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历史过程及其当下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话语论文,学术论文,过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话语”？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所谓“话语”，从根本上讲就是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方式所构成的表达体系[1]。“话语”是一个语言学概念，但更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本质上是现代思想研究“语言学转向”的产物，或者说是现代语言本质观的产物。在语言层面上，它介于词、句子和语言体系之间，从属于语言体系，但超越了词语、句子等语言形式因素。在思想层面上，它特别强调语言对于思想的建构意义，强调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强调语言的结构性权力。所谓“中国话语”，从根本上是指中国所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它是中国特有的言说方式或表达方式，根源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人生经验，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将在上述“话语”和“中国话语”的意义上探讨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历史过程及其当代建构问题。
一、中国近现代学术话语的历史演进
汉语在五四之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语言体系的转化，从古代汉语体系转变为现代汉语体系。笔者认为，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根本差别不是语言学上的，即语法、语音、语素、构词法等，虽然这些方面也存在着巨大差别，但这些差别不足以导致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两种语言体系的分别。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差别从根本上是思想性的，也可以说是话语上的，白话与文言只是其形式上的差异，而不同的术语、概念、范畴体系和言说方式才是两者差异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可能仅根据单独的词及其意义来区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词的意义是在与其他词的相互关系中确定的，现代汉语中很多词都是从古代汉语中承继而来，或者说借用而来的。如古代汉语中也有“人”与“民”，并且是思想的关键词，但在古代汉语背景中，它们的意义与现代汉语的“人民”具有根本的区别：在古代汉语中，“人”、“民”与“君”、“臣”、“封建”等构成一种话语体系，所以它是君王的所属物，君王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现代“人民”概念则来自西方的“people”，它与“自由”、“民主”、“人权”、“个人”等构成一种话语体系，因而现代“人民”至少在话语上具有“当家做主”的权力。
如何描述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变化发展及其内在逻辑，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主要把这个历史时期描述成不断“革命高潮”的过程，而目前更为普遍的观点则是沿用梁启超、黄远庸的描述，即把西学东渐概括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渐进过程，或者说三个阶段。如梁启超把中国的思想进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2]43-45。黄远庸这样说：“盖在昔日，仅有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者；而在今日，已成为思想上之争……盖吾人须知，新旧异同，其要点本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本源所在，在其思想。夫思想者，乃凡百事物所从出之原也。”[3]154鸦片战争的失败让中国人反思自己，反思的结果是器物不如人，于是就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所以有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本身非常成功，但中日战争仍然以失败告终，中国人重新反思，反思的结果是认为我们的制度存在问题，于是有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作为政治运动虽然失败，但变法事实上在中国实行，仍没有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所以一批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发动思想革命，认为器物学习和制度学习都具有表面性，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变革，即思想文化变革，通过改变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改造国民素质来改变中国。
笔者认为这一描述从总体上是符合中国社会进程的，但也有缺陷，表现为：历史逻辑过于粗略，历史原因过于简化，历史过程过于单纯。它虽然可以有效地解释从洋务运动到变法运动再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但对于解释诸如基督教文化传播、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起义及辛亥革命等却相当困窘。我们显然不能说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的学习都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没有社会和思想方面的学习，事实上，中国人对西方的学习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侧重，但从来都没有明确地区分为器物方面、制度方面和思想文化方面，三个方面的学习实际上是混杂的。学习什么与不学习什么，既有实际需要，也有各种偶然的因素；既有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有政治的因素，如“中体西用”的观念和主张实际上对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而且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学习的情况也不同，有的人主要学习科技，有的人主要学习制度，而有的人主要学习思想文化。
