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农民问题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阶段论文,中国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民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正确处理农民问题对于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肇端于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本质上就是为了解决农民问题。如今，改革已经走过了18年的历程，农民问题的现状如何？还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对此需要加深认识。
一、农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正在朝着小康目标迈进
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长达20年的“左”的政策和人民公社体制严重压抑亿万农民的创造活力，农村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广大农民的生活非常贫困。1978年，全国农民的年纯收入仅134元，人均口粮仅248公斤，33.3%的农民年均纯收入在100元以下，其中有20%在70元以下。全国农民每户平均居住3.64间房子，人均居住面积8.1平方米，其中 63%是土坯房，估价不超过500元。年末拥有32.09元储蓄，余粮和存栏家畜等实物储蓄很少。在消费方面，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在所有的生活消费支出中，吃占67.7%，用占6.6%，住占3.2%，烧占7.1%，文化生活支出占2.7 %（参见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载《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6 期），吃的比重最大。可见，当时农民的生活质量很低，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改革赋予农民以生产经营自主权，加上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放开城乡贸易，农民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农村产业结构得到调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异常迅速，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据国家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总队对全国846个县近七万个农户调查的结果，1989 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达60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每年平均增长10.6%，大大高于1949 —1978年的29年间平均增长3.9%的水平。截止1986年底， 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贫困户所占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61.1%降为11.3 %，200—500元的农户由36.8%上升为60%，500元以上的农户已由1.6%上升为28.7%，其中1000元以上的农户占3.4%。1994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23元，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7000万。
农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生活质量已进一步提高。细粮、食油、肉、禽、蛋、奶的消费上升。农民在吃的方面吸收的热量、蛋白质、脂肪、糖不断增加，营养成分进一步提高。全国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目前的7000万人。农民住房有了很大改观。1978 —1988年10年农村共建住房67亿平方米，75%的农民住进了新房，并且大多是砖木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砖瓦房所占比重由1978 年的37 %上升到1986年的58%。1993年，农村又新建住宅5.7亿平方米。 在商品经济和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大多数农民都住上了楼房，有的富裕户已住上别墅，大大超出市民的生活水平，农民们不愿“农转非”，甚至出现“非转农”。农民的消费结构明显变化。到1988年，在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中，吃的比重占53.4%，穿的比重占8.6%，用的比重占12.8%， 住的比重占14.9%，烧的比重占4.6%，文化生活支出占5.7%。吃的比重逐年下降。农民穿用的档次不断升级。全国农村出现了一大批象华西村、刘庄、南街、大丘庄、窦店、横店、京华实业公司那样的致富典型。
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表现在精神文化生活由单调乏味到异彩纷呈的巨大历史变迁。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贫瘠异常，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文化艺术事业欣欣向荣，农民物质生活的提高也为精神文化生活的改观奠定了物质基础。富裕起来的农民已不满足于吃饱、穿暖，日益渴望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希望在紧张的劳动之后得到娱乐、休息、放松、美的享受，不断充实自己。于是，有了“迷人的乐队”、农民文工团、农民剧团、农民体育运动队。农村出现了文化专业户，有了书屋、电影放映室、录像放映室、艺术培训班、音乐茶座、溜冰场、歌舞厅、武术馆、文化大院、文化夜市等。
二、农民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乡村工业化、城市化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改革开放后，农村变化最大的是农民。18年来，农村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大包干到乡镇企业，从股份合作制到专业技术协会，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到晋江模式、耿车模式，从“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到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令人目不暇接。这一切都是农民们的创造。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27 页）人们创造的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对象性的社会财富，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映射与确证，透过人们所创造的一切，可以洞悉其内在心理世界。如今，一个又一个乡镇企业及其生产出来的一件又一件产品，一座座小城镇的拔地而起，正是农民素质提高的表征。农村整体素质的优化根源于农民的社会大流动及社会职业的转换。正是农民跨城乡的大流动，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心灵深处融进了城市文明。农村多种经营及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铸就了各种不同的才能，有了多种多样的发展，养成了全新的思想观念，接受了工业文明的陶冶。
乡村工业化、城市化是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实现农业现代化，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途径。尽管我国乡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很不平衡，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的迅猛发展为标志，乡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序幕已经拉开，业已创造了惊人的奇迹。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到本世纪末还会成为“半壁江山”。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为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找到了一条出路，而且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增强综合国力、促进社会进步、政治稳定，巩固农村基层政权作出了卓越贡献。80年代以后，以小城镇雨后春笋般的崛起为标志，农村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1978年我国有建制镇2850个，到1990年即发展到11935个，增长3.19倍， 平均每年设镇757个。1978年镇人口为5316万，到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达到8528万人。农民们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上还将演出更多的威武雄壮的活剧。
