和防止灾害方面的管制，其内容十分庞杂，评价指标的设计比较繁复，且涉及的问题较多，而环保和防止灾害方面的管制具有较强的纯公共物品性质，需政府以财政支出的形式提供，并且统计数据也比较完整，故为简单起见，我们用环境治理投资（environ）和国家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welfaf）这两个指标来主要代表社会管制。另外，为了分析管制规模对经济的影响，我们用政府官员（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年底就业人数）占年底总人口的比重（officp）来表示之。（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政府管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计量分析不可能每个都涉及到，而要抓住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否则就失去了意义，而我们选取和设计的这些指标基本上都覆盖了政府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的主要方面。）物质资本（K）是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实际发挥作用的资本，而资本形成基本可反映出此特征。劳动力（L）用历年的从业人数来表示。Y代表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样，根据上述指标的数据列在表1中。
表中GDP按照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定基指数进行了缩减，资本形成按照投资价格指数缩减，环境治理投资按照1978年定基物价指数进行了缩减。我国自1979年开始价格改革，但在1984年以前基本上以行政手段调整价格结构，故1978～1980年的农副产品和生产资料政府管制价格比重基本上还是100％。1982年国务院决定对小商品价格采取逐步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企业定价的策略。1985年国务院决定开始逐步放开价格，但没有1981～1984年的价格形式的统计数据，故这一阶段的数据根据已有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估算。环境治理投资1985年以前的一部分数据来源于若干年份的中国经济年鉴，若干没有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估算。
从表1中可看出，零售商品、农副产品和生产资料政府管制价格比重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若直接进行计量分析，势必引起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故需要通过主成分分析抽取共同因子来描述政府管制价格水平，然后再和其它变量一起进行回归分析。因此使用spss11.5对这三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观察崖底碎石图（图略），发现可提取第一主成分，第一主成分的特征根为2.956，它解释了总变异的98.53％。根据第一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我们可确立三类商品管制价格比重的权数，进而可计算政府管制价格加权平均指数（Reg-p）=0.338×零售商品政府管制价格比重+0.335×农副产品管制价格比重+0.335×生产资料管制价格比重。
表1 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劳动力、经济管制、社会管制情况
数据来源：表中第2、3、4、10、11列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年鉴（2000～2002年）整理计算而来。第9列非国有化率1978～1999年数据来源于金玉国：《宏观制度变迁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财经科学》2001.2，转引自王文博等：《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统计研究，2002.5，2000～2001年数据由《中国经济年鉴（2002）》有关数据整理计算而来。第5、6、7列1985～200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物价》1991年以来各期。第8列数据根据主成分分析确定权重计算而来。第12列1988～200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公报》——www.zhb.gov.cn/649362771271483392/index.shtml。（表中数据原为1978～2001年历年完整程序列数据，编者做了删节）。
三、计量分析
利用得到的Reg_p，使用eviews4.0和表1的其它数据一起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以上括号中为t统计值，从上述统计量可看出，决定系数很显著，F统计量很大，显著性概率为0，说明方程拟合得较好，另外D-W值近似2，说明不存在序列相关性。然而通过共线性诊断发现第7维的特征根几乎为零，其条件数为486.548，大于30，并且LNK和Lnnonsta的方差分量均大于50％，说明存在共线性问题。因此要重新估计系数，这时通常可用两种办法，一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降低维度，从而消除共线性；二是采用岭回归分析法，它是一种专门用于共线性数据分析的有偏回归方法，用它进行回归可得出更符合实际的方程，且对病态数据的耐受性要远远强于最小二乘法。故决定用岭回归法重新进行分析。
在SPSS11.5下调用岭回归宏程序（Ridgereg.sps），进行编程计算，经过101次迭代，发现当K=0.04时，各变量系数趋于稳定。
当K超过0.04时，决定系数一直处于缓慢下降中，未出现明显的波动（图略）。这时的回归方程为：
从上式可看出在消除了共线性后，与OLS法结果相比各变量的弹性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降，但符号却没变化。不管怎样，从两种方法中都可看出，资本对产出的贡献最大。这与现实的解释相吻合，抛开制度变迁的因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一直都是比较稀缺的因素，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来自于储蓄与投资形成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始自1978年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逐渐解除了国家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领域的管制，特别是在原有的计划体制外允许非国有部门和市场体制的发展，同时在原有计划部门也相应改革，引入市场竞争的因素，从而逐渐缩小计划体制的覆盖范围，使得中国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3]比较典型的就是放松价格管制和进入管制，回归结果表明价格管制比率和非国有化率的弹性系数之和为0.3519，超过了资本弹性系数，在我国1978～2001年的GDP年均增长率9.46％中，经济管制的放松占到了2.5％，其贡献率为26.44％，资本占到了3.3％，其贡献率为35.1％，劳动力的贡献为0.36％，贡献率为3.78％。