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经济一体化：机遇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性论文,机遇论文,经济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从几个理由说这是一篇有趣的论文。它集中注意力在现实（与贸易有关的）经济一体化，用一种新颖而又有价值的方法考虑贸易成本的作用，而贸易成本可以在商品消费、资产的持有、投资支出的融资等方面解释为什么我们能注意到如此多的国内偏好。在调查汇率变动时价格调整为什么如此慢这个问题上，这些贸易成本都起着重要作用。所做的一切并没有带来国际资产市场效率提高或降低。概括在论文第三部分的结果，和同一作者为NBER宏观经济学2000年刊发表的、最近受到广泛检验、被看成是开拓性而驰名的论文，都真正十分有趣。相对小的国际贸易成本（比国内贸易高出10%到25%）显然能够充分解释许多国际宏观经济学上出名的难题。最有趣的是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在他们的NBER论文中得到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是在简单而又独具特点的（大多数情况下）消费选择（多次，但不经常，相对短暂的）决定理论模型基础上得到的，在这个模型里，联系贸易成本，真正关心的基本上是典型代理的国内商品和国外商品的替代弹性。
基本的结果是“大多数全球市场与国内竞争对手相比而言更少些联合”。每当把许多注意力放在全球化的影响（利益多，成本也多）上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旦找到隐藏在背后限制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因素，那么最重要的政策影响是什么呢？有人会猜想能从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最先做的调查中得到答案。这次大会提交的论文中第四部分，他们选择调查与他们认为“美国经常项目中不可避免变更”的实际汇率结果有关的东西。另一方面，虽然是在典型的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之间的消费选择基础上，而不是像他们的NBER文章一样，在一种所有商品都是有各种贸易成本的、潜在的贸易商品的基础上，这个使用的模型十分简单。然而，由于加入他们的简单模型的潜在贸易商品（也被认为是GNP中减去政府和私人服务和基础建设）的份额实际从36%减少到25%，前面的分析思想引起了重视。在这种假设下，当可能伴随着“短期内名义汇率受到巨大影响”的情况下保持充分就业仍然十分重要时，在美国和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需求改变促进了经常项目状况的很大程度改善。
在我的讨论中，我首先简短地讨论贸易成本的影响。我将避免进入方法论的讨论，但是将专心讨论市场开放最近趋势的证据的可能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经济一体化的上升趋势和市场分裂有进步的减少（虽然按照他们所讨论的和似乎正在盛行的难题，目前这个速度可能被他们认为十分低）的稳定性政策的后果的重要问题很自然被提出来。然后，我将考虑美国经常项目调整的结果，讨论它的持续性的要求和实际汇率调整的结果。
特别地，我将把这些结果同大量的证据比较，而这些证据通过模拟一个世界经济联系的宏观经济模型（OECD相互联系模型）受到了检验，这个模型在这篇论文里被称为“过时的、大规模的、黑箱宏观经济模型”。结合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分析的意见和结果，当这些看起来似乎不完整时，一些方法的讨论似乎是合适的。特别是，一个“过时的”宏观经济模型可能说明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并没有在这篇文章里考虑的两点：(1)一旦哈姆离特等稳定性政策恢复作用，各种不同冲击对经常项目调整的影响；(2)这样的调整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影响的后果以及从其它国家和地区反馈过来的后果，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普通和特殊会议上关注的问题。
2.OECD经济的开放
正如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所观察到的，如果从平均关税率水平上判断，贸易成本并不显得特别高。在主要的OECD地区关税率变化范围从日本的3.5%到欧盟的7.5%（美国为5%）。即使在一些产品上看到很高的关税率，明显的是纺织品和一些其它产品，例如食品，饮料和烟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商品由于一定程度与一定国界限制相联系而导致关税率很大程度的上升，但是，过去几十年里关税率有很大程度的全面下降趋势。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在一些国家里平均的全面关税率仍然在二位数（加拿大12%，墨西哥18%，挪威22%）。
2.1市场开放的趋势
