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宏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力量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组织上不断的分化组合，理论上广泛的反思创新，是苏东演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如何评估世界社会主义的整体力量，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实力随着运动进入低谷而持续下降。可是，如果结合时代特征的变化，从质量和数量双方面来综合衡量，结论便不会这么简单。危机通常是与机遇并存的，影响社会主义力量强弱的相关因素很多，其作用方式各不相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我们在考察社会主义现实力量时，必须对此予以全面的、动态的分析。
一.结构和范围
可以在3个相互交叉的视界内， 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构进行综合考察。一是地域。经过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从一种欧洲现象变成世界现象，并在所有政治制度下都赢得了或大或小的生存空间。目前社会主义力量的地域分布，大致可以分为4 种国家类型：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在每一类型国家里，社会主义力量各有其表现形式。二是流派。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实形象与思想理论储备主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 新社会运动从事者、独立左翼人士、托派及其他极左派。在这6 大力量因素中，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作为身份明确的社会主义者，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无可争议的主体。另外4个力量因素， 都只是在它们的行为取向与社会主义要求交叉时所形成的重合面上才有计算价值。三是形态。如果从16世纪初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算起，社会主义已有近500年的历史了。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 都是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和学说，即思维形态存在的，只是在最近100 多年来才主要表现为组织、运动乃至政权的实体形态。但即便如此，社会主义组织力量和运动规模的拓展，同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创新及其影响的扩大，仍然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前者代表着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后者则代表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在不同的政治实体中，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各自拥有不同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判断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有必要对这两种力量的构成比例、社会参与方式、历史价值等予以综合考虑。
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和非执政国家里的力量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但总的看来，共产党人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物质方面而不是精神方面。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垮台，极大地败坏了共产党人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的声誉。目前仍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人，正以其经济成就向世人证明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就非执政的共产党而言，思想理论的创新要比组织力量的发展成效大得多。其中，俄共和法共由于具备较强的组织实力，近一两年来通过制定新纲领或发表宣言而阐发的一些新观点，在整个左翼力量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在现时代的发展具有某种突破性的意义。
社会民主党人的现实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组织力量方面。执政或作为建设性反对党，是他们展现自身实力的基本方式。不过，为了扩展自己的实力面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无条件让步，则成了他们丧失精神魅力的根本原因。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固然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另方面也不能不说是资产阶级让步的结果。通过这种让步，资产阶级可以向世人表明，没有共产主义能够比有共产主义在社会保障方面做得更好。有的学者正是据此提出，日本（或美国）是“最社会主义的国家”。此外，社会民主党人一度作为社会主义力量在欧洲的强大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在西欧国家执政不排除这样的因素：作为前者的代理人来与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人相抗衡。而今，冷战结束了，欧洲共产党政权不复存在，社会民主党人会不会因竞争对手的消失而使自己失去存在的必要呢？面对这种境况，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主要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都提出了“革新”的问题。可从革新的结果看，似乎并没有摆脱同保守党妥协的老套路。尽管有的党（如英国工党）选举实力显著上升，其思想理论影响却不见丝毫增长，反而有所下降，甚至正是后者的下降促成了前者的上升。难怪有学者指出，1997年英国大选是布莱尔胜了，工党败了。
所谓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主要是指五六十年代世界殖民体系瓦解过程中赢得独立并声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亚非拉国家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同时包括苏东体系崩溃以后在原苏东地区涌现出来的一批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左翼党派。他们有的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有的信奉科学社会主义，有的信奉其他社会主义学说，但无不对这些社会主义施以民族主义的改造，从而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与实践模式。不过，模式虽然不少，但大多是根据一国一地的具体情况创立和制定的，其理论主张的世界历史价值并不大，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也提供不了多少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素材，有时甚至还会为了民族主义的特殊需要而脱离社会主义的本质，歪曲社会主义的真义。所以说，这种社会主义力量仍然是以物质力量为主，而尤其体现为政权力量。非洲和拉美许多“社会主义”政权的存在，对于平衡世界政治格局，避免全球政治钟摆的过分右摆，是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的。
