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与社会环境及其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论文,社会环境论文,试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恩格斯曾经指出：“归根到底，自然和社会——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64页。）本文拟就人与社会环境及其关系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我们知道，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既是人们通过交往建构起来的社会存在，又是制约和决定人的存在的先在前提。正是在这种生成和预成的关系中，展开了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马克思说得好：“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3页。 ）正是人的“社会特质”使人获得了即自然而又超自然的规定。它意味着只有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人才能展开自身同自然界的关系。因为“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社会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4页。）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又构成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前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马克思还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 页。）由此可见，人只有以社会环境为中介，才能建构起对象性的自然环境。这正是由人的社会本质所决定的，是它的内在要求。
由于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只有着眼于人的社会环境，才能真正理解人及其存在。马克思认为，揭示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就必须从人的实际社会环境出发，也就是“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那么，究竟什么是人的社会环境呢？ 所谓社会环境，简言之，就是使人的存在成为可能的一切社会条件所构成的对象性的有机系统。社会环境乃是使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成为现实的最直接的原因。这一点可以通过印度“狼孩”的情形得到某种证明。刚出生的婴儿一旦脱离了社会环境，即使在生物学意义上被哺育长大，也难以通过社会化而融入社会群体。这种不可逆性显示出，社会环境在人的成长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特殊功能。
从外延上说，社会环境包括实体和关系两个层面。就实体层面而言，任何社会环境必须具有自己的物质承担者。因此，实体性因素对于社会环境的构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相反，它带有前提的意义。作为社会环境载体的实体性因素，总是有形的，可以为人的感觉器官所直接感知到的。例如，作为人的社会存在之历史前提的特定生产力状况和水平，总是表现为一定质量和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的积累。作为社会关系载体和支点的人的个体和群体，总是肉体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和法律设施，也必须有一系列的“硬件”系统作为媒介，而“硬件”系统首先是由实体因素构成的。但是，需要指出，社会环境的直接规定并不在于实体因素本身，而在于表现在实体因素之上的关系规定。就关系层面来说，社会环境主要表征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往往把社会关系叫做“交往关系”、“交往形式”或“交往方式”。
因此，社会环境中的关系层面是非直观的、抽象的。这也正是它容易被神秘化的一个认识论上的原因。马克思曾经指出：正是由于商品以物的形态凝结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它“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7页。）商品之所以具有这种神秘性的一面，在马克思看来，就是由于“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而“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页。）由于构成社会环境的社会关系本身所具有的这种非直观性特点，人们研究社会现象就无法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只能运用抽象的思维方法。也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同自然环境相比，人的社会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人在其中存在着自我指涉、自我缠绕的问题。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人的自我对象化造成的，也就是说是主体本身客体化的产物。在社会环境中，人作为主体，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因此，人对社会环境的认知、估价、干预，都难以完全避免自我认知、自我估价、自我干预的关系。这就造成了某种社会认识论意义上的“测不准关系”。如果说，社会环境中的关系层面带来的对社会环境的把握困难，属于来自客体的原因，那么，因人的自我指涉、自我缠绕所造成的对社会环境的“测不准关系”，则属于来自主体自身的原因。要达到对社会环境的一种客观把握，就必须找到弥补和矫正这种双重困难的途径。
二
社会环境为人的现实存在提供了特定坐标。一个人在特定社会关系所给出的时空坐标下的人格定位，就表现为一定的社会角色。任何一个社会角色，都有赖于社会环境这一宏观的人生舞台和人格剧场赋予其某种确定的“系统质”，从而找到自己的特定位置。另一方面，每个人一旦进入某种社会角色，又总是发挥某种功能，从而参与了对社会环境的建构和塑造。正是这种“解释学循环”的关联，决定了人的“此在性”。
人的此在性，也就是人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存在所具有的规定性。马克思曾经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人的存在的具体性，归根到底来自人的社会存在和历史存在的统一，亦即社会环境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的综合。它不仅为人的此在性提供了特定的坐标系，而且为人的此在性提供了充分的具体规定。因此，人的存在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脱离社会环境的单个人的存在，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彼此相联的社会性的存在。每个人作为特定的社会角色，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制约下具体地存在着。
从空间维度上说，人们要进入某种社会角色，就必须同他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即是“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这也就是说， 只有在社会环境中，人才能成其为人，人的肉体存在才能超越其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进入历史过程，从而获得“人”的规定，变成真正的人的存在。所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直截了当地写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18页。）因此，从横向上说，亦即在空间维度上，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不过是普遍的社会关系之“网”上的一个“纽结”而已。
