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派电视剧失语的现状与淡出的原因——兼涉对“后世博”进程中可能出现新海派电视剧的现实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派论文,电视剧论文,可能出现论文,世博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年来，中国电视剧的长足发展和收视率的迅速提高是有目共睹的，随之出现了与浓郁的地域文化相关的电视连续剧，不仅产量多，而且制作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如有展现东北特色“刘老根的乡村爱情”；有描写山西“晋商文化”的《乔家大院》、《走西口》；有反映当年山东人集体性向北迁徙的《闯关东》等等。回顾北京“紫禁城、四合院”来讲述新老交替文化转型中出现的酸甜苦辣的故事在电视荧屏上也长映不衰，而唯独缺失了本应极富特色，且在今天正处于改革大潮浪尖上的海派电视剧。这不禁让我们深思：在繁花似锦的电视剧题材类型中，海派电视剧何以失语？海派电视剧淡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面临“后世博”出现的又一新机遇，海派电视剧该如何重振雄风，开创自己的新天地？凡此种种，既发人深省，又令人担忧。
一、从过去到今天看当前海派电视剧失语的现状
何为海派电视剧？①笔者认为，它应该是那种或多或少体现出开放姿态，能兼容海内外各种文化要素，又相当注重商业色彩、浪漫气息和能引领时尚，同时也能从各个侧面去反映上海地域人文、历史的形成背景，突显现代都市精神和海上文化的电视剧。海派文化与海派艺术在过去的近百年历史中曾几度名噪一时，至今，海派戏剧(如昆曲、沪剧、上海说唱、上海越剧、上海京剧等)仍长演不败，且央视与其他地方卫视台多有转播，也深受散落于西部、北方的上海人、江浙人的喜爱。可令人遗憾的是上海的影视剧创作似乎总跟不上其它艺术种类发展的速度，上海的电视荧屏虽每晚也异常热闹，艺术人文频道、体育频道的节目也在不断推陈出新，但由上海自己制作、编导，上海演员出演主角，高调亮相于荧屏的电视剧却并不多见。诚然，这一方面说明全国各地电视剧发展的速度迅猛，编、导、演、制、播等阵容早已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跨地区、跨文化的相融相交已成大势所趋；但另一方面也明显地反映出上海对本土化电视剧生产观念的滞后，对海派特色电视剧关注度不够，致使有上海特色的电视剧在数量、质量两个方面都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事实上，以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海派小说直至新时期王安忆、叶辛、赵长天、王小鹰、秦文君等一大批上海本土作家笔下的上海故事、弄堂风韵、新旧上海人的生存状态、各种变化中的都市人际关系等等都已为海派电视剧的重振提供了各种可以借鉴的素材和创新突破的可能性。对当下上海市民生活的真情关注，展现他们在大都会的急遽变化面前的憧憬与无奈、出走与回归、困惑与矛盾等等，理当是海派电视剧应着力书写、认真反思、并作深度探索和审美观照的现实题材。鉴于对历史人文和现实题材的关注，上海电视台从业者们曾拍摄制作了诸如《上海的早晨》、《孽债》、《上海一家人》、《杨乃武与小白菜》、《围城》、《十六岁的花季》、《结婚一年间》等一批不同题材、不同形式、不同类型，且旗帜鲜明，能标示出“海派”风格的电视剧，这些作品曾在同时期的电视剧中标新立异、独树一帜、频频获奖。然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人们对海派电视剧的认知似乎仍停留于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上。近十几年来上海电视剧虽产出数量不少，但有自己特色的作品不多，电视上播出的大多是引进剧目和各种挪移而来的非常雷同的相亲类、歌舞类、游戏类节目，并由此而直接造成在同行业中处于劣势乃至失去话语权，甚至令人质疑还有没有“海派电视剧”。尽管改编自海派文学或以上海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电视剧部分受到认可，有的还获得了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如《半生缘》、《长恨歌》、《金大班》等，但这些电视剧与诸如《大宅门》、《乔家大院》、《闯关东》、《新结婚时代》、《金婚》、《婚姻保卫战》等一系列有地方特色、地域历史风味的电视剧相比，无论是在知名度和收视率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事实上，今天上海自己制作的电视剧在影响力和传播范围上也确实难与20世纪90年代制作的海派电视剧相提并论。
我们不妨将2008年、2009年、2010年三年上海地区收视份额较高频道的电视剧排行情况②列表，从播出剧目、题材及制作来源等几个方面分析海派电视剧的现状。
