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中国历史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1997年8月19日， 本刊编辑部与世界历史所“青年史学沙龙”联合举办唯物史观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科学学术讨论会，现将部分发言依发言顺序摘要发表如下：
坚持唯物史观要注重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唯物史观的诞生对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革命意义，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20世纪初，唯物史观通过先进知识分子传入中国，得到积极回响，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虽有曲折、失误，但它所取得的成绩令世人瞩目，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主流。展望21世纪，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没有理论便没有历史科学，而唯物史观则是史学理论的核心。史学的进步和发展对坚持唯物史观提出了新的要求。
唯物史观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实践性，就历史研究而言，在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揭示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分析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评价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概括和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等等，当然，唯物史观不是历史学唯一的理论和方法论，但它和科学的史学理论方法论并不矛盾。20世纪中外史学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除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外，在其他一些有影响有作为有贡献的史学流派的理论与方法中，也都不同程度地渗透有唯物史观的思想光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过程中，唯物史观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美国史学家伊格尔斯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中曾指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助于扩展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有助于加强对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冲突的物质基础的关注。
唯物史观的生命力，还在于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不能用停止的僵化的观点去对待唯物史观。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同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处在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历史研究的实践提出一系列重大的新的理论问题，需要认真的研究，并给予科学的回答。这些问题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不可能从书本上找到现成的答案，而必须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详尽地占有，科学地认识和分析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艰苦的理论探讨，从而得出更符合历史真实的答案。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那么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同样应贯彻这样的原则。历史研究不是史料的堆砌，无论是分析史料背后所蕴含的更深刻更丰富的历史内容，还是对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本质内容进行概括，都离不开理论，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导，当然，这种指导的前提是着眼于新的发展，而不是脱离实际去摘录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
唯物史观克服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论的缺点，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同样，唯物史观使人类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在展望新世纪到来之时，坚持唯物史观，发展唯物史观是每一名史学工作者应有的科学态度，也是保证我国历史科学不断繁荣、发展的保证。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苏联解体史的一点体会
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苏联解体。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也给研究苏俄史的学者提出新的课题：苏联解体史研究。
由于苏联解体表现出两个特点，因而使对它的研究遇到两个新问题：
1.从内容方面讲，执政了70年，堪称强大的苏共，在短短几年间崩溃，出乎人们的预料，具有某种超常性。因此人们的研究热点集中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上。并由此引起对以往关于苏共和苏联史研究结论的重新检验问题。
2.从研究方法讲，由于苏联解体不是苏联社会某个领域发生危机，而是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必然具有高度综合、概括的性质。这使我们思考，以往的研究方法是否需要改进和完善。
如何解答上述两个问题，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需要结合研究实践，从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汲取营养。我认为，有三个关系要处理好。
