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学变革——试论新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新时期论文,试论论文,时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用世界意识审视中国当代文学现象
如何评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我国新时期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以及它今后发展的历史走向，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具有宏观的艺术视野，树立起真正的现代意识，世界意识，全球意识；只有把历史转型时期的我国当代文学的变革，设置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作为20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审视，许多问题的实质便有可能看得清楚些。
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如果从纯文学（亦称严肃文学）的范畴来考察，至少有四大文学现象值得重视和分析研究：（一）现实主义文学在新时期中的发展变化和历史地位；（二）实验小说、先锋文学的出现，它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关系；（三）寻根文学与民族文化的探寻；（四）新写实小说的内涵、审美特征及其历史嬗变。本来嘛，通俗文学和纪实文学，当然也是新时期文学总体中两个不可忽视的分流，由于它们不属于纯文学的范畴，故暂且不论。
上述四大文学现象的先后出现是否纯属偶然，抑或有规律性可寻？它们之间呈示的相互否定、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说明了什么？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要着重探讨的是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问题。
二、现实主义小说的多种艺术形态
近年来，我们的不少评论家对新时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往往不惜一谈，或讳莫如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或许，建国后的27年，尤其是文革10年，有关革命现实主义、两结合诸如此类的理论谈得太多了，太烂了，乃至人们一听到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就马上会联想起那些年代所鼓吹的文艺为政治服务、阶级斗争工具说、“高大全”、“三突出”，等等，那种僵化的、千篇一律的、“左”得出奇的“理论”，把现实主义涂抹得像个凶神恶煞，十分可憎。这实在是委屈了现实主义。我们有必要恢复现实主义的本来面貌。
我们谈现实主义，通常总是把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分开来阐述，这主要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可用八个字来概括：“面对现实，直面人生”，不做假，不粉饰；说真话，吐真情。现实主义精神对现实主义创作来说，是首要的，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文笔再美，方法再好，也称不上现实主义创作。所谓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作如实的客观描写；细节的工笔描绘与意笔勾勒相结合；作者的倾向性通过场景和人物描写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那句话，“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过去人们都把它理解为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所下的经典性的“定义”。其实，这种解释未必妥当。现实主义文学是个颇大的门类，它包括各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等，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艺术形态，很难用一句话或一个定义来包罗万象。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艺术概括的典型化原则，只能用来阐发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某几种形态，不可能阐发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切形态。
就小说而言，现实主义小说究竟有哪些主要形态呢？我想，不妨简略地谈谈我个人的意见。
