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亏损原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因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经济学认为，在一个竞争性行业中，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选择进入或退出，市场在由企业进出所带来的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与摩擦中达到动态平衡。然而我国一些竞争性行业却出现了有悖传统理论的现象：行业利润率持续降低甚至亏损也不能阻止新企业不断涌入，而在位亏损企业又不退出，形成众多企业挤在一条船上自相残杀的局面。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中更为突出。行业内鱼龙混杂，企业恶性竞争，行业亏损面不断扩大，甚至发生全行业亏损，成为我国经济中一个突出的问题。运用古诺扩展模型分析，证明行业亏损源于企业相对自由进入和难以退出。
从模型分析可以看出：不论企业产量（准确地说应是有效产量，亦即销量）、产品价值还是企业利润或行业利润率，均与企业数量呈反向变化。不但如此，企业利润还以最快的速度与企业数量背道而驰，这是因为边际利润由于企业进入数量的增加而递减。这说明，在一个有限容量的市场中，企业数目越多，竞争越激烈，企业的境况越趋于恶化。用“过度竞争”能恰如其分地描述这种状况：行业中由于进入的企业过多，已经使许多企业甚至全行业处于低利润率或负利润率的状况，但生产要素和企业仍不从这个行业退出，使全行业的亏损状态持续恶化下去。这正是我国行业性亏损现象的真实写照。更进一步分析，古诺扩展模型还可解释价格恶性竞争、生产能力闲置、产品严重过剩等困扰企业的现象。根据模型结果，我们得到初步结论：行业亏损起因于企业进易退难，是企业滞留在行业内部，在有限空间内相互竞争所致。
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不难发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单纯由需求引导的中小企业快速、过度进入的阶段。改革初期百废待兴，巨大的市场需求被释放出来，开创了百舸争流、百业兴旺、市场供给极度膨胀的局面。随着需求对工业增长的拉力减弱、企业规模效应日渐显著、企业数量趋于饱和以及产业步向成熟，行业原来的高利润率逐渐降低，部分行业开始出现亏损。按照马建堂主笔的《结构与行业—中国产业组织研究》一书对1989年中国工业行业进入壁垒的划分，12个偏低进入壁垒行业、14个中等进入壁垒行业和14个偏高进入壁垒行业的经营状况，1992年与1986年相比变化如下：
表1
行业企业数量(个) 行业亏损面①
86年 92年 86年92年
偏高进入壁垒行业
258742996617.45
17.86
中等进入壁垒行业 197049
23575212.74
12.99
偏低进入壁垒行业 199043
17223713.02
16.80
行业亏损企业亏损额②(亿元) 行业利润率平均③(%)
86年 92年86年 92年
偏高进入壁垒行业23.12 91.35
10.30 3.28
中等进入壁垒行业24.66 89.09
11.84 5.58
偏低进入壁垒行业 7.88 44.749.07 4.73
①行业亏损面等于亏损企业数与行业全部企业数之比。
②亏损企业亏损额以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
③行业利润率平均是行业利润总额与相应的产品销售收入之比的平均值。
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3年）计算。
上表反映了一个显著的事实：从排浪式消费的80年代中期到需求趋于平稳的90年代，伴随着企业进入数量增多（偏低进入壁垒行业除外）的是，行业利润率成倍地降低和亏损。企业亏损额成倍地增长，行业亏损面有所扩大，其中尤以偏低进入壁垒行业为甚。诚然，企业进入并不必然导致行业利润下降，也不必然加剧亏损企业亏损程度，但无庸置疑，有效产业结构形成之前的企业过度进入对行业盈利水平的提高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一些新兴市场（微波炉、VCD市场等），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到企业过度进入对行业效益的负面影响。
准确地说，企业过度进入、滞留于行业是造成行业亏损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而且从经济学意义上说，这种行为并不符合企业理性。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企业进易退难，滞留在亏损行业呢？
一、企业进易的原因
1.非集中化的工业发展模式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摩擦是造成企业过度进入的重要原因。伴随经济市场化的应当是政府作用的相对弱化，然而迄今为止，各级政府、部门在行业市场化进程中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非集中化的工业发展方式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不一致造就了今天产业发展的特殊局面。一方面，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得重复建设，一方面，地方政府部门为了局部利益，大力兴建企业，搞“大而全、小而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无限次博弈的结果是，旧的亏损企业“关、停、并、转”，新的企业又平地而起，新旧企业此消彼长，重复建设之风始终未见消退。由于地方政府推波助澜，各地区投资分散化、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严重。所有能限制企业进入的障碍，如规模经济、信息、专利、许可证等，在政府干预甚至越俎代庖行为的作用下，变得无足轻重，本应存在进入障碍的行业，企业也能较为自由地进入。这也正是表1所显示的，进入壁垒偏高的行业不但企业进入最快，而且利润优势并不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