1.关于从史实出发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关系。对苏联解体时期历史，尤其对苏联解体原因，这样一个尖锐，而又具有很大难度的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必须从史实出发。但这不意味着可以脱离唯物史观的立场；而贯彻唯物史观的立场，又不等于将其观点凝固为意识形态的教条。这里应坚持实践和发展的观点：深入理解和掌握唯物史观的精髓，以史实为基础对问题作出中肯、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2.关于个别分析与综合分析的关系。每个历史研究客体都具有两重性。首先，它是个别的，由于其质的规定性，而属于相应的社会范畴：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文化的……。其次，研究客体处在社会整体中，是社会各个领域相互作用的总和，因此它又是综合的。在我们以往的历史分析中，注重个别分析，这是正确和必要的。因为以个别分析为基础，才能使分析具体而不空泛。同时我认为，在对苏联解体原因这样具有综合性的课题进行研究时，应该对综合分析予以充分的重视：因为综合分析才体现了从“大”的史实出发。综合分析应包括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从时间方面讲，应对客体用运动的眼光进行考察，不仅考察研究客体的过去，而且考察它到迄今为止的发展。从空间方面讲，就是要对客体从多元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总之通过综合分析，才能看清研究客体在社会中的位置与作用。例如，对戈尔巴乔夫时期影子经济的评价问题，孤立地从戈氏时代考察，看不清它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跟踪影子经济在苏联解体后的发展，发现今日俄罗斯七大金融寡头中，有五个是戈氏时期自发市场上的弄潮儿，他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赚到足够今后“起飞”的私人资本。这表明，俄新兴资本在戈氏时代，已经以影子经济的形态萌芽。影子资本为了使其经营合法化、制度化——即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而要求制度的变革，终成为瓦解社会主义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
3.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的关系。对于史学家来说，习惯和重视的研究方法，是从史料出发，对客体进行实证分析。如果我们同意要对研究客体进行综合分析，那么仅有实证分析就不够了，应该在此基础上，对客体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进行抽象、概括，形成研究客体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只有坚持这两者的结合，才能对类似苏联解体原因这样的研究难题，做出有深度、有说服力的回答。
时代感与世界史研究的思考
首先，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社会里，面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如何给自己定位？我以为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即
1.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
2.正确向公众介绍外国文明、文化历史的重要媒体；
3.培养民族自尊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前沿阵地。
其次，如何调整世界史研究以适应并有助于社会发展？主要是
选题要新颖，减少重复；
资料要更新，不炒冷饭；
理论要明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批判地借鉴外国的新理论新方法；
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研究成果既面对本行专家学者，也要面对广大普通读者；
带着当前问题研究过去的历史，并把历史学放到多学科综合研究之中；
语言要生动，文史不分家，但要严格遵守历史研究的规则，明确历史与文学的界限。
最后，世纪之交，在特定的时期，面对承上启下的重任，世界史工作者应该在坚守学科阵地的同时又能运用学科力量在社会变革、走向世界的浪潮中发挥作用。
建设时代需要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唯物史观
有些年青的史学朋友曾对我说过，唯物史观主要讲阶级斗争，讲革命的，因此，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是阶级斗争史学、革命史学。而现在时代变了，我们主要搞建设，唯物史观似乎也就因此过时了。历史科学研究的范式应当改变。这样地看待唯物史观，虽然着眼点不同，实际上是承袭了过去对唯物史观的并不准确的理解。那末，唯物史观给我们史学工作者到底提供了哪些最基本的内容，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南和引线？首先，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科学出发点，即从历史事实出发。史学家为要求得历史真理，就只能从历史资料出发，整理出历史事实，进而求得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使自己的主观逐渐逼近客观历史，才有可能揭示出历史真理。简而言之，唯物史观给历史学家首先提供的是一条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的认识路线。既然是从实事中求是，在研究出发点上，除了事实这个出发点，还有一个“求”的工具和方法，亦即历史研究起步时的逻辑出发点。在这里，各个派别选择的逻辑工具当然不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选择的逻辑出发点便是唯物史观。正是唯物史观这个逻辑出发点，保证了我们能够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那么，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作为逻辑起点的历史观又包括了些什么内容呢？在革命年代，人们特别突出阶级斗争观点，对唯物史观理解虽然并不准确，那是有其历史理由的。到建设年代，仍突出这一点，则显然错了。马克思在最初提出这个历史观时便指出，按照这个观点，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便是不断变革的实践。这个论断涵盖了全部人类历史，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放眼望去，全部人类社会历史，无非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个是人，这是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一个是历史环境，这是历史进程中的客体。而连结这两个方面以形成统一历史的便是不断变革的人的实践活动。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亦即人，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原理。关于历史进程中的客体亦即历史环境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更有大量论述。这些限于篇幅无法论述了。人类历史发展显然是有规律的，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人们自己活动的规律。这些规律体现在由人的活动而引起的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中。因此研究历史套用各种逻辑公式是得不出结果的，必须结合一定环境里的人的创造活动进行具体分析，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规律。唯物史观对于历史环境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一致基础的实践活动也有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曾称自己的新历史观为“实践唯物主义”，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活动是人们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在文明史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归根到底决定着人们其它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动力。