首先，上海地区观众最喜闻乐见的应该是贴近上海市民生活与情感内容的海派电视剧，如以2010年1月、8月、11月三个月份上海地区CSM收视调查来看，表现上海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电视剧是本土观众收看的主要对象之一，其中海派情景剧《噱占上海滩》，以及海派系列情景喜剧《老娘舅的儿孙们》在上海地区收视率中榜上有名。但除了上海滑稽戏，或以滑稽戏改编成的海派情景喜剧外，上海本土制作的有地道上海风味的电视剧却没有几部，更难以挤入排行榜。从上述近三年本土地区频道的收视率中，我们不难看到上海自制电视剧的明显缺失，更谈不上去展现近十多年来上海所发生的一系列翻天覆地变化的有影响力的作品。而唯一一部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制作的青春偶像剧《加油，网球王子》，却是由日本同名漫画改编而来，与上海本土的人情世故、城市变化、日常生活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上海地区观众收看的电视剧大都由北方各卫视、地区电视台或影视制作公司制作，一方面，由于拥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的民营影视企业多位于北方，另一方面，也因为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影视制作模式较为成熟，吸引了大批北漂的编、导、演人员聚集一地，共同经营，渐成气候。相较而言，真正由上海地区制作，由上海编、导掌舵，上海演员任主角的电视剧可谓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这一现状与华东地区，尤其是上海在全国电视剧收视率一直处于前列的事实存在着供销之间的不平衡。尽管，上海地区电视台通过购买当前热播的电视剧满足观众需求，但同时期热播的电视剧如《乡村爱情》、《走西口》、《清水蓝天》等带有浓郁北方地域特色的电视剧并未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追捧，反而是多少带有上海色彩，哪怕故事背景仅仅发生在上海的电视剧都获得了观众的青睐，如《血色迷雾》、《狐步谍影》、《民国往事》、《追捕》等等，这至少说明，上海人对海派风情的关注度之高，对上海历史的各种记忆的认可，远远超出了对其他地方电视剧的关注，一如北京人爱看胡同里的故事，广东人爱看粤语电视剧一样，地域文化在本地区的生命力之强，恰恰说明在跨文化已成潮流的当下，多级文化仍需存在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最后，以间谍悬疑题材为主的电视剧成为上海市民收看的主流，除了这类电视剧所共有的悬念性强、情节变化中蕴含着浪漫情调、故事跌宕起伏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此类电视剧大多以旧上海为叙事背景，③这些电视剧往往都自觉不自觉地集中描述了过去式的上海所特有的纸醉金迷、声色犬马，以及种种伴随着商场、情场上的尔虞我诈而来的女性柔情似水、娇媚时尚的身影后的阴谋和欺瞒。谍战剧中，也弥漫着平民化的怨气和昔日自军统到黑社会老大，再到商界巨子所难以掩饰的重重暮气。当然，同时展现出推动新思潮、新文化急流汹涌，为事业、为主义而献身的革命志士，他们身上闪现着人性的光华和真情，他们对爱的追求真挚而执着。但许多间谍悬疑剧从内容和背景取材上看大都颇类似《上海滩》的翻版，模仿之处常常过犹不及，有东施效颦之嫌；有的甚至还人为地仅凭想像胡编乱造出一些上海滩中的黑社会老大，还大都为女性，令观众心生疑云：“旧上海有那么多黑女老大吗？”“旧上海等于黑社会？”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旧上海滩的黑帮剧纷纷出笼。它的泛滥，不仅把上海的历史写偏了，写黑了，更让创作走向了随意编造，走向了题材狭隘，甚至完全脱离了那个时代那个城市。”[1]“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本就聚集着各种不同阶层、不同肤色且怀揣着各种“白日梦”的洋人、上海人和外来人，租界与老城厢并存，外国冒险家与中国近代的新派商人同在；海归学子与旧式家庭的矛盾，交际花与典型的上海大小姐的迥然有别，凡此种种，都必然会产生各种极富戏剧性、观赏性、趣味性的系列故事，上海的多样性，上海风情的千姿百态，上海所反映出来的中国近代史裂变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环节上的风起云涌，绝非一种形态，一种腔调所能简单概括之。毫无疑问，“上海滩”本来就是一个能为各种影视作品提供丰富想像的特殊地域平台，一直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外省人、外国人已经利用上海的地域资源大做文章，上海本土的制作者、主创人员却反而不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切身体验去重塑荧屏中的新上海影像，去提升新上海人的形象和新上海气象，岂非咄咄怪事？令人扼腕叹息之余，平添出种种疑虑和困惑。
二、从制作到审查看海派电视剧淡出的原因