从时间维度上说，人的存在又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也就是说，每一代人都将遇到不同的历史际遇，甚至遇到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正是这一缘故，造成了人的存在的历史规定和历史局限。人的实践活动所固有的生成性质，决定了历史维度转换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就此而言，人的本性并不是预成的、先验的、封闭的，而是生成的、后验的、敞开的，它显示为通过人的自我塑造而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人一旦存在，就构成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但是“人只有作为自身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45页。 ）恩格斯也指出：“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5—536页。）正是人的这种生成性特征，才恢复了真正的时间性的意义。它决定了人对自身历史的把握，只能采取“从后思索”的方式亦即“反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总之，人的社会环境的历史嬗变，决定了“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8页。）这意味着人的本性是由人的历史维度和历史条件所塑造和决定的。就人的历史存在而言，并不存在抽象的、一般的人性，人的社会角色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因历史环境的不同而显示出多样性的一面。
既然作为社会的和历史的主体的人是一种特定时空坐标下的具体存在，那么，人的认识活动、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就不能不折射并积淀着人的社会历史性质，就不能不受到社会环境在纵向和横向上的根本制约。这种制约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环境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作为一个不可剔除的重要变量对人的主观活动的约束，诸如人的经济地位、阶级利益、活动空间、社会意识、时代思潮的深刻影响等等。另一方面，人的历史存在又决定了“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也就是说， “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 卷， 第585页。）
从人的存在的角度看，作为人的最充分的表征和确证形式，实践折射着人的社会环境的规定，而且实践对社会环境的依赖性还具有发生学的意义。在西方哲学史上，有过对人的存在及其表征方式的不同探索。近代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他把理性自我作为人的存在的充分根据。其实，按照弗洛伊德对人的无意识和潜意识的揭示，人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非理性层面的制约。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问题在于，语言能否充分地表征人的存在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语言在解蔽和敞开的同时，也遮蔽了某些意义。正如光明必须以黑暗为背景才能显示出来一样。那些“言外之意”，同样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因此，语言也难以充分地规定人的存在。哲学解释学把“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否就能做到这一点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因为“理解”从根本上说乃是可以理喻的合逻辑的过程，它同样排斥了非理性的层面。马克思使哲学回到人的实践，才真正找到了人的存在的充分表征方式。实践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它涵盖了人的存在的一切可能性，从而与人的存在具有等价关系。从实践关系中人对社会环境的依赖关系，可以确证人的存在及其定位对社会环境的依赖性。实践首先是社会的实践。只有以人与人之间的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 ）关系为前提，才能建构起主体——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所以马克思非常重视对交往范畴的考察。物质生产活动作为实践的最基本形式，它对人的交往的依赖，昭示了实践对人的社会环境的依赖性。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他还指出：“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通过交往而形成的社会环境对早期人类实践的制约作用，已经充分显示出人作为社会角色的社会定位决不能离开社会环境的这种制约。
三
正如人与自然之间具有互动关系一样，人与社会之间也存在非线性的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分别予以考察。
首先，社会环境对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具有先在制约性。这种先在制约性，既具有逻辑的意义，也具有时间的意义。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人的存在之初始前提的物质生产力状况，是人所无法选择的绝对前提。它作为人的社会环境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未来的可能选择。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作了充分的揭示。恩格斯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自己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477—478页。）他还说：“……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恩格斯这里所谓的“既有的现实关系”，主要是指经济条件，也就是物质生产力的水平和状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而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就作为先在前提体现着社会环境对人的根本制约。因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第二，社会关系对人及其存在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在人的本质层面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270页。）“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70页。）在互主体性层面上， 人的交往关系及其模式赋予主体超越个体主观随意性的客观性质。在交往关系中，他人作为一个异己化的外在的“他者”，构成了主体解除自我中心化的契机和前提。主体与主体之间交往不同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因为后一种关系是单向的，客体作为对象总是被动地接受主体的建构，而前一种关系则是双向的，每一端都是以主体性的方式积极参与的。在这种互主体性关系中，最后的互动结果或者互动关系的“理想类型”，就应当是平权的契约式关系的生成和确立。而契约关系则是在“过滤”掉契约双方各自特殊意志之后的普遍意志的体现。它是超越主体个体主观随意性的普适的客观规定。