2.客观地说，企业进入亏损行业源于企业或企业决策者的有限理性。（1）企业经营状况不同，盈利水平也不同。即使在亏损行业， 也有某些企业因原材料、技术、管理、市场、政府扶持等优势，而在逆境中一枝独秀。如果新进入企业存在与优势企业相同或相近的优势，它们就敢于进入市场，与在位优势企业分庭抗礼或分得杯羹。从这个角度看，企业进入亏损行业是理性行为，并非如众人所言“盲目投资”。我国典型的亏损行业纺织业就存在这种现象：80年代末棉纺锭增长主要发生在产棉区。1987—1989年全国新增棉纺锭中，山东、江苏、河北、湖北等七大产棉区就占了71%，其中仅山东、江苏、河北三省就占52%。就企业而言，这是产棉区企业利用原材料优势而做的理性选择。（2 ）如果说优势企业进入亏损行业是企业理性行为的话，那么国有非优势企业的进入则多出自企业负责人的个人理性选择。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的实际决策权已基本掌握在企业负责人手里。国有企业负责人不拥有企业所有权，若又缺乏相应的个人激励，就倾向于以自身利益而不是所有者利益为准则，由此引起负责人的自利行为，包括盲目投资于基建、盲目扩大企业规模等，从中中饱私囊或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所有者对投资主体缺乏有效约束使得出自自利动机的投资行为进一步泛滥。（3 ）从非国有企业来看，这类企业追求利润的冲动虽强于国有企业，但其产权构造和市场条件尚难以有效地保证企业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行为短期化的通病限制了非国有企业进行有远见的投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非国有企业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和结构趋同的倾向丝毫不亚于国有企业。
二、企业退难的原因
1.企业退出存在技术和体制上的双重障碍。第一，沉没成本过高。（1）某些行业资产专用性较强，如果转产， 资产将变得毫无用处（如核电设备），或者调整资产以适应新产品的成本太高（如纺织机械）；（2）或许更重要的是，员工的生产技能和技术存在专用性， 一但转产需安置下岗职工、雇佣新员工或重新进行培训。以上成本一进入生产，就成为沉没成本，具有不可补偿性。沉没成本高的企业要退出行业，可能付出比因亏损而停产所损失的固定资产值更大的代价。因此，在沉没成本过高的行业，亏损企业的理性选择是继续生产或停产，而不是退出。沉没成本不仅是企业退出的障碍，反过来也成为企业进入一个行业的障碍。在高沉没成本行业，现有企业一般面临较少竞争，但一旦有企业进入，竞争反会异常激烈。第二，社会政策义务阻碍了国有企业退出。国有企业是游离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以外的特殊企业。它在承担着上缴税收、增加就业、稳定市场、促进社会公平、发展民族经济、保障国家安全等社会政策义务的同时，又与非国有企业处于相互竞争的地位，这使国有企业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国有企业负担沉重，无法与非国有企业平等竞争；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担负的社会政策义务又形成非常强的退出壁垒，使之“欲罢不能”、“劣而不汰”，市场机制在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占多数的行业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国有亏损企业“劣而不汰”，占据了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成为优势企业扩张的巨大阻碍。
2.作为企业退出之依托的市场退出机制严重滞后。亏损企业退出所面临的破产清算、债务重组、资产调整、人员分流等技术性问题，亟待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加以解决。事实上，我国市场退出机制的滞后和低效性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妨碍了企业退出或进入其他行业。这主要体现在：（1）资本市场发育不良、秩序混乱、监管不力；（2）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退出机会不平等；（3）市场条块分割，利益不均； （4）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6年， 全国被兼并企业达1万多家，破产企业6320家，这对于全国127920户（1995 年数据）独立核算工业亏损企业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行业大面积亏损的局面仍得不到改观。
3.缺乏政府退出援助。当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阻碍时，政府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了。政府一直采取“增量改革、存量调整”的办法，稳妥地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因为财力有限，对于“存量调整”的行业和企业，政府只能采取重点突破的政策。如去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以长期亏损的纺织行业为突破口，决定三年压缩1000万落后棉纱锭，分流职工120万人，实现全行业扭亏增盈。国家经贸委为配合完成任务， 制定了给予财政补贴、核销银行呆坏帐、提高退税率、严格控制生产和销售等四项措施。那些非重点突破的亏损行业和企业缺乏退出援助，迄今还在漫漫的淘汰之路上踯躅而行。加之国家对这些行业的困难企业实际上是以维持为主，给予了各种补贴、低息贷款或其他优惠政策，使困难企业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以维持微利或亏损，致使企业退出动力不足，形成了主观上的退出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