第一类现实主义小说，史诗式的形态。这类作品篇幅浩瀚、题材重大、人物众多，往往出于大手笔，笼括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全貌，展示其历史演变的过程。这类反映“全景社会”式的时代史诗的作品，刻画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风尚、社会心态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体现了作家的自觉的历史主义精神，它们是理性主义的史学与激情洋溢、充满作家个性体验的诗学的有机融合。拿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部经典的史诗小说来说吧，作家的艺术笔触伸向了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各个层面。小说写到的1812年俄法战争——莫斯科保卫战，以及俄国宫庭、官僚阶层内部的勾心斗角，这都属于政治层面，决定着俄罗斯民族和人民的历史命运。这一政治层面融合在小说情节结构的始终，不可缺少的。小说写到当时的四大家族，别祖霍夫家、罗斯托夫家、库拉金家、博尔孔斯基家，男女主人公们的家庭、恋爱、婚姻生活，写到他（她）们在战争年代中的各种遭遇和性格、命运、人生理想的变化，艺术笔触伸向了伦理道德层面，文化层面，宗教层面，心理层面，等等。只有这种全方位、多视角、多层面的艺术描绘，才可能构成小说的史诗式的宏伟规模。《静静的顿河》，亦当作如是观。
第二类现实主义小说，其艺术形态，以写普通人、小人物日常生活、悲剧命运为主，蕴含着浓郁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和感情。这类小说在世界现实主义文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果戈理的《外套》、契诃夫的《凡卡》、《宝贝儿》、《苦恼》、《哀伤》，莫泊桑的《羊脂球》、《我的叔叔于勒》，欧·享利的《麦琪的礼物》、《警察和赞美诗》、《最后的常春藤叶》，曼斯菲尔德的《金丝雀》，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故乡》，老舍的《月牙儿》、《我这一辈子》，沈从文的《边城》、《萧萧》，史铁生的《命若琴弦》……。上述这些烩炙人口的小说，是世界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精品，以其同情弱小者的深沉思想、真挚感情和委婉细腻的文笔，催人泪下。
第三类现实主义小说，加强主观抒情性和对人的灵魂的探索，其艺术形态以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为主，亦称心理现实主义。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莫泊桑的《皮埃尔和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屠格涅夫的《初恋》，契诃夫的《带阁楼的房子》，曼斯菲尔德的《画册的一页》，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夜色朦胧》，纪德的《田园交响曲》，鲁迅的《伤逝》，郁达夫的《沉论》，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等。上述这些心理现实主义的杰作，大多是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的。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人在爱情中的喜悦、涌苦、骚动、不安，是无法掩盖的。每一个真诚的作家都不会放弃探索它的权利。受情是一扇充满灵性的窗子，打开它，最能窥测人的内心世界的奥秘。这里的每一篇小说，写得都是情缠意牵，深沉凝重，读之令人荡气回肠。
除了上述三种形态以外，现实主义小说中还有讽刺、怪诞的形态，如拉伯雷的《巨人传》，果戈理的《死魂灵》，谢德林的《戈洛夫廖夫老爷们》……。在这些作品中，已有对人物精神扭曲和变形的大量描写，为后来的现代派小说开了先导。中国的讽刺小说有其悠久历史传统，最早的有《儒林外史》，五四以来则有：鲁迅的《高老夫子》、《肥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吴若增的《翡翠烟斗》、《脸皮招领启事》，等等，均以尖锐、辛辣为特色。由抒情诗发展而成的诗化小说形态，如史托姆的《骑白马的人》、《茵梦湖》，何立伟的《白色鸟》，孔捷生的《海与灯塔》，等等。寓言体小说形态，如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历史》，童话小说形态，如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等。哲理小说形态，如服尔泰的《老实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等等。凡此种种艺术形态的小说都属于现实主义小说的范畴，因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
总之，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形态历来都是杂沓纷呈、斑驳绚丽、多姿多采的，其内容和形式是千变万化的，决不能简单地用一条政治绳索把它们捆绑得住的。
三、新时期初期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和局限性