作为衡量政府规模的重要指标政府官员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与经济增长存负相关关系，其弹性系数为-0.0217，说明政府官员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每增加1％，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0217％，说明二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非偶然，而是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政府社会管制来看，政府的福利支出弹性系数为负，说明它的增加会减少经济增长，但保证公民生命安全及健康的福利支出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其主要不在其经济意义，而在于社会意义，是为了增加公民的福利，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健康地发展。政府社会管制的另一重要方面环境管制对经济有正向影响，但令人吃惊的是其弹性系数偏高，达到了0.2278，与OLS法估计的结果相去较远。这可能一方面由于岭回归作为一种有偏估计，造成了高估；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我国的《环境公报》从1989年才开始发布，其它年份的数据只能零星地收集，且收集过程中还发觉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导致这时的环保投资数据波动较大，也影响了回归结果。但无论如何，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二者在5％和1％的水平上都通过了协整检验，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具长期性。这种正向影响的原因之一是防止污染的投资如“三同时”资金本身就会转化成投资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其二是环境管制有利于减少负的外部性，维护了市场效率，增加了总产出；此外，环境管制也刺激了环保工业的发展，增加了GDP。
四、结论和建议
1.我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逐步解除经济管制，尤其是价格和进入方面的管制，使我国经济获得了活力。但另一方面还应看到，我国对很多商品尤其是第三产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管制还较多，如我国保留的政府定价商品目前还有约22大类，涉及中央储备物资、农用生产资料、医药用品、教材和政治读物、城市国有土地、石油、天然气、供水、电力、交通运输、电信、邮政基本业务、旅游、城市部分公用事业、以及行政事业、服务收费等等。因此应该审时度势，进一步放开政府定价特别是服务业商品价格的管制，同时建立新的价格管理体制，使必要的政府价格管制的商品生产行业有激励降低成本，促进效率。此外，还要放松准入方面的管制，不但要放开非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还要随着技术和需求的变化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进入限制，使其对不同所有制主体开放，从而展开有效竞争，促进效率的提高。为此，首先要改革审批制。据新华社2002年8月25日报道，国务院各部门已清理出审批项目4159项，这些审批项目中有关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各占一半，[4]但拟取消或改变管理方式的审批项目共1300项，约占全部项目总数的31％，而这些被取消的项目“含金量”小，而真正的含金量大的项目的改革的攻坚战还未开始。[5]这就需要中央政府破除种种利益阻挠，加速改革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行政审批项目，改审批制为备案制，如果是必需的审批制度，则一方面要简化审批手续，另一方面其执行要接受严格的司法审查。其次，改革自然垄断产业的政府管制，允许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进入，并对内对外开放，变自然垄断产业传统的国有国营，为多元化、多样化的经营方式。最后，要控制政府官员的数量规模。官员数量越多，政府规模从量上就越大，这一方面可能导致政府职能膨胀，另一方面会提高政府的行政成本，据搜狐财经频道，中国行政成本为全球最高。而根据前面的计量分析，政府规模庞大一般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
2.放松经济管制的同时加强社会管制。经济管制一般都会损害经济效率，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放松经济管制，加强社会管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如美国80年代的管制成本中，经济管制成本逐年下降，社会管制和文牍管制成本逐年上升，联邦行政机构更多地是投入到对安全、健康、环保和生态平衡的管制上，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6]而由于体制原因，我国长期以来比较注重经济管制而缺乏诸如生命安全、环保方面的有效的社会管制，这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2002年矿山事故的统计数据：这一年工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11402起，死亡12554人。[7]另据有关资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水污染、大气污染每年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达40多亿和500多亿美元。[8]有鉴于此，综合国外的管制经验以及我国的实践，我国管制的重点应从经济性转移到社会性管制上来，社会性管制需要扩大其监管范围、加强监管力度。社会性管制为的是人民的福祉，而有些社会性管制比如前面分析的环境管制，则更可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3.政企分离、重塑政府管制职能、改革政府管制方法。这是上述两条得以顺利实现的制度保证。转轨经济中，如果政府一要担任一般社会管理者的角色，二要担任市场管制者的角色，三要担任企业所有者或者说是生产者的角色，这三重角色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因此为了更好地实施必要的经济管制和强化社会管制，需要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政府有必要从过去直接管理私人物品的生产的职能中退出来，而着重于公共物品包括管制的供给。政府管制还应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评估，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命令与控制的管制方法为市场化管制方法，提高管制质量、改进管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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