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趋势，因而在近二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它表现出了比其他任何社会政治运动（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都更加强劲的发展势头。当然，新社会运动其实是从最广泛的“大左翼”的角度看，才被视为社会主义力量的构成要素。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以及第三世界反经济帝国主义的斗争，这5 种新社会运动的基本运动形式都不直接反映（或不完全反映）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首要要求——工人阶级的解放，但它们却从不同方面甚或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新社会运动的从事者大多不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现实社会主义的弊端可能对新社会运动的力量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新社会运动声称要与一切传统的社会政治运动划清界限，以证明自己的独特存在价值。但是，新社会运动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力量依存和思想影响还是随处可见的。比如，丹麦和荷兰由于存在着一些小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在生态运动蓬勃兴起以前就逐步接受了大多数生态要求，致使这两个国家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产生强大的新型绿党。再比如，当女权运动把性压迫的基本方面归结为经济压迫时，它就与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当然的同盟者了。新社会运动的思想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但只是在欧洲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组织力量。
独立左翼人士也称独立社会主义者，主要以其独到的学理贡献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代表，他们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现实运动遭受挫折而理论创新的要求异常迫切的时候，会显示出非常的重要性来。这支以欧美左翼学者及前苏联东欧持不同政见者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力量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互不买帐。前者常常以后者的失误作为靶子，从批判入手建构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体系；后者则往往对前者的批评或研究不以为然，认为是隔靴搔痒甚至别有用心。当然，这并不排除个别左翼学者同共产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的私人交往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理论交流。
托派及其他极左派，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视为一支社会主义力量，但却是极不稳定的。作为由一些遽兴遽灭、观点各异的小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它不但组织力量起伏很大，其思想主张也时有反复。极左和极右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比如无政府主义，便每每在这两极之间摆动。但是，这些极端的社会主义派别，因其对现存社会弊端所持的激烈批判态度以及采取的一些激进做法，却赢得了一批力量虽不稳定但爆发力很强的支持者，尤其在不满现状的年轻人中颇有市场。有时候，传统的社会主义大党在力量动员和政策制定方面也要受制于这些小派别。
总之，社会主义力量不但体现在物质方面，如社会主义组织及其成员的多寡、社会主义运动的规模以及社会主义党派在政权中的地位等，而且体现在精神方面，如社会主义理想对人们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学说对人类思想文化的贡献及其在现实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等。就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而言，当以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为主要力量来源，其地域分布很广，在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东欧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都有明显的代表。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则主要来源于独立左翼人士的理论探索、新社会运动对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改造尝试、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对新形势下党的使命、路线和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以及一些执政国家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地域集中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亚洲的中国、越南等国。下面拟分别对社会主义的这两种力量体现进行分析，具体考察世界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派别各自所拥有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期对世纪之交世界社会主义的整体力量有一个宏观的把握。
二.组织力量与运动规模
对组织实力的分析，将主要集中在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新社会运动这3支力量上。 那些声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主义政党及其政权，大多数都不能构成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稳定组成部分。它们要么锦上添花，要么落井下石，随着风向转。因此，关于它们的力量起伏，只在分析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亚非拉地区的活动情况时附带提及，不作专门讨论。托派在欧洲和拉美地区有一定的影响，但它和其他极左派一样，力量很不稳定，甚至不能构成一支可以计量的政治势力。当它们以某种恐怖活动或情绪鼓动的方式随机地干预社会生活时，人们是很难对它们作出比较准确的力量定位的。至于独立左翼人士，更谈不上什么组织力量和运动规模。他们之作为社会主义力量，完全体现在理论价值方面。