正因如此，笔者认为也可以从语言特别是话语体系的角度来描述。从学术层面来说，用话语描述更为准确。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学术话语大略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着力发展实业，如制造业、航海、开矿等，所以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地质学、光学、电学、天文学、植物学、生理学等大量输入中国，从而在中国建立起新的关于科学和技术的知识谱系，也建立起科学和技术话语体系。戊戌变法时期，西方的社会科学诸如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大量输入中国，中国从而最终建立起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也可以说建立起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量输入西方诗学、语言学、哲学、宗教学、艺术学、文化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从而建立起人文科学知识体系，也可以说建立起中国人文科学话语体系。经过这样三个递进阶段，中国最终完成了现代知识谱系的建构，从而整体性地置换了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这样，知识谱系的整体性置换就最终促成了整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大转型，中国思想和文化从此进入了现代。
中国近现代学术话语从科学技术话语到社会科学话语再到人文科学话语的建构，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而不是更替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科学话语建立在科学技术话语的基础上，而人文科学话语又建立在社会科学话语基础上，其方式是渐进和层叠式的。在晚清，科学技术话语和社会科学话语本身构不成完备的学术话语谱系，都从属于中国传统话语，它们虽然对中国传统话语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当时中国的学术体制还是传统方式的。而作为话语体系的根本和核心的人文科学话语体系的建立，则最终完成了中国学术话语完备体系的建立。当然，现代知识谱系置换传统知识谱系并不意味着传统知识和传统话语完全成为历史，而是说传统话语或传统知识作为完整的体系在现实使用中不复存在了，它被瓦解、分化而纳入现代知识谱系或现代话语体系之中。正是通过“以西方新理新法治旧学”、“以西方学科体系框定中国旧学”等途径，在“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而获得近代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之新知体系中”[4]399。
把中国近代学术话语与现代学术话语进行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仅从语言形式包括词语上很难把两者区别开来，两者的差别从根本上看在于话语体系，具体地说，在于言说方式以及所表达的语义体系的不同。近代学术话语从根本上属于古代汉语，属于古代学术话语，其中，古代学术术语、概念、范畴是主体，它们构成完整的体系，而翻译形态的西方学术术语、概念和范畴则以破碎的形式存在，它们被融入到中国传统话语之中，或者消融在传统话语之中。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从西方输入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其语义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话语，或者说其意义是在与中国传统话语的相互关系中确定的，在古代汉语语境中，它们实际上被赋予了中国式的比附性理解而变得中国化，或者说被赋予了更多中国传统的内涵，即鲁迅所说的“归化”。相反，在现代汉语建立并事实上整体性地置换了古代汉语之后，中国学术话语则以翻译形态的西方术语、概念和范畴为主体，而传统术语、概念和范畴则以破碎的方式融入其中，也即在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中，中国古代学术话语不再具有完整性，只是构成因素。同样，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古代话语不论是术语、概念还是范畴，其语义都发生了变异，同样进行了比附式的转化，具有了现代涵义，这可以说是“异化”。所以，同样的本土术语，所属的话语体系不同，其意义也不同。
中国现代学术话语可以说是在“异化”和“归化”的双向运动中形成的，一方面，中国古代学术话语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化，古代术语、概念或者增加了义项，或者涵义发生了转变，徒有古代词形；另一方面，西方术语和概念通过翻译在“语言旅行”的过程中发生了衍化，因脱离西方语境而造成原有意义的缺失，进入中国语境又造成意义的新生，再加上误读、误解，西方的术语和概念经过引进和输入之后就变得面目全非。这样，中国现代学术话语虽然对中国古代学术话语有所承接，但更多的是革新，有些术语和概念不过是借形而已。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主要是在借鉴、学习和直接输入西方学术话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西方话语在通往中国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变得中国化，或者说发生了意义的重新生成。所以，与现代汉语的品性一样，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也是一种新的学术话语体系，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又不同于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体系的新的话语体系，虽深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但和西方学术话语又有质的区别，是一种新的民族性的话语和新的言说体系。