虽然有关关税水平方面的资料已经很充足，并且有证据表明直接进口数量限制已经显著下降，但我们对贸易的非关税壁垒在数量上的重要性所知甚少。实际上有人声称非关税壁垒作为保护国内产品和服务、限制对国际市场开放的一种手段正获得重要的地位。这些非关税壁垒措施包括补偿、反倾销税、自愿出口限制和有关贸易的技术限制，诸如法规、最低标准和许可证制。当然这些措施中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不时地作为保护手段来使用（或威胁使用）。已有的证据大部分与它们的使用频率有关，但在总水平限制方面的资料却很少。一个稍具重要性的指标是进口偿债能力系数，即依从于一种特定非关税壁垒下的一国的自主进口份额。1996年估计这一比率美国为7.7%，欧盟是6.7%，日本为7.4%。总之，这些数字看起来并不很大，特别是我们观察到这些数字有显著在下降的趋势（1988年美国的这一比率为16.7%，欧盟13.2%，日本8.6%）。
一些其它的进口渗入量和面对国外竞争的间接措施也非常有趣。当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产品间显示出很大的不同时，制造业商品的进口与制造业商品显而易见的消费（国内产品减去出口加上进口）的比率1996年在美国是18%，欧盟（净欧盟内部交易）是13%，日本为9%。这些数字看起来并不很大。如果我们考虑对于制造业（考虑进口和出口）全面遭到国外竞争的一个（事后）经济指标，我们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1996年这个数字在美国是30%，欧盟28%，日本21%。然而，应该注意到，在进口渗入和面对国外竞争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措施一直展现了实质性的增长。
真正地，过去50年来市场开放程度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现在商品贸易量是1950年的16倍，它占全球GDP的份额提高了三倍。过去50年左右在服务方面的贸易增长很快。然而，在主要的OECD地区开放及发展程度却不一样。表1显示了从1970年来商品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在GDP中平均份额的发展情况。虽然1999年的数字相对小，美国和欧盟都在12%和13%之间，日本是9.5%，但是贸易开放在欧盟，特别是在美国有明显的提高。然而，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上期上升后（这样的结果是，日本经济对进口能源有很大的依赖性，在那个时期由于油价的上升而导致了这一数字的例外的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又回到1970年的水平，从此以后保持相当稳定的水平。
表1.贸易开放
进口和出口占GDP的百分比
1970
1980
1990
1999
4
10.2
10.2
12.2
5
11.4
9.5
12.7
2
14.1
10.3
9.5
所有这一切显然证明了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的结论：即使在OECD内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仍然比在一定的国家之间的程度低很多。然而，市场开放的上升趋势是非常明确的。这篇论文强调了另外一点，即它大概反映了贸易成本类似的下降。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赞成教育培训经费估计占贸易成本的25%，与规定的关税税率相比它有四到五倍大，但它并不代表一个不切实际的估计。按照作者的意思，这反映了贸易份额占国内总产出20%到25%（不同于从加上私人与政府的服务和基础建设的全部价值推出来的36%）。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它需要仔细的统计确认。然而，从以上的市场开放措施上判断，我并不认为这个数字特别不相关。
2.2政策影响
我迄今集中我的评论在市场开放方面而不是讨论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所调查的问题，他们的主张是一旦贸易成本的作用仔细地考虑则很大程度上一个统一的解释便能找到。这个主张在查里斯.恩格尔和奥莉维尔写的NBER论文里进行了彻底的讨论，很明显在这里不进行新的讨论而是把它作为参考。我基本的看法是，即使贸易成本被作为有助于理解一些国际宏观经济法规中看到的难题的一种创新的方法，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被认为是次要问题的主张有点极端。在这一点上自然地向他们提出了两个问题：(1)相对低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含义是什么？(2)在中期发展中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我先考虑第二个问题。
我通过观察开始讨论，即使对国际贸易成本25%的估计被考虑是现实的，而且认为相对适中，它必须与一定国界内更小的、甚至接近零的贸易成本相比。问题是在一个中期内，也就是说5到10年，这些成本能减少多少。我的估计是这个减少不可忽视。可能是这样，在贸易政策制度方面需要中庸而不是改变。政策改革需要在这些领域进行，如竞争政策、倾向地方厂商或限制外商在本地建立工厂和销售网络能力的投资障碍、政府采购、歧视性补贴、税收减让、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限制。在这些领域国际水平的进步肯定会发生。当这些有助于解释大多数OECD国家目前国际贸易成本很低时，管理政策方面的进步肯定会有助于贸易成本的减少。当大多数国家的改革在进行时，它们一定希望它们的结果不久就可以看到。