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有其特殊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国的古代民族文化，文章和文学不分，历来提倡“文以载道”，即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重视对世道人心的教化作用。五四新文学中有“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长期以来占着主导的地位，“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观向来受到批判。文学是什么？用鲁迅的话来说，是“点燃国民灵魂的灯火”，用当代作家王蒙的话来说，则是“驱散黑暗的一股春风，成为催醒百花、唤来燕子和百灵的一般清风”。正视现实，自觉地担负起改造人生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神圣职责，富有理想色彩，当然有其进步性。然而有时也难免过分渲染文学的革命功利性和过分夸大文学的教育功能而忽视文学的自身特点及其审美功能。尤其是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容易模糊两者的界限，把文学和政治，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粘连在一起，不分彼此。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导致创作实践上经常发生偏颇。“四人帮”统治十年，干脆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奴婢，造成文苑一片荒芜，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和几部伪现实主义小说的局面。我们当然不能把前17年与后10年等量齐观。前17年出现过相当一批好小说，其中也有现实主义作品，如《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红岩》、《红日》、《风云初纪》、《上海的早晨》、《小城春秋》、《大波》、《三家巷》、《三里湾》、《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等。这是跟后10年有区别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充分估计到，前17年“左”的文艺政策、“左”的文艺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干扰和影响都是严重的，即使在这一批好小说，称得上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今天看来，仍然暴露出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现实主义精神并不是都表现得很充分的。这不是作家的责任，没有本领把作品写得更好些，主要是受时代的限制。这不仅是一代作家的悲衰，而且也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悲哀。有的批评家曾经愤慨地指出，中国当代文学没有现实主义，只有伪现实主义！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话说过头了，不作具体分析，笼统否定一切，言过其实。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得到贯彻。80年代初期到中期，现实主义文学出现一个回归期、恢复期、高涨期。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改变文学，在这一文学思潮嬗变的历史过程中，现实主义的精神和艺术方法在当代文学史上从未获得过如此充分的发扬。《伤痕》、《班主任》、《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三生石》、《公开的情书》、《蒲柳人家》、《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顺大造屋》、《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芙蓉镇》、《今夜有暴风雪》、《开拓者》、《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等。文坛上不时地发出一支支响箭，响彻云霄、震惊环宇，获得千百万读者的热烈欢呼，引起一次次的轰动效应。在这批小说中，有艺术上比较成熟的，如《人到中年》、《李顺大造屋》，但也有不够成熟、甚至写得比较粗糙的，但它们所表现的情绪、感情、时代精神，是与广大人民的心态、意志、愿望和历史走向完全一致的，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时期的现实主义，主要是从政治和社会层面来揭露以往年代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尖锐矛盾和社会阴暗面，艺术描绘一般还停留在比较浅显的层次上，涉及的艺术层面还不够深广，尤其是缺少对人性的深层次开掘，批评家掼用的评论术语则很简单，无非是“主题鲜明”、“性格突出”、“情节生动，”诸如此类。就表现方法来看，这些小说基本上是承袭了前17年的“革命现实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方法，在艺术上并没有多大的突破。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既要正视现实，从现实出发，又要超越现实，对更高的精神世界有所艺术的追求。这阶段的小说创作，较多地侧重于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和解答，缺少艺术上的超越。它们的局限性是明显的。