三、农民的人际圈大为扩展，社会关系日趋丰富
社会关系的开放性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传统农民的交往囿于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社会关系贫乏，存在严重的地方局限性。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农民生活的静态性，仍缺乏发达的社会关系，陷于旧式农民的无知和愚昧之中，缺乏多方面的才能和独立的个性。农村改革以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冲出血缘和地缘的封闭圈子，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寻求自身的发展，业缘交往不断增加，社会角色日益扩展，社会关系更加开放，大量业缘群体出现。1989年，全国农村已有经济联合体47.06万个，其中许多为跨区、跨省规模的经济联合体， 每个农村经济联合体平均由1987年的8.81人增加到1987年的9.23人。农民们不仅跨县、跨省市做生意，而且做起了跨国生意，走出国门赚洋人的钱。
超越血缘、地缘关系的业缘关系对农村人际关系的渗透，已深深影响到不同年龄农民交朋友的类型。一项调查表明，农村年轻人对朋友的选择不同于老一代。在回答“你最愿意与哪一类人员交朋友或建立联系”时，以35岁以下被调查对象为一组，35—49岁、50岁以上各为一组统计时发现，年轻人最愿意与技术人员交朋友或建立联系，这类人占到同龄组被调查对象的25.5%，而中年组占24.1%，老年组只占8.1%， 而与农民交朋友的比例正相反。（参见沉石、米有录主编：《中国农村家庭的变迁》，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234页）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人际交往由封闭到开放，从贫乏到丰富，从简单到复杂，已发展到新的阶段，特别是在青年人中日呈开放趋势，为突破农民的地方局限性创造了条件。
四、解决农民问题面临的课题
当我们站在21世纪门槛时，认真审视我国的农民问题，一方面要看到，改革开放已把农民问题的解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不少方面还比较尖锐，着重表现在：7000万农村人口还比较贫困，农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农民负担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民走向市场面临诸多困难；封建迷信、宗教势力蔓延等，解决农民问题还面临诸多课题。
1.农村反贫困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的反贫困取得了辉煌成就，1979—1985年总计减少贫困人口1.25亿人（从2.5亿减少到1.25亿），每年平均减少180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减少到14.8%，下降近16个百分点。目前，全国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7000万。但是，这仍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它意味着仍有6%以上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7000万农村人口贫困的客观现实， 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第一，700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不解决，严重影响2000年小康目标的实现；第二，7000万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也会影响这些地区农村社会、政治稳定。除7000万左右农村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外，其余还有不少刚刚摆脱贫困，达到温饱水平，离小康还有很大差距，距现代化更远。若从经济方面考察，中国的农民问题，说到底是农民还很穷，要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进行长期奋斗。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处在重化工业前期的国家和地区，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一般都在40%左右，但直到1982年，我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70.5%。此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4年之后农村工业化出现高潮，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乡镇企业所吸纳。到1987年，乡镇企业职工已达8800万人，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为59.8%。但是到1987年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却出现了相对停滞状态。从乡镇企业职工人数看，1984—1987年年平均增加1400万人，1988—1992年年平均增加却仅有355万人，仅为1984—1987 年间的1/4。到1992年，农业劳动力比重只比1987年下降了1.4%。 国际经验表明，当工业化过程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以后，农业劳动力从重化工业化开始时期的40%逐步下降至15%以下，由此完成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全过程。1991年9月开始，中国经济经历了此前13 年转型化过程之后，出现了重工业主导增长的势头。但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却趋于停滞。 （参见王建：《实现跨世纪强国之梦的掣肘》， 载《中国农民》1994年第3期。）目前，我国农村有一亿五千万左右的剩余劳动力， 到2000年还会增加到二亿左右。如果这种状况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转变，重化工业发展速度再快，在GNP中所占的比例再高， 中国也难以迈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还会影响农村稳定、农民收入增长、生态环境保护及农业现代化进程。因此，探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实现其顺利转移，是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3.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农民收入的增长状况是衡量农民问题解决状况的重要指标，对国民经济全局又有重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增长明显减慢。特别是1989—1991年3年中， 农民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仅12元，实际年均增长仅为0.7%。即使是经济发达的省份， 农民收入增长也不快。1993年江苏省农民人均年收入为1267元，比1992年增长207元，增长幅度为19.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仅增长4%。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农民收入增长陷入低谷是在农产品较快增长的情况下发生的。1989—1991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6%， 一些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增长幅度很大。按社会收购量计，这3年中，粮、棉、 油平均每年分别增长6.9%、11.1%和14.2%。 农民不增收是在增产的情况下发生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对于农村及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全面影响，造成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第一，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些地方已出现了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土地抛荒、粗放经营等，一些农民的厌农情绪非常严重。