二、中国现代学术话语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国现代学术话语并不是铁板一块或固定不变的，它也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伴随着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形成而形成，在大约九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学术话语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约三十年为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约三十年为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约三十年为第三个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在历史学上通常称为“现代”，但思想研究界通常称之为五四时期，相应地其学术话语也可以称之为“五四话语”。这一阶段虽然也有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在本质上具有很强的独断性和排他性)，如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话语、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话语，还有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话语等，但由于政治条件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当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话语实际上都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所以，五四话语总体上是多元的。关于五四话语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品格，有不同的评价，如“现代”、“多元”就是一种评价，但这样定位或定性实际上还是很抽象。“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而“现代”又更多的是接受和输入西方，所以，“现代”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是“西方”。而中国“传统”具有什么特性？“西方”具有什么特性？笔者认为这是相当大的问题，很难概括。汪晖先生用“科学话语共同体”来概括五四，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科学话语共同体的文化运动：各不相同的文化群体所以被视为同一个文化运动，是因为他们拥有某种可以相互交流的语言和符号系统”[5]1124-1125。对于汪晖先生的一些具体观念，如他认为现代人文话语是五四之后从科学话语中分化出来的，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后的事，笔者并不赞成，但他用“科学话语共同体”来概括五四话语事实上是有道理的。
过去我们多把五四话语称为“启蒙”话语，但这是理论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科学”和“民主”是五四的两大口号，也可说是现代两大精神，但实际上，五四之后真正建立起来的是科学话语，而民主话语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民主”、“自由”、“人权”、“个人”、“个性”、“平等”等虽然也是现代学术话语的基本术语和概念，但它们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体系，或者说，还不是一个发达的话语体系，“民主”话语的次级话语如“契约”、“功利”、“承诺”、“隐私”、“自我”、“机会”、“法”、“道德”、“正义”、“宪政”、“抵抗”、“制约”、“公共”、“社群”等在我们的学术言说中并没有地位，在话语即实践及思想的意义上，它们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所以，从学术上而言，中国现代人文话语被统摄在科学话语中，事实上是科学话语取代了民主话语，如“人文”问题至今仍被归属于“科学”，被称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称为三大科学。在“话语实践”或“话语权力”的意义上，中国自五四以来可以说有了很强的科学意识，科学观一直深入人心，但民主意识却很弱，人文精神也非常匮乏。所以，五四虽然总体上是多元的，但深受西方科学观影响的理性主义话语却是绝对的主流话语。
新中国成立以后，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开始突显出来。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并没有变化，但话语方式明显发生了变化，笔者把这一阶段的话语概括为“阶级斗争”话语，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话语或“社会主义”话语等。“阶级斗争”话语与五四话语明显的不同在于它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在术语、概念和范畴上就表现为有关阶级、政治的词语成为学术上的时代关键词。
“阶级斗争”话语体系其实也是一套“阶级斗争”价值体系，以这样一种话语体系进行言说，就是以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作为标准。中国学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思想和立场等被高度突出，“阶级斗争”话语广泛地运用于各学术领域，很多一般性的学术问题在阶级和政治话语的表述和言说中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具有了浓厚的阶级和政治色彩。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研究，在今天看来，李白和杜甫的出身与他们的诗歌艺术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在阶级出生和阶级观念上两人并没有优劣之分。两人在诗歌中一定程度上流露出阶级意识，但这种意识对于他们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本来，李白和杜甫这样的古代诗人其政治意义是非常有限的，对其研究相对也应该超脱一些，但在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关于杜甫的共九章，其中五章是讲政治问题的。第一章“杜甫的阶级意识”主要是研究杜甫的“阶级意识和立场”，作者的结论是：“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的诗和文”[6]346。其证据今天看来可以说非常勉强甚至是曲解和穿凿。如他认为杜甫诗句“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中的“吴越”是指“盗贼”，而“盗贼”就是农民起义军，所以杜甫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对于“卷我屋上三重茅”，郭沫若的解释是：“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6]360。