显而易见，上海地区的观众对表现上海现实或再现上海历史的电视剧存在着浓厚的收看兴趣，而在供求失衡的背后，海派电视剧淡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制作导向上，电视台与创作者往往急功近利，只追求短、平、快操作所带来的眼前利益，却忽略了对地域文化内涵的深层次挖掘与可持续发展。从近两年上海地区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目来看，直接去购买或引进受众基础好、知名度高的电视剧是主要渠道，加之购买回来的电视剧可在短期内收回成本，并可能获取高额利润，这就造成了自制不如现买的运作和经营模式的长期存在。譬如，东方卫视购买了诸如《潜伏》、《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电视剧，都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参与拍摄制作的如《亮剑》、《历史的天空》、《我的青春谁做主》等也得到了不错的反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影视强台”的定位背后，海派电视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却恰恰因此而正日益萎缩，外来电视剧的大量涌入，或部分参与制作非上海特征的电视作品表面上似乎也是一种“海纳百川”的经营，实际上却挤压了具有现实感的海派电视剧的生产和生存空间，也势必使真正有才华有潜力的创作人员远走他乡，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较难形成有合力的品牌效应。
在市场化的今天，娱乐节目盛行，电视剧类型不断推陈出新，地方台间的竞争压力加大，这是大势所趋。但越是这样，越要明确自己的定位，耐得住寂寞，认真思考，不断创新，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始终只是沉浸于急功近利，在不甘寂寞的浮躁氛围中难以自拔，也不奋起直追，那么，海派电视剧要走出困境，重获新生，永远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如前所言，上海本来就是一个藏龙卧虎、人才辈出的开放性国际大都市，上海作家也不乏佼佼者，上海的电视剧如果与海派文学强强联手，无疑将大大提升其品味、韵味和知名度。且不说在现代文学中曾开时代风气之先，与上海结缘颇深的老一辈文学大师，如鲁迅、巴金、茅盾以及海派文学作家施蛰存、张爱玲等等的作品，即使是当下非常活跃的赵长天、王安忆、赵丽宏、王小鹰、竹林、宗福先、陈村、沈善增、孙甘露等上海知名作家的作品也都积极地在表现对当代上海急遽变化的感慨和思考，如王小鹰的《长街行》，通过一条街上几代人的悲欢离合，人物命运多变的不同遭遇来传达上海城市的变迁，上海人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新境况、新尴尬、新机遇，人与人间情感上的各种碰撞与抵牾，在小说中都有充分展示，并伴随着对上海风韵与弄堂情趣的细腻描写，可感可触，令人浮想联翩。因此，似这颇具特点的海派文学若能改编成电视剧，其影响与价值并不在《金婚》、《中国往事》之下。遗憾的是没有主导部门有意识地去挖掘、培养，继续深化电视媒体与文学之间的合作。反而在制播分离之后，除了支付大笔的开支买进海外剧、独播剧垄断市场资源外，对有自己特色的电视剧的支持度弱化了。自制剧也大都仅停留于偶像花瓶的包装和制作上，题材上也常常以“都市言情”居多，这种“都市”可任意指涉某一大都会，而非表现真正上海的风土人情，况且受众定位以青(少)年为主，又不自觉地成了处于另一场同质化的竞争，终逃脱不了追求短期效益的窠臼。况且，“一旦重复和滚动播出的频率太高，就势必破坏电视文化本应具有的艺术属性，从而使人无法进入审美状态，人的审美想像力和审美欲望也就在复制的欢闹声中失落了、衰退了”。[2]179湖南卫视曾利用湖湘文化优势制作出红色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既获得收视率之冠，又得到广泛好评；江西卫视发挥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优势，制作出了诸如《地上地下》一类的革命题材历史剧，被江苏卫视在内的五家卫视买断；北京卫视以皇城根儿、天子脚下为特征，首播《故梦》、《苍穹之昴》，召唤受众民族身份的认同感；较受观众欢迎的电视剧《手机》，也将新旧北京人的各种现实生活面表现得活灵活现，那么，上海电视人能否从中得到启示，并有所作为呢？作为上海地区颇具影响的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在2010年已经提出了要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全面提升“上海出品”的影响力，那么，具体该如何操作，怎样才能真正体现“海派文化”、“上海城市精神”呢？据最新统计，上海电视剧产量占全国产量的8％至9％，截止2010年11月底，已有28部共计822集电视剧获审查通过。从数量上看上海一直不落后，沪产电视剧在全国仍走在前列，但问题是主创、主导、主演的大多数都来自上海吗？这些剧作有多少是真正涉及上海话题，或上海人乃至全国人民都会关注的上海的变化？又有多少能显现出海派风格呢？不能只有数量而忽略了质量和特色，不能只有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不付诸行动，不能只见抽象的标语，而不见具体的作品。在视觉文化已成为文化产业重要支柱的当下，如再不下大力气，扶持海派电视剧的成长和创新，则上海文化产业的提升，上海电视剧要在全国崭露头角，将会又一次失去良机。