四、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如何突破和深化
当代现实主义确实面临着一个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潮流，如何突破和深化的问题。
首先，要恢复现实主义的本色，强化现实主义小说的多种形态。不是说只有写政治斗争，写重大题材，写英雄人物的作品才是现实主义；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写地方民俗风情，写都市市民生活，都不是现实主义。这种狭隘的观点不利于现实主义创作向纵深方向开掘，向多样化发展。
值得重视的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一批地方色彩浓郁的乡土文学，它们源远流长，还在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成为体现新时期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深得各个文化层次的读者的青睐。邓友梅的《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陈建功的《京西有个骚达子》、《盖棺》、《丹凤眼》，运用一口脆亮、老辣的北京话，继承和发展了老舍的北京味儿。陆文夫，坚持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以不变应万变，抒写苏州城内小巷深处的凡人琐事，他（她）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美食家》和《井》，两个中篇杰作以其纤细柔丽的美文，激超了每个善良读者心灵的阵阵波澜，显示了吴越文化的中和美。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老儿》、《沙灶遗风》，以淡泊素净的笔墨，抒写了钱塘江流域的湖光山色和渔民憨厚刚直的民俗风情。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以反映陕西农村现实改革背景下各种人物的心理变化，透示了800里秦川古老商州文化的清新淳朴。郑万隆的《异乡异闻》把我们带进了白雪皑皑、茫茫一片北国风光，黑龙江荒原地带，体验狩猎人的原始生活和粗犷豪放的男子汉阳刚之美。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在我们面前呈露了千柯竞翠、万木葱茏、古老幽深的湘西山区原始大森林的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优美的景色与人的愚味无知的封闭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一片火海的历史教训和人性的跃动中呼欢一个崭新的改革开放年代快快到来……。这批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扎根于本乡本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完全出于真情实感，每篇作品都无不呈现出作者独特的个性和风格。个性和风格的形成，是创作成熟的一种标志。新时期最初几年出现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还没有完全摆脱“主题先行”、理胜于情、图式化、概念化的缺点。这说明这时期的乡土文学比起前阶段来，艺术上已有所进步。
汪曾祺的出现，系80年代文坛上的一大奇迹。这位作家是沈从文的弟子，大器晚成，过去写过一些作品，鲜为人知，六十岁开始，写了大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他的小说，大多是“怀旧”之作，写苏北水乡城镇居民日常生活和当地纯朴的民风。代表作是《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这几年来，他在创作上自觉地开拓一条新的路子，连续发表了大量“风俗画”小说。这批小说，如果拆开来一篇篇单独看，不觉得什么，然而总起来品味，便使人感到别具一格。作者自述他写风俗画小说的原因：“我的相当一部分小说是写我的家乡的，写小城的生活，平常的人事，每天都在发生，举目可见的小小悲欢，这样，写进一点风俗，便是很自然的事了。人情和风土原是紧密关联的。写一点风俗画，对增加作品的生活气息、乡土气息，是有帮助的。风俗画和乡土文学有着血缘关系，虽然二者不是一回事。很难设想一部富于民族色彩的作品而一点不涉及风俗。”①按照汪曾祺的看法，风俗画小说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有其悠久的历史，鲁迅的《故乡》、《社戏》、《祝福》，是风俗画小说的典范。《朝花夕拾》每篇都洋溢着罗汉豆的清香。沈从文的《边城》，如果不是几次到端午节赛龙船，便不会有那样浓郁的色彩。汪曾祺这批小说的文体是朴素平实的，创作的原意“不过是聊助谈资，大都是随笔记之，不事雕饰”②，“记风俗多少有点怀旧，但那是故国神游，带抒情性，并不流于伤感。