对于杜甫著名的“三吏”、“三别”，郭沫若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最后的结论是：“但在今天，我们从阶级的观念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人”[6]357。郭沫若之所以特别强调阶级立场，并且把杜甫定性为“地主阶级”，显然是出于“贬抑”的目的。这种研究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在现代也没有出现过，它本质上是“阶级斗争”话语的产物，也只有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中才有效，才有实践的意义，也才能真正起到贬抑杜甫的作用。当然，笔者这里绝对没有贬损郭沫若学术的意思，郭沫若的这种研究在当时有很大的代表性，并且相比较而言他还是非常注重论据，注重材料分析，注重说理的。之所以以此为例，只是想说明“阶级斗争”话语的特点。我们看到，在“阶级斗争”话语时代，学术上的政治正确性甚至超过了传统的真理观。“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等既是当时普遍的表述和言说，也是当时的基本价值标准。
“阶级斗争”话语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它的深层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政治格局的变化是最为根本的原因。1949年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学术上也是如此。在政治上，1949年之后我们与现代西方渐行渐远，更倾向于苏联，从而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学术话语深受苏联意识形态话语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指导思想”、“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事业”等术语、概念和范畴所构成的“无产阶级”话语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话语。所以，重新回头看那时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那个时代最为普及的词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录”被广泛引用，他们的观念成了我们观念的前提，也是衡量我们学术观念的标准，是否符合马列主义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高的学术标准。在学术论证上，马克思等革命导师的观念事实上是比事实更重要的依据。“想问题、办事情的时候，往往还不能从实际出发，而是一切从革命导师说过的话出发。在他们看来，凡是革命导师说过的话，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不管对与错，都必须句句照办，一句话都不能改。”[7]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说是我们学术的范本，这种范本不仅仅只是结构、观念上的，更重要的是言说方式上的，我们实际上都是按照他们的言说在进行言说，因而那个时代的学术充满了战斗色彩。
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后学术上“阶级斗争”话语的斗争性还与中国当时具体的社会、文化实际有很大关系。陈思和先生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战争文化心理有很大的关系，毛泽东文艺思想被广泛接受，也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文化心理有很大的关系。“战争文化心理作为特定时期的文化特征，对当代中国文学观念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它包括文学的批评领域和创作领域。首先是文学批评，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前所未有的军事词汇：战役、斗争、重大胜利、锋芒直指、拔白旗、插红旗、重大题材。”[8]99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战争文化心理不仅影响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深刻地影响所有的学术领域，其结果就是一些纯学术领域在“阶级斗争”话语的言说中也具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充满了斗争性。
虽然“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学术话语已明显发生了很大变化。所谓“改革”主要是“改”“文革”、“革”“文革”，所谓“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中国社会以及政治思想和文化正是在这种一方面对过去进行批判和否定、一方面向西方学习的双管齐下之中迅速发生了改变，经过短暂的回归“十七年”的过渡，迅速回归五四，并在回归五四的基础上向西方深入学习。在学术话语上，就是对“阶级斗争”话语的扬弃，重新回归五四话语传统，并学习西方新的话语。改革开放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这在学术话语上具有象征意义。“两个凡是”本质上是政治表达、政治言说，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是“阶级斗争”话语的产物，本质上是强调政治思想的优先性，强调思想立场比事实更为重要。而“真理”则属于科学范畴，虽然“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本身具有政治性，事实上也是用政治话语来言说的，但政治在这里更具有“助推器”的性质，这次讨论的最后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结论的最终确定就使“真理”问题趋向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从而走向学术和真理本身。从前是“主义”和“思想”凌驾于“真理”之上，现在则是“真理”成为最高法则，是不是“真理”不再是由个人说了算，而是由实践来检验，就是启蒙主义所宣称的一切结论都要拿到“理性”的天平上来称量。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但它至少从理论上重新确立了“科学”话语的合法性。