其次，在对待反映现实题材作品时，审片中形式的过严和内容上的过宽，反而使作品偏离了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呈现出美与丑之间价值判断的紊乱。电视剧创作是最能反映现实，体现人文关怀的艺术种类之一，它理当表现人的生活境遇，发掘现实问题，贴近最普通的芸芸众生。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上海这座国际大都会跳动的脉搏愈来愈快，也越来越多姿多彩和时尚化，它引领风潮，加速与国际接轨，与此同时，生活在其中的中下层人群又常感到压力增大，不堪重负，因此上海不仅仅只有《白领生涯》中展示的浦东改革成效，《大潮汐》中歌颂建设者的伟绩，还须回应普通上海市民蜗居在城市旮旯里的尴尬与深陷耳濡目染的物质诱惑之间的矛盾。我们看到以上海为背景的许多电视剧中都或多或少带有相关方面的描写，但往往影像又没有真正产生出重塑新上海人和建构新上海形象的艺术功能，反而去夸大、表现日常经验中无聊的甚至非常小众化的所谓时尚碎片和缺陷，迎合和满足大众媚俗的心理。一部以上海为故事背景的电视剧《蜗居》轰动全国，有人认为这是新海派电视剧崛起的象征，④因为它折射出当代社会中大多数百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将腐败、“小三”、房奴等一系列问题囊括其中。其剧中人物——海萍的精明能干，海藻的拜金虚荣，宋思明的腐败老辣，小贝的痴情无奈或许让观众感触良多，此剧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它敢于直面人生，揭露社会矛盾，也从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今天中国的电视剧何以比中国电影更有诱惑力。但问题在于《蜗居》算不算海派电视剧？明明说的是上海，却偏偏要杜撰一个“江川”来掩盖，更不用说几个主演都不出自上海，而恰恰因为它是以上海作为背景来写当下的社会现象，最终捧红了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演员。一个连地名都不敢署“上海”的电视剧能算是“海派”的吗？这当中可能有着编导难以言说的苦衷，或许也可从中见出我们审片时过于苛刻、死板的墨守陈规。也许，正因为审片时对形式的过严，对剧情表面意识形态导向的过度干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真正海派电视剧的难以生存，或尚未形成气候便已夭折在摇篮之中。但另一方面，审片内容的过宽致使该剧曾被广电总局“召回重申”，并保证在“二轮播放时将不再‘很黄很暴力’而是洁净板的《蜗居》”。[3]尽管如此，剧中传达的人生价值诉求与其说是市场经济语境下不同观念的多元共生，毋宁说是潜在地为宋思明、海藻两人的和谐共处、真爱无敌掩袖怅挽，网上不少年轻观众看后觉得宋思明是“真情可贵”，海藻是“福星高照”，海藻的经历反而使人觉得有一种幸运感，是一种值得的付出，因为她有幸遇上了一个真爱自己的男人，为此，不免有观众希望编剧重叙结尾。如是，该剧传达给我们的信号是：经济发达是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对中国当下社会所产生的全方位变革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变化也是人类文化和审美形式的进步，但果真当下的文化和艺术都完全蒸发了意义和深度？所表现的仅只是非理性的永恒冲撞？……即使在最具代表性的‘后语境’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影视审美仍非常注重意义、信仰、精神，无非是将形而上的理念，通过世俗化了的爱与恨的交织、现代伦理冲突、各种社会问题的展开来得以充分的体现”。[4]一言以蔽之，《蜗居》在挖掘其现实内涵时所传达出的拜金主义价值观与关注民生、反映人性的中国人所需要的现代性相违背，在某种层面上也混淆了人们对美、丑的价值判断。影视文化消费当然会助推日常生活审美化，但不该仅停留于对大众身体与日常物性生活的表层审美上，或使批判本身出现某种悖论。而站在今天的视角来分析《蜗居》，它所反映出的现实和困境也许只是冰山之一角，由“蜗居”现象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事实上尚未得以充分展开。海派电视剧完全可以也应该在这一题材上作出更深一层的开掘、发现和想像。