风俗画给予人的是慰藉，不是悲苦。调子一般不是低沉的。”③汪曾祺认为，他的风俗画小说离开时代主旋律较远，不希望青年们都去学他。其实没有足够的国学和民族文化的素养是学不像的，但他的风俗画小说“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④，对陶冶读者的人格、性情，培养人们的文化知识素养和审美情操，都是有益的，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汪曾祺的风俗画小说，以其短小精、自然本真、古朴典雅的风格，在小说界独树一帜，同时也为拓宽当代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起了一定的作用。汪曾祺的风俗画小说至少给我们这样一种启示：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形态是广阔而多样的，不是说，只有金戈铁马、雷埏震击式的小说才是现实主义；而是说，凤管鹍弦、吹箫踏月式的小说同样也是现实主义，而且能达到颇高的境界。
任何一种事物，要是满足于现状，死水一潭，不求发展变化，即使再完美，也是衰落、倒退的开始。现实主义不是个一成不变、自我封闭的体系，它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发展变化。当代现实主义创作，同样存在着一个如何不断引进新质，不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以求生存、发展的问题。从80年开始，一个崭新的改革开放年代出现了。在经济领域内，大量引进外资，中外合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各种西方现代理论学说、现代文艺思潮、现代派作品大量涌进。面临着历史转型时期的狂飚突进的现实生活，我们的作家和评论家该怎么办？过去，由于长期封闭的原因，人们的视野大多非常狭窄，除了俄苏文学以外，对西方现当代文学几乎是一无所知。尤其是受了日丹诺夫的理论的影响，我们对西方现当代文学，特别是现代派文学，往往采取盲目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一概视之为反动、腐朽、没落，犹如毒蛇猛兽，对它们防范森严。这堵墙虽然拆除了，但在自己的创作中能不能汲取，敢不敢汲取，如何汲取，这些问题在当时并未解决，认识上还有不少分歧。
王蒙是汲取现代派意识流小说艺术方法的始作俑者，当时是要冒一点“风险”的。他的六篇新作《布礼》、《夜的眼》、《风筝飘带》、《蝴蝶》、《春之声》、《海的梦》找到了一个新的位置，新的起点，表现“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历史剧变和人物的心灵剧变。用王蒙的话来说，“为了赞美我的伟大的，历尽沧桑仍然充满了活力的大海一样的母亲，我需要的是运用一切配器及和声的交响曲。我的歌不可能再是少年的小夜曲。”⑤他觉得原有的现实主义以反映外部世界为主的客观描写方法，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行动中透视人物心理活动的表现方法，艺术组织上的线性结构方法，已不能充分宣泄他在创作中的滂湃感情和内在情思，必须引进一种新的表现方法，来扩展它，丰富它，以适应当前创作的需要。自从享利·詹姆斯提出“意识流”，柏格森提出“心理绵延”、“心理时间”以来，这对西方现当代小说的影响极大。客观世界总是按照时间顺序从古到今定向演绎的，空间运动也是由远到近，或由近到远有规律运作的。可是人的意识活动、心理活动，却不受物理的时空限制。一个人童年时的天真活泼，成年时的奋发图强，垂暮之年时的消沉潦倒，可以在脑海里颠来倒去交叉显现，这种心理时间已不再具有客观的物理时间的属性，它在西方现当代小说，特别是现代派小说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思想流、意识流、心理流、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的大量采用，不时出现了小说中的时间与生活中的时间不是等速而是错位的现象。意识流小说中的时间不是线性的，而是呈现网状的发散状态，其组合有颇大的随意性。因而在这些小说中，心理时间不再作为因果联系的一种纽带，而是作为诸种因素混合与交融的催化剂。人的思维方式是相当复杂的，除了部分自觉的理性成分在起梳理、调节、导向作用以外，同时还有大量非理性、无逻辑的思维因素在起作用。因此，人的思想、情感、想像、情绪并不总是条理分明、井然有序的，回环、错乱、跳跃、倒是未经训练的思维的原生态。西方意识流小说是种内向性作品，作者大多自觉地表现人的深层心理、潜意识、下意识、梦境、幻觉、精神恍惚等心理活动，在开启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一神秘的黑箱方面，确实有其独到的发现。西方意识流小说所包容的大量非理性因素、变态心理和芜杂的性心理、肉欲主义描写，其消极方面，也是很清楚的。王蒙借鉴意识流小说，采用的是以我为主的艺术“剥离”的方法，也就是把它作为一种参照系，汲取其艺术形式的有益的合理的成份，拿来为自己的创作服务，对其思想内容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则予以扬弃。王蒙在这六篇新作中运用的意识流动、内心独白、时空交叉、放射性结构、精神变形，乃至荒诞、黑色幽默等等，始终没有脱离作者个人的独特体验、个性风格，也没有打破现实主义小说客观描写的基本框架。