今天重读《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看到，当时论证这一命题的基本论据仍然是马、恩、列、毛的语录，但问题一旦进入了“真理”的讨论，其话语就明显有变化，如这篇文章就用了“元素周期表”和“天体学说”的例子。从前的“阶级斗争”话语主要讲“主义”、“思想”、“信仰”、“立场”等，而“真理”话语则是由“事实”、“实践”、“科学”、“分析”、“理论”、“逻辑”、“实验”、“理性”等术语、概念和范畴构成的，其言说方式也有根本的变化，如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9]118。这种言说已经明显不同于过去的纯意识形态言说。
笔者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话语称为“当代”话语。总体上，“当代”话语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方面是承继五四话语特别是“科学”话语；二是输入新的西方话语，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形成的，或者50年代之后在西方流行并广泛运用的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三是自我生成的新话语，如“主流”、“主旋律”等。这三方面合力就造成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学术界新名词大爆炸现象的出现，这些新名词今天看来未必都是新的，甚至有些还很陈旧，但在当时却是让人耳目一新的。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方法论”的时期，但当时所说的“方法论”远远超越了“方法”的范畴，新名词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新思想。
三、当今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的问题
与中国古代学术话语及现代的“科学”话语和“阶级斗争”话语相比，中国当代学术话语的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古代学术是灿烂的，中国现代学术是辉煌的，但纵向比较，在成就上，它们都不能和中国当代学术相提并论，当代中国学术可以称得上繁荣。这与学术累积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但更与当代学术话语体系紧密相关。学术的基本模式、基本路径、基本方法及具体的问题，其实都与学术话语有很大的关系。但中国当代学术话语也明显存在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西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曹顺庆先生提出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他认为，当代中国根本就没有一套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我们的文学理论话语完全是借用西方，离开了西方话语，我们就不会“说话”，就会集体失语①。对于“失语症”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争议比较大。笔者认为，不能说当代文学理论话语就是西方话语，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确深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其术语、概念和范畴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其体系是西化的，对文学问题的言说都是西方式的。其实不仅文学理论领域是这样，整个当代中国学术领域都有这样的问题。有学者这样描述：“可以说，无论在哪一‘学域’，‘西方话语’触目即是。就概念、范畴方面看，所谓‘异化’、所谓‘本体’、所谓‘现象’、所谓‘主体’、所谓‘客体’、所谓‘存在’、所谓‘文本’、所谓‘语境’、所谓‘前理解’等，无一不‘活跃’在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中；就学术思潮看，所谓‘人道主义’、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所谓‘人本主义’、所谓‘人文主义’、所谓‘存在主义’、所谓‘功利主义’等，也无一不‘忙碌’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就研究方法看，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接受学、精神分析理论、现象学、解释学等，又无一不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学术问题看，诸如生态问题、生命哲学问题、全球化问题、现代化问题、后现代问题等，也都具有浓厚的‘西方话语’色彩。”[10]
西方话语是西方语言与文化、思想发展的合理延伸，是人类思想文明的重要成果，对整个人类思想和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是西方社会文化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和体现。西方话语的优点是明显的，它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贡献以及学术话语的建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问题的关键是西方话语对于中国学术有它无法克服的缺陷。西方话语是西方人经验的总结，对西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言说是恰当的，但对中国文化现象和中国经验进行言说就未必是适合的。任何话语都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两方面的特征，西方话语也是如此，某些方面具有普适性，某些方面则不具有普适性，某些方面可以通约，某些方面则不可以通约。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汉语非常发达，词汇丰富，进而在语言文化中形成了中国人特殊的经验，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经验和中国人的言说是一致的，中国人的经验最合适的言说是中国话语，或者说，中国话语最适合言说中国人的经验。用西方话语来言说中国经验和中国现象，虽然能够有新的发现，能够避免中国话语言说的某些缺陷，也能够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但西方话语的言说更常见的情况是导致中国经验和中国现象的“变调”与“走样”，本来很正常的社会文化现象，经过西方话语一表述就变成“西洋景”了，就变得滑稽可笑了。如“磕头”，它在中国古代固然有“奴颜婢膝”的意味，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仪式”，是中国古代卑尊等级观念的一种表现，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的涵义，在“君”、“臣”、“父”、“子”、“长”、“幼”这样一种中国古代伦理话语中是很自然的现象。但在西方“自由”、“人权”、“平等”、“个性”、“国民”、“权利”、“人性”这样一种话语中，它是低贱的、扭曲的、奴性的、缺乏自主的，也即非自然的。