同时，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十分正确地指出了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明显的区别界限，因为大多数商品（和劳务）都有贸易的成分。但是这有可能导致有人认为GDP中“贸易份额”在中期内会增长，并超过在这篇论文中提过的25%这一数字。当越来越多的劳务贸易国际化时，这个数字的上限（GDP减去服务和基础建设）被认为是保守的。信息和通信（“新经济”）的进步会使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关于贸易成本占GDP的份额会比现在低得多的估计变成现实，这很可能是肯定的。同样制造业在欧盟国家和日本有同样减少价格水平和毛利的空间，可能得到我们正在经历的异常的ICT改善的支持。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政策影响的问题。关于美国经常项目调整的问题在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的论文中详细地讨论了，在下一部分我将讨论它。但是对持续性政策的影响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能忽视资本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的作用吗？如果象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所说，“当商品市场变得更好地联合时，资产市场一体化也会有一个实质性的发生”，国家经济一体化和开放是否会导致经济或高或低的波动呢？这有许多困难的问题。如果我们沿着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价格和数量对于汇率的改变有很快的反应。同时，当贸易成本减少和经济变得“更具有贸易性”时，似乎没有必要用大幅度的汇率变动去干预国际收支差额的不平衡。所有这些差额可能会减少，甚至很大程度地减少，为了防止由于过度贬值（升值）的结果导致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货币政策的作用十分必要，特别是在管理改革和相对价格弹性方面贸易成本削减取得实质性的进步时。然而，这后者是一个相对慢的过程。当资产市场的一体化和性能得到改善时，资金的进一步流动会加强汇率的变动。因此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发挥重要作用来维持宏观经济的持续性和价格的稳定。
3.美国经常项目的调整
全球市场一体化的目前水平，特别是美国GDP中相对小的“贸易”份额，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注意到美国目前纪录的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会对美国和国外商品的相对价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特别是在短期。其实，他们注意到维持美国现在的经常项目赤字水平会产生一些持续性的问题，并且这意味着或早或迟（但更可能是早而不是晚）美元的真实汇率有一个急剧的改变。在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的消费选择简单模型基础上，他们需要（均衡）的真实汇率调整在12%左右，短期内贬值超过24%（假定汇率“入账”在进口价格），并且考虑价格刚性则可能是两位数（并且货币政策允许美元贬值来维持充分就业，尽管有通货膨胀的压力）。我将先讨论持续性的问题，然后转向真实汇率调整的水平和影响。
3.1持续性
讨论这些问题如：政府赤字、国内贷款、经常项目差额、国外贷款，不可避免涉及到构成可忍受水平的问题。象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一样，很少有评论员认为美国经济会无限期地维持它的经常项目赤字。当然，他们不可能提供一个足够的根据来限定和测定可忍受水平，也不可能估计出在基本点上的国际收支状况的可忍受的差额。我们所做到最好的是用武断的，尽管是似乎可能的估计，这也是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所做的。特别是，他们认为，如果保持目前的GDP增长率和维持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4.4%，那么国外债务净额在最终稳定之前会上升四倍，几十年后将达到大约80%。这是专家们认为可承受的国外债务水平，可从根本上说，除了可承受外还有许多其它因素，这是一个不可能持续存在的水平。我同意他们的估计，但是我将评论诸如持续性的任务和政策制定面对的影响这两个概念的困难。
国家之间的外部差额真正的加大了。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上升和国外债务占GDP的比率上升的结果相对的是，日本经常项目盈余，而欧盟地区维持一个不大的经常项目盈余和外国净资产占GDP的比率上升。这个趋势看起来很惊人。这些是否真的不能持续呢？事实上，不同国家之间的经常项目和外国净资产状况的不同会影响一体化本身的进程。真正如期望的，Teldstein-Horioka回归协同因素下降（如在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文章的第一部分记录的）到可以看到不同范围经常项目的状况。这类结构性调整有一定困难，并且提出了适当的警告，不要对持续性经常项目状况作武断的估计。