如在《春之声》中，通过主人公在闷罐子车厢里的满天开花式的自由联想，表现那一历史阶段我们生活的每一角落都充满着转机和希望；在《布礼》和《蝴蝶》中，用时空交叉、意识流动、幻觉、象征、幽默等各种艺术手法使作品的艺术容量加大，密度加深，时间跨度加长，空间幅度加大，在有限的篇幅内，写了钟亦成、张思远数十年的大起大落的经历、遭遇和出自内心的对坎坷人生的咏叹，在忧伤的语调中，透露出深沉乐观的情绪。王蒙的小说关于人的意识活动的描写，包容着部分的非理性、无逻辑的成分，但在总体上是经过理性思维的过滤的，它跟西方意识流小说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被称为“东方意识流”小说。这些小说传达的乃是改革开放年代的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和新的感情。读者当时对这些小说是热烈欢迎的，不仅在艺术形式上感到新颖别致，大开眼界，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受到震动和鼓舞。这跟后来某些从内容到形式一味模仿西方现代派小说、营建“语言迷宫”的“新潮小说”，受到读者的冷淡，形成鲜明的对比。
紧随王蒙之后，有相当一批现实主义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不脱离自己原有的创作个性，自觉汲取西方现代小说的艺术方法，用来丰富自己的作品。
谌容的《人到中年》，主人公陆文婷因长期“超负荷运转”而心肌梗塞。她病倒了，生命岌岌可危。小说中采用意识流手法，揭示了她在病危中那种扑朔迷离、恍恍惚惚、飘忽不定的微妙的心理状态，笔触非常细腻动人。谌容在《减去十年》中，运用时空错位、艺术假定性的方法，制造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闹剧，构思是新颖独到的。
张贤亮的《绿化树》，主人公章永璘饱尝人间苦果，感觉到自己的人格远远不如“飞扬流动、奔放不羁、性如野风”（雷达语）这个出现在大西北高原上的女性马樱花来得高尚时，他的内省、忏悔，灵魂的自我烧烤，终于达到了极点，精神几乎崩溃，一度想自杀。对“死”和“死亡观念”的渲染，作者采用了大量超现实主义的非理性的潜意识描写：
黑暗是透明的，发出蓝幽幽的光；巨树不是立体的，全象舞台上的道具，是一片片的平面竖在四面八方。大森林没有尽头，没有边缘。……所有的树木都是静止的，只是因为我头颅的位移才使它们不断的移动，时而向我逼进，时而远离开我……这时，有一种雷鸣般洪亮的声音在大森林里庄严地响起来：“你为什么要死——死——死——”……我冷笑了。我谁也不怕，既然连死也不怕，还怕什么？！“这正是我要问你的！”我的头颅大张开嘴，翻起眼睛向四面八方搜寻。但那声音不是发自哪一方，而是在整个森林中回荡。我大声地问那声音：“我为什么要活——活——活——”“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莎士比亚早在文艺复兴时代，通过名剧《哈姆雷特》男主人公的嘴提出这一哲学命题，却又在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的小说中，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提出来了。人活着应该像个人，人有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力量，失去这一切，活着还不如死去，人应该为自己的人生权利而奋斗。历尽人生磨难后的章永璘，开始对这个问题有了大彻大悟。这些场景描写，涉及人类对生与死的终极价值的关怀，气势磅礴。意蕴至深，富有哲理启迪。
以现实主义的人性开掘深刻、细腻见长的女作家宗璞，这一时期，接连抛出了《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三篇小说，一反常态，完全改用表现主义卡夫卡的艺术方法，以总体变形、总体象征的方式，撰写十年动乱中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精神扭曲、心理裂变的异化过程。三篇小说都是用寓言体来写的，在新时期文学中开拓了一种新的艺术传达的样式，给读者以陌生感和新鲜感。
以感情纤细、文笔优美著称的女作家张洁，这一时期突然发表一个中篇以揭露生活丑、人性恶为主旨的荒诞小说《他有什么病？》，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连续发表了许多篇这样的小说，张洁变了，变得令读者和批评家目瞪口呆！且看小说中一例：
睡着的脑子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变成了一块华美的奶油大蛋糕，被摆在一块极大、极大的台子上。台子的四周，坐满了人。……既是蛋糕，自然就应被人吃掉。更何况他已经被摆在台子上。坐在台子四周的人，似乎没有胳膊，没有腿，甚至没有鼻子，没有眼睛，没有嘴，只有一条粗面长的舌头。他们互相谦让着，客气着：“您请。”“您先请。”“不要客气嘛。”尽管没有人伸手，也没有人拿刀子将陈莲生一块块地切开，他却清清楚楚地感到他正在渐渐的消失，消失。……他们用那根又粗又长，又软又快的舌头，耐心地、慢悠悠地将陈莲生一丝一丝，一条一条地舔没了。这个充满奇思妙想的荒诞故事，通常的现实主义小说很少这样描绘。它的令人捧腹的幽默，发人深思的讽刺，在精神气质上，跟西方荒诞小说、荒诞戏剧息息相通。