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朝鲜劳动党、古巴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是目前仍处于执政地位的5个共产主义政党。 这几个党不但在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居于绝对领导地位，而且党员人数在全球130余个共产党组织共6000多万党员中占了约85%， 因而构成了世界共产党力量的主体。它们所领导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成败，极大地影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规模与走势。
苏东演变的直接表现是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党组织或更名易帜，或分裂解体。之后，在前苏东地区，除了更名改“性”的前共产党继续活动外，以原共产党中不同意党更名改“性”的党员为基础，又组建了一批明确宣布坚持共产主义原则的党派和组织。这些新共产党原则坚定，却力量有限。目前，在原苏联东欧政治版图上的各个国家，都有一个或数个这样的共产党组织。不过，每一个党的党员人数都不多，且绝大部分是原共产党的老党员或中下层领导干部，在社会转轨的激烈竞争中处境极为不利。这些党普遍缺乏活动经费和活动场所，宣传手段十分简陋，纲领主张和理论观点缺乏新意，因而在群众中的感召力极弱，对国内政治生活影响甚小。相反，经更名改“性”后重新站稳脚跟的前共产党，却出现了力量回升的趋势，在逐渐形成的左右翼政党交替执政的政治格局中充当了稳定的一极。尽管它们已不再是共产党，不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甚至不再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和共产主义理想，但鉴于它们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政治表现，仍可以被视为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一部分或同盟者。
这里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苏东演变后十分不利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第一，它1993年2月重建时没有改名， 并公开声明“忠于社会主义和人民政权的理想”；第二，它的力量稳步增长，重建不到3年时间就发展成为国内第一大党。1995年5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莫斯科，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作为反对党领导人之一应邀参加了与克林顿的会谈，由此可以看出俄共已成为俄罗斯政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同年12月举行的杜马选举中，俄共所获选票在参加大选的43个政党和组织中遥遥领先，赢得了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的157席，28个常委席位中的9席，均占1／3左右。1996年6月和7月， 俄罗斯两轮总统选举的结果再次证明了俄共的实力：久加诺夫分别获得32.04 %和40.3%的选票（叶利钦的相应得票率为35.28%和53.8%）。 如果考虑到这样的成绩是在背负着沉重的苏共历史包袱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俄罗斯及整个欧洲反共喧嚣余波尚存的大环境中人民的自觉选择，就不难体会到俄共的实力了。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遭受到的苏东演变后反共逆流的巨大冲击，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比，虽然方式不像后者那么直接，程度却并不稍逊。思想混乱，党员人数锐减，选举力量剧跌，财政来源中断，几乎是每一个党都面临的难题。并且，除法共、葡共、日共等少数几个党外，其他各党都经受了严重的组织分裂。有的党（如实力很强的意大利共产党）整体转向，有的党自行解散，还有的党在不断分裂的过程中逐步沦落为一些无足轻重的小团体，亚当·沙夫在论述新左派问题时，对欧洲共产党的整体力量作过这样一句评语：“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已经失败，但它的组织残余还依然存在。”这种说法未免太消极，但它确实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异常艰难的局面。虽然经过近几年的调整革新，各国共产党已基本稳住了阵脚，初步遏制住了党员人数的锐减和选票的剧跌，个别党在大选中的得票率甚至还略有回升，但除了葡共、法共和日共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还拥有一定实力外，其他共产党已很难称得上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了。一度强大的西班牙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都是在组织大分裂中丧失其昔日的政治地位的。更严重的是，在不少党内，所谓“革新派”与“传统派”的思想交锋和组织斗争并没有完全终止，这就存在着进一步分裂乃至解散的潜在危机。
相比而言，亚非拉地区共产党因苏东演变而遭受的池鱼之殃要小得多。特别是在南亚，各国共产党都基本保持住了原有的实力。东南亚地区共产党的力量从70年代以来就呈现持续衰落之势，苏东演变并没有加速或延缓这一进程。在非洲，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并不体现为强大的共产党组织的存在，而是长期以来作为第三世界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最集中的地区而闻名于世。现在由于失去了苏联的强大支持，这一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大多数前苏联“兄弟国家”的执政党都宣布放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一党执政，放弃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非洲共运势头的回落，拉丁美洲正在成为第三世界共运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各国共产党活动频繁，积极参与国内及拉美地区政治经济事务。与此同时，拉美共产党的斗争形式出现了决定性的变化：从武装斗争转向合法的议会斗争。苏东演变后，国际大环境已完全不适合“游击中心”开展活动，再加上古巴为了摆脱困境，改善同拉美各国政府的关系，取消了支持拉美各国共产党开展游击活动的“拉美部”，致使各党领导的游击队或者销声匿迹，或者放下武器，与政府谈判，成为合法政治组织。这是继80年代拉美国家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后，拉美社会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