而且，对一个给定的经常项目差额水平有不同的解释，包括持续性、如何达到这种状况。如大家认识到的，一个为现在的消费或事后非生产性投资项目筹资的赤字与一个值得投资而筹资的经常项目赤字是不同的，因为后者能产生一个能最终支付外国贷款的收入流。以美国为例，经常项目的恶化（从占GDP2%的20年历史平均水平到现在的4.5%）1996年中期就开始出现了。许多特有的因素发挥了作用。首要的因素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根源于这些经济体的持续汇率贬值和国内需求水平急剧下降（同时，日本处于衰退而欧洲经济复苏缓慢）。其次是美国（和部分其它OECD国家）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私人投资的高水平，特别是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的投资已经促进了潜在产出增长，提高了对“新经济”出现的信心。OECD过去两年已经把它对美国潜在产出的估计从1%提高到了3.5%。
不用说，目前的扩张步伐已经大大高于潜在产出，而且经过9年的增长，产出缺口为正并处于历史高位。经济周期与结构调整两种力量的合力导致美国进口需求在过去4年里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种情况自80年代早期以来从未出现过），与此同时，对美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却急剧下降（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危机之后）。不同于80年代中期，实际汇率变动的作用十分有限。确实，自1995年以来，OECD对实际有效汇率（以消费者价格指数为基础）的测度仅仅上升了17个百分点。这比起80年代上半期35%的上升记录来说小得多了。
在过去4年左右经历的不平常的环境中，不考虑周期性影响去估计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应达到的水平，是一件有益的事。它就提供了经常项目收支状况“结构性”水平的意义，并给出了通过汇率渠道（除了供给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影响外）的需求方面外部调整大小的标准。每个《OECD经济前景》都报告了这类计划的结果，它用相互联系的模型并且在关于OECD和非OECD国家、地区的政策和经济部门的特定假设条件基础上。所提及的情况为与另外一些基于不同假设的方案进行比较提供了基础，目的是说明中期世界经济特定不平衡和紧张的可能建立或消失，并且说明有助于调整过程的政策范围。在所提及的方案中，在超过5年的短期计划期中增长过程被认为是逐步缩小潜在的和实际的产出缺口过程，假定实际中汇率和商品价格不变，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通货膨胀与中期低通货膨胀目标一致，而财政政策目标是与中期财政巩固目标一致。在去年6月出版的最近中期方案中，美国的增长过程认为逐步达到了3%的正的产出缺口，到2005年对外赤字占GDP的份额降到3.9%，一旦达到动态平衡后将降到3.5%。
经常项目为达到均衡的必要的倒转很可能比如果我们忽视周期性影响而由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假定接近的4.5%要低1个百分点。然而，也可能引起争议的是，零是否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性”水平最合适的数字呢？象上面提到的，经常项目赤字可能反映了美国过去几年来出现的产出增长；同时，无可比较的“新经济”的影响似乎也推动了整个欧盟或日本的产出水平。偏离的人口统计趋势也是构成潜在的产出增长率不同的重要因素。下一个5年左右，如果忽视就业率和人口流动的变化，美国平均就业人口增长超过1%，与它相比欧盟是0.25%，而日本则下降0.25%。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潜在产出差异，能解释下一个5年可能出现的经常项目不平衡存在的作用。在可得到的贸易弹性估计基础上，一个保守的估计是这些差异会提高这段时期美国贸易赤字在GDP的0.5%。
3.2实际汇率调整
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的目的是估计美国经常项目从现在的赤字状态到进入平衡状态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如上面所提到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用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在这个模型里用两个自变量使消费者的常数替代弹性效用函数效用最大化，即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的消费这两个自变量。效用最大化状态表明了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和它们的各自数量的比率的关系。从这里他们得出消费价格指数变化与当维持充分产出和就业不变时经常项目恢复平衡而得到的上面的比率变化一致。即使不常见，数学方法也是简单易懂的。在一个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里，它首先要计算经常项目中净出口和对外国债务利息支付的流出之间的差额，其次计算与使经常项目回到平衡状态一致的净出口的减少，然后是出口和进口需求函数，再就是汇率的需求变化（为了给出产出水平和消费价格指数）。在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提到的情况里，如果我们知道两个参数我们就能做这项工作：即贸易商品在GDP中的份额（在相关时期里假定是不变的25%）和代表性消费者的两类商品之间的效用替代弹性（假定，但带很少的经验成分，两年是超过1或等于1，在“长”期是4）这两个参数。假定GDP中利息支付的流出不变（在它的目前水平），则意味着一个不变的外国债务——GDP的比率，即经常项目回到平衡状态的一个明显的结果。