西方话语不论对于西方自身还是对于中国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五四时期中国向西方学习话语总体上是非常必要的。但西方话语是在西方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入侵中裹胁进入中国的，它在中国的土地上从一开始就是强势的，同时具有排他性的独断性。西方话语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体系，中国古代话语也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体系，都具有自足性。五四时期，面对两种自足的话语体系，我们无法协调，对于如何整合两者，似乎感到束手无策，事实上，我们最终采取的方式是简单的选择，即放弃传统话语而改换西方话语。当然，中国现代学术话语虽然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西方话语，但它与西方话语又有差别，它是翻译体的，即中国化的西方话语，能够言说中国现象和中国经验。但问题在于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事实上没有容纳中国传统话语，中国传统的术语、概念等不再以体系的方式而只能以因素的方式消融在现代话语之中。理论上，向西方学习意味着我们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应该比西方更具有优越性，因为我们实际上站在更高的高度，西方好的东西我们学习过来，同时又保持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也就是说，西方有的东西我们有，西方没有的东西我们也有，我们完全可以在中西两种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建构第三种思想文化，一种超越西方也超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但实际上，五四时期，中国传统的东西我们放弃了，但西方的思想文化我们学习得又不够全面和深入，这样，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走入了某种困境，我们收获了很多，但同时也失去了很多。
中国古代社会伦理话语非常发达，且形成完备的体系，它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基础，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古代在科学上不发达，因而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科学，并把科学话语引入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这是应该的，事实上也是受到欢迎的。但问题是，学习西方科学话语不应该以否定和放弃中国传统伦理话语为前提。事实上，五四时期，科学话语不是补充中国伦理话语，而是取代了中国伦理话语，这就造成了外来话语压抑本土话语，并最终导致中国传统话语的断裂。有学者批评这种现实：“这种话语凭借西方文化的强势，在第二世界及东方文化中被不断复制和扩散，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体系，压制了第三世界及东方文化的发展和再发现，因而也消解了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和合作创新的可能性及机会。这种饱蘸西方思维方式、价值观、概念、理论、方法和志趣的学术话语体系，不仅不能平等地、和平地、全面地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且终将使人类的知识更加趋于贫乏。”[11]笔者认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并不反对西方话语，只是反对西方话语的“中心主义”，我们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只是反对学习西方时失去了自我。
西方话语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除了科学话语以外，还有政治话语、宗教话语、伦理话语。中国现代话语深受西方科学话语的影响，具有科学化的倾向，其结果是导致所有的现象都被纳入了科学的范畴，都进行了科学的言说。我们说物理、化学、数学等属于科学，这是无疑问的，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属于“科学”也说得过去，但宗教、历史、文学等是否应该纳入“科学”，这明显是值得商榷的。对于自然现象，我们可以进行科学的解释，但对于人类的一些精神现象，科学的言说未必是有效的。学术不仅仅具有科学的力量，同时还具有伦理和道德的力量，当学术中的伦理因素消失之后，其灾难性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如当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术不端，这其实与学术伦理观的丧失有很大关系。按照利奥塔尔的观点，历史属于“叙述知识”，它不属于“科学知识”[12]，但在现代科学话语的言说中，它变得具有规律性、客观性、逻辑性，人们可以把握。再加上相关的宗教话语、伦理话语被科学话语“解构”，现代人对历史越来越没有敬畏感了，这种对历史的缺乏敬畏感，其实是现代社会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思想文化因素。科学取代“天理”是一种进步，但同时也会留下某种缺憾。
当代中国的社会学术特别是人文学术可以说地位不高，这其实与人文社会学术的科学话语有很大关系。对于科学知识，科学话语当然是恰如其分的，但对于叙述知识，科学话语的言说就未必是恰如其分的了。用科学话语来言说社会、人文问题，实际上是把非科学或准科学纳入“科学”的范畴，用科学的标准和尺度来要求和衡量非科学与准科学，非科学和准科学自然就是等而下之了。中国当代学术话语虽然与五四话语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后现代话语纳入进来之后，“科学”、理性和逻辑的绝对性有所动摇，但总体上来说，仍然是一种科学至上主义，五四时期所确立的现代学术话语的基本术语、概念至今仍然是“关键词”，其基本范畴和言说方式仍然被沿袭。
从民族性的角度来说，当代学术话语仍然是现代汉语的，而只要是现代汉语的，就可以说是民族的，虽然它主要是从西方学习而来。当代中国学术话语最大的弊病在于我们走不出西方的学术范式，走不出它的言说方式，也可以说是走不出西方思想文化的阴影。话语体系决定了我们只能跟着西方说话，我们的学术问题、学术方法包括具体的学术观点都难以超越西方，不是我们不想超越，而是学术话语本身的限制，它就像藩篱一样禁锢了我们。总体上，中国当代学术话语在术语、概念和范畴上还比较单薄和偏执，不够丰富和细腻，很多问题和现象都缺乏有效的言说。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就需要重建中国当代学术话语体系。