由上可见，把唯物史观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观点，是并不准确也缺少根据的。唯物史观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马克思说它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所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而它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实践性。唯物史观原理如果不与实际相结合，除少数理论家对之感兴趣外，它便没有用。正因为唯物史观是为着改造世界而抽象出来的原理，又具有极高的抽象性，所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可以和各种时空领域的实际相结合，发挥出巨大的理论威力。在革命年代，它既可以主要与阶级斗争实际相结合，发挥出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结出一大批科学成果。在建设年代，它同样可以主要与建设实际相结合，发挥出更加深刻地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产生出一大批更加成熟而辉煌的科学成果。还需注意的是，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一个僵化的宗派教条，因此它在坚持自己基本理论方向的同时，要求广泛地吸取各种哲学、科学的有益成果，以帮助自己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各种具体问题，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
下面结合当前史学实际举个例证。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 曾提出迄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到19世纪70年代，原始社会秘密被初步揭开，恩格斯将这个论断修改为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重要修改显然使这个著名论断更为接近历史。马恩生活在无产阶级革命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时期，为共产党写宣言时，特别重视阶级斗争，完全可以理解。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几经曲折，我们终于进入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作为中心任务的新历史时期。从革命走向建设这个深刻转变的新历史经验，使得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历史时终于发现，文明史并非只是一系列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过后是阶级统一，革命过后是社会建设。因此，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文明史是阶级统一——阶级斗争——阶级统一……不断上升循环的历史，是革命和建设不断上升循环的历史。当前，我们面临的中心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阶级斗争史和革命史当然还需继续研究，因为它本来是历史发展的重要的一环。为着使我们的历史研究更加切合时代的需要，我们应当重点地研究和总结阶级统一和建设的历史。从世纪之交直至下个世纪，我们历史学应重点地搜集、整理中外历史上的阶级统一和社会建设史料，探求其中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这样的历史研究成果，当会更加切合时代和人民的需要的。
讲政治，让史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精神文明服务
我认为，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简单地谈“历史主义”是不科学的，无论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合时宜的。从政治角度来看，对同样一个问题，如果所站的立场不同（这里包括是站在少数特权阶级的立场，还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是维护局部的利益，还是全局的利益；是维护暂时的利益，还是历史发展的长远利益），得出的结论，是与非的判断就会不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时期强调认识主体的作用，当对一个认识客体进行认识时，由于认识主体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位置不同，对同一个认识客体也会得出非常不同的认识。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在我们党和国家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方面来以后，领导者，也包括搞意识形态，人文科学的工作者仍然应该讲政治。
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怎样讲政治？史学有它的特点，它不像新闻，与政治形势的联系那样紧密，那样直接，它是间接的，但确实反映着史学家主观的是非与好恶，表现着史家宣扬什么？提倡什么？批评什么。当然，史学应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并不是说要像“文化大革命”中搞影射史学那样，让史学紧跟形势，或者说紧跟政策，搞短期行为，搞形式主义，而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有一个大方向。
什么是长远目标？什么是大方向？
我想到以下几点是需要牢牢把握的。第一，我们要深刻理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这就是要把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做为主要的奋斗目标，几十年不动摇。我们史学工作者应该忧国忧民，有政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就要求我们看待形势、思考问题和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都要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的政策的立场，要站在国家的高度，站在全局的高度，特别是认清国家每一时期的大局，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只有这样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史学，再具体一些讲，使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保持正确的导向。