最后，本土创作团队的流失以及改编海派文学作品时常出现的表面化、人为戏剧化，以及有意无意助长的简单消费观是海派电视剧作品淡出、“窜味儿”、变质的内因。近几年，表现上海题材的电视剧已很少见本土化的编导、演员。海派电视剧原创性的剧本更是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诚如上海著名编剧王丽萍所言：“上海存在编剧断层的问题，应加强本土编剧的培养。”而造成本土创作团队流失的主要原因，是上海电视台或影视制作公司既没有在制作导向方面创造一个资源丰富、公平公开的平台和氛围，又忽略了在人才组织上对相关团队人员的可持续培养。一批优秀的编导、演员纷纷踏上了北漂或出国之途，年轻演员孙俪、陆毅、任泉等在北京寻求发展，邬君梅、陈冲出国寻求合作，即使回到国内，也已不是上海人身份，而是到处参与各种影视剧的出演。在知名的中青年导演中则更少出现上海籍的导演，上海的编导、演员原本可以将自己的生活成长经历与编、导实践自然地糅合，如今游走他乡，闯荡欧美，却只能由他人来编演各种新老上海的传奇故事。这种情形与当前上海电影的创作状态较为相似，大多以上海为背景的电影纯属作者一厢情愿的非真实性想像，有些影片注重的只是将上海作为时尚消费或商业怀旧的符号，而与现实生活中的上海文化底蕴，电影如何对上海载体作合理的影像构建相去甚远。知名的上海籍编导、演员的分流，本土影视制作团队的分化，原汁原味的剧本缺失，都是导致上海影视文化生态失衡的重要因素。
令人欣慰的是，两部以上海为题材的电影——王全安导演的《团圆》和贾樟柯的新作《海上传奇》均致力于打破外来人拍上海的历史错觉和消费想像，冀望还上海一个相对真实的面貌。《团圆》一片已经在第60届柏林电影节中荣获最佳编剧银熊奖，尽管王全安是陕西人，但编演《团圆》的创作团队以上海人为主，更有卢燕和马晓晴两代上海人压阵，所拍出的“上海味”基本不走调，至少在影片的外在质感上容易与观众产生共鸣。入围第63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海上传奇》，拍摄中采访了18名新老上海人，从曾国藩的后代张欣漪到80后作家韩寒，力图将时代更替中的上海尽可能真实、感性、鲜活地展现在人们的视域中。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为何这种创作上的谨慎态度和对真实的尊重不能在海派文学改编电视剧中也得以体现呢？如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金锁记》、《倾城之恋》等陆续被改编成电视剧，但与20世纪90年代改编的电视剧《围城》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张爱玲在小说《倾城之恋》中书写了没落家族对物质的强烈追求和丰厚物质享受稍纵即逝后的恐惧，并凭借她对上海的熟识和极具个性化的写作开创了一系列有浓郁上海气息、能反映都市文化的“新海派小说”。而在改编后的电视剧《倾城之恋》中，范柳原与白流苏却成了相见恨晚，且一再错过的灵魂伴侣，原作中对沦陷区里衰败家族的描述、人与人之间病态心理的审视、市民空间的原生态显现被剧中男女主角风花雪月式的抒情和唯美倾向所替代，城市文化的内蕴却在无形中被弱化了。又如，当代作家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尽管被翻拍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可惜字里行间弥漫出的上海石库门弄堂里的韵味，仍无法在银屏上得到充分展现，与原著相比，荧屏上的上海味既不地道，也不醇厚。很多影视制作公司根据知名的上海作家的小说改编再制作，尽管这些作品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阅读群，为之后的播出积攒了人气，但是改编后的电视剧仅仅停留在人物之间爱恨情仇的表面关系上，似乎只是为了满足某些观众的猎奇心理，或强化所谓的感伤地怀旧、浪漫的小资情调去赢得观众的视知觉。原著中人的命运与时代剧变的复杂关系，作者对上海城市空间内涵和文化意蕴上的形象阐释反而被冲淡了。重写“老上海”不仅仅只是对往昔的记忆，旧上海与新上海间的确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渊源，但回望上海在历史进程中留下的印迹时，应该关注它能给我们留下些什么样的经验、想像？也许仅仅只是对上海作表层的繁华一梦式的描摹，仅仅只有传奇式的爱情与争斗是远远不够的。一部电视剧故事的背景究竟所指是什么？男女间的悲欢离合也好，你方唱罢我登台的角色更替也罢，究竟要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意念？蕴含着何种关于人性的反思，何种文化的归属？也许，凡此一类，恰恰正是海派电视剧都无法回避的关键环扣。否则，影像的想像、重构往往会出现似是而非，甚至不知所云的败笔，新一代接受群也会因此而误读“上海”，曲解“海派”。
三、对“后世博”可能出现新海派电视剧的现实思考
全球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已经成为过去，但世博会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央到地方，特别上海正在不断探讨“后世博”如何助推“十二五”发展的大课题，世博会期间所展现出来的先进的管理理念、工作模式以及真诚奉献、顽强拼搏的精神，都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增添了新的经验。今天的上海正在为尽快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世界航运中心而不懈努力。“后世博”时代，如何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进一步借鉴和吸纳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必将成为上海转型之机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此，我们觉得在新形势下，有可能出现滋养和培育新海派电视剧的土壤。