四、中国当代学术话语的建构途径
如何建构中国当代学术话语？笔者认为，重建中国当代学术话语就是要超越西方，超越中国古代。五四时期，传统学术话语因为过于顽固和排西方，所以新文化运动对它采取激进的否定态度，这有一定的策略性。五四时期的思想学术本来应该是多元性的，“新学”只是一方面或者说“一元”，但新文化借助于“科学”、“民主”话语特别是借助西方在政治军事上的强势这一事实迅速取得了胜利，并成为主流话语，这有它的历史逻辑性。但当代社会情形完全不同了，如果说中国古代学术话语是“正”、五四话语是“反”，那么当代学术就应该是“合”的时期。有一段时期，我们总是向后看，认为似乎只有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才是真正的中国学术话语，才是我们自己的话语，才具有民族性，才能够对我们自己的经验进行言说，因而主张回到传统，回到古代，笔者认为这是片面的。中国古代学术话语固然是民族的，但也是在借鉴和学习外来话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西方学术话语只要能够为我们所用，契合中国人的生存体验，也可以成为中国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重要因素，也可以成为民族的。所以，建构中国当代学术话语，不应该是复古主义，而应该向前看，不应该是封闭的，而应该是开放的。一方面要继承传统学术话语，另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同时还应该在充分吸收“前人”和“别人”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学习语言的三条基本途径对我们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也是非常有效的。毛泽东说：“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的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13]837-838应该说，中国现代学术话语其资源主要来自这三个方面，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在构成上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都具有，但不论是历史发生还是现实结构，都有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反思。
对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学习，我们总体上是非常积极和主动的，并且成效显著，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仍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如何借鉴西方学术话语来建构中国当代学术话语，笔者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话语，还要学习西方人文话语。西方学术话语总体上具有“科学”化的趋向，但“玄学”也是其重要的方面，总体上是知识化的，但同时也具有伦理化的特性。过去，我们学习西方科学话语非常充分，所以自五四以来，我们在学术上建立了科学话语体系，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术的方向和方式。但对于西方的人文话语，我们却学习得不够。第二，不仅要学习西方传统的学术话语，还要学习西方现代学术话语。西方各种字母语言不同于汉语，它的生成性特别强，所以西方学术话语的发展变化也特别快，新的学术话语的产生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因而学习西方新的学术话语，从根本上其实也是学习和借鉴西方新的学术思想。
中国新文化运动在建构现代学术话语的过程中虽然激烈地反传统，但传统话语事实上不可能完全被否定和抛弃，不可能完全退出中国学术，它实际上以因素的方式消融在现代学术话语之中。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态度我们今天能够理解，但今天重建中国学术话语的时候，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要正确地评估中国古代学术话语。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中国古代在学术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文化精神领域，我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自足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在建构以及传承中国古代文明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术也是人类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具有独特的价值。就术语、概念和范畴来说，中国古代学术话语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迥异于西方学术话语，但这恰恰和西方学术话语构成了“互补”。对于人类社会普遍的精神文化现象，中国古代的言说不同于西方的言说，这种不同的言说其实是从中国语境出发对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另一种揭示。而对于中国文明特殊的精神现象，中国传统学术话语则是一种特殊的言说，这是中国人对人类的独特贡献。第二，要正确地对待中国古代学术话语。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中国古代学术话语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绝对不能丢弃。五四时期我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继承可以说是“自发”的方式，当今，重建中国当代学术话语则应该“自觉”地承继传统。我们应该平等地对待西方学术话语和中国古代学术话语，不能厚此薄彼。西方学术话语和中国古代学术话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话语，两者在术语、概念和范畴上迥异，综合两种学术话语，用西方学术话语来涵盖中国文化现象，这固然是一种好的办法，但对于两种不相融的概念，我们不一定要采取“非此即彼”的方式，其实也可以采取“亦此亦彼”的方式。我们可以给古代学术以一定的空间，除了保留传统的“国学”以外，完全可以用古代学术话语来言说现代文化现象，如用“气”、“韵”、“趣”、“意”、“骨”、“生动”等这样的古代术语和标准来评论现代作品。古代学术话语的“现代转化”并不一定就是“西化”，也可以是现代应用。