第二，理论上坚定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江泽民主席的一些重要讲话都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学习这些理论，同时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世界局势，要了解我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使自己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这样，才能使自己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不至于当一种潮流来了就跟着跑，或者人云亦云。我想，在开放的今天，特别是我们这个《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了解世界，了解西方史学的一些发展情况，做到上述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党在当前特别强调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做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史学怎样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精神文明，这不是表层的事儿，不是简单地体现在一件、两件事上。这是千百万人民长期的精神、观念、习惯的一种积淀和升华。一种好的精神文明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养成。这里有对好的传统的继承，也有有意识的贯输。我想，历史有这样的作用。首先，历史上的大事大非是不容歪曲的。前些天看到报纸上介绍有人写希特勒的书，在细节描写上说他对一个求知的女学生如何和蔼、循循善诱，完全描写成一个忠厚长者的形象。我想，这无论与以往许多书本上还是与一些真实的电影镜头上的希特勒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对历史的歪曲。现在出版了不少人物传记，特别是反面人物的传记，有些作者抱有一种奇怪的情绪，好像他对一个人物研究的时间久了，就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有时妨碍他们对人物做出正确的判断。我想，这个问题是应该引起史学界注意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在对希特勒没有正确的观念以前，看到这样的描写，他们对希特勒会是怎样的印象？如果这类的书读多了，我们的后代能有正确的爱和恨吗？这真是挺可怕的事。另外，我还看到一则报道，说一个男演员要演西门庆，他说他要发掘西门庆人情味的一面，要演出他的风流、潇洒，要在观众面前展现出与历史传统不同的一个西门庆来。我想，如果观众将要看到的西门庆不是邪恶、淫乱和残暴的，而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的一段感人肺腹的爱情故事，那么电影中的武松恐怕就是愚笨、鲁莽、粗暴和不懂人情的大老粗了吧。“一部《水浒》，写得很分明”，怎么可以这样亵渎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怎么可以这样改变传统？我想，这种行为就属于破坏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破坏传统的美德，也就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对于上述类似的行为，做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出来说句公道话。
我想到以上几点是我们在工作中需要注意的。
从唯物史观看美国妇女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更积极深入地研究国外史学成果，扬长避短地加快我国史学的发展步伐。要作好这项工作一定要有很强理论意识，所谓理论意识是要洞悉国外史学发展变化中的理论内涵。也就是说，不能满足于了解某领域有哪些新著和文章，出现了哪些新材料和新观点（尽管在这方面我们作得还很不够），还要揭示和评价这些具体研究成果背后的史学观念的变化及其意义。了解史学观念的变化需要对学科发展使有全面的了解，而要正确评价这些变化的意义则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导。下面以美国妇女史研究为例，谈一点这方面的体会。
美国妇女史是近20年来新兴和发展最快的史学领域之一，它的学科史发展不长，学科理论也相对薄弱，许多妇女史学家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80年代以来，社会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 ）成为妇女史研究的重要理论，几乎成为妇女研究的同义语。有的史学家认为，社会性别分析应作为妇女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如同劳工史中的阶级分析，殖民史中的种族分析。社会性别是区别生理性别（sex ）的一个概念，指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期望和规范下形成的性别特征。这种性别特征也是一种不平等的二元社会体系或称父权制社会，性别的不同决定了他们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不同。这一概念的提出和普遍应用首先反映出广大妇女史学家日益重视社会因素对性别差异的影响，而在此前，人们一般认为性别差异是生理原因造成的。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为妇女改造社会现实，争取男女平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这一概念也有助于妇女史学家摆脱史学界以男性为主体的传统思维模式和概念方法，从妇女独特的自身经验出发描述和解释历史。比如，传统的历史分期往往以政治事件为界，而从妇女经历看，避孕工具和药物的发明和应用，普及教育和打字机、家用电器的出现，对妇女的历史和命运往往有更为深刻的影响。
无疑，社会性格分析开阔了妇女史研究的新视野，但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社会性格分析仅揭示男女的社会化过程是不一样的，是社会环境塑造出男女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但它并没有涉及男性之间和女性之间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同的。现实中的男女不仅要扮演既定社会文化为他们安排的社会性别角色，还要承载其阶级或阶层，民族或种族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人类就其生理性而言，的确只有男女两种人，但就其社会性而言要复杂得多。显然，所有的社会冲突不能用男女对立来解释。从社会性格分析的角度看，男女间社会关系的某些领域被放大了，而整个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则被缩小了。其次，社会性格分析也没有对男女间不同的社会化过程的根本原因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例如，为什么社会化要以男性压迫女性或男性优于女性的方式进行，而不是相反？所以，尽管社会性格分析有其长处，还不能替代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阶级分析和民族分析。这一点已为大量经验性研究所证实，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也不能以一种政治声音链说话。一些妇女史学家尤其黑人女史学家都认为，社会性格分析必须与阶级分析和民族分析相结合，否则无法解释广大劳动妇女特别是广大非白人妇女的历史和现状。