假定价格和工资完全弹性，货币政策维持全面价格稳定，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推断出，假如我们开始有4.4%的赤字，12%的实际贬值足够平衡经常项目。承认从出口到进口汇率变化的部分入账，如果名义的汇率变化完全反映在国内价格上，则（非常）短期内美元的贬值是两倍。进一步说，如果允许短期内价格保持刚性，按照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的观点，经常项目赤字一个突然的改变会导致40%到50%的美元贬值。
接着前面部分提出的理少更小，这必要的汇率调整应该相应地更小。考虑（结构性的）赤字从GDP的3.5%减少到1.5%，并且用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的模型和假设，一旦短期刚性形成则贬值应达到大约8.5%而不是12.5%。
即使我们不知道关于替代弹性更多的东西，在科普——道格拉斯效用函数的假设下，显然产生的数字比从集中更多标准的宏观模型得到的数字小，这一点被证明了。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似乎惊奇地得到与他们声称从“过时的、大规模的、黑箱模型”得到的结果“准确地”相同。当微观基础加上一个模型的“自由参数”的重要范围到一些基本的限定，我不能确定代表性代理的假定是不重要的（也就是说，我认为合计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进一步说，这种情况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的黑箱模型和其它一些“过时的”模型有严格的相识性。在一些情况里，按照OECD的相关联系模型，如果GDP在一个固定的时期不变的话，一个10%的美元名义贬值可导致经常项目赤字——GDP比率减少7个百分点，然而1个10%的实际汇率的贬值会减少1个百分点的经常项目赤字，这也是一个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称为“短期”的结果。
但是在这些模型模拟中价格并不是固定不变。假定这是可能的，并且同时能保持充分就业（不会产生一个毁灭性的不稳定）。与这论文4.5部分最后一段的主张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一旦入账完成、价格和工资刚性消失，一直平衡经常项目需要的实际汇率的减少（或持续的减少）在这些模型中应该能看到。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用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的话，导致“防止失业必要的大量美元贬值”的价格和工资刚性，不应该导致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权衡。换句话说，在国内价格水平和失业（或产出缺口）的减少关系形式上看不到现在和过去（对数的）价格水平的基本根源。明显地，这既是一个理论性的又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一个在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的文章中并没有详细地审查的问题。
也是这个理由，虽然我赞成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的硬着陆分析，发现逐步调整比突然调整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我对货币政策目标有一些问题要讨论。在短期，存在世界范围内的价格刚性，如果联邦准备制度的目标是保持稳定，我不明白一个实质性的贬值如何能避免消极的实际结果。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也承认这一点，说联邦政府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我认为不仅45%贬值时有这个困境，而且24%贬值时也有。一般地说，这个模型太简单以至于不能让人考虑货币政策的反应和影响。一些宏观模型，即使过时，但证明特别有用。而不是当作“黑箱”，我把他们看作有专题会议的特性，回想起这个词的正确意思，那是“为了特别的目的”。明显的是，使用这些模型要慎重。
3.3冲击特性和政策反应
上面分析的这类问题，也是很平常的情况，似乎经常项目调整被当作一类外生变量来看。如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注意到那样，汇率和经常项目的变动同时发生。即使用粗略的方法确定一个给定外部调整需要的汇率水平的变化，这也是一件实用又有指导性的事情，但是应该明白它的限制条件。特别是，应该强调汇率水平不是它本身的目的。而是，它促进了调整以致于政策制定者关心的实际变化，诸如产出和就业，吸收了较少的调整的负担。而且，汇率调整的作用依赖于冲击的特性。诸如，最可能引起调整的是什么，货币政策如何反应，美国的调整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调整的影响，这些问题都特别重要。