笔者在此所言之新海派电视剧，是指在继承原有海派风格的基础上，能进一步拓宽思路，以更开放的视野面向世界，更真实也更深入地去反映正日益国际化的上海都市面貌，并能使之辐射至长三角地区，特别是关照到沪语流行区的各不同阶层人的生存状态的上海电视剧创作。这种新思路、新创作，一方面要求把握当代人文进步的发展态势，有创新意识，时代特征，海纳百川，强化国际色彩，不断积极进取；另一方面必须扎根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现实生活，站在时代的前列去观照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转换，在注重商业化、时尚化的同时，透出上海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气质，既要生动形象地反映不同层次上海人的真情实感，也不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快速变化中的人的困惑、无奈和奋斗。这或许也是“后世博”上海发展对沪上电视剧所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企望。
最近，正在热播的《上海，上海》，通过书写几对身份特殊的男女间的情爱故事和从清末到民国，风云变化的时代转型，来串联上海近代史的演变，反映中西交汇、新旧更替背景下复杂的人际关系。剧中既有中国商人与外国冒险家的博弈，法捕房探长与戏子间的纠葛，也有中国小姐与外国青年的曲折恋爱，戏子变成阔太太的情场风月，剧中的女主角更是一位既能与满清老太监订下荒谬契约，又敢爱敢做，敢于委身情郎的风尘女子。《上海，上海》中处处显示出当时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碰撞与交汇中的各式景观，即使是表现结婚，两对新人的婚礼，也是一对披红戴绿，新郎骑高头大马，新娘坐四抬大轿，拜天地、掀盖头；另一对则是进教堂，戴婚戒，发誓言，行的是西式婚礼。戏里的京剧演出也强调是海派的，舞台上唱着唱着，突然直言当下，煽起革命党的激情。此剧虽也写活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处境、不同个性的人，且历史感较强，上海味十足，但如果拍上海总是留恋于对旧上海的风情的怀旧，浓笔淡抹，总是摹写青楼女子与各种商人、小开、军阀、老板间纠缠不清的争风吃醋，那么，何以与今日之上海、今日之上海人的生活现状、上海人的所思所想直接相关？又怎能体现新时代的特色，进而突显今天的国家形象，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呢？诚然，怀旧与时尚的确是可作永久性开掘，且文化内涵丰富的题材，拍摄旧上海的轶闻，回顾已逝去的岁月，几经沧桑，风韵犹在，往往有很高的收视率，也能满足人们需要怀旧，需要记忆的情感体验和审美享受，但这只是一种类型，一种选择而非新海派电视剧叙事聚焦之全部。
我们觉得新海派电视剧在记忆和想像历史的同时，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来。上海也不是没有优秀的编剧和剧本，如王丽萍的《婆婆、媳妇与小姑》、《媳妇的美好时代》、《我的美丽人生》等，虽不都是海派风格，但人物塑造个性化，故事趣味性强，又贴近生活，情节曲折，心理刻画细腻，开播以来不仅在全国收视率高，而且在港台地区也产生了热播效应。但仅有一个王丽萍不够，要扶持和培养一批这样有特点、有自己风格的上海编剧。不仅如此，导演的断层和演员的流失问题或许更为突出。上海如不能吸引一批才情横溢，又能献身于电视剧创作的中青年导演，不能留住一批正在崭露头角的新一代有发展前景的青年演员的话，则要在“后世博”提升文化软实力，开创新海派电视剧是不可能的。
前不久，上海首次进入伦敦金融城“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前十，位居第六，“上海坐标”在国际金融版图上日渐清晰。世博之后，新一代移动通讯、人工智能、生态节能建筑等高科技产品大大地拓宽了当地百姓的视野，使人们更向往科学、节能、绿色的生活。“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顺利运行，上海迪斯尼项目正式启动，无不展示着上海正朝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绚烂前景。与此同时，在上海，一面是高楼林立，立交桥、高架桥网络般向四周扩散，地铁不断延伸，城市化进程加速，都市空间正在向江浙两省拓展，磁悬浮列车、国际赛马场、F1赛场、上海国际艺术节、国际电影节迎来送往各种不同国籍、地区、阶层的人群，典型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正在迅速传播。