建构中国当代学术话语，学习西方进而“中国化”、继承古代进而“现代转化”固然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但最根本的途径则是创造新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过去，我们的焦点始终集中在“中”与“西”的问题上，思路始终游走在“中”、“西”的两难选择上，观点上不外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而恰恰忽视了话语创新本身，忽视了术语和范畴的自我生成与创造。斯大林认为：“语言的词汇的变化不是像上层建筑一样的，不是以废除旧的、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实现，而是以新词去充实现有词汇的方法来实现，这些新词是由于社会制度改变，由于生产、文化、科学等发展而产生的。同时，虽然通常从语言的词汇中消失一些已经陈旧的词，可是增添的新词的数量却要多得多。”[14]516也就是说，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创造新词才是词汇发展的最基本途径。词语的发展是这样，学术话语的发展也是这样。
中国传统词语的“现代转化”和西方词语的“中国化”固然也是词语的一种新生成，但它总体上缺乏超越性。事实上，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建构主要在两方面展开，但也局促于这两方面：一是学习西方，但却难以超越西方；二是纠缠于传统，虽然有所继承但却不能突破传统。所以，中国现代学术话语在创造性上可以说先天不足，既落后于西方，也落后于中国传统。如今重建中国当代学术话语体系，就是要建构一种既超越西方又超越中国传统，或者说既优越于西方又优越于中国传统的新的学术话语，从而使中国学术话语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学习西方和继承传统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就是根据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总结、归纳和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术语、概念和范畴。
英语的词汇量为什么特别大，这与英语词汇的自我生成能力有关。汉语的组词能力其实也非常强，“比较而言，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为很多其他语种所不及，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15]33。但对于创造汉语新词，我们过去一直持一种谨慎的态度。除了翻译以外，学术上生造术语一直都是非常忌讳的，所以少量的新术语都是社会上已经广泛流行之后学术上才开始借用的。现在看来，适当地生造术语，只要是需要并且有必要的限定，是非常必要的，是丰富中国当代学术话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也是符合汉语发展规律的。实际上，仅就语言来说，汉语绝对是一种强势语言，表现为词语丰富、体系自足而又开放、富于变化，且具有包容精神，使用人口众多，是典型的大国语言。但我们语言的强势和学术的弱势却恰恰构成了强烈反差，这与我们的国势有很大关系。按照福柯的理论，话语与“权力”具有密切的关系，话语的认同与不认同不完全取决于话语本身，还与话语背后的政治、经济有关。过去，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弱势，我们的文化包括学术也不被重视。现在，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越来越强大，我们的文化也越来越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视，我们的学术也越来越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过去，由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因素，中西方不仅在政治经济交流上是不平等的，在文化交流上也是不平等的，更多的是我们学习西方，而西方很少向我们学习，在学术上，西方学术话语对我们影响很大，但我们的学术话语对他们影响却很小，我们重视西方，而西方对我们却是忽视的。现在，全世界都在重视中国，汉语已经成为世界的热门语言，我们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越来越被世界所理解和爱好，这就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学术话语上，我们向西方学习在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基本完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话语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西方学术话语一直是我们的目标，现在，西方学术话语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学习目标而是我们超越的对象。过去我们一直是在追赶西方，强调如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在我们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考虑的是如何向前更进一步的问题，也即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如何超越西方，如何领先世界。过去我们一直以西方学术话语为标准，现在则是我们建立自己标准的时候了，我们不奢望西方反过来以我们为标准，但我们希望中国的标准也是世界的标准之一，最低限度是世界要承认我们的标准。这就需要我们创新，去创造自己的术语、概念和范畴，最终建立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这需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共同努力来完成。这样，我们不仅仅只是在使用“小康”、“和谐”、“折腾”这样的术语或概念，同时也是在建立“小康”、“和谐”、“折腾”这样的标准。
注释：
①可参见曹顺庆的系列论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载《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21页；《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第50-58页；《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第43-52页；《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23-130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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