第三，人的交往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保存和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人类文化为什么能够以加速度的方式远离自己的初始状态？为什么不再需要完全重演早期人类所曾走过的道路？人们为什么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说均取决于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因为通过交往，人们可以借鉴、移植、学习、利用前人和他人已经创造的文明成果，从而能够通过这种互补整合的方式，不断地实现对已有成果的超越。对此，马克思写道：“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60页。）随着“世界历史”的出现，世界上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通过全球一体化格局实现相互参照、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对方优秀文化成果的目的。也“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61页。）此外，交往的扩大还对社会制度的建构开辟了新的可能性。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就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背景下，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移植而提出来的。就此而言，“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使命（主要的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7页。）
第四，社会异化所表现出来的人的受动性，也是社会环境对人的制约的一种表征形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受动性不仅表现为人作为肉体存在物、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他的存在受到自然必然性的根本制约，而且表现为人在异化状态下所特别具有的受动性。马克思写道：“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即分工的出现使每个人都被强迫纳入某一特殊活动领域，从而具有从属性和片面性——引者注），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页。 ）这种外在于人的、异己化的力量，构成社会环境对人的制约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活动就是受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当然，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只是人的异化的生成和扬弃之间的历史环节，因而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暂时的必然性”，但它毕竟是人类受制于自己的社会环境的一种特殊表现。随着人的异化的历史扬弃，这种制约性也就被超越了。
其次，人对社会环境又具有能动的一面，即人通过实践活动积极地变革和重建自己的社会环境，并在对社会环境不断地优化过程中推动历史的发展。这种变革和重建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历史，也就是一部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和发展的历史。生产力的进步不仅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且也为人的社会环境的优化提供了前提。更准确地说，生产力的发展既是社会环境优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为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从劳动工具的角度看，人类历史已经走过了石器、铜器、铁器、机器、电器的历程，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质与量的突破。正是这种不断的进步，使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等不同技术形态。物质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作为社会环境的一个内在要素和整个社会环境的塑造者，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第二，促进社会变革，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创造新的交往模式。从历史上看，社会制度的创造性转换和社会形态的更迭，都离不开人们对历史进程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当社会变革来临时，每一个革命阶段都有某种程度的对社会历史和社会环境进行主动建构的自觉把握。所以，尽管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它的展现本身却需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获得完成。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离不开人对社会环境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正是这种能动性及其所蕴含的目的性，才使得人类史无法被归结和还原为自然史。此外，人们还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更有助于人们生存的交往模式，从而直接改变了人的社会环境。例如，近代工业革命的实现及世界市场的开辟，把整个世界联成一体，建构起真正的“世界历史”，从而打破了以往人类生存的狭隘地域性和文化封闭性，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存格局和社会环境，为人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前提和适宜条件。
第三，人及社会的异化的历史扬弃，不是逻辑批判和思辨批判的结果，也不是伦理谴责和道德控诉的结果，而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进行实际批判的结果。在对异化的扬弃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人对社会环境进行变革的历史能动性。作为人的异化的扬弃之结果，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的实现决不是一个可以在想象或道德的期待中完成的。相反，它只有作为“历史的全部运动”，即“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的结果才是可能的。因为， 人类要摆脱外在于自身的异己力量对自己的强制和支配，从而真正按照内在尺度的要求肯定和塑造自己，达到自由自觉、自然而然的境界，就必须保存“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 页。），亦即通过人的历史主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来获得实现。对异化的扬弃本身，就是人对社会环境之能动作用的确证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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