当代妇女史研究受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很大，简单说，后结构主义思潮釉怀疑批判、否定西方主流文化为主要特征，有很强的批判性，也有值得注意的启发性，妇女史也有强烈的反传统文化色彩，因此，两者相结合是很自然的。后结构主义妇女史学家认溪，所谓性别差异性别角色以及随之而来的性别歧视是由历史上长期的“社会话语”（social discourse）影响下形成的（社会话语一词指语言的社会化功能， 也泛指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及其机构化和制度化的社会性影响），社会话语是人为的，也是可以改变或“解构”（deconstruction）的。只要解构有关的社会话语并阐发新意，就可以改变人们的性别观念，进而改变现实中男女的社会地位。例如，有的学者提出，破除传统性别角色的一个有效方法是“男女混装”（cross－dressing）， 即对广义上的“服装发式”等一切能体现性别差异的外在形式不加区别。一些带有职业性别特征的称谓已被改变。 如议员congressman 改成congressmember，主席chairman改成chair person，等等。如果不将这类观点作极端化理解的话，其积极意义还是很明显的：妇女的地位不是由生理条件决定不可改变，通过改变社会话语可以改变妇女命运。但问题是：如何改变社会话语？社会话语又是什么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话语”一词代表的语言中所反映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内容，在最终意义上为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并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历史上看，男女不平等是因男女在物质生产中的不同分工引起的，随着男性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增长，财富的逐渐增多，产生了按男系计算世系和按父系继承财产的要求，导致了“母权制的被推翻”。而从现实看，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皆因她们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社会政治、文化参与程度不断扩大的结果。20世纪美国两次妇女运动高潮的背后，均有妇女在就业、接受高等教育、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比例明显提高的事实依据。形式主义地消除或解构性别歧视性的社会话语或许有一时功效，但最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妇女史研究若不从根本上探讨妇女受压迫的历史根源，也难以实现其宗旨，即揭示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社会历史根源，表现一直不为人们所认识和承认的妇女的历史贡献，并据此重新解释历史和争取现实中的妇女解放。
在史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决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理论性解释，更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应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内外矛盾相对激烈的时期，经典作家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阶级分析和民族分析方面。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在阶级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历史根源是私有制，性别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但他们没有更多的机会具体研究在不同民族和阶级的条件下性别压迫的特点，更不可能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性别差异。而这正是新时期我国妇女史学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保持本色 迎接挑战
早在许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了“史学危机”的口号，还引起了一些争论。不管是否到了’危机”的程度，当今中国史学，特别是世界史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几十年，国外史学发展很快，出现了不少新东西。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也面临着严重挑战，首当其冲的也是如何发展的问题。坚持唯物史观，亦即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在保持史学本身特点的前提下，广泛、合理地吸收其他学科的优点，才能使我国的史学在21世纪继续发展。
一、准确地占有和筛选材料。这虽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现在有必要重申这个基本原则。史学研究对史料的依赖毋须赘言，但准确地使用材料有时并非易事。对于资料比较缺乏的题目，我们在遇到所谓的“新”材料时更不能急功近利，草率地下结论。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有人出于商业等目的，甚至打起了史学的主意。前几年的“希特勒日记”事件就是一例。此时我们尤其需要保持史学工作者所特有的冷静头脑，不能受其诱惑。
有些题目，材料到是很丰富，但依其得出的结论十分矛盾甚至截然相反，对其进行辨别和筛选便成为首要的工作。我们只有抛弃感情色彩，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综合各种有关史实，把个别事件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加以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科学地进行多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在许多领域已很普遍，史学研究也早已溶入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等。近十几年来，外国学者把心理学，甚至玄学也引入史学研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做到既要保持和发展史学研究本身的特色，又要充分吸收其他学科的合理成份，最大限度地为我所用。如对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研究，国外学者早已与社会学等结合起来，对决策者个人的性格、家庭背景等对历史事件的影响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但重视得还不够。但像有些美国学者那样重视玄学的做法，我们当然只能是仅作参考。
三、合理地吸收和消化新理论、新方法。近几十年来，在史学研究中，国外学者提出了不少新理论，运用了不少新方法。中国学者也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对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的成功引用。实践证明，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确实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但一厢情愿地教条地在史学研究中对它们加以运用显然是行不通的，如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生拉硬套计量史学的方法等。
总之，中国史学界同仁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工作，既不失优良传统，又不保守守旧，既大胆吸收新营养，又不盲从、赶时髦，就一定能使中国史学在世纪之交继续迈出坚实的步伐。