第二，严重影响农业投入。农民已成为农业的重要投资主体，收入增长缓慢已经削弱了农民的再生产能力。和改革初期相比，近年来已出现农民生产性支出减少，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下降等情况。第三，农村社会公益事业难以发展，农村面貌难以改观。第四，限制农村市场的扩张，严重制约城市工业的发展。审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过程，在经济发生高速增长的初期，城乡消费水平差别都在40%，韩国差距最大，也不过60%。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改革前夕的1978年为2.7倍，到1992年却扩大到了3.1倍。这种状况已阻止了我国工业的增长。不少工业品由于农村人买不起，使大量的消费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积压在仓库里，工业企业效益下降。第五，影响本世纪末小康目标的实现。小康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关键在农村。国家统计局小康课题组经过大量科学研究，认为要实现农村小康农村人均纯收入最低必须达到1100元（按1990年价格计算）。实现这个目标并非轻而易举。按照1990年价格计算，整个80年代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315 元，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86元，到2000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1100元，比1990年的686元增加414元。这样的增长量比整个80年代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量315元还要多近100元。另据有关部门预测，2000年实现小康，从1993年开始，农民纯收入必须保持年均6.9%的增 长速度。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如果不能保证农民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收入，全国实现小康的目标就可能落空。第六，造成工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第七，还会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农民收入问题绝不仅仅是农民、农村的事，它与国民经济全局及城市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农民收入问题也不仅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需要着力加以解决。
4.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奥秘在于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提高农产品价格，给农民以巨大的利益刺激和驱动。但是，农业连续多年超常规增长以后，农民的负担却逐年增加。到90年代初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解决。由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果断的措施，1993年底，损害农民利益的沉重负担和“白条”已得到遏制，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1994年6 月10日《华商时报》载文说，国家统计局汇总了全国近七万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农民负担连续加重的势头在1993年得到一定遏制，全年农民负担人均合计47.2元，比上年下降2.5%， 农民人均负担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5.2%，比1992年下降31个百分点。 但是也要看到，农民负担重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通常是这个项目减少了，其他项目又增加了，或者保留项目的金额增加。据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1994年农民负担有所反弹。农民负担涉及面广，由于思想认识不统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深层次矛盾仍比较突出，解决难度大，而它又对农民利益造成极大损害，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仍需花大力气进一步加以解决。
5.引导农民走向市场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民正在面对市场的挑战。由于种种原因，走向市场的农民面临一系列的困难。第一，我国的农村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妨碍着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不利于货畅其流和农民利益的保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农民要在市场中实现自己产品的价值。而市场要反映资源在不同部门的分配情况，发出准确的价格信号，使农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及农产品价值得到实现，必须是完整、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规范化市场。但目前我国农业市场体系发育严重滞后。主要表现为：市场数量少、基础设施落后、层次底；市场制度不健全，不少地方道路上关卡林立，乱敲“竹杠”，有的地方秩序混乱，拦路抢劫，农民丧失了基本安全感。一些行政机构对市场实行不规则的干预，产品多时讲市场自由流通，少了就恢复“统购统购”，奉行“多砍少赶”政策，地区封锁时断时续，严重影响市场功能的发挥；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缓慢，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远未形成。第二，农民的小规模生产与国内外大市场存在着诸多矛盾，往往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农民走向市场困难，一方面他们面临的是很不完善的市场，另一方面是农户生产规模小，素质低，与大市场的要求存在着种种不协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塑了农村经济组织的微观基础，农户成了独立的生产经营者。但是，2亿多个农户生产规模小，户均耕地10 亩以下，人均拥有的生产资料和人均年收入都很有限，缺乏必要的经济实力。同时，农民的素质还比较低。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只是从事劳动的农民，而不是自主生产和经营的农民，对市场经济极为陌生，商品意识、信息观念、契约观念以及驾驭市场的信念、勇气和能力都嫌不足。
6.抑制家族、宗族势力复活，封建迷信蔓延问题。任何人生活在社会中都要处理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都需要生产上、生活上的互助。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成了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有许多事情一家一户办不好也办不了，特别是在农忙时，要互助、协作。同时，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的权益，寻找安全感。农民的这种需要本应由农村正式组织来完成。但是，由于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基层组织管理社会事务的功能弱化，家庭生产、生活上所需要的服务一般通过家族、宗族互助来满足。近年来，家族、宗族势力日趋膨胀，它实际是对80年代以后农村基层组织弱化造成的组织真空的填补。农村宗族势力复活，已成为农村一大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在农村的贯彻及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的宗族仰仗“人多势众”、“家大族大”，置党的方针、政策及国家法律于不顾，公然抗粮、抗税、抗计划生育，甚至有组织有预谋地围攻执行公务的国家公务人员。家族、宗族组织往往因为山林、土地，水利纠纷，历史上的隔阂，小小的口角引发械斗。同时，不少农村封建迷信活动盛行，参与封建迷信活动的农民人数不断扩大。科学、理性面临着封建迷信的严重挑战。再者，许多地方农民聚众赌博，已呈社会化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