即使像高晓那样的乡土气息颇浓的作家，也不甘寂寞，他也在变，悄悄地变。他写了多篇“怪味”小说，如《鱼钓》、《飞磨》等，在风格上与现实主义的问题小说《李顺大造屋》有明显的不同。《鱼钓》写了一个“贼王”，他的拿手杰作是“钓鱼”，结果反而被“鱼钓”了。刘才宝有着二十多年的打鱼生涯，练出了一身本领，“网、叉、钓、罩，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鱼、鳖、虾、蟹，千百种习性无不洞悉”正因为这个“贼王”刘才宝是如此精明、干练，并且非常自信，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他才敢于无视、藐视、蔑视大自然的力量，用自己的意志来代替一切。作者写他在暴雨滂沱的险境下，怎样从捕不到鱼，到设法偷鱼，泅水牵鱼，用脚勾鱼，怎样一步步陷入死亡的深渊，终于同赃物一起被河水所淹没，至死不悟，落得个灭顶之灾、极不光彩的下场。读者从刘才宝身上得到的哲理启示是：凡是无视、藐视、蔑视客观规律的人，不论本领多大，名望多高，最后都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以失败而告终。这篇小说，从表面看，是现实主义的客观描写，其实不然，他所采用的总体象征，已超越了现实主义范畴而通向象征主义。《飞磨》最后一个场面：“石磨转着，转出碎米来……姚祖荣的脑袋转着，转出纱帽来……石磨、碎米、脑袋、纱帽在一起旋转，越旋越快……”这也是一种象征，笔锋犀利，辛辣尖刻。这两篇小说，题材可能来自民间传说，经过人作者现代意识的渗透，艺术容量扩大了。高晓声汲取西方现代小说的艺术方法，可说是含而不露，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是他的高明处。王蒙称他是位“土作家”，有时又“洋”得很，他的创作是“土洋结合”，看来就是指此。
从以上对多位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变革的大体情况了。概括地说，我国当代小说有三种“变”：第一种是现实主义引进新质而引起自身的这样或那样的“变”，但其基本格局仍未冲破现实主义的范畴，这是多数；第二种是现实主义引进新质而引起自身的“质变”，基本络局冲破了现实主义的范畴，通向了现代主义，这是少数；第三种是受现实主义影响不多，基本上是师承和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创作，数量更少。现在几乎已很难看到，哪一部长篇小说或较长的中篇小说，里面没有一点西方现代小说和现代派小说的艺术投影，这恰恰证明，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已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学的历史演变开始同步。我国当代小说近年来显示在创作上的总体变化是：作品的主题思想由单纯明白向多义朦胧发展；人物性格由单一向复杂发展；情节线索由平铺直叙向多线交叠、放射线扩散发展；艺术描写由客观描写向主客观融合发展……。
不少当代西方学者和评论家认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产生由个人意识折射，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的趋势，其中原因之一是作家地位的改变，由于科学技术愈来向高、精、尖、深、细的方向发展，哲学上再也不可能建立起黑格尔式的“包罗万象”的庞大体系，作家们也不可能再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样，具有概括整个时代的全知能力，大多只能写自己主观体验到了的现实生活，或者写以自己为媒介的书中主人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于是创作便离开了全景性的文学轨道，深入到人的意识和内心世界中去。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艺术体系，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交接部——中间地带，在这个交接部—一中间地带内，两种思想、文化、艺术体系相互交织、揉合，更是难分难解。人们从卡夫卡、福克纳的小说中看出现实主义精神，正像人们从当代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中发现现代主义的印记一样，都是不足为奇的。美国的每明威、贝娄，德国的伯尔，瑞士的海塞，他们都是现实主义作家，后来汲取了现代主义的艺术经验和艺术方法，加强了创作的主体性和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索，加深了对人类命运和终极价值的关注，他们一个个取得了新的飞跃，成为世界上第一流小说艺术大师，分别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殊荣。他们的成就远远超过关在书斋里一心搞“实验小说”的先锋作家的成就。这些成功的经验难道不值得我们重视吗？我国的正在变化中的现实主义小说，就其总体实力来说，现在仍然超过实验小说和先锋文学，其发展前景是广阔的，辉煌的，这点，我们完全有信心预计得到。
注释：
①②③④ 均见《汪曾祺文集·文论集》第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⑤ 见《夜的眼及其他》第212页 花城出版社
⑥ 本文概述的西方学者的观点，参见朱小莉：《苏联文学界讨论20世纪文学发展规律》一文中的报导。《外国文学报导》1988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