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力量集中体现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是从1976年社会党国际十三大以后开始“摆脱欧洲中心主义，面向世界政治潮流”进程的。但迄今为止，它的大本营仍然是在欧洲。苏东演变给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消极影响。原苏东各国共产党政权刚刚崩溃之际，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还不无兴奋地说：共产主义的垮台使社会党人为其过去70年与之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所取得的胜利而骄傲。可没有想到，在欧洲政治气氛急遽右倾的情况下，许多人把对共产主义的否定延伸到对整个社会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否定。于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力量都有了程度不等的下降，这使它们在遭受80年代新保守主义的凌厉攻势后，雪上加霜。不过这种状况只持续了大约两届大选周期，到1995年左右，欧洲左右翼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便大致恢复到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
由于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共生党派，成为多党政治格局中积极竞争的一员，其组织实力振兴的标志就是选举力量的增长。因此，1997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紧接着以法国社会党为主的联合左翼人主马提翁，无疑给正逐步走出疲软状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又注入了一针兴奋剂。现在，除新近上台执政的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以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意大利左翼民主党、葡萄牙社会党及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并组阁（或联合组阁），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没有入阁却已在两年前的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虽在1996年大选中失败下野但实力仍在。这样，在欧盟的15个成员国中，已有13个建立了以社会民主党人为主体的中左政府。1997年6月5日，这13个中左政府领导人聚会瑞典马尔门，共同探讨欧洲大陆的发展道路。社会民主党人在各国政坛上作用的增强，加上欧洲议会中社会党团的绝对优势地位，这样一种发展态势似乎表明，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又将恢复到70年代的全盛时期。但是，那样的时期恐怕一去不复返了。这不仅是因为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而且还由于新社会运动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等传统政治社会运动的共同挑战者，已经在欧洲乃至世界政坛灿然崛起。
拉丁美洲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力量基地。社会党国际拉美成员党大约在20来个国家处于执政或最大反对党地位，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军人政权还政于民、经济社会民主化改革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非洲社会民主党人主要集中于北非阿拉伯人国家，力量远没有拉美地区大。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工党和新西兰工党实力较强，长期处于执政地位。亚洲的日本社会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色列工党以及其他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地区的民主社会主义型政党，或执政或在野，也构成了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但是，所有亚非拉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民族主义政党的性质。它们之作为社会主义力量，与其归属于社会民主党人，还不如说更趋向于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秘鲁共产党总书记阿尔韦托·莫雷诺甚至认为，拉美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组织已经算不上左翼政治运动了。
新社会运动的组织力量主要体现在生态运动上。广义的生态运动把环境保护、维护妇女权益、反种族歧视以及反战和平等社会要求都集中在自己的旗帜下。70年代以来，各种各样的公民生态组织作为生态运动最初的组织形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社会政治舞台上。绿党正是在这些公民生态组织的基础上脱颖而出的，并逐渐成为近代以来继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兴起之后的又一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社会政治力量。从1981年起，西欧绿党开始进入各国议会，稍后又进入欧洲议会，选举力量逐年增长，迄今在很多国家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与此同时，传统大党社会民主党和保守党的力量却持续下降。在这一进一出之间，尤其能够感受到绿党强劲的发展势头。
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合点在于，生态运动的指导思想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尽管生态运动随时强调自己的中立性，但它的批判矛盾主要是指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它的政治追求基本上还是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主义，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力量的重要同盟军。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的出现，是这种结盟的直接结果。生态社会主义并不同于任何传统的社会主义，但就其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和做法方面，仍可以划分为激进和改良两大类型。每种类型各有若干流派，有的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有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有的倾向于其他种种极左或极右思潮。不过，生态社会主义尚未形成独立的组织力量，它或者作为隶属于主流绿党的一个派别开展活动，或者参与其他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有时候也作为社会民主党中的一种思想力量存在。