另一面，在保存下来的里弄景观中仍能看到夹着卷发器的中年妇女的身影不时飘然而过，狭窄的亭子间、老式石库门里依然在演绎着上海人生存的困境，展现出急需改变住房条件的迫切愿望，仍有许多正在等待拆迁的上海老居民，因住房紧张而引起家庭矛盾，两代人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由此而产生隔膜，情感破裂等等，都与人的生存方式、城市化进程直接相连。而昂贵的房价、激烈的就业竞争和充满紧张气氛的快节奏也吓跑了一大批“海归”和优秀的外来人员，他们只有从一线城市再撤回二、三线城市，或继续留洋，漂泊海外。又如，上海人目前的工资收入与不断上涨的物价极不相称，城市的生活压力过大，上海的地铁票价也远高于北京，工资不涨，房价、物价飞涨，压抑的情绪不断累积，就会出现种种新的社会问题。上海历来就是一个超级移民城市，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年底，上海的流动人口达642万，相当于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外来人口。新旧上海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地域差异，群体隔阂，争夺工作岗位，致使女青年形成“没有房子我不嫁”的一种极为实用的新婚恋观，诸多现实问题都影响着新旧上海人对这座城市的亲和力与得到认可理解的归属感。⑤于是，反映上海经济的发展，都市现代化步伐加快，以及由此而带给人们生活、情感方面的落差与苦恼，主流与边缘、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矛盾等等，都为新海派电视剧的突破、求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素材，在此基础上将极有可能出现新的海派电视剧题材与类型。
我们认为，首先，真正的新海派电视剧，在坚守海派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应更注重涉足现实，干预生活，揭示现实矛盾。一如当年海派电视剧的代表作《孽债》等，将小人物与大时代交织在一起，将一个个由不同时代挟带而来的人的命运变迁、人生困惑、情感冲突，通过电视剧的播出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与现实关怀。如果说当年的《上海的早晨》、《孽债》等所呈现的社会现象，所反映的时代命题至今仍有着发人深省的影响力的话，那么新海派电视剧就更应将这一现实主义的理性批判精神传承下去，结合新的时代内容去创作出更适应和贴近当下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也更符合当下审美需要的作品；正如《蜗居》紧紧围绕着当下民生最为紧要，当前社会最凸显的现实问题——房子来展开叙事，抓住了人们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媳妇的美好时代》通过新一代婆媳关系来勾勒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倡导人与人之间互相谅解，互相关爱，进而使家庭关系更和谐从而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同一样，大凡电视剧敢于直面人生，触摸生活的本来面目，敢于批判现实中的腐败、贪婪、不公和非人道现象，人物声情并茂，故事曲折委婉就必定能牢牢吸引住观众的眼球，触动观众的神经和普适性的情感流。最近正在热播的《老马家的幸福往事》或许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新海派电视剧正在悄然崛起的势头，重忆真实的人生历程，简朴地书写日常生活，将镜头对准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反而让人们感到亲切，而在叙事和处理人物关系方面，一直连播不停的韩剧或许可以使我们从中获得不少借鉴和启迪，同样是传统的东方民族，同样深受儒家文化浸润，又同样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挑战，韩剧描写的大多都是家长里短、婆婆、儿媳或年轻儿女的婚恋情爱，但韩剧中注重细节刻画，注重人的心理描绘等特点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虚心学习。其次，新海派电视剧还应更多地表现面向国际，正处于跨文化冲撞与融合中的中国形象，大气地体现出在引领中国经济起飞中新上海的气魄和魅力，并以此为契机提升上海城市文化的软实力。也许，书写国际金融题材、贸易题材、航运题材将是今后新海派电视剧极有可能表现的新领域、新视点，包括延续和放大世博会的后效应，如世博精神与世博理念如何影响并重塑着人们对科技、经济、文化、环保等的态度及行为方式，它所倡导的人文城市、绿色城市、和谐城市的文化观念，将如何被纳入新海派电视剧今后制作的题材之中等等，都可通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联系上海人的日常生活、观念转换、人际关系中出现的各种新的碰撞加以艺术化处理，影像化传播，并由此而推出一系列新海派电视剧作品，去感动世人。