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搞好科研工作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只有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从理论的高度进行认识和概括，才能揭示其内在的本质联系，得出科学的结论。
20世纪，人类历史发出了天翻地复的变化。如何认识、评价这些重大事件，分析、总结这一百年的历史变迁，对于我们这一代历史工作者来说，是责无旁贷的。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理论家把此视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弗朗西斯·福山明确地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企图把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永恒化。而以西欧国家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则以此来证明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在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中，也遇到了许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历史就是昨天的记录，对于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这些热点问题，历史学家有责任通过进行历史的考察和探索，研究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分析其发展的趋向。
对福利国家制度的研究，已日益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对于西方国家目前的福利制度陷入困境的情况众所周知，其发展前景如何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涉及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德国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认为“德国自俾斯麦时代开始的社会保险机构、巨大的社会福利保险体系开始瓦解”；从法国工人的大罢工也可以看出，对福利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遇到的抵制是很强的。就连英国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几次三番要拿福利制度开刀，亦未敢轻易动手。而作为福利国家橱窗的瑞典模式，人们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有的学者提出， 福利制度改革将成为21世纪西方的巨大社会演变；也将是西方历史上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社会经济方面的重大转折点。
如何分析和评价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唯物史观不可能为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出发，从实际出发，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研究福利国家制度的目的，不是去介绍、评价其制度本身，而是要对福利制度的由来和发展这一历史过程作出清楚的阐述，研究它的出现是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它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相互关系，它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及其自身的弊端而带来的矛盾与困境，从而对其作出总体的评价。在这个分析、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进行研究，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成效，结论更符合历史的实际。
坚持唯物史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全球化信息化日益发展的时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与国外史学的交流日益频繁，这为中国世界史研究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诚然，在与国外史学界的学术交流中，中国世界史研究者应努力学习国外史学的优点，吸取其精华，以促进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提高中国世界史研究水平。但在与国外史学的交流和接轨中，中国世界史研究也应保持其自身特色。我们在研究中首先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而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保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色。在现阶段历史条件下，坚持唯物史观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目前在我们的研究中在坚持自身特色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下面我想谈几点问题，以期引起史学界更多同志的注意。
首先，在世界史研究中，有的同志照搬西方史学中的某些重大概念而又没有赋予这些概念新的含义，如“文明冲突”、“文化冲突”、“非殖民化”、“冷战时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常常用“文明冲突”“文化冲突”来解释西方国家在近现代乃至当代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的冲突。这种“文明冲突论”或“文化冲突论”掩盖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或对落后国家的压迫、奴役、掠夺和控制的实质。“非殖民化”一词在西方学者的笔下往往意指西方殖民国家给予殖民地独立的行动。而我们一些学者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却常忽略了“非殖民化”这个概念的深层含义，有时甚至把它与“民族解放运动”混为一谈。“冷战时代”是学术界用得很多的一个词。把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这个时期称为“冷战时代”显然有着大国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观的味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美国中心论的世界史观的一种体现。在这个“冷战时代”里，美苏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扮演着创造世界历史的主角，世界其他的矛盾是从属于冷战这个矛盾的。而在冷战这个矛盾中，美国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冷战时代”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作用，掩盖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与苏美两霸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的矛盾，掩盖了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的实质。