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拉封丹说，民主社会主义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必须超出两种政治左派的社会力量的和平共处状况，结束目前这种一方具有权力意识一方则提出挑战的态势，代之以一种共生的状态。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个广泛的、持久的社会运动，必须从其他左翼社会运动中汲取精神的和政治的动力。这是从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发出的社会主义同新社会运动合作的呼吁。无独有偶，不少新社会运动特别是生态运动的活动家与理论家，也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命题：新社会运动的未来趋势是新社会主义。那么，这两股力量的合流，将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展开呢？
三.思想理论的创新及其影响
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创新，往往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显得尤为突出，即运动的失败为理论的革新提供一种契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社会主义的整体力量。苏东演变后兴起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反思，通过反思而得出的若干重要结论，以及这种反思本身所具有的精神魅力，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场理论反思运动中，独立左翼人士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是因为他们较早地开始了对现实社会主义弊端的批判，二是他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时较少受到共产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所受到的现实运动的束缚。
当然，新社会运动及经过思想解放的共产党人为此作出的努力和探索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以左翼学者身份活跃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独立社会主义者，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冷战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信仰社会主义，但不同意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实践，主张在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研究和解释，创立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并“使之成为西方无产者取代自由主义的一种可行的抉择”。二是前苏联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原是作为苏东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理论反对派开展活动的，多数都有过受批判甚至开除出党的经历，苏东演变后成为无党派人士。三是冷战结束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左翼学者。他们就职于大学、研究所，发表文章，出版专著，组织学术讨论会，在90年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反思中十分活跃。
独立左翼人士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3 个方面：第一，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对人的发展所造成的异化，寻求克服不平等现象的有效途径；第二，批判现实社会主义的弊端，探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根源；第三，分析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根据现实的社会关系设计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围绕这三方面内容，欧美左翼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交流，提出了大量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1995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有上千人参加的“国际马克思大会”， 其中半数都是左翼学者。这些学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对立，注重对新时代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进行全面分析，从而得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结论。可以说，苏东演变后的社会主义形势之所以出现运动低潮而理论活跃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独立左翼人士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
既然是作为独立的学者开展活动的，他们的思想观点、治学方法、关注对象就不会一样，水平必定良莠不齐，影响也有大有小。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精神力量的体现者之一，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认为自己是新左派的代言人，明确提出新的历史使命要由新的左派来完成，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都不能代表社会主义的未来。这种说法可以理解，却不是事实，因为它忽略了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以及其他传统左翼运动自身的革新。不过，对于一种学术活动来说，求新是十分必要的，有时候甚至标新立异也是可取的。独立左翼人士长期以来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它在苏东演变后全球性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运动中作用和地位的凸显，也许正得力于此。美国学者罗伯特·戈尔曼在他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导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涌现出的每一个新的代表人物，从不同程度上说，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而都是倡导进行批判性探索和人类解放的世界性运动的自愿参加者。每一位新人同时也显示了某一有关‘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倾向。最后，每一位新人都体现和代表着受特定的经历、地区、民族和国际因素制约的某种独特观点。”这正是独立社会主义者的价值所在。