第三，新海派电视剧在反映新老上海人间种种矛盾的同时，还应更多地去反映新上海人如何融入上海这座城市及其背后的辛酸苦辣，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去直面忙碌在这个移民城市中的来自天南海北的外乡人的苦恼与拼搏。譬如，中国新生代电影导演管虎，继拍摄《生存之民工》电视剧之后，又拍摄了姊妹篇《外乡人》。他在《外乡人》的导演阐述中这样说道：“如果你有机会，停下来看看你周围那些熟悉或者不熟识的人，猜测一下他们的身份！毫无疑问，他们大部分应该来自异乡……而我们自己呢？父辈们也一定和你谈起过他的家乡！那么，我们也应该算是外乡人了。”管虎以平民的视角、极具人文关怀的创作态度描述着穿梭于城市之中的外乡人。他们为进入这座城市，起早贪黑，辛劳工作，从最底层做起，他们也需要被人关注，被人怜爱，剧中的薛六、谢长发、大徐、叶子、王冬至等人与新城市一起成长，一起欢笑悲伤，有的最终成为他们希望的新上海人，而有的仍又落寞地回到家乡。此片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寻找来自底层生活的外来者们的坚守和希望，不难发现，其实像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它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是随着移民文化逐渐形成的。而万花筒般绚烂多姿、千变万化的海派文化风格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逐步形成并日益显示其独特的魅力的。
总之，新海派电视剧应在原海派电视剧基础上，进一步充分展示今天的上海是如何面向国际化、全球化及其在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演化的，它理应反映有时代感的新老上海人(打工者、白领、引进的人才、外国人等等)的生活状态、精神世界、思维方式，进而体现创作者对上海城市历史文化与精神的新领悟与新体验。如果我们意识到，海派电视剧的失语与淡出不仅仅只是囿于题材与制作上的迷失，就会理解在“后世博”语境中可能出现的新海派电视剧必须跳脱出思维的窠臼与观念的限制，惟其不断开掘现实主义创作的新思路(这种现实主义本身又必然会与存在主义思考和后现代风格互渗[2]109)，聚焦于新上海建设、新旧观念的冲突，聚焦于带有普世性的民生问题和百姓关注的视点，上海电视剧的群体崛起才能与上海城市的快速发展同步，并与之相匹配。
注释：
①吴素玲所著的《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中是这样定义海派电视剧的：“海派电视剧是指以上海为中心形成的独具地方特色的形象意蕴。带有急遽变动时代风潮的种种新鲜表征，吞吐着东西方两种文化冲撞中更具敏感度的信息。包括所有沪语流行区的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历史与时代的主题面前的生存状态、思维方式、性格特征、价值观念、生活习俗。透过上海地区文化、环境氛围，反映出国际大都市的沉郁和憧憬。”该书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见第397页。
②2008年上海地区收视资料来源：《2009电视剧上海排行榜颁奖礼暨制播年会》，来自新浪网，http://ent.sina.com.cn/v/m/2009-02-18/ba2380235.shtml.2009年上海地区收视资料来源：《电视剧制播产量“滑坡”传递品质回归信号》，来自新民网，http://ent.xinmin.cn/2010/03/22/4108458.html；截稿之时，尚未有2010年上海地区全年的总收视报告，本文以该年1月、8月、11月三个月份为代表进行分析，表内所列均以上海为故事背景或上海为指向的电视剧。收视排名的数据来源为CSM媒介研究。
③以旧上海为背景一直是影视剧中永不过时的消费点，间谍题材从2006年《暗算》开始到2009年《潜伏》达到高峰，旧上海+间谍模式是时下一对最佳组合拍档。列表中以旧上海为背景，或旧上海+间谍模式的电视剧有：《上海王》、《血色迷雾》、《狐步谍影》、《黑玫瑰》等。
④《蜗居》的编剧六六，其母亲是上海人。为体验生活，写《蜗居》时，她在上海弄堂租房子，常听隔壁邻居家为各种琐事引发争吵，小说中大部分环境描写与人物对话写出了当前身居上海的普通百姓的真实感受。
⑤2009年12月23日上海动感101电台《音乐早餐》直播中收到一个来自外地在上海打工的观众短信，该听众对主持人说：“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主持人晓君在直播节目中立即做出回击：“这位听众，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以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讨厌的人的周围。”由此引起了有关新旧上海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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