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假设了大量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的冲击。这些包括美国增长率的突然下降和股票市场的崩溃（一定理由上说它不同于能预见的增长下降）。此外，OECD最近用它相互联系的模型分析了相似的冲击；美元非常大的疲软影响受到了检验。如上面提到的，这模型表明政策影响依赖于冲击特性。
首先，考虑美元危机的方案，在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的文章里讨论了美元疲软出现的确切原因。目前政策讨论了美国大的、正在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和它的风险，提出了在实际的汇率中美元的价值假定会导致下降，随之而来实际的美元贬值足够产生一个贸易盈余和稳定美国的外国债务中期大约在24%（OECD中期项目的基本线应达到35%）。30%的美元的实际贬值与这样的结果一致，即特定的货币政策反应目标是容纳欧洲大约2%的通货膨胀和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使它回到高于美国水平（在美元贬值的第一年后在它的高峰期达到4%）。美元的贬值认为伴随着25%的美国股票市场的下跌，这同样反映了投资者缺乏信心，也伴随着其它国家的市场同这个市场一半程度的下降。
明显地，这个方案目的是要最大地清楚表明美国和OECD其它地区调整的路径。美元贬值对美国净出口有直接的影响，按照总需求的全面影响，如果货币政策允许作出反应，则私人需求财富下降的影响几乎全部被抵销了，这一点证明了。在缺乏货币政策反应的情况下（即没有实际利息率变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每年通货膨胀率大约上升1.5%（反映了高的进口价格和一个大的正的产出缺口）。货币政策抵销了通货膨胀的加快，而通货膨胀存在比没有实际利率改变的假设200的利息上升了大约150个基本点。同样地，在欧元区货币政策的改变会带来欧元升值的通货紧缩的影响需要大约200个百分点的短期利息率减少。这也会遭受到在需求方面的消极的财富影响。
最终的美国经济结果应该与这个方案考虑的5年计划期增长率的基本线有一个适当的偏离，有一个短期贬值影响后的遏制通货膨胀压力。然后逐步回到经常项目的稍微盈余状态（一个稳定的外国债务和GDP的比率）。当这个方案打算成为可能由于美元突然贬值引起的危机影响的预示时，结果也是对美国全部有益的改变的后果这个事实预示。对其它主要国家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呢？在欧元区经济影响是有限的。最糟糕的结果将发生在日本，由于日元升值日本在净出口和GDP下降面前缺乏调整货币政策的实质性空间，将导致在模拟开始两年实际GDP增长会减少2%。
OECD检查的第二方案是股票市场变动。假定美国股票市场突然下跌30%，伴随着其它主要OECD国家经济下降15%。这样的下降对投资和消费的消极影响能被货币政策的实质性变动所抵销（在开始三年内有75个基本点的减少和维持实际利率在价值的基本线下1到2个百分点）。欧洲也会发生减少，而日本短期利率在零范围（同时在进行的模拟中这是一个盛行的水平）内保持不变。利息率的相对移动也会导致美元的适当下跌，但是主要因素存在于与基本线有关的需求相对减少。因此，经常项目会经历GDP的2%的变动，但维持赤字不变，5年后高于3%。此外，日本将受到严重影响，虽然在开始两年后它的GDP低于基本线不到1个百分点。
货币政策变动对于缓和股票市场变动的影响起着主要作用。没有它，累加的GDP损失达到相对于提到的方案（OECD中期方案）的2.5%。在调节性的货币政策反应情况下，应该和更小的损失比较（在短期低于1%，并且在长期更低）。一般地，当股票价格的下跌通过累积需求的减少而导致美国外部不平衡的变动时，这个方案考虑的下跌的大小决不能使经常项目恢复均衡。
这些方案和另外一些OECD秘书处正常提出的、以及在这次OECD经济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方案，仅仅清楚地预示特定的临界的变动的可能性结果，它们仅仅能阐明特定冲击产生的影响和可能的反馈。然而，它们表明，当伴着美国有关股票市场的下跌30%的美元贬值将会导致支付不平衡差额的完全变动（和一个持续的美国国外债务——GDP比率），并没有伴随美元下跌的股票价格类似下跌而不足提供这样一个变动，特别是前面的情况，对日本的影响更加消极。
不幸的是，这个分析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象有益事后认识一样有力的预言工具！例如，被问到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如果有，上面哪个方案更可能呢？无疑，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观点和意见。然而，调查美国实际汇率和股票价格长期发展趋势也是有益的。虽然一些结论没有根据，但是它至少提供了这两个变量之间相对状况的关系。
为了作出结论，奥伯斯菲尔德和罗格夫理事会考虑预防性的措施来避免美国经常项目不持续状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然而，他们并没有提供一些建议。最终的问题是，美国能否继续这种比较好的生活状态，并希望过更好？这也许是一个更有兴趣的政策难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彻底的政策讨论。
标签：经常项目论文; 经合组织论文; 经济一体化论文; 汇率贬值论文; 汇率决定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汇率变动论文; 菲尔德论文; 贸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