新社会运动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启示，首先是与传统左翼运动相比较而存在的。一方面，新社会运动超越了传统左翼运动的阶级两分法，强调后工业时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超阶级性，从而把一切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都纳入了自己的潜在力量基础范围。另方面，新社会运动抛弃了传统左翼运动集中统一的组织形式，不但主张思想意识的多元化，而且允许组织活动的随意化，把自由原则置于一切原则的首位。并且，新社会运动从一开始就突破了传统左翼运动所信守的国家政治范围，把关注焦点移向全人类的共同性问题，这便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史以来就存在的国家利益与国际主义的矛盾。新社会运动明显的全球指向，实质上是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同新社会运动一样，社会主义运动也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解决各国都面临的共同的社会性问题，比如贫困问题、人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而不只是关注国内政权的更迭。新社会运动还向人们昭示：国家的权威是必须接受公民的权威制约的，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民主是一切社会运动持续发展的前提。
就共产党类型的社会主义政党而言，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在近几年的思想理论反思中，也作出了若干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可贵探索。这两个党是目前处于在野地位的最大的两个共产党（法共在1997年6月议会选举后，进入了若斯潘联合内阁，在3个非关键性的部担任部长），它们的思想理论动向不但会引起其他共产党的关注，而且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是极有代表性的。
俄共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新探索的集中体现，是1995年1 月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纲领。俄共认为，世纪之交的动荡局势迫使人们必须对人类的未来发展作出整个人类史上最艰难的选择。可供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借助“世界新秩序”建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统治，在保留现有生产分配和消费结构的情况下，限制或停止世界经济水平的发展；要么在保持全球生态平衡的情况下，通过根本改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使科技进步向人道主义方向发展，不断提高地球上所有居民的福利水平。显然，后一条道路才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这条道路就是获得新生的社会主义道路。俄共深刻地认识到，剧变后的俄罗斯要想摆脱危机，振兴经济，决不能指靠“野蛮资本主义”。有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市民社会及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要比社会和国家物质和精神基础的崩溃过程慢得多，百废待兴的俄罗斯付不起这个成本。俄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按劳动数量、质量和成果分配生活资料的无阶级社会，一个在科学计划和管理、采用节约劳动力和节约资源的后工业化工艺的基础上达到的具有高度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益的社会，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和发达的精神文明、鼓励个人的创造积极性和劳动者自治的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未来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前提逐步形成并得到发展，而在共产主义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以看出，俄共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探索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和民族利益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同俄共强调自己的独特性一样，法共对共产主义革新之路的探索也具有自己的特点。1996年12月法共二十九大通过的题为《法国共产党的政策》的最后文件，以及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一年前出版的政治论著《共产主义的变革》，集中反映了这种思想探索的理论成果。
首先，法共放弃了“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而改为“新共产主义”。法共认为，苏联模式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双双破产，给“社会主义”打上了耻辱的烙印；“共产主义”一词是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它表达一种向往，即对一个更加人道、更加正直、更加公正、更加自由的社会的憧憬；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不存在一个“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尽管“共产主义”在别国已经变成一种可怕的、而且往往是罪恶的讽刺，但法共决心扛起这面旗帜，团结法兰西人民运动和民主力量，沿着“民主第一、人及其发展第一”的社会目标前进。
其次，法共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依据某个思想家的天才设想一举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而是一种通过不断摆脱资本主义的倒退、对抗和“为金钱而金钱”的逻辑，使社会变得更加文明和更加人道的前景。超越资本主义不是靠法令或声明来实现的，它是一个过程，一个由变革和运动组成的总体，通过发展现存社会的成果、需求和潜力来否定和取消剥削、异化和阶级统治。所以，共产主义是从“现存秩序”中诞生出来，又转而反对“现存秩序”的。这样一种新的共产主义观念，同那种指望把现有社会秩序打个落花流水、建立一个在理论上事先设计好的新社会的做法毫无关系。
再次，法共强调阶级关系正呈现出新的特点，多元化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工人阶级的结构和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不管工人阶级多样化的程度怎样发展，大多数职员以及大部分技术员和工程师都不准备承认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不愿意像工人阶级那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抛弃那种根据某种单一方案确定的政治行动，把所有在多样性中拒绝资本主义逻辑的人联合起来，为变革社会和实行公民干预创造条件。这样，多样性便不再是一种障碍或不利条件，而成为一种财富，一种力量的支点。当然，社会多元化的联合首先要通过政治多元化和左翼进步组织体现出来，让数百万实行联合的男女主要通过投票选举对社会的演变和政权的更迭作出抉择，进而实现一种相对稳定的建立在公民干预基础之上的“左翼力量变革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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