因此，我们在使用国外史学的概念时，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解释，把它们纳入我们自己的概念体系之中。
第二，对国外学术界一些新词的译法有点生搬硬套，缺乏中文文字特色，如“后冷战时代”、“后殖民主义”、“后资本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这些词的词义在中文里很模糊，容易引起误解。对于西方学术界出现的一些新的术语，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应搞清楚其含义，然后再选择适合中文特点的词译出来。在这一点上世界史研究工作者还应作出更大的努力。
第三，在没有吃透西方学者的观点的真正含义时，就照搬照引过来。例如，有学者这样写道：“为填补苏伊士运河战争后中东真空，……艾森豪威尔在国会发表演说，抛出艾森豪威尔主义，要求授权总统对中东国家提供经济军事援助，保护中东国家的独立。”这里“真空”一词是西方学术界常用来形容老殖民主义者被迫撤离其殖民地，新生国家没有受西方大国来控制的一种状况。言外之意是这些国家还很弱，保护不了自己，出现权力真空，需要大国特别是美国来保护，来插手。这是为霸权主义制造舆论的一个概念。它亦寓意着这些新生国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扮演着消极被动角色，而不像西方大国那样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
第四，一些著作和文章的某些观点或词句缺乏中国世界史学者的鲜明立场，倒是像是西方学者的看法。例如，有一部著作这样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是英国政治和军事地位的下降”。这样的话如果出自英国学者笔下，是无可厚非的。但中国学者这样说就有欠妥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英国，使其政治和军事地位下降。这对于英国统治者来说，当然是一个“严重的后果”，但对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来说，这个后果不但不“严重”，反而为他们获得独立与自由提供了机遇，是值得欢迎的“后果”。这样的问题往往不是著者的笔误，而是随意照搬国外学者的词句的结果。
第五，对西方政治人物及其活动的褒扬失当。近现代和当代西方某些政治人物，尽管在国内政治中有坚持“民主”“自由”的一面，但在对外事务中往往又是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或霸权主义者。对这样的人物的评价应该更全面一些，应该剖析其阶级实质。离开阶级分析法，是很难分辨清楚这样的政治人物的本质的。
面对新世纪的到来，中国世界史学科正在大踏步前进。在21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人员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坚持唯物史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使中国世界史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坚持唯物史观，不断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能力
在经济、政治、文化都急剧变化的当代，从事世界历史研究的学者，无论处于什么年龄阶段，都迫切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用这个税利的武器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之所以这样，首先是因为，现在群众关心的一些重大历史课题，诸如苏联为什么会发生剧变以致瓦解，各国历史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如何结合具体史实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学说，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等等，都是极为复杂的问题，要对这类问题作出多少具有说服力的符合客观实际的阐述，除了必须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还要有高度的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内容十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对于提高我们认识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的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和研究世界历史中的实际问题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在研究工作中加深理解，凭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解来进一步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解决一些深层次的认识问题。因此，无论是学习还是运用，都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前进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我们在学习和运用的过程中，应该努力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说明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拘泥于片言只语，削足适履。
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理解上的分歧。遇到这种情况，只要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讲事实，摆道理，平心静气地交换不同意见，就必然会通过讨论而深化我们的认识。这里需要的是相互尊重、虚心学习的态度，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
根据我自己多年的学习和结合史料进行的探索，我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一元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学说是正确的，奴隶占有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我的这些观点与主张“多线论”的同志是有区别的，但作为学术问题，可以长期各持己见而进一步探索，学习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长处。不同意见的切实的认真的讨论，只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不断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实际历史问题的能力，是保证院里提出的“精品战略”在我所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是我所建设的一个长期的基本任务。因此，在今后，我们将采取切实措施来提高全所工作人员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自觉性，努力使这种学习和运用生动活泼，富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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